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九歲那年，保拉認為我們應該劃破大拇指，讓我們的血液流進彼此的血管。
我嗤之以鼻。“費這個事兒幹什麽？我們本來就流著一樣的血。我們是血親。”
她不為所動。“我知道。這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儀式本身。”
午夜時分，借著一根蠟燭的微光，我們在臥室裏施行儀式。她用燭火給針頭消毒，然後用紙巾蘸著唾沫擦掉煙灰。
我們把黏糊糊的微小傷口貼在一起，吟誦一本三流兒童小說裏的可笑誓詞，保拉吹滅燭火。就在眼睛還忙著適應黑暗的時候，她又自作主張地低聲加了一段：“現在我們會夢見同樣的夢境，分享同樣的愛人，在同一個小時死去。”
我想憤慨地說“以上都是假的！”，但黑暗和熄滅燭火的氣味把抗議憋在了我的喉嚨裏，而她的誓言沒有被推翻。
帕卡德醫生說話的時候，我把病理學報告一折二，二折四，執著地想要對齊頁邊。報告太厚了，我無法折得足夠整齊。報告裏有我骨髓中增生的畸形淋巴細胞的顯微照片，也有引發疾病的病毒的RNA序列的部分打印件，一共有三十二頁之多。
相比之下，依然放在我麵前桌上的處方卻薄得可笑，幾乎沒有實體。兩者完全不相配。上麵傳統的（難以解讀的）多音節草書僅僅是個裝飾，藥物的名稱可靠地加密列在底下的條形碼裏，藥房不可能給我發錯誤的藥物。問題在於，這是能夠幫助我的那種藥物嗎？
“聽明白了嗎，裏斯小姐？還有什麽不懂的嗎？”
我竭力集中注意力，使勁兒用大拇指按住一條不肯屈服的折痕。她坦白地解釋了我的情況，沒有使用術語或委婉語，但我依然覺得我漏掉了什麽至關重要的細節。她每一句話的開頭似乎不是“這種病毒”會如何如何，就是“這種藥物”能如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