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寄居在多佛尔的姨婆家中—无论如何我都得写完手头的书再走，而那需要好几个月—我坐在窗前静静地写作，而我第一次得到这里的庇护时，就曾从这扇窗户眺望海上的明月。
我的主张是，只有在我自己的小说创作同这部传记的讲述偶尔相关时，我才会提到小说。根据这一主张，我不会谈自己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抱负、快乐、焦虑和成功。至于我怀着最强烈的热忱，全心全意地投入文学创作，将灵魂的全部力量都用在上面，我先前已经说过了。倘若我写成的书还算有点儿价值，那我接着创作下去就有意义。倘若我的作品乏善可陈，那我再写什么都不会有人感兴趣。
我时不时会去一趟伦敦，将自己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或者与特拉德尔斯商量些公事。我在国外期间，他极其精明地替我打理业务，让我的生意蒸蒸日上。我出名之后，开始收到许多陌生人寄来的信件—大多毫无意义，极难回复—于是我和特拉德尔斯说好，把我的名字漆在他门上。负责那一片的邮差尽职尽责地将一捆捆信件投到他家，我隔一阵子也会去那儿，辛辛苦苦地阅读信件，就像一个不拿薪俸的内政大臣。
在这些信件当中，不时会有一些殷勤的提议，是埋伏在律师公会附近的无数局外人中的某位写来的，想假借我的名义来从事代诉人业务（假如我愿意完成尚未完成的必要步骤，成为代诉人的话），并分给我一定比例的利润。但我拒绝了这些提议，因为我知道，这种冒名执业的家伙实在太多了，而且律师公会已经病入膏肓，用不着我再去雪上加霜了。
我的名字鲜艳夺目地出现在特拉德尔斯门上时，索菲的姐妹们已经回家了。那个机灵的小伙子整天都装出从没听过“索菲”这个名字的样子。索菲则在后面的房间里，一面干活儿，一面看看楼下那个落满煤灰的狭长小花园，那里有一个水泵。不过，我每次在那儿见到她时，她都是那个快活的家庭主妇。没有陌生人上楼的时候，她常常哼起德文郡民谣，优美的旋律陶醉了那个在逼仄的小门厅里办公的机灵小伙子，让他都变迟钝了。
我一开始觉得很纳闷，因为我发现索菲常在一个习字本上写字，而且一见到我就赶紧合上本子，藏进抽屉。但不久谜底就揭开了。有一天，特拉德尔斯冒着细细的冻雨从法院回来，从书桌里拿出一张纸，问我觉得上面的字写得如何。
“噢，不要，汤姆！”索菲喊道，她正在壁炉前给特拉德尔斯烘热拖鞋。
“亲爱的，”特拉德尔斯笑嘻嘻地回应道，“为什么不要？你觉得这些字写得怎么样，科波菲尔？”
“写得非常符合法律文书规范，非常正式。”我说，“我想我从未见过这样刚硬有力的笔迹。”
“不大像女人写的，对吧？”特拉德尔斯说。
“女人写的！”我重复道，“与其说这是女人写的，还不如说女人会用砖头和灰浆盖房子哩！”
特拉德尔斯开怀大笑，告诉我这是索菲的笔迹；说索菲曾断言，他很快就需要一个为他抄写文件的办事员，而她就要当那个办事员；还说她是从一份法律文书样本上学会这种字体的，她可以在一个小时内抄写—我忘记多少页了。听到特拉德尔斯把这些对我和盘托出，索菲觉得非常慌乱，便说如果“汤姆”当上了法官，就不会轻易把这种事抖搂出去了。“汤姆”否认了这一说法，宣称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以此为荣。
“你有一位多么贤惠可爱的太太啊，亲爱的特拉德尔斯！”索菲笑着走开以后，我对特拉德尔斯说。
“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斯回应道，“毫无疑问，她是世上最可爱的姑娘！她把这个地方管理得多好啊！她做事准时准点，又熟悉家政知识，花钱也精打细算，什么都安排得井然有序，而且她还那么开朗乐观！”
“你的确有理由称赞她！”我说，“你是个幸福的人哪！我相信，你们两个在一起，会让自己，也让对方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
“我敢说，我们两个已经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特拉德尔斯回应道，“无论如何我都承认这一点。哎呀，天还没亮，我就看见她点着蜡烛起床了，忙着安排一天的事情；办事员们还没到律师学院，她就去市场买东西了，风雨无阻；她想方设法用最普通的材料烹调最美味的小晚餐，还要做布丁和馅饼；她把所有物品都放在该放的位置；她自己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不管多晚，她都陪着我，总是温柔地鼓励我。她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我。说真的，我有时候真不敢相信这一切，科波菲尔！”
特拉德尔斯穿上那双索菲烘热的拖鞋时，动作轻柔，不胜怜惜，然后心满意足地伸出脚，搭在炉栏上。
“说真的，我有时候真不敢相信这一切。”特拉德尔斯说，“还有，我们生活中充满了乐趣！老天，那些乐趣不用花多少钱，但美妙极啦！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家里，把外屋的门一关，把窗帘一拉—窗帘都是她做的—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舒服？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晚上就出去散步，街上到处都是能让我们开心的东西。我们往珠宝店亮闪闪的橱窗里瞧，我指着盘在白缎底座上镶着钻石眼睛的蟒蛇对她说，等我有钱了，就买那个送给她；她指着镶着宝石、刻着花纹的翻盖金表—表内还有擒纵装置之类的玩意儿—对我说，等她有钱了，就买那个送给我。我们挑选我们有钱之后都想买的汤匙、叉子、切鱼刀、黄油刀、方糖夹，离开的时候好像真把那些东西买下了似的！然后，我们漫步到广场和大街，看到有房子出租，有时就上去瞧瞧，还说如果我当上了法官，住这座房子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分配起房间来—这间给我们自己，那几间给她的姐妹，诸如此类，直到安排得合乎我们心意，说这房子合适；当然也可能不合适。有时候，我们买半价票到剧院正厅后座看戏—我觉得，花这点钱就能闻到剧院的味道，真是够便宜的—我们看得如痴如醉，戏里的每一个字索菲都信，我也如此。回家路上，我们要么在小餐馆买点吃的，要么在鱼摊买只小龙虾，带回来做一顿丰盛的夜宵，边吃边聊我们的见闻。唉，你知道，科波菲尔，我要是当了大法官，我们就不能做这样的事了！”
不管你当了什么，亲爱的特拉德尔斯，你都会做出些令人愉快的事来！我心里这样想。“对了，”我大声说，“我猜你现在不画骷髅了吧？”
“说实话，”特拉德尔斯笑着答道，脸霎时红了，“我不能完全否认，亲爱的科波菲尔。前几天，我坐在王座法庭的后排，手里拿着一支笔，忽然心血**，想试试自己那方面的本领保留下来几分。恐怕现在那张桌子的边缘就有一个骷髅—还戴着假发呢！”
我们俩开怀大笑后，特拉德尔斯结束了玩笑，面带微笑注视着炉火，用他特有的宽厚语气叹息道：“那个老克里克尔呀！”
“我这里有一封那个老—恶棍寄来的信。”我说。他当年曾痛殴特拉德尔斯，可特拉德尔斯自己竟然如此轻易地宽恕了他，我见了越发觉得不能宽恕他了。
“是克里克尔校长来的信？”特拉德尔斯喊道，“不会吧！”
“有些人见我越来越有名，越来越有钱，就开始巴结我，”我翻看着信件说，“有些人发现自己一直非常喜欢我，在这些人当中，就有这位克里克尔。他现在不当校长了，特拉德尔斯。他不干那一行了，如今是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治安法官。”
我本以为特拉德尔斯听了这消息会感到惊讶，但他一点儿都没有。
“你觉得他是怎样当上米德尔塞克斯郡治安法官的？”我说。
“噢，天哪！”特拉德尔斯答道，“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也许他给某人投过票，或者曾借钱给某人，或者买了某人的东西，或者让某人欠了他的情，或者替某人营私舞弊，而那人又认识别的什么人，而后者想办法让郡长任命他。”
“不管怎么说，他反正是坐上那个位子了。”我说，“他给我的这封信上说，他很想让我去看看唯一真正有效的监狱惩戒制度是怎么运行的，只有通过这种无可辩驳的方法，才能让囚犯真心实意、坚持不懈地悔罪改过—你知道，这种方法就是单独监禁。你觉得怎么样？”
“觉得这个制度怎么样？”特拉德尔斯神色严肃地问。
“不是。我是问你觉得要不要接受他的邀请。你能不能陪我走一趟？”
“我不反对。”特拉德尔斯说。
“那我就写信答应他。就是这个克里克尔—且不说他是怎样对待咱们的—把自己的儿子赶出家门，让老婆女儿艰难度日，这些事我想你还记得吧？”
“清清楚楚。”特拉德尔斯说。
“可是，只要读了这封信，你就会发现，对那些十恶不赦的重犯，他竟然成了最温柔慈悲的人，”我说，“虽然我看不出他对待别人也同样宅心仁厚。”
特拉德尔斯耸耸肩膀，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我早料到他会如此，也就不以为怪。毕竟，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类似的荒唐事，我早就司空见惯。我们定好了参观的时间，当晚我便回信告知了克里克尔先生。
到了约定的那天—我想就是第二天，但那无所谓—特拉德尔斯和我一起，前往克里克尔先生掌权的监狱。那是一座庞大而坚固的建筑物，造价高昂。走向监狱大门的时候，我不禁想，如果有个不明真相的人提议，用建造监狱的一半经费为年轻人建一座工艺学校，或者为应受照顾的老人盖一所养老院，不知会在这个国家里引发怎样的**啊！
在一间气势恢宏、足以充当巴别塔底层的办公室里，我们被引见给我们的老校长。当时屋里除了他，还有两三个忙碌的治安法官，以及他们带来的几个参观者。他接待我的时候，就好像在过往的岁月中，他不仅塑造了我的思想，而且一直就对我疼爱备至。我把特拉德尔斯介绍给他的时候，克里克尔先生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态度，只不过比对我略逊一筹，仿佛他一直都是特拉德尔斯的导师、哲人和朋友。我们这位可敬的老师比从前老了许多，容貌却没有变得更好看。他的脸还是同从前一样红，眼睛仍然那样小，但陷得更深了。我记忆中稀疏湿润的白发所剩无几，秃头上涨起的青筋看上去也没有更顺眼。
从这几位绅士的谈话中，我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世上除了不惜代价为犯人谋求最大舒适，就不应该再关心别的事；在狱门以外的广阔世界中，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听完这番高论，我们就开始参观。当时正值正餐时间，我们首先来到宽敞的厨房，那里正把每个囚犯的饭菜一份份摆放出来（然后送到每个囚犯的牢房中），像钟表一样准时、精确。我把特拉德尔斯拉到一边说，不知道是否有人想过，这些丰盛的美味佳肴，同士兵、水手、劳工，以及广大诚实劳动者—且不说乞丐—所吃的饭菜之间，简直存在霄壤之别；后者当中，五百个人里都找不出一个吃得有前者的一半好。但我听说，他们这种“制度”就要求高标准的生活。总而言之，我发现，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制度问题，无论是在吃饭问题上，还是在其他所有问题上，这种“制度”都杜绝了一切怀疑，消除了一切异常。似乎没有人想到，除了这个制度，还有别的制度可以考虑。
我们穿过那些宏伟的过道时，我问克里克尔先生和他的朋友，这种支配一切、凌驾一切的制度，其主要优点是什么？我发现答案就是：囚犯完全与外界隔绝—这样一来，每个被监禁在这里的人都不知道别人的情况；囚犯会恢复健康的精神状态，从而真诚地悔过自新。
接着，我们开始到单人牢房去探访囚犯，走过牢房所在的过道，听他们解释囚犯如何去小教堂做礼拜。这时我突然觉得，囚犯很可能彼此非常熟悉，他们之间很可能有一套十分完备的交流系统。我相信，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不过，当时即便含蓄地表示质疑，也是对那种制度的彻底亵渎，所以我只好尽量努力寻找囚犯悔过自新的证据。
在这一点上，我也疑虑重重。我发现，悔罪的形式，就像裁缝店橱窗里的外套和背心的样式一样千篇一律。我发现，大量的坦白不仅性质雷同，就连遣词造句也几乎一模一样（我觉得这一点尤其可疑）。我发现，有许多狐狸因为够不到葡萄就大肆贬低整个葡萄园；但我也发现，在够得着葡萄的狐狸当中，也没有几只是可以相信的。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最擅长坦白的人是最受瞩目的对象；他们的自负、他们的虚荣、他们对刺激的需求、他们对欺骗的爱好（其中许多人的履历表明，他们对欺骗的爱好已达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一切都促使他们坦白，并从中得到满足。
然而，在我们来回探访的过程中，我不断听见有人提到二十七号罪犯，他在这里广受欢迎，似乎真是个模范囚犯，于是我决定对上面的问题暂不下结论，先去会会这个二十七号。我知道，二十八号也是一颗不寻常的明星，但不幸的是，在二十七号的耀眼光辉下，他的光彩就相对暗淡了些。我听了关于二十七号的很多事，说他总是虔诚地告诫身旁的每一个人，还说他经常给母亲写措辞优美的书信（他好像认为母亲处境十分艰难），以至我急不可耐地想见到此人。
我还得再忍耐一阵子，因为得把二十七号留作最后上演的大戏。不过，我们终于来到他的牢房门外。克里克尔先生从门上的小孔向里面一瞅，然后带着无比钦佩的态度向我们报告说，二十七号正在读《赞美诗集》。
大家立刻纷纷将脑袋凑过来，要看看二十七号读《赞美诗集》，小孔前立刻塞满了六七层脑袋。为了解决这种不便，给我们一个机会同心思纯洁的二十七号交谈，克里克尔先生吩咐打开牢门，把二十七号请进过道。门打开后，二十七号走了出来。特拉德尔斯和我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因为我们看到，那位改过自新的二十七号不是别人，正是乌利亚·希普！
他马上就认出了我们，一面向外走，一面说—仍然像从前那样扭动着身子—
“你好吗，科波菲尔先生？你好吗，特拉德尔斯先生？”
他这样跟我们打招呼，引起在场所有人的羡慕。我倒觉得大家之所以惊奇，是因为他竟然放下了架子同我们寒暄。
“喂，二十七号，”克里克尔先生带着惋惜又钦佩的语气说，“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我很卑贱，先生！”乌利亚·希普答道。
“你永远是卑贱的，二十七号。”克里克尔先生说。
这时，另一位绅士急不可耐地问道：“你觉得还舒服吗？”
“是的，谢谢你，先生！”乌利亚·希普看着说话者的方向说，“我在这里比在外面任何时候都舒服多了。我现在认识到自己干的蠢事了，先生。这就是我觉得舒服的原因。”
好几位绅士都大受感动。第三个提问者挤到前排，无比动情地问：“你觉得这里的牛肉怎么样？”
“谢谢你的关心，先生。”乌利亚朝这位说话者的方向看去，说道，“昨天的牛肉做得比我期望的硬了些，但忍耐是我的义务。我干过蠢事，先生们，”乌利亚说，带着温顺的微笑扫视了四周，“我应该毫无怨言地忍受自己造成的恶果。”
人群中嗡嗡低语了一阵，一半是对二十七号崇高精神境界的赞赏，一半是对伙食承包商的愤慨，因为他竟然遭到了二十七号的抱怨（克里克尔先生当即将这一抱怨记录下来）。议论声平息之后，二十七号站在我们中间，仿佛觉得自己是一座备受赞誉的博物馆里最重要的展品。为了让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者沐浴在更明亮的光辉中，有人下令将二十八号也放了出来。
我早就惊愕不已了，所以，当利蒂默先生手捧《圣经》走出来的时候，我感到的只是一种无所谓的惊讶。
“二十八号，”一位戴眼镜的绅士说，他之前还未开过口，“我的好朋友，你上礼拜抱怨过可可茶不好喝，后来怎么样了？”
“谢谢你，先生。”利蒂默先生说，“后来可可茶好喝点了。如果我可以冒昧说一句的话，先生，我觉得跟可可一块儿煮的牛奶不够纯。我知道，先生，伦敦卖的牛奶掺假太多了，要买到如假包换的真货太难了。”
在我看来，那位戴眼镜的绅士支持他的二十八号对抗克里克尔先生的二十七号，因为他们各自手里抓着一个自己的人。
“你的心情怎么样，二十八号？”戴眼镜的发问者说。
“谢谢你，先生。”利蒂默答道，“我现在认识到我干的蠢事了，先生。我一想到过去伙伴犯下的罪过，心里就非常不安，先生。不过，我相信，他们是可以得到宽恕的。”
“你自己很快活吧？”发问者点头鼓励道。
“非常感谢你，先生，”利蒂默先生答道，“我十分快活。”
“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发问者道，“要是有，就说出来吧，二十八号。”
“先生，”利蒂默先生头也不抬地说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儿有一位先生过去就认识我。我把过去干的蠢事完全归咎于伺候年轻人时不动脑子，任凭他们带我屈从于自己的弱点，而全无抵抗之力。如果这位先生知道这一点，也许对他是有好处的，先生。我希望这位先生引以为戒，先生，也希望他不要因为我的大胆直言而生气。我这是为他好。我意识到自己过去干了蠢事。我希望，他也能为自己参与的恶行和犯下的罪孽而忏悔。”
我看到好几位绅士用双手分别捂住了左右眼，好像刚刚走进教堂一样。
“这话说得太好了，二十八号，”那位发问者回应道，“我早该料到你会这样说。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先生，”利蒂默先生微微抬起眉毛，但没抬眼睛，答道，“曾有一个姑娘误入堕落放纵的歧途。我竭力挽救过她，先生，但没有成功。我请求那位绅士，如有可能，替我转告那个姑娘，说我已原谅她对我个人的恶行，同时恳求她改悔—要是那位绅士肯好心帮忙的话。”
“我毫不怀疑，二十八号，”发问者回应道，“你提到的那位绅士，听了你这番入情入理的话，一定会像我们大家一样深受感动。我们不再耽搁你了。”
“谢谢你，先生。”利蒂默说，“先生们，我祝各位日安，希望你们和你们的家人也看到自己的罪恶，并改过自新！”
说完，二十八号同乌利亚交换了一下眼神，退了回去，仿佛他们早就通过某种交流手段认识了彼此一样。他的牢门关上以后，人们又低声议论起来，说他是一个极其体面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了，二十七号，”克里克尔先生带着自己的人登上空出来的舞台，说道，“你有什么我们能帮你做的事吗？有的话，就尽管说出来好了。”
“我想谦卑地提出一个请求，先生，”乌利亚答道，同时晃了晃他那充满恶意的脑袋，“请允许我回去再给母亲写封信。”
“这当然可以。”克里克先生说。
“谢谢你，先生！我非常担心母亲，唯恐她不安全。”
有人鲁莽地问哪里不安全？但立刻惹来众人愤慨地小声制止：“嘘！”
“我担心她无法获得永久的安全，先生。”乌利亚答道，朝发问者的方向扭动着身子，“但愿我母亲也能达到我这样的境界。如果我不到这里来，就绝不会达到现在的境界。我希望母亲也能到这里来。无论是谁，只要被抓起来后关进了这里，那对他们都大有裨益。”
这番深情的表白令众人极为满意—我认为，比那天发生的任何事都更令人满意。
“我到这里来之前，”乌利亚说，偷偷看了我们一眼，仿佛是说，如果办得到的话，他就会摧毁我们所属的外部世界，“我总干些蠢事，但现在我认识到自己是多么愚蠢了。外面有许多罪孽。我母亲就罪孽深重。罪孽无所不在—除了这里。”
“你已经改过自新了？”克里克尔先生说。
“噢天哪，是的，先生！”这位大有希望的忏悔者叫道。
“你出去了，不会故态复萌吧？”有人问道。
“噢，天—哪，不会，先生！”
“好！”克里克尔先生说，“这非常令人满意！你已经跟科波菲尔先生打过招呼了，二十七号。你还想同他说点儿什么吗？”
“在我来到这里改过自新之前很久，你就认识我了，科波菲尔先生。”乌利亚看着我说，那副凶恶的表情，即便在他脸上，我也从未见过，“你认识我的时候，虽然我也干了些蠢事，但在骄傲的人中间我是谦卑的，在粗暴的人中间我是温顺的—你自己就对我粗暴过，科波菲尔先生。有一次，你打了我一个耳光，你知道。”
大家无不面露同情，有几个人对我投来愤怒的目光。
“但我原谅你了，科波菲尔先生。”乌利亚说，仿佛自己堪比原谅了加害者的基督。他那大不敬与邪恶的模样，我在这里就不描述了。“我原谅每一个人。心怀恶意同我的本性相悖。我原谅了你，但愿你将来能约束自己的**。我希望威先生、威小姐，以及那伙有罪之人都能悔过。你经历了磨难，我希望你能从中受益。但你最好还是到这里来。威先生最好到这里来，威小姐也是。我能给你，科波菲尔先生，还有各位先生的最大祝愿，就是你们也被抓起来，送进这里。想起我过去干的蠢事和现在的精神状态，我就肯定这里也是你们最好的归宿。我觉得所有还没送进这里的人都非常可怜！”
他在一小片赞扬声中溜回了牢房。牢门关上以后，特拉德尔斯和我都松了一口气。
这种悔罪方式的特色如此鲜明，我很想问问，这两人究竟犯了什么罪，才被送进了这里。但对这个问题，他们似乎都讳莫如深。我看两个狱卒脸上隐隐流露出某种神情，仿佛非常清楚这场闹剧的原委，于是同其中一个狱卒攀谈起来。
“你知道，”我们沿着过道往前走时，我说，“二十七号最后干的‘蠢事’是什么重罪吗？”
回答是一桩银行案。
“是的，先生。诈骗钱财、伪造文件、共谋犯罪。他与几个同伙干的。他唆使那些人作案。那是一个骗取巨款的周密计划。他被判处终身流放。二十七号是团伙中最狡猾的家伙，差点儿就让他溜掉了，但最后还是难逃法网。银行刚好揪住了他的辫子—差点儿功败垂成。”
“你知道二十八号犯了什么罪吗？”
“二十八号……”向我透露消息的人说。他始终把声音压得很低，我们走在过道时，他还不时回头看，生怕克里克尔先生和其他人听见他竟然敢说那两个纯洁无辜者的坏话。“二十八号—他也被判了流放—得到一份差事，在他跟年轻主人去国外的前一晚，抢走了价值二百五十镑的财物。他的案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他是被一个侏儒抓住的。”
“一个什么？”
“一个矮小的女人。我忘记她的名字了。”
“不是叫莫彻吧？”
“正是这个名字！他本来已经躲过追捕，正打算逃往美国。他戴着淡黄色假发和胡子，化装之巧妙，你这辈子都没见过。谁知他走在南安普敦街上的时候，被那个矮小的女人撞见了—她眼尖，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她跑到他两腿中间，把他顶翻在地—像残忍的死神一样牢牢抓住他不放。”
“莫彻小姐真是了不起！”我喊道。
“你要是像我那样，看见她站在椅子上出庭做证时的神气，肯定也会这样称赞她的。”我这位朋友说道，“她抓住他的时候，他把她的脸都抓破了，还无比残暴地殴打她。但她一直没撒手，直到他被关起来。实际上，她把他抓得那样紧，警察不得不把他们俩一起带走。她做证时精神抖擞，受到法庭的高度赞扬，然后在一路欢呼声中回了家。她在法庭上说，就算他是参孙[1]，她也会单枪匹马擒获他—因为她知道他的底细。我相信她会那样做的！”
我也相信，并为此十分敬佩莫彻小姐。
我们这时该看的都看了。二十七号和二十八号本性依旧，全无改观；他们从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那两个伪善的无赖正是在这种地方玩弄坦白把戏的人；他们至少像我们一样清楚，这一套在他们被判流放之后会立刻发挥什么价值；总而言之，这完全是一种腐朽、虚伪、极具**力的行为—如果将这一切说给可敬的克里克尔先生那样的人听，当然是白费唇舌。我们只好满怀惊讶回家去了，任凭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摆弄那套制度。
“放纵一种堕落的嗜好，”我说，“或许是件好事，特拉德尔斯，因为越放纵就死得越快。”
“但愿如此。”特拉德尔斯回应道。
[1] 《圣经》中的大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