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A. 戴维斯
前言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意大利进入被外国占领、政治动**和革命的时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意大利建立独立统一的君主政体。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变革在意大利革命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大革命导致意大利旧制度的土崩瓦解：到拿破仑帝国最终瓦解时，意大利各城邦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被法国大革命重塑。意大利统治者在1814年结束流亡回国时，发现自己作为集权专制国家的主人，权力远比之前封建君主制时大得多。
旧秩序虽已改变，却未得到有效替代。与新形式的专制政府共存的是法国大革命强化的政治民主和代议制政府思想，从而产生了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主导了意大利的政治生活(1820—1821年、1831年、1848—1849年，意大利是主要革命和暴动的舞台)，这些斗争只有通过政治统一进程才能解决。在萨伏伊的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统治下，意大利建立了单一君主立宪制。
意大利这些年来的政治斗争是欧洲更广泛的政治变革进程的组成部分。但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变革与独立斗争密不可分。法国大革命后的二十年里，意大利各城邦的政治命运都掌握在法国人的手中。1814年，维也纳国会授权奥地利掌管意大利半岛。梅特涅亲王曾声称：“意大利仅仅是一种地理表达。”但这一著名论断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维也纳是每个意大利王座背后的操手，但也是原本四分五裂的公国背后的统量。因此，政治变革与摆脱奥地利统治的斗争密不可分，为政治色彩迥异的意大利改革派树立了共同的敌人。
奥地利的统治为意大利人树立起共同的敌人，却没能造就共同的事业。对于较古老的民族主义史学派而言，统一要通过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来实现，这一理念在复兴运动中得以延续，将民族认同感的“复活”或“再发现”视为统一进程的推动力。但这将把统一的意图强加给当时不合时宜的政治斗争。在19世纪中期，可能大多数有政治觉悟的意大利人都赞成独立，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或者应采取何种政治形式，几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大多数意大利人来说，一个由现有城邦组成的独立联盟似乎是最有可能的结果。如果未能形成独立联盟，那是因为政治冲突迫使独立斗争进入了更广泛的地理、外交和政治领域。1860年，意大利王国建立，人们对此只有很少的期待，而且君主立宪制这一政治形式令许多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感到失望。
然而，这些争取政治改革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只有一小部分意大利人参与，从来不是意大利城邦动乱的唯一原因。到19世纪中叶，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不足意大利总人口的2%，大致相当于意大利新王国获得投票权的人数。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是农民和农村劳工，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最严重的社会动**。同欧洲许多其他地区一样，社会动**的原因在于商业化农业的扩张侵占了大量公共土地，威胁到整个农村居民的生存。商业化和体制改革的双重力量导致意大利农村普遍存在着极度贫困和不安全的局面，由此造成的紧张和冲突的局势构成19世纪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中产阶级希望加快经济、体制和政治变革，民众抗议常常与改革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方案和目标发生冲突。社会冲突极大地制约了中产阶级改革派的行动，然而公众抗议和自由民主派的阴谋同样破坏了意大利现有的政治秩序。实际上，现有政府无法控制或弥补民众的不满，这让许多保守的意大利人看到，只有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才能实现政治稳定。
意大利政治变革的斗争伴随着持续暴力的社会冲突，但也和国际大背景密不可分。只要奥地利仍然是欧洲联盟体系的基石，意大利政治变革的国际阻力就会是巨大的。直到19世纪50年代，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帝国野心复苏，英法结盟，共同反对克里米亚地区沙皇俄国的统治，欧洲国际关系形成修正主义氛围，政治变革在意大利再次成为可能。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意大利(1789—1814年)
法国在1796年之后迅速征服了意大利，在1797年签订的《坎波福尔米奥条约》中，奥地利把意大利半岛的战略要地波谷割让给了法国。1798年，法国军队占领罗马，1799年1月，钱皮尼特将军进入那不勒斯。1799年春，法国军队从意大利撤出，意大利共和国瓦解，但波拿巴在马伦戈的决定性胜利(1800年6月14日)为意大利各城邦更持久和全面的重组开辟了道路。
与法国军队一同进入意大利的还有1789年之后为远离政治迫害而逃离意大利的流亡者。他们与意大利爱国者共同建立了临时共和政府，为意大利提供了第一次公开政治辩论的机会。辩论暴露出激进分子和较温和的改革派之间的巨大鸿沟，但短命的意大利共和国(1796—1799年)接受人民主权的普遍原则，标志着与旧体制的彻底决裂。
1799年，法国军队撤退，意大利共和国在民众反革命的暴力浪潮中被推翻。保皇派复辟，图谋复仇，但转瞬即逝，在马伦戈战役后，意大利政治版图在波拿巴的个人监督下得以重绘。1802年1月，前西阿尔卑斯共和国被重建为意大利共和国：定都米兰，包括波河(摩德纳、雷焦埃米利亚)以南的前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和前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9月，皮埃蒙特并入法国。
拿破仑加冕称帝后(1804年12月2日)，意大利各城邦成为皇室属地。意大利共和国改为意大利王国(1805年5月)，由皇帝总督欧仁·博阿尔内统治。在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利茨战役(1805年12月)取得胜利后，拿破仑废黜了那不勒斯波旁王朝。1806年3月，一支法国军队将约瑟夫·波拿巴推上那不勒斯王位。两年后，约瑟夫被迫迁往西班牙，由卡罗琳·波拿巴的丈夫约阿希姆·缪拉取代。1808年2月，法国军队占领罗马，一年之后，罗马被法国吞并：1811年，拿破仑与奥地利的玛丽亚·路易莎之子被加冕为罗马国王。1807年，托斯卡纳被兼并，委托给拿破仑的妹妹埃莉萨·巴西奥克希统治，而在1805年，另一个妹妹帕奥莉娜·博尔盖塞成为帕尔马、瓜斯塔拉和皮亚琴察公爵领地的统治者，这些领地随后在1808年并入法国。到1806年，只有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在法国的控制范围之外，两地分别是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世袭王位统治者的避难所，那不勒斯得到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庇护。
无论是新的君主制度还是意大利修订后的政治版图，都没有帝国长久，但事实证明，意大利各城邦的制度重组更为持久。正如在法国一样，废除封建制度，意大利即刻摆脱了与旧君主政体固有的权力分享和特权豁免的束缚，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的绝对主权。这是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的必要法律前提，从中央到各省、地方和社区，均设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法国民法典》的颁布巩固了体制改革的成果，规范了民法和行政程序。它还伴随着全新的干涉主义政府风格，规范、管理、控制和监督的方式都有别于古代君主政体。
在封建统治仍有残存、封建土地租借依然广泛的南方，上述改革的影响特别明显。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取消了以前附属于封建庄园和公共土地的多种使用权。直接征税围绕单一的土地税进行重组，而在整个意大利，出售宗教房屋的土地和前皇室领地使法国统治者能够赎回旧政权统治者的债务，重组公共财政并发行新的综合国债。
这些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并非总是以改革者所预期的方式进行。废除封建土地使用权、出售宗教房屋所有土地，以及封建土地和村庄公地的分割，都旨在刺激农业、创造大量新的小农财产。但是，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已经拥有土地的人，而农民在收成受到灾难威胁时，却失去了以前放牧、种植庄稼、打猎、捕鱼、拾柴或拾荒的权利。在整个19世纪早期，围绕保留或重获使用权展开的斗争仍然是意大利农村动**的主要原因。
在整个拿破仑统治时期，更广范围的经济增长条件仍然不利。法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有所增加，试图替代进口的努力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但地中海和拿破仑大陆体系中无休止的战乱严重破坏了贸易发展。拿破仑强加给意大利各城邦的商业条款完全从法国利益出发，而意大利的附属国被迫进贡大量现金，还要满足皇帝对人力和物资的无理要求。
这引起了有产阶级和受教育阶层的不满，尽管在许多方面，法国的统治给这些群体带来了诸多好处。地主受益于封建制度的废除，而公共管理的扩大为专业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教育和培训取代身世或社会地位成为先决条件，为土木工程师、建筑师、农学家、兽医和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新设立技术培训学校，意大利出现新的专业阶层。在皇家军队服役对于许多来自富裕意大利家庭的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尽管法国统治者的确比他们的前任寻求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支持，但与有产阶级建立政治联盟的尝试，是法国在意大利统治中的薄弱环节。经历了共和时代的动**，意大利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是保守和专制的。前雅各宾党人被有意排除在外，1802年的里昂，拿破仑中断了关于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的辩论。意大利精英们团结在法律和秩序的承诺下，但对缺乏实权越发地不满。法国的政治策略是用更广泛的由显要人士组成的政权取代旧君主政体的特权政治秩序，但这种模式的弱点在于，它没有授予实权。就像在法国一样，显要人士组成的省议会的设立确实具有重要的行政责任(如分配税收和征兵配额)，但没有协商权。
意大利精英阶层要求建立宪政，以反对法国的统治。意大利南部是法国统治者批准宪政最接近的一次尝试，约瑟夫·波拿巴在1808年离开那不勒斯前往西班牙之前，曾承诺在当地建立国家议会。缪拉从未履行这一承诺，但的确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英国在1812年首先恢复了西西里中世纪的议会，随后西班牙在加的斯的国民议会颁布了基于普选和单一议会的宪法。1812年“西班牙宪法”既是意大利全民抵抗法国的宣言，也是反对拿破仑帝国专制、等级森严、高度集中统治的明确政治表达：出于这两个原因，意大利自由派很快采纳了西班牙宪法作为自己的宪法。
1814年，约阿希姆·缪拉从帝国叛逃，试图在意大利建立新的王朝，他的那不勒斯将军们以立宪作为换取支持的条件。他们的行动也反映了军队中秘密组织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些秘密组织的前身是在启蒙运动时期为地方贵族和知识分子提供秘密交流思想机会的共济会，法国占领后数量迅速增加。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军队中有许多前雅各宾派和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格格不入。例如，法国卡拉布里亚总督让·皮埃尔·布里奥，前雅各宾派、拿破仑政权的坚定反对者，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第一个烧炭党聚集地，成为缪拉政府反对者的主要集会点，并为宪法运动的支持者提供了广泛的秘密联系网络。
对代议制政府的支持并不局限于南方，吉安·多梅尼科·罗玛尼奥西1815年在伦巴第发表的文章《代议制君主政体宪法》反映了人们对复辟将扩大政治代表性的期望。人们对立宪政府的解读多种多样，对昔日的精英阶层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希望重获由于旧君主政体倒台而失去的政治影响力。例如，法国于1814年在伦巴第结束了统治，当时一群贵族夺取了政权，希望奥地利能恢复他们在政府中的传统角色，但并未成功。1815年后，伦巴第对奥地利统治的敌意源于被排除在新奥地利政府之外的贵族和大地主的怨恨。这种排他性是意大利复辟时期统治的广泛特征，容易受到来自旧精英阶层以及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的反对。这些人士的反对暴露了意大利旧君主政体、法国统治和意大利改革的危机催生的政治解决方案的脆弱基础。
复辟政府(1814—1830年)
1815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一世和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签署神圣联盟，从中可以看出王朝复辟的念头。签署联盟的目的是把革命思想拒之门外，认为革命思想给欧洲带来了动乱和灾难。为此，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承担起了恢复合法君主、顺从宗教原则的责任。
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并不可行，与之前决裂根本不可能。甚至意大利的政治版图也不能简单地恢复到1789年以前的边界。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个古老的共和国分别被并入萨伏伊家族的亚阿尔卑斯地区和伦巴第-威尼斯的新哈布斯堡王国。奥地利通过米兰总督政府和其在四角广场堡垒中的常备军，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在波河南岸，帕尔马公国、摩德纳公国和托斯卡纳大公国都是奥地利的客户。作为欧洲主要的天主教国家，奥地利也是教皇广阔的世俗领地的主要保护者，包括公使城市博洛尼亚和费拉拉。那不勒斯波旁王朝视维也纳为他们的主要盟友，另一个享有一定程度外交自主权的意大利统治者——萨伏伊家族也是如此。
意大利各城邦早已预料到拿破仑帝国的倾覆，而资产阶级最关心的是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避免再现18世纪9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奥地利政府奉行同样的政策，但并非所有意大利统治者都能认识到这一点，比如，摩德纳的弗朗西斯四世公爵(1815—1846年)决心抹去所有法国占领的痕迹，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1802—1821年在位)撤销了在撒丁王国亚阿尔卑斯地区的所有法国立法，并驱逐诸如加富尔家族那样与法国政权结盟的人。在罗马，教皇庇护七世(1800—1823年在位)恢复了耶稣会和宗教法庭，废除了对犹太人的宽容，尽管枢机主教孔萨尔维确实试图维持行政改革的动力。然而，在帕尔马公国，法国前皇后、奥地利的玛丽亚·路易莎(1815—1847年在位)保留了法国的机构，而在托斯卡纳，弗朗西斯皇帝的弟弟费迪南德三世大公(1790—1824年在位)也寻求延续性。在那不勒斯，约阿希姆·缪拉在托伦蒂诺战役(1815年5月3日)中被击败后，费迪南德四世(1815—1825年在位)才重新获得王位。梅特涅亲王力图避免重复1799年那不勒斯对保皇派的清剿，并确保像亲王卡诺萨这样的极端反动派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至少在最初，那不勒斯波旁王朝不仅向缪拉政府的支持者伸出橄榄枝，保留了大部分法国改革，但通过建立新的统一君主制，实际上也将改革带到了西西里岛。1816年，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费迪南德四世改称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德一世。西西里丧失了作为独立王国长达数百年的自治权。
然而，和解和抗拒都没有换来政治和平，1820年和1821年那不勒斯和都灵都成为革命的目标。意大利革命从西班牙获得启示，试图在1820年恢复西班牙1812年宪法。对意大利统治者来说，这是个不祥的征兆，两次起义都是从军队开始的。在那不勒斯，军官们在1820年7月发动起义，并迅速蔓延到意大利南部，迫使费迪南德一世承认宪法。在西西里岛，巴勒莫的革命领袖们要求立即恢复1816年被废除的岛屿自治权。大地主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的分离主义要求很快让西西里革命陷入与那不勒斯的自由政府的冲突之中。在梅佐桥诺大陆(罗马以南的意大利)，地方名流也要求从那不勒斯获得更大的自治权。
维也纳考虑向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德寻求帮助，这时，皮埃蒙特爆发了新的叛乱。叛乱再次由一群军官发起，其中一些还与国王的堂兄卡里尼亚诺王子查理·艾伯特(后来成为国王，1831—1849年在位)交情颇深。1821年3月在亚历山德里亚发生的起义蔓延至皮埃蒙特其他城市。维克托·伊曼纽尔退位，他的继任者查理·菲利克斯(1821—1831年在位)逃往摩德纳。查理·艾伯特发表声明，婉转表达对叛军的支持，后来又改变主意，也逃走了。但是，查理·菲利克斯率领一支奥地利军队，在诺瓦拉附近的一次短暂交战中击败了桑托雷·桑塔罗萨领导的自由派。到4月中旬，革命结束，在接下来的20年里，皮埃蒙特始终充斥着反抗和镇压。另一支奥地利军队被派往那不勒斯，结束了当地的革命，又在这里驻守了八年，那不勒斯人民饱受煎熬。
在伦巴第，贵族和专业人士越发不满自己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政府和伦巴第名流之友好关系也逐渐退热。奥地利当局试图扼杀一切形式的独立文化活动，包括被视为保守派伦巴第知识分子的喉舌、著名的文学和哲学杂志《调解人》(1819年)。在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革命之后，伦巴第的镇压变得更加凶残，并且开始针对当地贵族家族。圣人西尔维奥·佩利科发表《我的狱中生活》(1832年)，以其无可挑剔的保守天主教徒身份，成为反奥地利事业的殉道者。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在他的大作《约婚夫妇》(1827年)中隐晦表达了对外国压迫的谴责，进一步证明了奥地利统治并未赢得伦巴第贵族的心。
就连反动派也明白，复辟王朝根基不稳。那不勒斯卡诺萨王子(1763—1838年)和萨伏亚德极端保守主义者约瑟夫·德·梅斯特(1753—1821年)都认为，教会和贵族在古代君主政体中所享有权威的丧失，导致了人们对上帝顺从和虔诚不可逆转的下降。虽然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教会的权力，但极端保守主义者认为，复辟在维护法国改革方面作出了致命的妥协。新的“行政君主政体”虽然理论上更强大，但缺乏内在的政治基础。正统派统治者视教会为自己的保护者，但不愿恢复18世纪前统治者从罗马夺取的权力，也不愿恢复法国人夺取的土地和资产。他们也没有恢复贵族以前的特权，只能依赖少数被选为部长的贵族和他们在维也纳的赞助人。1820年那不勒斯和都灵发生的事件表明，由于没有真正的保皇派贵族，甚至连王朝的军队都成了革命的温床。对于卡诺萨来说，只有全面恢复旧的封建政体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作为权宜之计，他建议统治者应该利用天生具有忠君思想的农民，正是这些农民在1799年为保卫王位和祭坛而自发地集结，抵抗法国侵略者及他们的意大利支持者。卡诺萨忙于组织反革命秘密社团和合法民兵组织，但他们目无法纪，被驱逐出那不勒斯。在1830年，卡诺萨受雇于摩德纳的弗朗西斯科四世，组织了反革命民兵组织，随后受雇于枢机主教伯内蒂，组建了另一个名为百夫长的农民民兵组织，以追捕教皇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政治颠覆分子。
意大利统治者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或许可以解释1820—1821年革命后那种末日般的镇压氛围，当时只有托斯卡纳仍是相对宽容的避风港。1821年，吉安·皮耶罗·维尤索在佛罗伦萨创办了《选集》。接下来的十年，托斯卡纳首都取代米兰成为意大利的文化活动中心。在其他地方，复辟时期的独裁政权授权警察和神职人员，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试图阻止思想的传播，扼杀一切形式的反对行为。神职人员严格垄断了仅有的一点教育资源，并负责审查所有印刷材料、公开演出、剧院和会议。在不追查秘密组织的时候，警察和他们的间谍也在努力查获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小说和被认为有害于宗教原则和公共秩序的出版物。
革命准备(1830—1848年)
1820年西班牙的崛起引发了意大利1820—1821年的革命，而1830年巴黎七月革命是意大利下一波起义的导火索。路易·拿破仑(未来的拿破仑三世)在1830年访问罗马期间，与一些秘密组织的成员取得联系，并且相信路易·菲利普在法国的新政府会给予支持，于是西罗·梅诺蒂和恩里科·米斯利开始计划在摩德纳发动起义。1831年2月，包括梅诺蒂在内的主要头目被逮捕，但此时叛乱已经从摩德纳蔓延到博洛尼亚和意大利中部其他地区。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要求奥地利干预，尽管法国没有支持起义，但以阻止奥地利人永久占领教皇国为理由，还是向安科纳派遣了一支军队。然而，到3月底，奥地利人重新获得了控制权；5月26日，西罗·梅诺蒂及其同僚为了独立事业而献出了生命。
由于担心起义和法国的干预会把欧洲各国拖入战争，欧洲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英国政府担心，法国似乎有意在意大利重新站稳脚跟，并且不希望看到奥地利对该地区的控制被削弱。然而，英国代表也坚持认为，教皇的不当管理是意大利中部政治动**的真正原因，并呼吁维也纳利用其影响力改革教皇的管理。
然而，对于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年)来说，意大利中部起义进一步证明了革命的必要性，这场革命将横扫意大利现有的统治者。虽然之前的革命有助于意大利的独立事业，但马志尼也将革命失败归咎于秘密组织未能提供有效的领导。这正是马志尼想要做的，在他前一年发表的《青年意大利宣言》中，呼吁意大利革命者不再隐身，转而公开为建立意大利国家的统一事业而努力奋斗。1831年8月14日，青年意大利党在马赛成立，马志尼立即将他的革命思想付诸实践。但他的信件再次被截获，1833年他在都灵、尚贝里、亚历山德里亚和热那亚的同志被皮埃蒙特警方逮捕。所有人都遭受酷刑，一些人被处死，马志尼被缺席判处死刑。他没有被困难吓倒，重新开始计划入侵萨伏伊，以配合热那亚起义(1834年)，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年)也参与其中。这个计划也遭遇失败，马志尼于1837年离开瑞士前往伦敦。
1833年之后，马志尼几乎一直处于流亡状态，只有在1848—1849年和1860年回到过意大利。尽管受马志尼发起的青年意大利运动策划或启发的起义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他在意大利的追随者受到审查和警察骚扰，但马志尼的影响也是有争议的。青年意大利党的成立为的是对抗秘密组织的影响。1834年，马志尼与意大利的法国革命传统领军人物菲利波·布奥纳罗蒂(1781—1837年)发生了争吵。他的观点更多的是受到圣西门著作的影响，深刻而神秘的宗教信仰也渗透其中。对马志尼来说，民族主义是更高的道德事业，它超越了物质平等的问题，强调责任而非权利，在《人的义务》(1860年)和其他文章中，他激烈地驳斥了源自《人权宣言》的革命传统。
马志尼对雅各宾派传统的敌意，尤其是对把物质平等作为政治行动目标的敌意，使他疏远了那些更接近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意大利激进分子，如像朱塞佩·法拉利(1811—1876年)和卡洛·皮萨康(1818—1857年)。像米兰自由派的卡洛·卡特尼奥(1801—1869年)一样，法拉利认为联邦政府的解决方案比马志尼的单一共和国更适合意大利半岛的文化、物质及其多样性。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由人民而不是马志尼来决定新国家的政治形式，而在许多南方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看来，马志尼的共和国与他们希望推翻的拿破仑式集权国家惊人地相似。1837年，马志尼拒绝支持西西里岛的起义，他的亲密合作者之一、摩德尼民族主义者尼古拉·法布里齐在马耳他成立了意大利军团，切断了与马志尼的联系，成为南方革命者的核心。
尽管激进分子之间存在这些对抗和分裂，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计划还是第一次明确地把从奥地利独立出来的斗争作为更广泛的政治革命前提，旨在推翻包括教皇在内的现有意大利统治者，建立单一的意大利民族国家。这个激进而顽固的革命计划迫使马志尼的反对者和批评者定义并阐明他们自己的立场。
虽然经历了早期的动**，19世纪30年代仍是经济相对扩张和稳定的十年，增加了人们对迫在眉睫的改革的期盼。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完善，新型制造业和工业建立，新型金融机构成倍增加。1839年，半岛上第一条铁路在那不勒斯开通，伦巴第和威内托的铁路项目列入规划。伴随商业复兴而来的是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新气象。期刊文学仍然由宗教出版物主宰，审查依然严格，但是新农业和经济学期刊开始出现。其中包括卡塔内奥的《世界统计年鉴》(1832—1836年)和米兰的《理工学院》(1839—1844年)，佛罗伦萨的《维埃苏选集》和《托斯卡纳农业杂志》，以及其他许多短期的出版企业。1836—1837年的冬天，安科纳、那不勒斯、罗马、卡塔尼亚和巴勒莫暴发霍乱，引发了更多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开辩论，1839年佛罗伦萨举办意大利学习者大会第一次会议，进一步增强公众对公共利益的关注。
这些发展造就了更加开放的文化氛围，同时让更多人关注到新城市中产阶级的存在，这个阶层虽然还缺乏独立的声音，却已不容忽视。例如，在歌剧季期间，剧院为精英们提供了日常聚会的场所，供他们交流新闻和八卦；昔日的贵族们也开始与新贵和职业代表们分享新闻和八卦。新中产阶级还出现在许多新哲学社团、农业协会以及文化娱乐俱乐部中，这些社团标志着城市社交新形式的出现。外国游客恢复去意大利旅游，富有和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也有了更多的旅行自由。意大利人的视野更加开阔。
尽管出现以上变化，但反动和专制的政治气氛丝毫没有松懈。在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在通谕《米兰·沃斯》(1832年)和《辛古拉里·沃斯》(1834年)中谴责了试图调和天主教与自由主义的做法。在皮埃蒙特，新国王查理·阿尔伯特坚持顽固的反动立场，直到接下来的十年都没有妥协的迹象。那不勒斯的情况有所不同，费迪南德二世(1830—1859年在位)一登上王位，就罢免了当年他父亲身边腐败的部长们，事情最初看起来很有希望，却未能作出更多实质性的让步。
尽管没有提出政治异议的机会，但商业政策的批评氛围越发宽松。在伦巴第和威尼斯，维也纳对的里雅斯特的偏爱超过威尼斯，奥地利限制进入其他意大利城邦的商业法规引发不满。而那不勒斯政府拒绝降低其高保护主义关税，与南方地主及其主要贸易伙伴——英国发生了冲突。于是，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开始盛行，即便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群体也是如此。
在专业阶层中，糟糕的就业机会引发不满。1820年革命后，军队职业机会有限，而教会也几乎没有为受过教育的人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位。法律、医学、建筑、土木工程、会计、农业和商业服务等领域的职位空缺的确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不足以满足需求。而统治者们急于限制官僚机构的扩张，并限制专业人员的进入。例如，在伦巴第，奥地利政府在公共就业方面优先考虑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并通过延长进入公共服务所需的大学课程的时间(因此增加费用)，加大意大利人的入门难度。在那不勒斯，大学课程只在首都开设，那里的学生受到警察的密切监视，政府一再拒绝在各省设立更多大学的要求。
对于女性来说，还没有一种被认为是体面的公共事业。对于意大利新兴中产阶级的女性来说，从事任何公共事业的机会都比她们的贵族前辈要少。自由主义圈子里的少数妇女是贵族，而在中产阶级中，妇女的教育一般限于修女提供的道德和精神培训。
相比于中产阶级的不满，农村居民的不满更具威胁性。商业扩张和人口增长共同加剧了农村贫困人口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在两西西里王国、撒丁王国和伦巴第王国，19世纪30年代通过的新立法中，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新立法延长了前封建庄园和乡村公地的私有化。这些政府干预加速了农业经济中的私有化和商业化进程，同时仍然坚持复辟中的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原则，清楚地揭示了当权政府面临的矛盾。
甚至在“饥饿的40年代给意大利农村带来更多的苦难”之前，人们对政治动**再次爆发的预期就已经在上升，这为意大利各城邦就政治选择展开首次公开辩论提供了条件。辩论由温琴佐·焦贝尔蒂的两卷本专著《意大利人的道德至上》开启，该书于184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但很快再版，尽管有警察和审查人员干预，该书还是在意大利各地广为流传。作为皮埃蒙特的牧师和曾经马志尼的追随者，焦贝尔蒂(1801—1852年)制订了一个对温和保守的独立支持者有吸引力的计划：他提议意大利统治者应该模仿中世纪的圭尔夫党，与教皇结盟，然后与奥地利谈判，组建独立的意大利统治者联盟。皮埃蒙特贵族保皇派恺撒·巴尔博在《意大利的希望》(1844年)一书中提出类似的方案，引发强烈反响。该计划还提及通过与奥地利谈判，建立独立的意大利统治者联盟。
民众对这些方案的强烈反响表明，许多保守的意大利人现在承认，从奥地利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可能会化解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要求，并认为这可以通过谈判实现，从而避免冲突。接下来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件强化了这些信念。首先是起义的复兴。1844年，两个威尼斯兄弟，埃米利奥·迪埃拉和阿提利奥班·迪埃拉，试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尽管未能成功，却在北部教皇城邦引发新的叛乱浪潮。教皇国家的日益混乱震惊了温和派人士，比如皮埃蒙特贵族马西莫·达齐格里奥(1798—1866年)，他认为查理·阿尔伯特是同情民族主义事业的。达齐格里奥与意大利中部自由党有着密切联系，在一系列旨在向广大公众宣传并使政治辩论公开化的小册子，如《罗马尼亚近期事件》(1846年)和《国家舆论计划》(1847年)中，以及在奥地利占领费拉拉(1847年)之后，他警告革命者：最好是通过被其称为“公开的阴谋”的舆论的力量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达齐格里奥补充说：1845年10月，查理·阿尔伯特在一次个人会见中宣布愿意支持国家事业。
对革命动乱的恐惧增加了温和方案的吸引力，但更大的推动来自1846年6月7日枢机主教乔瓦尼·玛丽亚·马斯塔伊-费雷蒂当选为教皇，成为庇护九世。接连不断的反对教皇事件显示出，庇护九世的当选似乎缺少些天意，而新教皇赦免罗马政治犯的决定，提升了他的自由声誉。1847年3月，教皇政府带头放松了审查制度，并与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和皮埃蒙特的查理·阿尔伯特建立了关税同盟。
在教皇的名义领导下组成意大利统治者独立联盟，保守派的梦想似乎触手可及，但事态发展迅速，梦想破灭。到1847年夏，庇护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改革浪潮从罗马蔓延到整个意大利中部。而后奥地利军队占领费拉拉，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利奥波德大公试图在8月恢复托斯卡纳的协商会议，希望以此来阻止不断加剧的骚乱。但事与愿违，民众对奥地利当局的集体反抗行为愈演愈烈，伦巴第和威尼斯骚乱加剧，省级议会请求自治。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到1847年秋，意大利各城邦的问题已不在于是否会发生革命，而是在何时何地发生。
革命(1848—1849年)
暴风雨来临了，爆发在离维也纳最远的地方。1848年1月2日在巴勒莫举行的纪念该市守护神圣罗莎利亚游行队伍中开始出现骚乱，随后演变成1848年第一次欧洲革命。1月29日，费迪南德二世颁布宪法，试图防止动乱升级，其他意大利统治者也随之效仿：2月17日，托斯卡纳利奥波德；3月4日，查理·阿尔伯特；3月14日，庇护九世。在各种情况下，让步旨在通过向少数财产所有者授予有限的投票权来收买反对党，但脆弱保守的临时政府立即遭到来自不满的城市工人和农民更激烈的攻击。
2月巴黎发生革命之后，要求进行更广泛政治改革的压力有所增大，尤其是在3月13日维也纳革命之后。奥地利显然已经岌岌可危，梅特涅亲王从首都逃离，意大利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威尼斯，奥地利人撤退，由律师丹尼尔·曼宁领导的温和共和党政府于3月23日在米兰成立。然而，81岁的奥地利军事指挥官、陆军元帅拉德茨基顽固抵抗，并将其炮兵调往一个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工人阶层区。这种野蛮的行径没能迫使米兰屈服，却激起了民众反抗，在五天的激烈巷战(3月18—22日)后，拉德茨基的军队被迫撤退。
皮埃蒙特君主也试图控制民族主义运动。3月23日，查理·阿尔伯特政府向奥地利宣战，应米兰温和派的要求进入伦巴第，他们担心民主人士可能会夺取政权。查理·阿尔伯特承诺加入对抗奥地利的战争，最初赢得了像卡洛·卡特尼奥和马志尼这样激进分子的支持，他们从英格兰匆匆赶到米兰。但查理·阿尔伯特政府坚持要迅速吞并伦巴第，人们越来越担心他真正关心的是扩大自己王国的规模。伦巴第民主党人动员起来反对与皮埃蒙特合并。但在5月，查理·阿尔伯特通过投票支持将皮亚琴察、帕尔马、摩德纳和雷吉奥归入皮埃蒙特，随后是6月的伦巴第和威尼斯诸省，最后是7月的威尼斯，从而巩固了他的地位。
卡特尼奥指责查理·阿尔伯特在拉德茨基征募士兵时拉票，而在7月24日，皮埃蒙特军队在第一次库斯托萨战役中被决定性地击败。奥地利人占领了米兰、摩德纳和雷吉奥埃米利亚，查理·阿尔伯特撤退到提契诺河对岸，请求停战。但即使在库斯托萨战役之前，皮埃蒙特王国领导全国讨伐奥地利的企图就已经遇到了严重的困难。4月29日，庇护九世谴责对奥地利的战争，粉碎了与罗马结盟可以实现独立的保守幻想。5月15日，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德开始发动一场反革命，暂停那不勒斯议会，退出对奥地利的战争。
库斯托扎·马志尼宣布，王室战争将让位给人民战争，奥地利军队重新占领伦巴第，激进分子开始掌权。10月，由朱塞佩·蒙泰内利领导的激进政府在佛罗伦萨上台执政；12月，温琴佐·焦贝尔蒂在都灵建立了有着激进同情心的政府。但最重要的是，11月15日，保守派罗马临时政府领导人佩莱格里诺·罗西被刺杀；24日，庇护九世和他的枢机主教们逃到盖塔，寻求那不勒斯费迪南德的庇护，这给了民主党第一次真正的机会。1849年1月选举成立了制宪会议，会议于2月5日召开，4天后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同一天，利奥波德二世逃离托斯卡纳，临时政府首脑朱塞佩·蒙泰内利和弗朗西斯科·多梅尼科·格拉齐呼吁宣布成立共和国，并与罗马和威尼斯结盟。3月初，马志尼抵达罗马，罗马共和国投票决定与托斯卡纳统一。
此时奥地利即将反攻，查理·阿尔伯特试图重新获得政治主动权。但是皮埃蒙特军队被迫在诺瓦拉投降(1849年3月23日)，奥地利人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查理·阿尔伯特退位，他的儿子和继任者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1849—1878年在位)签署了停战协定。但是，正如1848年奥地利在库斯托萨的胜利击溃保守党一样，1849年皮埃蒙特人在诺瓦拉的第二次失败彻底击垮激进分子。在热那亚他们拒绝停战，但叛乱仍遭到皮埃蒙特军队的镇压。托斯卡纳的革命也失败了，为了避免奥地利入侵，温和派和保守派邀请利奥波德大公复职(7月28日)。只剩下罗马和威尼斯。在罗马，共和国将权力下放给由朱塞佩·马志尼、卡罗·阿梅里尼和奥雷里奥·萨菲组成的三人组，而朱塞佩·加里波第负责城市防御。那不勒斯和法国都派出军队，试图恢复教皇的统治，6月，乌迪诺将军的军队包围了罗马。加里波第负责组织防守，一直坚守到8月初，他领导了巧妙的撤退，大约4000名守军得以逃脱。威尼斯尽管一直被狂轰滥炸，又遭奥地利舰队封锁，同时霍乱肆虐，但马宁仍坚持到8月。
在南方，革命采用了不同模式。费迪南德二世5月15日发动政变，革命席卷大陆各省，但到秋季就已被镇压。9月，一支那不勒斯军队在墨西拿登陆，结束了4月在巴勒莫开始的分裂叛乱。那不勒斯军队于1849年5月进入巴勒莫，南方的所有革命终于结束。
革命后
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意大利革命以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失败告终，却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革。意大利人对奥地利的仇恨更加强烈，而且因为贴上英雄主义和殉道精神的标签而变得神圣化。最重要的是，通过皮埃蒙特君主的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现在获得了新的合法性。
1848—1849年的事件不仅没有让意大利人为了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反而暴露出巨大的分歧。除了温和派和激进派间的斗争，城市改革者和农村动乱间的斗争，革命还引发了一系列暴力的城市对抗。的确，为了争取更大的城市自治权引发了一系列斗争，比如热那亚与都灵、陆地城市与威尼斯、里窝那与佛罗伦萨、公馆城市博洛尼亚和费拉拉与罗马、南部大陆的省级城镇和那不勒斯、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这些斗争远比与奥地利的斗争重要。但这些反映的不只是当地的小争斗，更重要的是，法国改革所导致的权力集中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扩大省市自治的要求是改革方案的核心要素。
事实证明，革命对激进分子的分裂尤其严重。1849年的系列失败引发相互指责，特别是马志尼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除了卡特尼奥和法拉利对联邦党人阵营发起的攻击，现在又有来自那不勒斯的民主党人卡罗·皮萨康的攻击，他指责马志尼未能解决农民不满的问题。在他看来，农民是意大利唯一的革命力量。皮萨康提出了一项土地改革计划，以取代马志尼无休止的、不成功的城市阴谋(1853年在米兰的另一场阴谋将以灾难告终)，该计划将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转变为农民游击战争，类似于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的独立战争。
这些争论触及了许多激进分子在革命中最痛苦的经历。在意大利许多地方，农民们一开始是团结起来支持革命的，但一旦情况变得明朗，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激进派都无意解决农民们的不满，农民就会转而反对他们。例如，在伦巴第，一些幻想破灭的农民在1849年欢迎奥地利军队的归来，而在威内托、托斯卡纳、教皇国和南部农村的动乱中，农民要么挣脱所有的政治控制，要么走上反革命道路。
激进分子对这些自发的农村抗议毫无防备，由此产生的暴力和混乱导致威内托、伦巴第、托斯卡纳、埃米利亚、罗马涅和拉齐奥许多地主焦急地等待奥地利人恢复秩序。
当权政府试图利用这些恐惧，大打法律和秩序牌；而在奥地利领土上，军事法庭在司法恐怖和报复的气氛中，对参加革命的农民给予即决审判。但这已经不够了。1849年以后的暴力镇压使得意大利与其他欧洲国家越发地格格不入。威廉·格莱斯顿对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德囚禁那不勒斯自由主义者的恶劣条件表示谴责，在欧洲自由派看来，这只是意大利专制主义不合时宜的反常行为的一个例子。在意大利国内，复辟时期的暴力和革命的动**同样让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相信，没有独立，意大利就不可能实现政治稳定。但是，尽管革命已经消除了可以与教皇结盟达到独立而不用与奥地利作战的神话，但他们也表示，民族主义事业可以走向保守的政治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在意大利最古老、最保守的公国之一建立君主立宪制被证明是革命带来的最根本和最具决定性的变革。萨伏伊王室对民族主义事业的支持，将对奥地利的斗争从颠覆性和革命性的事业转变为保守但进步的事业。1849年后，皮埃蒙特的君主立宪制成为对所有其他意大利统治者的公开侮辱，使都灵成为意大利各地民族主义者、自由派和民主派的避风港。革命给激进分子造成隔阂，却给温和民族主义者带来新的凝聚力和使命感。维克托·伊曼纽尔在1849年11月20日蒙卡列里城堡宣布，假若都灵新议会批准与奥地利签署停战协议，他会维护宪法，基于此，萨伏伊王室扩张的野心和意大利自由派的政治愿望可能会有所汇集。
加富尔时代
但汇集不会自动发生。即使按照现代标准，皮埃蒙特的1848年宪法(1861年之后仍然是意大利王国的规章，直到1925年被墨索里尼撤销)为国王保留了广泛权力，包括指挥武装部队和控制外交政策。
国王的大臣们对议会的责任界定不清，议会的权力受到限制，投票权受到高财产资格的严格限制。但鉴于皮埃蒙特有产阶级的规模，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宪法依然有助于少数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开始商业和政治改革，不到十年的时间，皮埃蒙特从最落后的一个公国变成在意大利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
这种进步少数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卡米洛·本索·迪·加富尔伯爵(1810—1861年)。1852年，加富尔第一次当上首相，此后无论在任与否，他一直在皮埃蒙特政界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861年去世。1848年以前，加富尔在《复兴报》担任编辑，早已闻名于都灵。他开始从政是在1850年，在马西莫·达泽里奥保守政府担任农业和商务部长，他推行改革，促进皮埃蒙特贸易发展，鼓励发展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运河、公路、高山隧道、铁路和银行)，并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
保守派不仅愿意支持经济发展，而且有意促进皮埃蒙特现代化发展，使得更广泛的自由方案得以执行。例如，达泽里奥在1850年引进被称为西加尔第法律的一套立法，削弱了教会广泛的民事管辖权。这些朝向世俗化的改革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抵制，而在1852年，维克托·伊曼纽尔拒绝支持一项引入公民婚姻的法案，以避免与教皇权发生冲突，达泽里奥辞职，加富尔成为首相。加富尔只想专注于自己的改革方案，放弃了达泽里奥的法案，但关于世俗化的斗争只是被推迟了而已。1855年斗争再次上演，并最终导致加富尔首次辞职。当时皮埃蒙特激进分子领导人、1852年以来加富尔在议会的主要盟友，乌尔班·拉塔齐(1808—1873年)提出小宗教修道院国有化的法案，遭到维克托·伊曼纽尔的拒绝。然而，拉塔齐法案不仅源于信仰，也是为了筹集改革方案所需的资金，表明世俗化与更广泛的皮埃蒙特国家现代化的方案密不可分。
然而，对教会特权的维护动员了强大的反动力量，他们试图寻求国王的领导。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加富尔开创性地建立了由保守自由派、温和派和激进派组成的广泛联盟。这一折中的跨议会联盟为他赢得了机会主义的名声，成为他伟大的政治成就。在新议会中没有明确政党或政治忠诚的情况下，这一联盟的有效性源自加富尔方案中制度现代化、商业扩张和民族主义的一致性。
然而，维克托·伊曼纽尔同情反动派，不愿接受宪法的约束，也不愿得罪教会，但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迫使他在自由派和反动派之间作出选择。国王急于利用欧洲联盟体系的崩溃，介入英法两国的冲突。但由于找不到愿意冒险与奥地利开战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他别无选择，只能重新任命加富尔为首相。王朝野心迫使国王与反动派保持距离并与自由党结盟，克里米亚战争成为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外交政策成为1856年后皮埃蒙特政治的优先事项，但它标志着意大利独立斗争更广泛的转折点。英法反俄联盟的成立标志着自1814年以来主导欧洲国际关系的反法联盟的结束，奥地利在前盟友和前敌人之间摇摆不定。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来说，其影响是巨大的，而奥地利令人不安的中立使整个独立问题有了新的立足点。
皮埃蒙特作为英国和法国的盟友对克里米亚的干预并没有在1856年2月和平会议上产生立竿见影的外交效果，但它确实证实了维克托·伊曼纽尔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力。越来越多的人期望再次对奥地利宣战，这为新的阴谋和叛乱提供了导火索。1857年7月，卡洛·皮萨卡内劫持了一艘属于鲁巴蒂诺船运公司的轮船，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西兰托的萨普里着陆。这次远征是一场灾难；皮萨卡内的反抗呼吁未能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他和他的追随者很快就被包围并杀害。然而，萨普里远征队发出了新一波起义信号，并促使温和派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这也是意大利国家协会的宗旨，该协会由达尼埃尔·马宁、朱塞佩·拉·法里纳和乔治·帕拉维奇诺于1857年8月成立。目标是组织对维克托·伊曼纽尔的支持，并准备对奥地利发动新的战争。虽然渴望改变前激进分子，但国家协会希望通过制订一个“更为严格的意大利统一方案”来挑战皮埃蒙特的领导，包括其领导的激进分子、联邦党人、南部在约阿希姆·缪拉继承人领导下支持独立君主立宪制的那不勒斯自由主义者；而西西里人仍然是坚定的分离主义者。尽管国家社会党有着强烈的君主主义立场，加里波第和马志尼都给予了支持，马志尼纯粹是出于战术上的原因，而加里波第是出于对维克托·伊曼纽尔的忠诚。但是，全国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建立有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网上。这样，当战争来临时，意大利中部亲皮埃蒙特的显要人物就会准备好夺取权力，抢先于马志尼派和其他人。
对奥地利的战争(1859年)
拿破仑三世领导下的法国政府原本保守，但扩张主义野心再度复苏，都灵和巴黎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奥地利的外交孤立重新点燃法国控制意大利半岛的希望，而费利斯·奥尔西尼在1858年1月试图暗杀拿破仑三世，表明意大利的不满会给其他欧洲国家带来危险。同年7月，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在日内瓦湖上的普罗米耶雷斯度假胜地秘密会面，详细讨论了法国的干预方案。双方达成协议：如果奥地利袭击皮埃蒙特，法国会提供军事援助；此外，双方同意建立独立的意大利联邦，由扩大后的撒丁王国、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组成，由教皇领导。作为回报，法国将接收尼斯和萨伏伊，并与萨伏伊王朝结成王朝联盟。1859年1月，约瑟夫·拿破仑代表法国在都灵签署了一项秘密条约，并与萨伏伊的玛丽亚·克洛蒂尔德公主缔结婚约。
战争的预期高涨，但直到4月23日，奥地利人才被激怒，发出最后通牒。战争于7月8日结束，拿破仑三世和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在维拉弗兰卡签署停战协定。奥地利人放弃了伦巴第，但仍然控制着威尼斯，双方在洋红战役(6月4日)、索尔费里诺和圣马提诺战役(6月24日)中伤亡惨重，打消了拿破仑三世继续作战的念头。维克托·伊曼纽尔没有参加停战协定的签署，也没有征求过加富尔的意见：加富尔在7月2日收到消息后随即辞职。
战争开始之前，温和派就一直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4月，利奥波德二世大公逃离托斯卡纳，匆忙组建的临时政府授予维克托·伊曼纽尔独裁者的头衔。6月初，帕尔马的玛丽亚·路易莎和摩德纳的弗朗西斯科五世逃亡，博洛尼亚叛乱，其他教皇国陷入混乱。托斯卡纳的里卡索利男爵(1809—1880年)和摩德纳的路易吉·卡罗·法里尼(1812—1866年)等名流控制了政权，并通过精心策划的“革命”，成功规避了确认当权统治者任期的《维拉弗兰卡条约》。这些虚假的革命为普遍的公民投票提供了理由，托斯卡纳和埃米利亚于1860年3月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并入撒丁王国。
加富尔早在1月已经重新上台，尽管在维拉弗兰卡遭遇挫折，但到了春季，他的策略似乎开始奏效。一个包括皮埃蒙特、伦巴第、帕尔马、摩德纳、埃米利亚、罗马涅和托斯卡纳在内的新意大利王国正在形成。拿破仑三世原本想在托斯卡纳建立一个法国附属国，但由于意大利中部温和派的行动而受阻。从外交层面来讲，这一解决方案似乎更加可行，帕麦斯顿政府警告奥地利不要试图恢复当权统治，并有效承认了这个新国家。激进分子也被击败。与法国联盟确保了战争是与正规军作战，不再需要志愿军，加里波第的非正规部队沦为边缘作战。尽管马志尼谴责了对奥地利的皇家战争，但1860年3月25日在新扩大的撒丁王国举行的首次选举对温和派来说是一次巨大胜利。在威尼斯解放前过早地停止敌对活动，激起民族主义者的不满，新志愿军继续涌入皮埃蒙特。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4月尼斯和萨伏伊宣布并入法国，更是引起轩然大波。民族主义者感到失望，尤其是出生在尼斯的朱塞佩·加里波第。他决定派遣一支志愿远征队参与1860年4月在巴勒莫开始的革命。其目的是提高整个南方的反抗水平，并进军解放罗马，从而将皇家独立战争转变为更具广泛民众基础的国家统一战争。
加里波第和千人远征
5月6日，加里波第率领著名的千名志愿兵，在热那亚附近的夸托出发，成功避开那不勒斯海军后，于5月11日登陆西西里岛西部的马尔萨拉；三天后，加里波第以维克托·伊曼纽尔的名义获得了独裁者的称号，先是在卡拉塔菲米与波旁军队交战，而后在6月初进入巴勒莫。在米拉佐附近最后一次交战后，波旁军队放弃了西西里。8月18日，加里波第越过墨西拿海峡，于9月7日进入那不勒斯。前一年继承王位的年轻的国王弗朗西斯二世撤退到加里格利亚诺河和沃尔图尔诺河的防御阵地，波旁军队准备在那里阻止加里波第北上罗马。
加里波第远征南方的成功与之前几次失败的尝试形成了鲜明对比。加里波第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游击队员，他的手下要比皮萨康和班迪埃拉兄弟的多，但他们的装备很差，补给也很不稳定。即便如此，要不是革命和农民起义威胁到波旁军队在西西里的交通线，取胜的机会微乎其微。
然而，波旁军队一撤退，加里波第就陷入政治困局。他的主要顾问是当时的国务卿，西西里革命家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1818—1901年)，他代表加里波第作出政治决策，并颁布法令，他赞成推迟吞并皮埃蒙特，以便组织人民议会会议。这引起了保守西西里精英的反对，他们意图迅速吞并皮埃蒙特，因为这能让他们最终摆脱那不勒斯和波旁王朝的统治。
这也是加富尔的目标。他密切关注着千人远征军的进程，越来越担心激进分子的影响，以及远征队如果成功抵达罗马与法国开战的危险。6月，他派遣朱塞佩·拉·法里纳前往巴勒莫，要求立即并入都灵。加里波第驱逐了拉·法里纳，但是巴勒莫反对的呼声日益强烈，克里斯皮被迫辞职，来自西西里地主的压力也迫使加里波第放弃土地改革的承诺，而这是赢得农民支持的关键。既然波旁军队不再构成威胁，西西里地主们都明确表示，只有恢复秩序，他们才会继续支持。8月4日，加里波第的副手尼诺·比肖(1821—1873年)向勃朗特村的农民叛军开火，西西里岛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发出了明确无误的信号：红衫军是秩序的捍卫者，而不是革命的先驱。比肖的枪声在海峡对岸得到呼应，当地的地主已经在为加里波第的进攻做准备，他们接管了当地政府，并向国民警卫队提供武器，以防止西西里发生大规模动乱。与地主联盟决定了波旁王朝的瓦解，但也使加里波第的远征失去了激进的政治目标。
加富尔再次尝试在那不勒斯发动先发制人的温和革命，以阻止加里波第前进的步伐。革命失败后，他采取了更直接、更危险的策略。都灵向巴黎发出警告，并于9月11日向教皇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两周后派遣军队进入翁布里亚和马凯。在维克托·伊曼纽尔的带领下，皮埃蒙特军队穿过教皇领地，切断了加里波第前往罗马的路线。这是意大利复兴运动中最著名的一次交锋。
加富尔的战略成功地避免了与加里波第追随者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也避免了法国为保护加里波第追随者而进行军事干预的风险。激进派又一次被压制住了，加富尔迫切希望巩固自己的地位。尽管克里斯皮和其他人试图组织民众政治集会，但两周前都灵议会已经批准了无条件吞并南部省份的公投，11月初在马凯、翁布里亚和西西里岛进行公投，完成了始于1859年反奥地利独立战争的政治统一进程。革命者和激进民族主义者把争取独立的斗争推向更广阔的地域，但没有改变其政治性质。
1861—1870年的艰难岁月
1861年3月17日，第一届意大利议会宣布萨伏伊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为意大利国王，但很少有人认为新意大利是完整的。1866年奥地利被普鲁士打败后，威尼斯和维尼西亚才归还给意大利，而民族主义者则不断尝试解放罗马。1862年，加里波第试图重振远征军，但遭到了西西里地主的冷遇：他的小部队在卡拉布里亚的阿斯普罗蒙特山脉被一支皮埃蒙特支队轻而易举地逼入绝境。1867年，另一次入侵教皇国的企图在门塔纳遭遇失败。1870年9月20日，拿破仑三世在塞登战役中击败了教皇的保护者，意大利军队才最终进入罗马，但北部和东部的许多意大利语地区仍在奥地利的控制之下。
统一后的意大利，情况并不乐观。在南方，1860年地主夺权引发动乱，到1862年已演变成大规模起义。前波旁王朝的支持者和激进分子试图利用冲突，但没有成功。这些冲突实际上是地主和农民之间旷日持久冲突的最后一搏。当局使用“抢劫”一词来掩盖骚乱的规模，但恢复秩序需要大规模军事干预，耗时三年多，付出的生命代价远超过独立战争。南部叛乱还导致地区自治计划流产，转而支持中央集权。1866年，这一制度在巴勒莫引发分裂叛乱，引起意大利北部精英阶层的广泛不满。
除了上述困难之外，这个新国家还背负着大量债务，来自1848—1849年和1859年的战争、1860年在南方的军事行动、随后的强制镇压，以及1866年的战争。对多数意大利人来说，统一意味着税收更高、信贷更紧。1866年，政府暂停了货币兑换，并通过批发拍卖前教堂和公共土地来增加新收入，地主财富陡增。同时，1861年，皮埃蒙特自由贸易关税扩展到王国的其他地区，许多产业崩溃，失业率高升，南方尤其明显。
最初几年的困境严重侵犯了自由主义者为之奋斗的公民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新意大利遭受严厉批评。马志尼、加里波第和其他民主党人谴责加富尔及其继任者背叛了理想，而历届政府都把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视为新政权的敌人。而激进派也未能提出有效的替代方案，来取代加富尔和皮埃蒙特君主政体。许多人追随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的脚步。他在1864年公开宣布放弃共和主义，理由是尽管少数人逐渐走向无政府主义和武装叛乱，但“君主制将我们团结在一起，而共和将永远分裂我们”。
新共和国也成为保守派，尤其是教会猛烈抨击的目标。皮埃蒙特教会与新国家之间的裂痕，在19世纪50年代皮埃蒙特世俗化的冲突中有所展露，从1860年皮埃蒙特军队入侵教皇国那一刻起变得不可逆转。庇护九世否认新国家的合法性，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或参与投票，并将教皇职位与推翻当权君主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庇护九世颁布《谬说要录》，确立“教皇无谬”原则，对新国家进行攻击，坚决讨伐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意大利主教和神职人员在神坛上一再重申这一点。与教会的分裂尽管具有破坏性，但也加强了新政权的世俗化使命，吸引了颇多少数教派，尤其是新教徒和犹太人。
新国家中相对年轻且缺乏经验的掌权阶层受到来自左右两翼的攻击，但这既不令人意外，也不罕见。有输有赢的事实表明，统一带来了政治革命，建立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新关系。19世纪50年代在皮埃蒙特首次敲定的宪法方案，将有产阶级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更紧密结合，最终消除了意大利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正因如此，尽管新政治阶层面临种种困难，尽管加富尔1861年失势，加富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自由方案依然在整个意大利推广开来。
19世纪中叶的意大利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是，资产、财富和教育仍然集中在1861年获得投票权的2%的意大利人手中。尽管更多的人参与到城市和地方政府选举中，但牧师在农村影响深远，教会对新政权依旧排斥，公民选举权的扩大受到限制。再加上意大利经济疲软、内部融合不足、国际地位脆弱、新政治阶层相对狭隘，国家建设非常困难，尤其是统一进程消灭了共同敌人。但这并没有减弱国家建设的进程，确保国内相对稳定和独立的政治体系得以建立，自由革命为意大利提供了有效新资源，足以应对痛苦又备受争议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持续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