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海因
现代经济的发展
1945年后意大利的发展可以说是西欧其他国家发展的缩影。同整个欧洲共同体一样，意大利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更接近欧洲主要国家。意大利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世俗化和唯物主义观念，以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宗教冲突得以缓和，民主得以巩固。尽管战后的意大利共和国一开始表现得脆弱而不稳定，但后来意大利的体制变得更加稳固，虽说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种种困难，但与1945年相比，该国抵御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极端主义思想的能力已大大增强。
然而，意大利的发展不仅是战后欧洲运动的缩影，同时也具有独特的意大利色彩。它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的转变比大多数其他国家都要迅速而壮观；但是，正因为如此迅速，过程也就显得更加痛苦。意大利对欧洲一体化理想的热情也远非其他主要国家可以匹敌，但是，它有时可能采取更谨慎的态度，这种谨慎适合于一个并不总是有能力应付完全开放和竞争的欧洲经济体。在政治上，基于对自由宪法制衡的正式承诺，意大利比战后欧洲任何地方更加全面地分散权力，保护了这个国家免受强权统治者的侵犯，但也削弱了历届政府提供有效和权威领导的能力。
以上特性将在后面进行讨论。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它们不如该国追赶欧洲主流的能力重要。意大利在战后初期是一个战败国，是地中海地区相对落后的边缘化国家。1945年，几乎一半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意大利经济的工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北部都灵、米兰和热那亚之间的小三角地带。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那些显示出最快速持续增长的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威内托、埃米利亚和托斯卡纳——以小规模农业和古老的佃农模式为主。
该国的转变之所以可能，最重要的是因为它融入了更广泛的国际进程。没有欧洲重建提供的自由民主模式和市场经济，意大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成功是建立在欧洲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尽管冷战对其国内政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但是大西洋联盟和对民主的捍卫确定了它的政治身份。然而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地理位置使该国有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落入西方势力范围，但在地中海的其他地方，同样属于一般意义上西方势力范围的国家，经济孤立和政治威权主义同样存在。
因此，需要解读的第一个发展是围绕重建时代的：广义地说，是1943—1951年。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就未来的经济发展、政府结构和政党联盟形式作出了重要决定，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开放贸易制度和大西洋防务共同体。
重建
意大利政府的这些努力值得称赞，因为尽管政治生活最初是在同盟国相对较少直接干预的情况下重建的，但到1947年，意大利各党派已经把该国变成了冷战冲突的竞技场。同盟国虽然急于确保意大利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安全，却很少关注该国的政治重建。这是因为，意大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通过政权更替和改变效忠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其国际地位。而且，尽管意大利过去有法西斯主义和好战行为，但它在战后欧洲秩序中并未被视为主要角色。其潜在的工业基础有限，而且因为落后，民主复兴的空间似乎有限。
因此，从1943年7月墨索里尼倒台开始的政治生活的重建，比德国重建过程更为缓慢。波恩共和国同魏玛决裂，战后的意大利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法西斯之前的自由国家的延续，诚然，所有在法西斯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人的鲜明历史记忆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极端主义的复苏，但它的影响力不如德国那么明显。在意大利南部，强烈的君主主义和威权主义情绪得以幸存，滋养着极端保守的团体，使战后多年的政治生活变得更为复杂。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抵抗运动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未来奠定基础。该党领导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群众运动，使这个国家成为传统社会民主的不毛之地。
这项复杂的重建工作的**出现在1947年。在那之前，曾参与抵抗的政治团体之间建立起脆弱的政治联盟，包括左翼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以及中间派的天主教民主党和各种小型自由团体。冷战的爆发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左翼一直以来是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快就被排除在外。新政府由阿尔契德·加斯贝利领导的天主教民主党人以及来自中间派的联盟组成。政府的政党范围明显缩小，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党派也是如此。正是对极右和极左的共同反对，才让新政府党派凝聚在一起，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
这些极端情况构成了强大的挑战。随着冷战的到来和左翼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权力被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社会党出现分裂。一小部分人加入了政府中的天主教民主党；激进的大多数加入了共产党的反对阵营，但被其盟友的优越组织和资源击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共产党选票是社会党选票的两倍多。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否会沿着东欧路线建立专制政权，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左翼的历史学家总是争辩说意大利共产党与其东部姐妹党不同，但是选民们总是回避这个问题，不予验证。然而，尽管左翼力量太弱，无法强行进入政府，但它的力量足以引起中产阶级选民的警觉。对中产阶级来说，最好的防御是团结在天主教民主党的领导下，但对于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群体来说，尤其是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南方，解决办法是直接采取行动。到1946年，一种反动的民粹主义已经以“普通人战线”的形式出现。1948年，它摆脱暧昧的伪装，以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形式，成为墨索里尼厚颜无耻的继承人。
1948年大选证实了冷战开始时政治生活所呈现的基本形态。天主教民主党以微弱优势胜出，并与较小的中间派自由党、共和党和社会民主党结盟。在接下来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模式为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尽管执政联盟中有多达四个政党，议会中至少有八个政党，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相当稳定，足以经受住频繁的内阁危机，以及在加斯贝利1953年去世后成为常态的总理更迭。
自然，冷战的两极分化使得西欧广泛实行的和解性社会伙伴关系在意大利行不通。然而，它的缺席使联盟能够在没有与劳工运动定期谈判的情况下追求经济自由化，这在1947年以前是必要的。这种自由提高了商业信心和意大利工业的竞争地位。主导公众辩论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氛围，往往会转移人们对国内政策细节问题的注意力，让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相对自由。一旦左翼脱离政府，意大利银行和财政部中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迅速占据上风。1947年的稳定计划，加上货币贬值、严重的信贷紧缩和严格限制公共支出，为意大利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迅速扩张的国际贸易和支付体系铺平了道路。消费者需求和就业最初受到影响，工会运动花了多年时间才完全恢复自信，但这也为高自筹资金商业投资政策打下了基础，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奇迹正是建立在这些政策之上的。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国家干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的大型国有控股公司——最著名的是工业重建研究所和埃尼集团——它们的发展是为了刺激钢铁、造船、汽车和能源等行业的发展，而这些领域的私人市场显然没有满足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尽管因为公有的性质，国家对这些公司的政治干预降低了其效率，但在最初几年，高效能干的国有企业家队伍建设对管理观念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共投资对增长进程也作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
尽管意大利的开端并不乐观，冷战最紧张的几年还出现了裂痕，但它却很好地利用了刚刚开始的欧洲贸易的大规模扩张，在20世纪 50年代初迅速崛起。
意大利的经济和政治奇迹
意大利所谓的经济奇迹大体出现在1950年至1970年，尽管到20世 纪60年代后半期，推动增长的因素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20年与近20年之间的对比是显著的。1951—196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3%，1961—197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7%。20世纪70年代，这一增长率降至3.8%，20世纪80年代降至2.3%。到20世纪90年代，年均2.5%的经济增长率在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已经比较乐观了。
经济在这段时间进入良性循环的原因很复杂，关键是不能把增长与绝对福利混为一谈。经济奇迹的年代代表着一场剧烈的结构转型，将许多工作人口从低生产率的岗位或失业岗位转移到工业生产中。毫无疑问，收入水平最终会上升，但工作条件往往会恶化，大规模移民让许多人感到迷失，收入越高，租金、交通费用等也就越高。更重要的是，这段时期是资本积累非常迅速的时期之一，个人消费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产出的增长，经济奇迹才能够持续如此之久。生产能力的持续扩大防止了通货膨胀的瓶颈。通货膨胀率很少超过3%，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胀率达到超过20%的历史高位。外贸增长进入良性循环，直到1963年才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这一奇迹显然是由出口拉动的，那些主要面向外国市场的行业生产率增长最为迅速。
劳动力市场的疲软，以及农业和其他低生产率工作中未充分利用的现成劳动力，对增长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1950年至1963年间，失业率稳步下降，从9%降至2.6%，直到这段时期结束时，工会权力才初露端倪。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量的劳动力储备，尤其是在南方，使得投资和产出得以增长，而工资成本却没有大幅上涨。诚然，这些劳动者的技能相当低，对未来构成了严重挑战。在这20年里，意大利依靠相对低技术含量、高劳动力含量的产业实现了增长。东亚的潜在竞争对手还未出现，而中欧的竞争对手被困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体系内。意大利有效地抓住了机会，尽管它在提高工人技能方面做得太少，但增长并不完全局限于低技术领域。几家技术日益先进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涌现出来，提升更为复杂的生产领域。
经济奇迹并未缩小意大利的贫富差距。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战后的意大利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这种二元性深深扎根于意大利历史，南部地区在地缘上与欧洲商业和文化影响绝缘，外加历史悠久的封建阶级关系。国家统一又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差距。今天，其后果不仅体现在产业结构和生活水平的差异上，而且体现在教育、文化水平、行政能力等方面。
战后初期，意大利为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作出了第一次认真的努力，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多层面的问题，决策者的理解还很不成熟。尽管该国的经济增长率很高，但年轻人的大规模外流以及意大利北部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加剧了该地区面临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国家为运输、通信、水和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设立了发展基金，并在公共领域作出特别努力，将主要企业设在南部地区。然而，与问题的规模相比，努力的结果往往显得不足。
鉴于意大利增长模式的性质，政府对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反应不可能是充分的。政策的目的是限制公共消费，如果国家一开始就在教育、医疗服务、公共住房和其他基础设施上大举投资，就会造成更高的个人税收或更重的公共借款方面的负担，而且商业信心旺盛的氛围肯定会被削弱。事后看来，许多人认为，如果发展道路放缓，从一开始就更加强调公共消费，并在福利和收入分配方面采取更加平等的做法，将会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然而，一个社会，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很少能在一段相当紧张而且往往痛苦的资本积累时期之前就成功地建立起高水平的普遍福利。当然，在20世纪40年代或 50年代，没有人强烈主张一种独特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共产主义反对派后来声称支持这种主张，尽管出于历史一致性的明显原因，拒绝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称谓。但在战后早期，除了对社会不平等的弊病和集体所有制的方案提出可预见的批评外，这条路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东西可以提供给选民。至于社会党，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它太过软弱和分裂，无法为政策辩论作出重大贡献。因此，在整个20世纪 50年代，意识形态冲突主导了政治，反映的是市场经济和集体主义制度之间的广泛分歧，而不是通过现代福利网络重新分配收入而产生的更为复杂的政策问题。
然而，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执政党也没有完全成为经济增长过程的被动旁观者。天主教民主党建立在广泛的跨阶级宗教联盟的基础之上，联盟的性质使之无法忽视意大利社会较贫穷阶层的利益。它的根基——虽然比共产党的根基要弱——是工人阶级，特别是在天主教亚文化根深蒂固的东北地区。天主教民主党在农村和农业社区最为强大。的确，20世纪50年代天主教民主党改革的主要焦点是农业。50年代初，根据土地再分配的主要方案，通过强制购买来分割管理不善的大庄园，在土地改革机构的支持下对其加以改善，然后以较低的成本卖给小农和无地农民。土地改革机构还以能源、技术、牲畜和住房等形式提供援助。大型合作社(所谓的农业联合协会)和通过国有银行获得的廉价补贴信贷进一步完善了援助范围。
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困难，而且有效阻止了20世纪50年代南方选民中可能出现的过激的政治极端倾向。然而，并非所有的结果都是积极的，许多经济学家批评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他们认为，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使产出最大化，并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和农业进口。类似的批评也针对零售业、餐饮业、手工作坊和其他个体经营服务供应商等领域的政策。就像在农业领域一样，特别许可法(例如，禁止超市发展)、廉价信贷和补贴保险等政治保护手段在这些领域被广泛使用。所提供的短期保护带来了心怀感激的选民的支持，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现代化的延迟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向左翼开放与关于规划和改革的辩论
意大利经济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保持持续增长势头。但在政治上，随着冷战的开始而出现的中间派联盟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多或少地破产了。联盟起初得以成立主要是出于人们对极端主义的恐惧，而不是对联盟各政党的选举热情。随着实际收入和私人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的生产能力，联盟的破产并不意外。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选民比50年代富裕得多。联盟之所以可行，主要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且在 20世纪60年代宪法得到全面实施之前，它的制衡机制并没有正常运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没有发挥作用。一开始，没有宪法法院来推翻法西斯主义的刑法典，没有地方政府，对地方自治的保护很少，广播和电视系统完全由政府控制。
然而，强大的中央控制不可能让执政联盟永远掌权。由于意大利实行的是纯粹的比例代表制，执政党需要在议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选票——这在民主选举中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天主教民主党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刻取得了最重大的胜利，当时的社会环境基本上没有受到战后富裕所造成的世俗主义的影响。在1948年的大选中，该党赢得了48%的普选选票，并主导了联合政府。到1963年大选时，这一比例已降至38%，相当大一部分选票从执政党手中流失。在同一时期，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选民比例从31%升至39%；极右翼政党的得票率稳定在6%至7%。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初，如果所谓的反民主极端主义的选票比例超过了民主中心联合力量的选票比例，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变得完全无法治理。社会党从左派反对党转变为执政党，成功阻断危险，这一行动后来被称为“向左翼开放”。
对于一个从未赢得明显超过15%的普选选票的政党来说，社会党在随后30年的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即使并非始终都是一股良性力量，但也非常具有影响力。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经历了两次戏剧性的分裂，一次在1921年，另一次在1947年，极大地削弱了它的力量，对更大、更强的共产党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情结。这种情结反倒有助于其在截然不同的形势下求得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西欧社会主义政党中，它是唯一一个始终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党，并在国际事务上坚决反对大西洋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社会党立场发生转变，进行了一场恶性的反共运动。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即使有选票和组织力量方面的不足，其在中左翼的战略地位也能够弥补这些不足。其10%至15%的选票份额(纯比例代表转化为相似比例的议会席位)，使其成为中间派政党一个有吸引力的潜在盟友。只要冷战持续，只要社会党将左翼团结置于其政治战略的核心地位，这种潜在可能性就不可能实现。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变化。去斯大林化正在破坏苏联模式的可信度，在党内，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受到了攻击。该党开始谨慎地走向更传统、更明确的社会民主前景，这与天主教民主党正在发生的变化不谋而合。天主教民主党的几位领导人意识到中间派联盟模式的不可行，开始向社会党示好，并鼓励在地方政府中与之结盟。
将联合政府扩大到左翼不仅仅是简单的席位增加，还需要大量的政策修订。即便意大利自由市场经济经历奇迹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到20世纪60年代初，对政策修订的需求越发迫切。移民、城市化和经济增长迫切需要该国行政结构和福利制度的现代化改革。这在北方工业城市最为明显，那里人口增长迅速，计划外的投机扩张、过度拥挤、高租金和超负荷服务等情况突出。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工人觉得自己的社会福利少得可怜。行政和立法方面的缺陷使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许多社会服务是由财政拮据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大多规模太小，无法有效运作。他们大多倚仗中央政府的特别赠款和贷款，而中央政府的相关立法基础薄弱，根据地方名流在罗马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不同，地方之间差异明显。公务员制度本身也存在较多问题。招聘和培训急需彻底改革，以减少对19世纪法律基础的依赖，更多地体现现代管理价值。
可以想象，“规划”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的流行口号，包括改革派社会党、中间派共和党、左翼基督教民主党都采纳了这一口号。“规划”的确切意思各不相同。一种观点是，它仅仅意味着公共当局对私人市场进行更好的监管，特别是在城市规划和建筑管理方面。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意味着一种接近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际规划控制体系。偏中立的观点则认为，它暗示了一种指示性经济规划的形式，这种规划是法国政府在战后年代经常实行的。国民经济至此有了宏伟的计划。预算部更名为预算和经济规划部，并最终制定了1965年至1969年的五年发展规划，但讽刺的是，该规划直到1967年才得到议会的批准。各大区政府也重获发展动力。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大区政府陷于停顿， 20个大区中只有4个在运转。这些大区将成为权力下放的行政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卫生、教育、福利和土地使用规划将通过区域规划体系实现更好的区域协调。
中左翼联盟及其困境
20世纪60年代初，有关规划的辩论主导了政治生活，构成联盟政治逐渐向左翼转变的大背景，最终导致自由党逐渐退出政府，被社会党取代。然而，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起初，保守的天主教民主党强烈反对，1960年，试图建立一个由新法西斯社会运动党议会暗中支持的政府，意大利险些陷入内战。此后的两年，意大利由少数党天主教民主党看守政府执政，效率低下。直到1962年，在阿明托雷·范范尼的领导下，社会党成为议会多数党。在1963年大选后的第二年，他们从议会多数党直接进入内阁。天主教民主党左翼领导人阿尔多·莫罗开始了为期四年的总理任期，社会党的皮埃特罗·内尼任副总理。另外还有五名社会党部长，但和过去一样，天主教民主党仍然占有联合政府多数席位。
起初，改革似乎占据上风。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其中最持久的是对中学教育的全面改革，以及电力行业的国有化。此外，政府采取初步措施，通过按农业价值强制购买开发用地的普遍制度来控制房地产投机。股息收入将从源头征税，以遏制广泛存在的逃税行为。然而，到了1964年夏天，联合政府开始陷入困境，严重的经济过热迹象初露端倪。1963年，工资增幅开始超过生产率增速，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幅高达14.5%。经济开始拉动进口，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一度出现严重赤字。多年的经济增长可能终结，国内投资者和外汇市场的信心都出现了动摇。作为应对措施，意大利银行和财政部实施了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并严格控制公共开支，该国经济陷入了痛苦但短暂的衰退。
1964年，金融和政治危机令社会党陷入困境。社会党自称代表劳工运动，但实际上对其几乎没有控制权。在1962年和1963年的几轮工资谈判中，如果工会采取温和政策，或许可以防止经济过热，但工会领袖们却无意作出让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共产党的关系远比与社会党的关系密切。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们第一次在劳动力市场谈判中有所收获，而且不打算出于社会党的考虑而作出任何让步。面对来自联合政府同僚、商界领袖和意大利银行要求放慢改革步伐以遏制公共支出、恢复商界信心的呼声，社会党不得不在接受要求和退出政府之间作出选择。后者充其量意味着回到反对派的荒野，与共产党并肩作战。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引发彻底的政治崩塌，因为如果该党放弃了政府，那么是否有其他方案可以取而代之，也很难说。事实上，在1964年的危机中，意大利可能比四年前更接近内战和政变。社会党领导层不愿试探右派决心的底线，在新的规划中作出较大让步，得以重新执政。前沿改革被抛弃。公共开支遭到大幅度削减，征用开发用地的计划被搁置，国有化进程暂缓。在预算部里，规划被简化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一种无伤大雅的户外救济。此次危机的教训是，社会党在联合政府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这种角色非但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谈判筹码，反而将他们困在了政府中。
中左翼改革的失败当然没有摧毁联合政府本身。20世纪50年代是中间派的十年，接下来的60年代是中左翼的十年。然而，天主教民主党一直控制着联合政府，1968年大选后，乔瓦尼·利昂纳、马里亚诺·鲁莫尔和埃米利奥·科隆博追随莫罗的脚步成为总理。事实上，联合政府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持续到1972年，即使在那时，它也只是被短暂地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旧的中间派模式，这种模式很快被证明缺乏可行性。到1973年，社会党重返政府短暂执政，一直到1976年那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选举。
然而，1964年的危机凸显出意大利在适应自身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经济增长促进了通信的发展，选民视野更开阔，要求随之增多。经济增长正在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力量平衡，这一点在60年代末变得尤为明显。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国家不得不面对选民在更好的福利、养老金安排、教育和公共住房方面的需求。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福利国家的模式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意大利选民开始横向比较。20世纪 50年代的意识形态斗争转移了对改革的要求，但选民们逐渐对改革议程可能包含的内容有了自己的想法。
意大利之所以比其他地方更难满足这些要求，原因在于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只要左翼被强大的共产党所统治，就不可能掌权，尽管意大利共产党自称与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不同。在幕后，在议会委员会和其他半私营领域，共产党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对政策施加了一些影响力。但是，在不断增长的改革要求面前，为适应当权党派的要求，意大利共产党继续被定义为反体制、反民主的。但这无法阻止支持共产党的选民人数长期以来的缓慢增长，1976年，共产党选民以34.4%的选票达到顶峰，但是选民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因此，由于共产党被孤立在对立面，改革议程必须由一个跨越政治版图中心的政党联盟来管理。政党联盟内部的谈判总是很困难，因为他们为大多数相同的选民而竞争，而且总是寻求短期的选举优势。
由于该国社会结构在各党派内部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困难叠加。南方有大量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选民，很大比例的活跃选民都是从事小规模的个体经营活动，因此对公共资源的竞争相当激烈。向南方的区域性转移和对特殊群体的补贴使得这个新兴的福利国家只靠有限的纳税人缴税支撑，同时税基也并不固定。对个体经营者偷税漏税的容忍变成了一种隐蔽的补贴形式，而受雇的工人发现自己的税负越来越高，因为他们的税可以直接从账户扣掉。在福利国家的发展中，受雇的工人拥有最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福利成本的主要贡献者。
公共部门对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政治代表制的悖论负有责任。这个悖论就是：执政党，尤其是天主教民主党，正在逐渐成为其队伍中公共部门员工比例过高的政党。特别是在南方，公共就业作为解决长期失业的方案得到了扩大。工资水平有限，但社会保障很好，找两份工作很常见。但正是因为执政党积极寻求公共部门人士的支持，提高生产力的改革变得越来越困难。没有人质疑公共部门改革——再培训、重组和重新分配公务员——的必要性。负责官僚体制改革的部长在历届内阁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执政党越是依赖公共部门员工的选票，他们就越屈从于公共部门工会，这些工会只关注工资发放、薪酬和工作条件，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在意大利战后历史上经常被视为一个浪费机会的时期，那首先是因为执政党无法处理这些事态发展的后果。20世纪60年代，政治代表制陷入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天主教民主党逐渐失去其宗教内涵，坚定的天主教徒选民人数自然有所减少。鉴于这种情况，它扩大选民基础，赢得在政治上得到帮助的南部地区选民和公共部门员工的支持。随着公共支出的扩大，天主教民主党以前作为私营部门喉舌和市场经济代言人的角色变得模糊不清。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开始走一条类似的道路。由于在政府中受困，它发现南方选民和公共部门的员工可以弥补北方传统工人阶级选民的损失。社会党从社会民主改革主义演变为选民依附政治，并最终演变为政治腐败，这场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失望情绪在20世纪90年代彻底摧毁了这个党派。
“火热的秋天”及其后果
20世纪60年代政治停滞带来的更为直接的后果在这个十年结束时显现出来。重大社会变革的第一个迹象是，意大利大学生迅速效仿越南战争引发的席卷西方世界的学生和中产阶级激进主义浪潮。骚乱迅速从大学蔓延到职场，从1968年开始，意大利经历了数年断断续续的暴力社会动**，其中以1969年所谓的“火热的秋天”(以下简称“热秋”)劳工斗争最为激烈。不过，与法国更为集中的“五月事件”不同，这一事件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十年，带来了政治价值观的持久改变。在这些动**中，意大利民主出现了根本性改变，行动主义更为明显，参与程度有所增加，直接行动变得普遍。志愿协会的成员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它们从无所不能的政党中独立出来。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各大工会联合会的观点和行为，以及他们与普通工人的关系。在“热秋”斗争之前，意大利工会运动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四分五裂。意大利劳工总联合会是三个主要联合会中最大的一个，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它倾向于把工会行动看作共产党政治功能之一。其领导人普遍对集体谈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根据长期经验，如果没有罢工基金或长期劳资纠纷的传统，意大利工人很少会有罢工行动的意愿。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经济长期增长期间，劳动力市场处于静止状态。对意大利劳工总联合会领导人来说，集体谈判无论如何都是一把双刃剑。通过参与其中，员工们逐渐接受了市场的逻辑。而这一切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了改变。车间里的武装冲突，大部分是自发的，引发了空前规模的罢工和示威。1969年，因劳资纠纷而损失的工作时间超过3亿个小时，几乎是过去四年平均损失时间的四倍。直到1976年，这一数字才再次降到每年100万个小时以下。1970年，制造业的时薪增长了20%。1968年至1975年间，工会成员增加了50%，其中公共部门和白领部门的成员增幅尤为明显。
20世纪60年代末的政治激进主义多少让人有些意外。长期繁荣昌盛本该有助于去除政治极端化和激进主义。然而，和其他地方一样，在意大利也出现了激进的左翼团体，不仅主导了学生运动，还在工会中站稳了脚跟，甚至在一小撮左翼选民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后期，该团体中一小撮坚定的激进分子自觉幻想破灭，从议会策略转向了恐怖主义。
劳工武装的崛起同样出人意料。劳动力市场紧缩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一些组织良好的工人群体当然能够利用他们的战略地位，迫使弱势雇主在薪资方面作出让步，但是，“热秋”期间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了英国式的车间集体谈判，包括谈判的基调和具体诉求。事实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工人对中左翼政府倍感失望，而且劳工阶层发生了社会变迁，后一点特别重要。领导早期罢工行动的主要是年轻工人，其中有不少移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德国和法国学习了车间罢工的技巧。由于计件工作的普及和生产线的加快，他们与雇主的关系日渐疏远，雇主们不再愿意通过新的投资来提高生产率。他们还经常批评工会联合会和共产党对待劳资关系的谨慎态度。
工会领导人最初对普通员工的好战行为感到惊讶，但几年后就适应了。他们不再关注传统的政党和意识形态差异等问题，反倒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结果，工会逐渐从领导“热秋”运动的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了对劳资关系的控制权，在雇主和政府眼中获得了新地位。它们不仅关注特定部门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且还关注与养老金、住房和社会服务相关的更广泛问题。获得参与关键决策领域的权力成为关键目标，在接下来的十年，政府必须在其咨询和协商委员会中增加工会联合会的代表，所参与的不仅涉及工作场所问题，还包括区域发展规划、运输等基础设施投资、社会服务等广泛问题。工会影响力的迅速扩大还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平等主义主旨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种有利于低收入者的工资指数化体系。根据一项特别慷慨的临时裁员计划，所有工人一旦首次就业的某些权利得以确认，就能确保获得持续的收入来源。不同技能水平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了，选择性奖金和计件工资的差距也是如此。
意大利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天主教的道德与宗教价值观日益受到消费主义和休闲文化价值观的挑战。在中小学、大学、媒体、法律专业和其他地方，自由派或左翼人士正逐渐上升到有影响力的职位。
与其他西方社会一样，性自由和两性间更大的平等被提上了社会议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的价值观正变得更加多元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可取代基督教民主主义统治地位的，主要是共产党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亚文化。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思想和组织的范畴都有明显扩大。起初由两大政党建立的社会组织变得更加独立，而其他非政党组织也有所壮大，包括妇女运动团体、同性恋权利团体、环保主义者团体、地方行动团体。共产党当然得益于政治价值观的普遍左倾，特别是在年轻选民中，对它的助力在1976年达到了历史顶峰。但正如后来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关系更为偶然，几乎没有反映出人们对共产党左派传统观点和目标的热情。
这些变化最明显的证据出现在1974年著名的公民离婚公投中。当时宪法中对全民公投机制有规定，但从未实施。离婚的诉求是四年前提出的，通过公投方式，天主教徒有机会越过议会，诉诸人民。他们这样做了，却发现人们以60∶40的比例赞成离婚。这种心理影响是深远的，并导致了接下来20年的一系列公投，其中许多是由行动派激进党推动的。公投被用来解决与离婚、堕胎、核能和其他各种民权相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公投甚至解决了党内长期以来对选举改革的抵制问题。
寻求政治新秩序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意大利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制衡变化，无论持续时间还是强度，相比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左翼联盟，都是更为重要的政治转折点。意大利开始广泛探索更加稳定的新联盟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该国试验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联盟模式。最有争议的是，1976年之后，将共产党人短暂地纳入议会多数党，直到20世纪80年代，又回到与20世纪60年代的中左翼联盟并无二致的解决方案。
正是因为意大利经济问题日益突出，才会带来这些政治变化。 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经济变数比之前20年大得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商业周期波动更加明显。在1970年至 1973年间，意大利经济增长比大多数邻国都要缓慢。投资业绩甚至更糟。1973年至1974年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但并非得益于投资和出口，而主要是靠国内消费和公共支出的拉动。贸易平衡问题的出现，以及工资膨胀明显，显示出经济约束过于僵化，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灵活性下降，意大利开始失去制造业的竞争优势。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暴露了意大利对进口能源的高度依赖。到1976年，意大利政府被迫求助于外部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以帮助其度过危机。外汇交易被迫暂停超过5周，进口须缴纳特别附加费，里拉贬值约20%。直到70年代末，经济才重新回归更为持续的增长。
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重组过程后，意大利才得以恢复持续的经济增长。大型企业被迫将许多业务分包给不太受工会权力制约的更小、更灵活的公司。工厂不再允许按件计酬的“外包工作”，却又出现在小作坊和家庭中。外包工是意大利一直存在的地下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雇主不用缴纳社会保障费用，工资免受税务部门的监管。调整过程比较漫长，其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体现。它促进了意大利中北部和东北部充满活力的小企业的发展，但也并非没有代价。对新技术和培训的资金投入放缓，大公司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受到抑制，并且由于鼓励逃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政策制定者面对的困难加剧。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的改组最终为重返市场铺平了道路，欧洲共同体内部市场方案的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进一步刺激了这一进程。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很难预见这样的结果。联盟僵局、社会紧张局势和恐怖主义等因素，加剧了意大利政治生活的不确定性。人们普遍认为，中左翼联盟已经失败，但对于如何应对这一情况，存在较大分歧。一些人认为，应对的关键在于平息工会运动，现在需要的是像1947年和1964年那样，采取削减开支和紧缩货币的强硬政策，向工会表明，要求过高的工资就意味着失业。另一些人则认为，政府和企业必须认识到，新工会的力量和团结是生活中的既定事实，应按照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伙伴关系进行建设性对话。由于共产党在工会内部影响力巨大，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将需要与意大利共产党进行对话，甚至结盟。
这种困境在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和商界都造成了严重分歧。天主教民主党一直处于政治领域的中心，但在20世纪70年代，它的左右两翼之间的分歧大大增加。中间派的大多数属于实用主义者。左翼的阿尔多·莫罗成为与共产党对话的主要倡导者。右翼没有同等声望的人物，但一些天主教民主党人游走在各种秘密的极端保守网络边缘，这些网络将安全部门、武装部队、黑手党和部分高级公务员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最有能力利用这些分歧的人是朱利奥·安德烈奥蒂。1972年至1973年，他担任了政府总理，尽管任期短暂而失败。该政府试图将基督教民主党重新转向与自由党的保守联盟。1976年，他再次执政，但这一次，在与阿尔多·莫罗的密切合作下，他努力与共产党开展对话。
尽管安德烈奥蒂与保守派有联系，或者也许正是由于这些联系，他才能够将共产党带入所谓的民族团结政府，尽管时间很短。该届政府代表了通过和解和妥协来处理“热秋”影响的努力的**。政府这样做，证明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毫无疑问，这是自战争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有传言可能会进行军事干预，同时人们也担心国家正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的边缘。中左翼联盟已经垮台，除非共产党也加入进来，否则社会党拒绝回归。安德烈奥蒂成功地组成了这样看似不可能的联盟，几乎涵盖了整个政治领域，这证明了他和阿尔多·莫罗具有非凡的调解天赋，同时映射出共产党和工会领导层的悲观主义情绪。他们从“热秋”的极左价值观中获益，对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感到震惊。意大利共产党秘书长恩里科·贝林格的批评者说，他很欣慰看到自己所在的政党可以在支撑政府中扮演温和的角色，但这个政府与20世纪60年代声名狼藉的中左翼联盟并无二致。
全民团结的政府是否成功取决于评判它的标准。从1976年到1979年，它持续了不到三年。构建这个政府的“首席设计师”之一阿尔多·莫罗被红色旅恐怖分子抓获并杀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共产党来说，随着党员和工会成员大批离开，失望的结果可想而知。在他们看来，尽管只有议会多数派中的一部分人参与，但该党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鼓励工会放弃工资诉求。在1979年的大选中，意大利共产党的选票下降了4个百分点，它要求与联盟合并，充分获得内阁地位，但遭到选民和其他政党的拒绝。到了20世纪80年代，左翼似乎已远离执政。乐观主义者甚至可以辩称，天主教民主党乘风而上，意大利经济度过了最严重的危机，意大利工业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喘息空间，慢慢适应“热秋”带来的后果。
中间派治理：五党联盟和政治腐败
现实情况有所不同。首先，1979—1980年的复苏是短暂的。更广泛的欧洲经济经历了一场漫长而轻微的衰退，三年来意大利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经济衰退不像1975年那么严重，但它让选民们感到比过去更没有安全感和富足感。20世纪80年代的长期繁荣始于 1984年。其次，尽管共产党左翼从全民团结的政府中落败，但取而代之的方案——所谓的“五党联盟”——并不比以前天主教民主党和意大利社会党联盟更稳定。在某些方面，情况更糟。自由党和社会党合并，联盟现在由5个政党组成。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为把共产党赶出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意大利共产党失势，社会党扮演的关键角色再次显现，该党要求作出重大让步。如果不成立政府就发动政变的威胁似乎已经结束。意大利的民主现在太成熟了，而商界也太了解意大利在欧洲所付出被视为贱民的代价。此外，尽管天主教民主党挺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困难，但其选举基础已进一步削弱。在1983年的大选中，该党在全国选票中所占的比例降至33%，为历史最低水平。
相比之下，社会党则显示出选举复苏的迹象，在1979年至1983年的大选中，该党的支持率上升了2个百分点；在1983年至1987年的大选中，该党的支持率又上升了3个百分点。因此，如果出现对抗，社会党可能会考虑举行大选，而不像他们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伙伴那样感到不安。这是社会党好斗的领袖贝蒂诺·克拉克西计算好的，1983年大选后，这一结论得到了证实。早在1981年，在臭名昭著的共济会第二传教会丑闻之后，天主教民主党就被迫放弃了总理职位——这是自 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在那次选举中获胜的是乔瓦尼·斯帕多利尼，他是规模虽小但颇具影响力的共和党领袖。1983年，克拉克西本人成为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位社会党总理，几乎在1983年至1987年的议会任期内一直担任总理。
克拉克西政府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两大政党走弱。尽管共产党在1979年后发现自己被孤立，失去可信的策略，但也没给天主教民主党带来什么好处。天主教民主党最大的长期困难是，他们正在成为一个日益南化和农村化的政党。其主要选民基础和主要领导人都集中在罗马以南的地区。因此，为了在这个依赖国家的地区生存下去，该党必须充分利用意大利政府的庇护可能性，以及适用于整个政党，也适用于其派系领导人的东西。后者为获得党内的一部分庇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党内的每一项公开任命或任命的公职人员都成为激烈竞争的来源。政府缺乏实际的人员流动助长了这一趋势。连续40年由同一政党执政对任何民主制度都是不健康的，意大利也不例外。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自满的政党出现了更广泛的政治腐败。
除了一党或多党执政时间过长，腐败现象增加，还有其他原因。其一是对司法事务的公然政治干预。政治人物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阻止调查法官追查政治腐败案件。他们可以操纵职业生涯，为政治顺从者有选择性地提供激励；调查人员可能会因被认为存在政治偏见的竞选活动而名誉扫地；在极端情况下，正如过于频繁地发生而使人感到不适的情况一样，暴力和人身恐吓可以，而且已经被使用。议会豁免的制度——直到1993年才最终改革——也是腐败猖獗的原因之一。然而，也许最严重的压力是政治成本的上升。费用的增加与普通选民与其政治制度的疏离以及新闻媒介和政治传播机制的复杂性成正比。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党费较高，志愿者和资金有保障。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保障正在减少。一方面，一个政党的支持者，而后其他政党的支持者对政治感到失望，这导致人们普遍脱离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党员生活无法再与大众文化、大众娱乐和作为社会活动来源的私人市场竞争。这些问题对执政党的打击尤其严重，由于党员越来越集中在南方，那里个人对政党的贡献，不论是现金还是实物，都不足，因此政党不得不求助于其他不太健康的收入来源，以维持其庞大组织的运转。
这些发展渗透到执政联盟的所有党派，其危害程度可想而知。一方面，选民似乎可以作出真正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政党的运作方式和政策方案基本上大同小异。社会党对自己寄予厚望，希望取代天主教民主党，声称自己之所以留在基督教民主联合政府，只是因为考虑到议会人员构成形式和政党政治形态。但经过了中左翼联盟统治的30年，如今，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片遮羞布，用以掩盖其**裸的狼子野心。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只不过是天主教民主党的一个半独立派别。左翼并没有消失，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仍获得30%以上的选票，但这不足以击败中间派的广泛联盟，赢得权力。20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复苏，共产主义尽管相对诚实，却显得不合时宜。
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对于“五党联盟”中的政党来说，有点像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夏天。经济繁荣，选民富裕，但在表面之下，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天主教民主党的南化在政府和北方选民之间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北方选民虽不倾向于投票给共产党，但也逐渐意识到，执政党就是把北方纳税人的钱输送给腐败懒散的南方的代理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地方和区域政党开始出现。到1992年大选时，北方联盟在北方工业省份赢得了20%的选票，其纲领看上去更像是分离主义，而不是权力下放。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政治腐败案件更加明目张胆地受到压制。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协调相互竞争的支出诉求方面作出的努力给公共财政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多年来，政客们通过公共借贷方式，一方面保持低税收，以满足北方纳税人；另一方面保持高支出，以满足各地依赖的游说团体。然而，这条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行不通了。无论是预算赤字的规模，还是公共债务的累积存量，都令政府在意大利和海外的债权人感到担忧。欧洲经济正忙于解除资本管制，由于债权人提高了利率溢价，偿债成本上升。甚至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设定加入共同货币所需的预算公正目标之前，意大利的政策制定者就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制于欧洲共同体的成员资格。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政治暗流涌动，并不像天主教民主党和社会党联盟所暗示的那样稳定。彻底破坏其稳定的是冷战的结束和大规模政治腐败的暴露。冷战的结束代表着共产主义威胁的终结。但共产党并未因此而终结，而是改名为民主左翼党，它抛弃了原教旨主义者，尽管最初流失不少选民，但之后逐步稳定下来，并开始复苏。但冷战的结束确实让选民相信，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或集体主义攻击意大利市场体系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结果是将影响转移到中间党派。多年来，温和派选民一直捏着鼻子投票给天主教民主党，如今他们终于得出结论，他们可以冒抗议政府质量的风险。结果，在1992年和1994年的大选中，中间派选民出现了戏剧性的分裂。选民们或者转向地方政党，或者转向各种奇异的替代方案，或者转向长期沉寂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党，或者转向弃权票。即使在选举制度改革之后(表面上的目的是简化体制，建立更稳定的联盟)，政党制度仍然混乱不堪。数十名政客，包括许多高级官员，因腐败指控被逮捕，司法部门最终决定报复政治阶层。就连电视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财力和广告实力也无法在混乱中创造秩序。在1994年的大选中，他通过将自己的意大利力量党与北方联盟和意大利社会运动党这两个不太可能的盟友结盟，似乎短暂地打造了一个获胜的联盟，但他的政府在上任后8个月内就被推翻了。
经济战胜政治
20世纪90年代初的政治崩溃既是一场悲剧，也是一场胜利。对于一个政治制度来说，这是一场悲剧，尽管政治制度不稳定，但在最初几年有许多可取之处。在冷战、南部欠发达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威胁下，自由民主幸存了下来。政府作出了困难的决定，这些决定使意大利经济能够融入更广泛的欧洲经济，这对大多数普通意大利人的富裕大有裨益。但是，一个在西欧国家所独有的政治制度的扭曲最终抵消和掩盖了重建时代的政治成就，而这一制度在维持民主的过程中无法产生所需的政府更替。随着有组织犯罪的出现，政治生活变得愤世嫉俗、腐败，甚至暴力。最终，由于无法面对困难的分配选择，政治制度成为一种无法忍受的负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的崩溃是选民们战胜其政权领袖的一次胜利。事实证明，该体系并不像人们担心的那样一成不变。在过去十年的一半时间里，政治生活的新面貌仍不明朗，但至少作出了一些艰难的决定。在缺乏权威政治家的情况下，权力被移交给了技术官僚。在这些人中，意大利银行的代表——意大利银行始终享有较高的声望和诚信——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难怪在1992年后的困难时期，意大利银行的两位主要人物卡洛·阿泽利奥·钱皮和兰贝托·迪尼应邀担任总理。技术官僚应该执掌政府，外汇市场应该在提醒意大利人谨慎地面对政治经济现实方面发挥突出作用，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来使意大利与欧洲主流接轨的发展的恰当结论。这一解决办法不能作为政治的长期替代方案，但与墨索里尼70年前在类似情况下提出的即时解决办法相比，它似乎具有巨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