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还是挺乐意在阿德莱德再留个一两天的，不过还得赶路啊。快到要在墨尔本见朋友的日子了，不过首先，好久之前我就答应自己去看摩宁顿半岛，它就在墨尔本南边，是一个美丽静谧的沿海地区。既然在澳大利亚了，那总要抓个机会去一去。我一大早离开了阿德莱德，出发个把小时之后，我沮丧起来，看上去又得在空****的路上开一整天了，两边风景也乏善可陈。这似乎特别不公平，首先我原以为自己正在返回文明世界，其次我已经经历此种状况够多了，再次为了避免单调的陆路景观，我还故意选了一条稍长的沿海公路。
我开的这条路叫王子公路。地图上看，它是顺着标记为扬哈斯本半岛的巨大海湾的边缘划出的一条优雅的弧线。实际上，它的确有几个小时阳光灿烂的海岸风景，不过潮水在数英里之外，大海像远方一条亮蓝色的线，在一百万英亩反光刺眼的浅盐湖的那一边。内陆的一边呢，一样是没特点的荒原，只有一种低矮灌木翻来覆去地出现。这条路啊，一百四十六公里全线都没什么车辆。
为了打发时间，我唱起了澳大利亚民间版国歌《华尔兹·玛蒂尔达》。这首歌有趣，作者班卓琴·帕特森不仅是19世纪澳大利亚最伟大的诗人，还是唯一用某种弦乐器做名字的人。词是这样的(我认为录音带应当表明这些词句跟帕特森原作分毫不差)：
噢!曾有个铺盖客在比乐邦里扎营
在胶树的绿荫下啊
他一边唱歌一边看着自己的老比利沸腾
谁来跟我一起抱着玛蒂尔达跳华尔兹啊
你会发现，《华尔兹·玛蒂尔达》的主要特点就是它不合情理。不熟悉荒漠切口的人理解不了，这是显然的——切口部分是故意为之的——可就算你懂了这些字词，它还是意义不明。比如，比乐邦指水潭。于是，你还没读完第一行就立刻生出一个问题，流浪汉为什么要在水潭里面扎营呢？我自己的话，会把营扎在水潭边上。你明白问题所在了吗？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帕特森抓过墨水瓶匆匆写下诗词的时候小酒喝多了。随便啦，我再告诉你点儿吧，澳大利亚土话里的铺盖客指的是四处流动的散工。这个词源自卷起的毯子，也就是他随身带着的铺盖。铺盖还有一个名字，即玛蒂尔达，显然是从德语Mathilde来的(别问我，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兴趣也就到此为止了)。比利呢，是烧水的罐子，而胶树就是胶树本身了。接下来就是那个短语了。为什么铺盖客要跟自己的铺盖卷儿跳华尔兹呢？他为什么还想要别的人或别的东西(第二段里出现了一头绵羊，天啊)跟他一起做这件怪诞的、可能还是堕落的事情呢？当然，这些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
另一方面，这首歌的曲调很美(借用了一支古老的苏格兰旋律Thou Bonnie Wood o’Craigielea)，我把它演绎得特别悠扬。不是我自夸，我把头探出车窗，速度带来扑面的风，对着那风唱歌就产生了颤音的效果。当然，只记得一段词儿会出个毛病，就是片刻之后，歌就变得唠唠叨叨了。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我的那份满足感吧，因为我发现如果把“比利沸腾”改成“威利沸腾”(此处我大概得说明一下，威利[wil-ly]在英裔澳大利亚人的俚语里指男人身上的一个物件，是最不可能放进开水里的哦)，我对这首歌就立马改观。我能凑出约摸四十七段新诗节，不仅可以把这首歌扩充到适合长途汽车旅行的长度，还能赋予它缺失了近一个世纪的条理。
我或许还能把这诗作得更好，可我转过海湾的最后一弯，顺着公路往内陆方向钻进了一片低矮灌木丛后，瞅见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大龙虾”，我便兴奋起来，就此放弃了音乐创作。你瞧，大龙虾是我上路以来，一直渴望见到的某样东西——或者更确切些，某种东西。
澳大利亚人值得拥护的一大怪癖就是他们喜欢依照别的东西的形状建造大家伙。给他们一捆做鸡笼的钢丝，再给一些玻璃纤维，外加两三罐颜料，他们能给你做出一个巨型菠萝或草莓，或者像这里一样，造出一只龙虾。然后，他们在里面搞个咖啡馆和礼品店，在公路边竖个大牌子(以帮助那些眼大无光到看不见光秃秃的公路边挺立一个高达五十英尺大水果的人)，然后坐下来，等着钞票滚进来。
澳大利亚地上散布着约六十个这样的东西，像遗留下来的20世纪50年代的恐怖电影道具。如果你不差汽油钱，日子又百无聊赖，你大可以访一访大对虾、大考拉、大牡蛎(用探照灯做的眼睛)、大割草机、大枪鱼、大橙子、大美利奴羊……我可以满怀爱国之情骄傲地告诉你，这个过程是由一位名叫兰迪的美国人开创的，他在新南威尔士海岸的科夫斯港造了大香蕉，事实证明它对过路车辆有着魔法般的吸引力，令兰迪先生成为了商界的大哥大(big banana)。
一般来说，这些东西精明谨慎地坐落在公路沿线，那里都荒凉无趣得不一般，只要有个东西，你就会停车。当然就像我现在这样，路又来一个拐弯，我的面前赫然耸立着一只怪兽般巨大的龙虾，偏红的粉色，栩栩如生，它昂首站在路边，仿佛要尝一嘴来往的车辆似的。鉴于龙虾的独特造型，老板决定(我想是颇费一番脑筋之后吧)不在里面搞礼品店和咖啡馆，所以大龙虾由拉索固定着端坐在前面的草坪上，零售设施则设在后面独立的房子里。我下车，近前细看。它真是大得令人过目不忘。我后来问了人，才知道从地面往上到它触须的尖端，总高度有五十六英尺——即使在攀比成风的巨物世界里，也算尺寸大的了。
我换了好几个角度观察它，不自觉地闯进了别人的照相机镜头。
“哦，对不起!”我大声说。
“没事儿啦，伙计，”他好说话地应道，“您正好衬出它的大呢。”
他走上前，站在我旁边。他才三十出头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儿愁有点儿呆，像那种做低级工作，仍旧住在家里的人。他一副度假的打扮，穿着短裤与T恤，上面写着大大的“奴萨”字样。奴萨是昆士兰州的度假胜地。我们站在一起，默默瞻仰了龙虾好大一会儿。
“大吧？”我最后说。在玻璃纤维做成的甲壳动物面前，我挺无语的。
“你大概不肯帮我在它面前照张相的，对吧？”他拐弯抹角地说，澳大利亚人就是这么蜿蜒曲折地求人帮忙。
“当然可以啊。”
他站在它旁边，手温柔地搁在一条前腿上。
“你可以告诉别人说这是一张订婚照。”我说。
他喜欢这个说法。“是哦!”他兴冲冲地说，“见见我的未婚妻。她不算好看，话也没啥，不过天哪，她逃得真快!”
我认为自己喜欢这个小伙子。
“你经常参观这些东西吗？”我说着把相机递还给他。
“路过就看看咯。不过，这个挺不错的，比莫伊斯顿的大考拉好。”
我觉得自己没啥好说了。
“沃科普有个大公牛。”他又说。
我抬了抬眉毛，那样子就像在说：“哦，是吗？”
他天真地点点头：“风一吹，它的卵蛋就摇。”
“它有卵蛋？”我说，来了兴致。
“是啊。如果它们掉在你身上，你一时半会儿还爬不起来呢。”
我们又细细体会了一下这个场面。“我想，那会是一桩搞笑的保险理赔案子。”最后，我发表了意见。
“是啊!”他也喜欢这个说法，“或者报纸头条：‘一男子被落下的睾丸压伤’。”
“被落下的公牛睾丸啦。”我提议。
“是啊!”
我们聊得起劲。我好多天没跟人这样长谈了。我是说——我好多天没享受这样的乐趣了。可惜，我们俩都再想不出其他事情来谈，就那么尴尬地站了一阵。
“那么，很高兴见到你。”他说，带着羞涩的微笑走了。
“很高兴见到你。”我说。说得真心实意。
我进店，买了个冰箱贴和大约十五张大龙虾的明信片，心情愉快地回到路上。我向瓦南布尔和著名的大洋路进发，在深沉的静默中开了几分钟车子。然后，蓦地，我把头一下子伸出窗外，用既甜美又野性的嗓音唱道：
忘了勺子搅热饮更好
铺盖客把工具浸入茶汤
他察觉自己的老威利沸腾了叹口气
我奸不了你，你来**好吗
二
我在仙女港过夜，第二天继续开车去摩宁顿半岛，走的是大洋路，这条曲折的海岸公路风景如画，建于一战之后，是解决老兵就业的一项措施。路修了十四年，你瞧一眼就会明白其中缘由。这条全长一百八十七英里的公路中的大部分，沿着难度极高的海岸线以令人汗毛直竖的方式峰回路转，飞驰于岩石嶙峋的海角，紧贴着险峻的危崖。接连不断的U字形急转弯要求你注意力高度集中，基本无暇留意周围的风景。不过我觉得惊鸿一瞥总聊胜于无呀。水里零星站着几柱尖礁，是大海不倦的侵蚀作用造就的。这里曾有一处天然的岩拱，名为伦敦桥，你可以漫步走上去伫立于海上。不过1990年，它坍塌了，数吨岩屑落入下面的激浪中，困住了两位站在临海残墩上的观光客，他俩吓呆了，但居然毫发无伤。现在伦敦桥变成了伦敦岩柱。
一路行来，果然如导游手册上所言，景色壮丽——一边是奥特韦岭陡峭的山岭直插入海，树木森森，一派亚热带景象；另一边的激浪带着白色的浮沫，一波波卷上岩石拱卫两头的蜿蜒长滩。维多利亚州的这段海岸以两样东西闻名——冲浪与沉船。南维多利亚海岸有狂野难驯的潮流和威声赫赫的迷雾，在水手圈中向来臭名昭彰。如果吸干所有的水，你会看见一千两百艘残破船只躺在海底，这数目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地方比得上。我不时下车观景——独自驾车的人要领略美景还真是只有这一个法子——又到沿途那一两个温馨老派的小小度假区去打探了两下子。它们那个静谧啊，想想这会儿可是澳大利亚最热的时候，而且昨天还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呢。于是我想，除了人满为患的地方，观光客在澳大利亚其实有其他更多的去处。我可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想法。
朝墨尔本方向的大洋路在一个名叫托儿坎的地方重新与主干公路合并。我发现，此处往西二十英里就是温奇尔西，托马斯·奥斯丁就是在那里放走二十四只兔子，从而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地理面貌。周围的乡村景色看上去贫瘠荒芜，无所出产——这让我想起俄克拉荷马或者西堪萨斯——当然啦，我可没法晓得这种景象有多大程度是拜那贪婪暴食的兔子所赐。你可能以为人们从奥斯丁的故事里得到了教训，嘿嘿，竟然没有哦，兔子一路吃过乡村的当口，有权有势的人们还在引进其他动物品种，且数目庞大——时而为了狩猎，时而出于偶然，不过大多数是为了让这里更加热闹一点儿。基本上就是同样的冲动吧，既引导人们在阿德莱德这样的地方建造英式的公园，也导致他们企图操控农村的面貌。人们认为澳大利亚缺乏生物品种，半干旱的平原太单调，森林太寂静。环境适应学会慢慢出现，他们为了实现模拟故土的渴望，急急忙忙地做了二三十桩生物引进项目。没多久，这些学会又觉得没必要仅止于英国，甚至欧洲动物。他们开始梦想在澳大利亚造出一个非洲草原，长颈鹿、跳羚和水牛在阳光灿烂的原野上吃草。他们的追求近乎荒诞了。1862年，维多利亚州州长亨利·巴克利爵士主张将猴子引入该州的森林，“以其欢蹦乱跳取悦徒步旅行者”。这个主张还未施行，巴克利就下了台，取而代之的查尔斯·达令爵士说他不要猴子，不过倒是很欢喜见到王蛇。他也没有心想事成，不过许多其他人做到了。
“环境适应是影响19世纪人类思维的最愚蠢、最危险的思想之一。”蒂姆·罗在人们未必想读的《凶残的未来：澳大利亚外来入侵生物秘闻》一书中写道，可这种思想真的产生了影响。由于某种原因，维多利亚州成了这一思想的温床。除了兔子，其他二三十件愚蠢的引入项目得以实施。19世纪60年代，巴拉腊特环境适应学会把狐狸放向大地，它们很快为害乡里，至今仍是祸害。其他动物要么逃逸，要么被遗弃，然后野化了。骆驼曾被用于建造阿德莱德到爱丽斯泉的铁路，工程结束后放归自然。今天，十万骆驼游弋在中部和西部的荒漠中，那里是世界上唯一存在野生单峰驼的地方。全国有近五百万头野驴，一百万匹或更多的野马(被称为歹徒马)，还有数目巨大的野牛、奶牛、山羊、绵羊、猪、狐狸和狗。墨尔本郊区还曾抓到过野猪。实际上，引进物种太多了，连曾经很有势力的红袋鼠如今也仅排该国第十三大动物。
这令本土物种遭遇毁灭性打击。澳大利亚约一百三十种哺乳动物受到威胁，其中十六种已经灭绝——比其他大陆都多。猜猜哪个是最厉害的杀手？根据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服务处的说法，是普通的猫。猫喜欢澳大利亚的荒郊野外。一千两百万只猫栖息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从最干旱的荒漠到最崇高的山岭。它们和狐狸一起，把澳大利亚许许多多最娇小、最可爱也最脆弱的本土动物逼上绝路——袋鼠蚁兽、草原袋鼠、袋鼬、长鼻袋鼠、袋狸、岩袋鼠、鸭嘴兽，还有其他种种。由于这些生物大多昼伏夜出，很少被人见到，大部分人并没有发现它们不见了，但它们消失得很快。
植物和动物同命运。19世纪60年代，维多利亚很不幸，它的首席植物学家是个忠实的环境适应主义者，此人名字还老长，叫巴伦·费迪南德·雅克布·海恩里希·冯·穆勒。和动物环境适应主义者一样，冯·穆勒看不得澳大利亚植物群的贫少，花了大量闲暇时间周游全国，撒下南瓜、卷心菜、葫芦科植物和所有他认为会繁茂起来的东西的种子。他对黑莓情有独钟，到处撒上一大堆。现在，黑莓是维多利亚州最有害的杂草，铲不尽灭不绝，把各地农民害得最惨的就是它。只要没人料理，它就漫山遍野。我一路行来，看见不少。
这件事——外来物种往往以毁人信念的方式在澳大利亚兴旺发达——的教训是澳大利亚人被整惨了。原产于美洲的仙人掌属植物仙人果，于20世纪初引入昆士兰州，人们想将它用作畜牧饲料，它却快速地疯狂蔓延。到1925年，三亿英亩土地长满了高达六英尺的密不透风的仙人果丛。它是一种密度大到荒唐的植物——一英亩仙人果重达八百吨，比比看吧，一英亩小麦只有十五吨哦——一场噩梦，醒醒吧。那时候，昆士兰大部和周边简直成了欧洲大小的仙人果种植基地。幸亏，用农药和一种幼虫好食其叶的蛾子对付它很有效果。不过这种仗是敌退我进型的，代价不菲。
按照罗先生的说法，两千七百多种外来生物已将澳大利亚认作故乡了。有趣的是，植物园也在罪过最大者之列。从达尔文植物园里逃逸的三位——金合欢、银合欢和拐杖树——威胁着世界自然遗产卡卡杜国家公园，而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其他威胁。
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往往说不清道不明。根据罗先生的说法，近几年，一种出自虹臭蚁属的咬人蚂蚁侵袭了布里斯班。这种蚂蚁已经成为一种平常的恼人家伙了。很有趣，没人知道它从何而来，或者说它怎样来到此地。它就那么出现了。显然，也没人说得出它会向何处蔓延，或者它能悄无声息地造成什么样的破坏。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正如常常出现的那种状况，比起在其来处，它在澳大利亚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摩宁顿半岛紧贴墨尔本南部，是陆地突向大海的一角。我以为摩宁顿半岛是维多利亚的科德角[16]，因为它沿海，美丽，而且到处有夏季度假屋。它甚至还拥有近似的轮廓，新蝎子尾那样的一弯，几乎包进了浩瀚的菲利浦港海湾，而相隔约五十英里的对面，就是墨尔本。要到此一游，我有两个特别的原因：凯瑟琳·维奇在她的信中把它讲得太有魅力，而且就在这里，澳大利亚那位悲剧性地永沉海底的总理哈罗德·霍尔特，进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游泳。
霍尔特的“命运之游”发生在半岛的尖端波特西，于是我在摩宁顿小镇过夜之后，次日一早就去了那里。我出发时水汽蒙蒙，但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这种状况往往预示稍后会是个大晴天，可波特西却笼罩在沉沉的海雾之下。我下了车，气温比沿路往北二十英里之外还要低。我发现，跑到波特西来的人不多，其中大部分都穿着全棉的针织套衫或夹克。
波特西很小——数得过来的几家商店和咖啡馆，衬着好些大房子，在缥缈的雾气中显得漠然而阴郁——不过这儿的买家可是出名的有钱。这里一栋海滩小屋刚刚通过拍卖售出，成交价十八万五千澳元。你懂吗？不是海滩大屋，只是海滩小屋——简简单单的木棚子，没有电，没有水，除了紧挨沙滩和水，别无长处。买家甚至都没真正拥有这座小屋。他的十八万五千澳元只换来一种永久权利，即每年向委员会支付几百块的租金。只有本地人才允许买入这些小屋，它们可是异常宝贵的财产。刚被出卖的那座屋子已经在一个家族中传了五十年。
我喝了咖啡暖暖身子，然后继续上路去摩宁顿半岛国家公园。它是陆地的尽头，再过去到小山包内平角就临海了，那里有恶名远播的漩涡“裂流”——构成菲利浦港海湾门户的狭窄水道。这个地方直到最近才对外开放。一百多年来，整个地区——维多利亚沿海景色最壮丽的数百英亩土地——禁止公众出入，因为它为军方所有，被用作了爆破场。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这个国家有三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几乎全都荒着，哪里都可以炸一炸。这里呢，在全国第二大城市外围，和城区相距不过两三小时的车程，海角拥有罕见的华丽之美，生态意义也颇为重大，然后，不准公众涉足此地，因为要把它炸成齑粉。说不通的，是不？结果啊，好说歹说了许多年，把这片土地划出一小块成立个国家公园的呼声终于占了上风。就算这样，军队还占着半岛三分之二的土地，依旧偶尔往里面投两颗炮弹。因此，你在波特西边界上的游客中心买好参观票之后，就得穿过长达两英里的军事区，路的两边架着高高的围栏，上面钉着严厉的警示，提醒人们留心未炸的炮弹，还有擅自进入后果自负。你可以乘坐接驳车或者步行进入公园。我决定步行，锻炼锻炼身体，于是钻进掩人行踪的雾气，出发了。看上去，这地方唯我独有呢。
我走出不到一二十英尺，一只苍蝇就来跟我作伴了——它比家蝇小一些，更黑一点。它在我脸面前嗡嗡地飞，想要停在我的上嘴唇上。我猛拍了一下，赶它走，可它一下子又回来了，一直盯着同一个地方。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只跟它一起玩，想攀上我的鼻子。它也不肯走。一两分钟之内，大约有二十只这种活跃分子围绕着我的脑袋，我一下子坠入苦海，疲于应付澳大利亚苍蝇。
苍蝇一向讨人厌，只是澳大利亚种苍蝇更凭其不寻常的锲而不舍烦人至极。如果一只澳大利亚苍蝇想踩上你的鼻子或钻进你的耳朵，就没有可以令它气馁的东西。你尽可以驱它拂它，每次它都会跳出去再径直冲回来，就是吓不住它。你身体上的**处哪怕就一个点，纽扣那么大，苍蝇就想去舔去摸，在上面发了狂地打圈圈。不只是因为它们锲而不舍，还有因为它们确实有为之努力的对象。澳大利亚苍蝇会想去吸你眼球上的水分。如果它没有一而再再而三地杀回来，它就进到你的耳朵里棉签都够不到的地方。它会喜洋洋地赴死，只为光荣地在你的舌头上拉下一坨小屎。搞了三四十个澳大利亚苍蝇以这样的方式在你周围蹦跶，疯掉是立马的事情。
我就是这样走进公园，脑子里一片悲悲切切，嗡嗡直响，双手在头上挥舞，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漫无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灌木丛敬礼了——嘴巴不断吐气，鼻子不停喷气，脑袋摇得像神经错乱，有时候还吓人一跳地扇自己耳光，打自己额头。最后，如苍蝇所愿，我放弃了，它们落在我的身上，就像落在一具死尸上一样。
最终，苍蝇和我行至军事区的尽头，到了真正的公园。在这个过渡区里，一条有路标指示的小路通向名为切维厄特山的中型山丘。我就是来看它的，因为就在另一侧的切维厄特海滩，哈罗德·霍尔特进行了一次永远不需要使用擦身毛巾的游泳。我循着小路上山，穿过雾霭笼罩的低矮灌木丛林——穆纳、远志，还有茶树，间或而立的标志牌挺有用的。山顶上，风猎猎地吹，猛烈得令我一不留神就稳不住身子，苍蝇们终于消停了。我站着，劲风吹着我的脸，清静了，那份快活都没法跟你说清楚。
切维厄特山顶所见据说是维多利亚州沿海最棒的风景之一，只不过我没法保证此言不虚，因为我啥也看不见。在一片灰绿色的山谷那边，一英里开外的地方，在内平角，另一座山拔地而起，被懒散不移的云遮蔽着。再过去就是恶名在外的“裂流”，这里是看不见它的。下面仿佛是铜墙铁壁。我应该在切维厄特海滩正上方约一百英尺高处，可望下去就像在看一锅煮开的汤，透过漂来**去的汤水，我只能辨出一些模糊的岩石轮廓和一片确定不了边界的沙滩。只有看不见的浪涛拍在看不见的海岸上的声音能够证明，我找到了大海。
但是，来到霍尔特命运之游的发生地仍旧令我激动不已。我努力想象当时的状况，尽管这并不容易。一天，霍尔特涉水走向激浪，天刮着风却依旧晴好。他这个总理最近日子不太好过——比起处理国家事务，他更擅长亲亲孩子，逗逗女人(他显然是有些性感的)——我们完全可以认定，离开堪培拉过个悠长的圣诞假期，他是很高兴的。他来这片海滩，是因为他在波特西有一处周末度假用的房子，而且为保全隐私，军队让他在其土地上散步。于是，1967年12月17日，在没有救生员、公众甚至安保人员在场的情况下，霍尔特和几个朋友一起迎着微风到山岩间散步，澎湃的海浪，就在下方。尽管大海叵测，潮水高得危险，尽管霍尔特六个月前与好友一同潜水时险些淹死，他还是决定洗一趟海浴。别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甩掉了衬衫，投身进入激浪。他从海滩径直游出两三百英尺，然后几乎在瞬间，没了踪影，不折腾，没乱喊，甚至连软绵绵的挥手都省了。他五十九岁，当总理还不到两年。没有人找到他的尸体。
切维厄特海滩一直没有对公众开放，不管怎么说，从崖顶也没路下到那里，于是我在二战遗留下来的机枪掩体和阴暗的混凝土地堡里逛了逛聊以自娱，没想到撞上一幅巨大的蛛网，一声尖叫，引起回声嗡嗡，我趔趄着从这墙撞到那墙，碰了低矮的过梁，绊了其他顽固的辎重，这才战战兢兢回到外面。我挠头摸耳，又召回了苍蝇，循着小道回到主路。山脚有个乱坟岗，是当年检疫站的遗迹。我想四处看看，可苍蝇不肯让我安生。我原打算前往一处建有19世纪堡垒的海角，可一想到苍蝇还要再伴我一个多钟头，我真是受不了啊，于是转身，沿空****的来时路折返。
我在游客中心停了一下，去看里面的展览，和公园管理员聊上了。我问他，这段海岸线到底有多危险。
“哦，非常危险的。”他兴高采烈地说。他指着一张海图给我讲洋流如何运动——也就是说，到处乱窜。我总结出来，如果它们缠上你，就会像包袱布把你裹起来，甩都甩不掉，就连最强壮的泳者也很快会在搏击中精疲力竭。基本上，这都跟“裂流”有关系，在那里，每次潮**去，都会有大量的水涌过仅几百码宽的口子。直到看过海图，我才了解切维厄特海滩离这纷乱的水之罗网有多近。就算在地图上，它看上去也超级鲁莽。
“这么说，哈罗德·霍尔特在这里游出去不是个好主意啦？”
“哦哟，我是不会从这里游出去的，”他回答，“你知道，这里一路有大约一百艘沉船哪。”他指了指切维厄特和“裂流”周边一段极不起眼的海岸线。“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片海弄沉了一百艘船，那它很可能不是游泳的太平地儿。你以为呢？”
“找不到他的尸体，是不是很奇怪呢？”
“不奇怪。”这话说得不带一点儿迟疑。
“是吗？”我不了解大海的起起落落，不过倘若浮木和可乐罐这类的物品可以随波逐流，那么我觉得大部分能漂浮的东西最终都上得了某处的海滩。
“别这么信口胡说，如果一个人死在那儿，不消多久，就变成食物链的一部分了。”
“啊。”
“你要记住这个，”他又添了一句，突然深沉起来，“哈罗德·霍尔特溺水事件唯一不同寻常之处是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总理。如果不是这样，整个事件就会被忘得精光。说真的，它已经被忘得差不多了。”
“这么说，没有很多人到这儿来追古抚今咯？”
“没有，根本没有。大部分人都不记得了。三十岁以下的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
他停下不讲了，去给新到的游客出票。我轻轻地走开，去看石头池子里海草和海洋生命展览。不过我离开的时候，他大声喊我，又补充了一点，“他们在墨尔本给他造了个纪念建筑。”他说，“知道是什么吗？”
我表示自己没想法。
他微微露齿一笑：“一个市立游泳馆。”
“真的？”
他笑得更灿烂了，不过头点得很诚恳。
“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我说。
“是呀，”他高兴地表示同意，“了不起的，你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