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帝制时代，皇帝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是读书人，常年和文字、思想打交道，文字是他们的立身之本。遇到仁慈的皇帝，士大夫其乐无穷；但遇到如朱元璋这样的皇帝，士大夫就如坠地狱。
朱元璋出身贫苦，和当时的读书人阶层有着天壤之别。这就在无形中让朱元璋有了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皇帝总希望自己能够占据权力、知识和思想的顶端，他既是权力最高者，当然也希望自己是思想宗师。把政统(权力)和道统(思想)合二为一，是每个皇帝内心深处的最大愿望。
然而朱元璋做不到这点，他只能拥有其一，因为他的知识水准和思想境界太低下了。在这种情况下，换作别的英明的皇帝，可能还要谦虚地向知识分子学习，但朱元璋的性格，使他不但不向这些人学习，反而还要打压他们。
在朱元璋看来，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可能凭借其掌握的知识和思想，在无声无息中讥讽他，骂人不带脏字地让他中招。把知识分子当成仇人，这是朱元璋最可怜也是最可恨的地方。
据说，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警惕和厌恶，始于一次闲谈。他和几个战友在谈到张士诚时，说张士诚这个名字起得很好。有人就告诉他：张士诚原来不叫张士诚，这个名字是他手下的一群知识分子给他改的。
朱元璋赞叹说：“还是知识分子厉害，他这个名字不错。”
那个人又告诉他：“知识分子这是在骂他呢!《孟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士，诚小人也。’”——古文没有标点，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读：“士诚，小人也。”
朱元璋惊骇地叫起来：“我的妈呀，这群知识分子好阴险啊，我以后要小心!”
这句话可不是说着玩玩的——朱元璋真就上心了。他这一上心，“文字狱”就开始上演。
所谓文字狱，直白而言就是因文字而产生的罪，统治者由于神经过分敏感，看到某些文字时就会把它和自己的经历、特点、缺陷等强拉硬扯上关系，最后认定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是在讥讽甚至诅咒自己。文字狱之所以会产生，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统治者的变态，另一方面也和统治者的“想象力”有关。
据史料记载，从1384年到1396年，在这13年中发生了不下20余起文字狱事件。因文字狱而遭到屠杀和株连的人，虽没有胡惟庸案中被处决的人多，但数字也是相当可观。
朱元璋当过和尚，还做过盗贼(小偷小摸)，这段经历让他特别在意，所以特别忌讳别人提起这些事。于是他只要一看到“生(僧)”“光”“秃”“则”等字或谐音的字，就马上心跳加速，因为这些字在他看来，都是在骂他当过和尚；“则”则被视为骂他做过贼。
在这种思维定式下，文字狱开始令人啼笑皆非地不断上演。
关于骂他是秃驴的，有这样一些事：常州府学教育部门官员蒋镇所作的《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几个字，被朱元璋下令处斩，因为“生”与“僧”同，这被视为骂他当过秃驴；还有人所作的《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几个字，因为“取法”与“去发”读音相近而被斩；台州训导林云所作的《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几个字，因为“法坤”与“发髡”读音相近而被斩。
至于骂他是做过贼的，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作的《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几个字，“则”与“贼”音同，被斩；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所作的《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几个字，被斩；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所作的《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几个字，被斩；桂林府学训导蒋质所作的《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几个字，被斩……
“则”这个字是一个转折词，在文章诗词中不能缺失，这就导致触犯这个禁忌的人特别多，朱元璋杀起来也特别爽。
还有的文字狱，是朱元璋觉得在讽刺他的执政。佥事陈养浩作诗道：“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看后，叫起来：“如今四海升平，你居然说有怨妇哭当兵的丈夫，杀!”有个和尚作诗道：“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朱元璋看后，也叫起来，丝毫没有看在曾经是同行的面子上饶过他，他说：“这是抨击我刑法太严苛啊，杀!”兖州知府卢熊错把“兖”写成“衮”，朱元璋看了，说：“这是想让我滚啊，杀!”
那么，如果没有“则”“光”这些透露朱元璋人生经历的字，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
也不是。曾经有个知识分子作贺表，表中称赞朱元璋的治理是“天下有道”，祝愿朱元璋“万寿无疆”。不料，朱元璋却大怒道：“这个人良心大大地坏掉了!”
其他人根本没有看出来这八个字有什么不怀好意。朱元璋说：“‘道’就是‘盗’，‘无疆’就是诅咒我失去疆土。”有人为此人辩解说：“您曾经下过旨：表文不许杜撰，务必出自经典。‘天下有道’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万寿无疆’则出自《诗经》。”
朱元璋那天心情很好，就认可了对方的解释。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上面这位知识分子的运气的。明初文坛泰斗高启曾写过一篇《上梁文》，内容是关于苏州府衙的，而苏州府衙恰好建在张士诚王府的废墟旁，这篇文章中有“虎踞龙蟠”等套话，朱元璋知道后，咆哮道：“这是想让已经死掉的张士诚称帝吗？高启很怀念张士诚啊!”就这样，高启被腰斩了。
朱元璋在文字狱上发起了疯：管你是不是我的臣子，即使你不是我的臣子，我也要把你捉拿归案。朝鲜国王曾向朱元璋进表笺，内文有“犯上”字样，引得朱元璋又一次大发雷霆，令朝鲜国王把撰写此文的作者押送到南京，然后发配到云南。
文字狱过于泛滥和恐怖，把当时的知识分子吓得要死。曾有个叫邓伯言的读书人经推荐入京应试，廷试中，他写了一句诗：“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朱元璋看后特别喜欢，当庭吟诵，激动之下还把桌子拍得直响。然而邓伯言已是魂不附体，跪在阶下，竟然被吓得昏死过去。
李善长还活着时，有个读书人帮他撰写露布(公布文书)，朱元璋读后感觉他写得特别好，马上派使者召他入宫。而使者以为朱元璋是捉拿此读书人的，所以给他戴上枷戴，押入皇宫。这个读书人在来之前，也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已把遗书写好，想不到见到朱元璋后，才发现朱元璋是要重用他。悲喜交加下，他险些中风。
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行为，本质上是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仇恨和轻视。所以他的文字狱并不是针对文字本身，而是针对写出这些文字的知识分子。有些知识分子看透了朱元璋的阴狠，所以拒不入朝。朱元璋对待这种人也是毫不手软。教育部门的官员许存仁曾要告老还乡，朱元璋认为他是瞧不起自己，于是将其逮捕入狱，许存仁最终被狱卒折磨而死。大知识分子夏伯启叔侄，拒绝听从朱元璋的召唤，而且当着使者的面咬断手指，以立誓永不当官，朱元璋像疯狗一样，下令枭没其全家。
朱元璋不但用文字狱大力清洗知识分子，同时还改变了知识分子约定俗成的观念。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全是“话痨”。在上书皇帝时，他们为了炫耀知识和学问，常常引经据典，东拉西扯，堆砌辞藻。朱元璋是个“极简主义者”，他一贯的宗旨就是：若无必要，勿增实体。孔子说，辞达而已。这说明一件事情，如果能用十个字，就不要用十一个。
但“铺张”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潜规则”，虽然并没有人具体提出，他们自己却在多年的进化中形成了这种“传统”。某次，刑部的官员茹太素上万言书，在他读了6000多字后，朱元璋依然没有搞明白这个家伙到底要说什么，于是他下令把茹太素打了一顿屁股，要他回家修改。第二天，茹太素一瘸一拐地又来了，等读了16000字后，才终于谈到核心问题。他建议了五件事，其中四件可行。
朱元璋立即命有关部门执行，然后严肃地对茹太素说：“就这五件事，五百字就已经足够说明白了，你非要搞出17000字，我又不会按照字数给你稿酬。你这是繁文之过，大大地不应该!”
茹太素只好忍受着屁股的疼痛，跪下谢恩。朱元璋特意将这件事写成公文，让全国官员学习。看似是茹太素太啰唆而被打，其实是朱元璋用皇帝的权力，强行清洗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潜规则”。
知识分子莫名其妙地被屠杀、被歧视、被打压，这让很多大臣都很疑惑。朱元璋只好对这些脑袋不开窍的人说了这样一段话：“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意思是说，太平时代，自然要用读书人，可也必须让他们老实点。
而让一个人老实最好的办法，在朱元璋看来，就是“杀鸡儆猴”。经过“大清洗”后的知识分子阶层，没有人敢再说真话，有人甚至连话都不敢说，文章诗歌也不敢写。朱元璋用“大清洗”让中国的才俊们全部闭上了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