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被诛杀后不久，一个叫王国用的中级官员向朱元璋上了一道奏疏，名为《论韩国公冤事状》，韩国公就是李善长，这道奏疏的名字大意是“关于李善长是冤枉一事的分析”。但这道奏疏并非王国用所写，而是由大才子解缙主笔。解缙是朱棣时代的风流人物，但在朱元璋的时代，他还没有发出万丈光芒。可就是这道奏疏，让他一举成名，被朱元璋加以重视，终成一代名臣。
解缙这篇奏疏的大意是说：李善长老得都上气不接下气了，怎么可能造反？人造反的目的是为了当皇帝，他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能当几天的皇帝？李善长现在所享受的待遇，和皇帝有什么区别？他为何要放着好日子不过，冒险去重新创业？这和人情不符啊。自从打天下以来，李善长和皇上您始终是穿一条裤子的，他与您同出一心，出万死以得天下，他做丞相，您做皇帝，正是各得其所。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有谋反的心。
最后，解缙指出：杀李善长和杀别人的影响有大不同，李善长是文臣之首，是千万文臣的偶像，您把文臣的偶像干掉了，以后还有谁肯为您尽心出力？您看似杀了一个李善长，其实杀的是天下文臣的心啊!
朱元璋看了这道奏疏后，没有像王国用意料中的那样咆哮如雷。他淡淡地问：“这是谁写的？”
王国用如实相告：“解缙。”
朱元璋又淡淡地说了句：“稍作惩罚吧。”
解缙就此被解职，但也只是被解职而已。王国用发现了朱元璋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他当然知道李善长是被冤枉的，但要干掉李善长，就必须说他谋反。
然而，也许是解缙的这道奏疏起了作用，朱元璋把监狱中李善长的长子李祺释放了。很多人都认为，李祺之所以被赦免，是因为他的夫人是朱元璋的长女。但是，像朱元璋这样六亲不认的人，他绝不会因为女儿就对李祺网开一面。更大的可能是，朱元璋虽然杀了李善长，却心怀愧疚，为了保留李善长的血脉，所以赦免了李祺一家三口。
即使是最恶的人，内心深处也有良知，只不过出现的次数很少而已。
解缙说朱元璋干掉的不是一个李善长，而是天下读书人的心，这句话是惊醒不了朱元璋的。朱元璋杀人，就如游戏一般。和当初的胡惟庸案、林贤案一样，李善长案也牵连进了许多功臣，这些人全成了朱元璋屠刀下的鱼肉。
比如吉安侯陆仲亨，他在朱元璋消灭陈友谅的战争中功勋卓著，被封侯后仍然为朱元璋东征西讨，累了个半死。胡惟庸在中书省时，陆仲亨和他往来甚密。在胡惟庸案爆发后，陆仲亨险些被牵连，但可能当时正需要用到他，所以朱元璋放过了他；在林贤案爆发后，陆仲亨吓得心胆欲裂，不过朱元璋还是没有动他。
陆仲亨因这两件事，渐渐得了抑郁症，整日闷闷不乐。人心情不佳时就容易愤怒，所以陆仲亨对家奴们不是打就是骂。家奴们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伺候不好这个老爷。正值李善长案爆发，家奴们想到了一个永不会挨打受骂的办法：告发陆仲亨当初与胡惟庸谋反。
朱元璋得到告密信后，失声叫道：“我早就知道他有问题，自我起兵时他就跟随我，乃是我心腹，后来又被我封为侯爵，可他身居如此高位，却一点都不高兴，而且整日摆着张苦大仇深的脸(此我初起时腹心股肱也。其居贵位而无雍和之色，默默然各带忧容)!”
这简直太魔幻了，明明是朱元璋不停地用屠刀把陆仲亨逼成了苦瓜脸，可他现在又倒打一耙，而且只凭“整日不太高兴”，就下令将陆仲亨处决，因权力而导致的病态，是多么恐怖!
和胡惟庸关系密切的陆仲亨难逃厄运，另一个被胡惟庸当成兄弟的平凉侯费聚，当然也不可能幸免。费聚曾在明帝国平定云南之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胡惟庸案爆发时，他和陆仲亨躲过了；林贤案时，他也侥幸躲过了；但到了李善长案，他就再也无法躲过了。陆仲亨的家奴不但告发了主子陆仲亨，还把费聚也牵扯了进来。费聚和大多数人一样，大喊冤枉；朱元璋也和处理大多数人时一样，让他闭嘴去死。
费聚被搞得神经错乱，他问朱元璋：“我为啥要造反啊？”
朱元璋被问住了。不过，他有超人的记忆力和胡编的本事。他说：“当初咱们和张士诚打仗，你违抗过我一次圣旨，我斥责过你，之后你就怀恨在心，所以要谋反。”
这回，费聚可就不再神经错乱，而是精神失常了。这件事太久远太久远，费聚早就忘记了，连是不是发生过他都没印象了。但朱元璋却还记得，而且张口就来。
陆仲亨和费聚还不算是最倒霉的，最倒霉的是南雄侯赵庸。1390年，他和燕王朱棣出塞攻打蒙古人。在取得胜利后，赵庸回南京，迎接他的，不是敲锣打鼓的仪仗队，而是朱元璋的特务们。赵庸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归入了胡惟庸团伙，很快就被处死。赵庸临死前抱怨说：“老子我如果真是胡惟庸的同党，那可真能潜伏的，整整潜伏了十年啊。”
除了上面几个功臣外，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延安侯唐胜宗也以各种吊诡的借口，被朱元璋诛杀。
李善长案在一片血腥中结束了，胡惟庸案在十年的时间里反复三次，也终于结束了。不过，朱元璋的“大清洗”还没有结束。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只要这个老屠夫还活着，大清洗就永不可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