举一个例子。比如你预订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价格2000多元，付完钱收到门票，悉心珍藏。等到演唱会那天，临出发却怎么也找不到票了。你查了一下演唱会的官网，这时候还可以到现场买票。但是，你愿意到现场临时再花2000多元买票观看吗？
类似的案例我们聊过，虽然我们可能已经知道了“损失厌恶”是不对的，但是对于生活中的此类问题，恐怕大多数人还是会沉浸在找不到票的痛苦之中。如果要再花2000多块钱买张票，似乎更是对自己受伤的心灵“雪上加霜”，宁愿留在家里懊悔自己找不到的票，而无法彻底放下“损失厌恶”，赶紧到现场补买新票，看一场开心的演出。
这个心理，多少与传统经济学理论有些违背。因为，按照传统经济学对“理性人”的假设，作为一个“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我们应该忘掉找不到票的痛苦，因为这个已经是沉没成本，不应对当下的决策产生影响。如果这个演出真的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而且还可以临时买到票，肯定是要抓紧到现场去买票啊。
但是事实上，我们却无法做到这么理性。传统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所以会产生这些偏差，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符合理论上对经济人的设定。相比绝对理性的“经济人”来说，我们更符合心理学上“行为人”的定义。我们的行为不仅是理性的，更受到外界环境、经历、个性、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引发的主观和客观上的认知局限，会导致我们并非严格遵循经济学中最优原则进行决策，从而无法达到理论上的理性预期。
行为经济学作为实用的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
行为经济学衍生出了很多对人性的认知，比如“确定效应”“心理账户”“锚定物”等，我们在之前的篇章中已经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赘述。既然你问起来如何利用行为经济学与自己的非理性行为做斗争，那么我就再给你介绍几个典型的认知偏差。
我们或许无法也不应该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冷酷的“绝对理性的人”，但是知道“非理性”行为对决策造成的偏差，却可以帮助自己更清晰地认知这个世界，从而让将来的决策比自己、比别人更精准那么一丢丢。
很多时候，这“一丢丢”的优势，就会带来无尽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