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逢周五晚上，只要父亲不在家(他经常这样，他是个写体育文章的，为了工作奔波很多)，妈妈和我就约好了，我坐车去城里见她(她也在当地报社干活)，我们一起去主教之家自助餐厅吃饭，然后再看一场电影。
我不想说妈妈在选片问题上辜负了我对她的信任，可就是奇怪，我喜欢的电影总归刚刚下档，我们最终老看那些谋杀呀，爱情呀，背叛呀的电影，主演常常是杰夫·钱德勒[17]。我妈妈对他有着古怪的景仰之情，而他通常出演的角色总要求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露着胸脯肉儿。
“哦，”她啧啧地说，是一副与我一同懊恼的腔调，“《海底两万里》刚刚放完啊。不过奥芬剧院有杰夫·钱德勒的新片《驯欲记》。我们去看，好吗？”
我不晓得是不是随着时光流逝，这些影片在我的记忆里已模糊成了一团，还是它们本来就全都一模一样，可它们似乎总有些相同的元素——冗长的对话，和拉娜·特纳或其他冷面的金发碧眼美人搂搂抱抱，偶然打一枪，结果就有人捂紧了肚子，跌跌撞撞走两步，渗出令人大失所望的几滴小血。再就是钱德勒的角色，常常被摆在快艇上，要么就是救生员，站得笔挺，只穿游泳裤(甚至不用看银幕，你就能判断哪些是游泳裤镜头，因为我妈会立刻起兴头，开始猛吮她的柠檬味硬糖)。如果没有杰夫·钱德勒的片子——有时候很神奇，他居然还有几个礼拜没新片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看点其他了。
这样，就在那个礼拜，我大约九岁的时候吧，我们去看了《夕阳西下》，由罗伯特·米彻姆和黛博拉·蔻儿主演的彩色史诗片，讲一对吵吵闹闹、不屈不挠的可爱夫妇在澳大利亚灌木林中谋生的故事。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部令人难忘的电影，不仅仅是因为罗伯特·米彻姆把澳洲口音模仿得活灵活现，还因为它讲的是澳大利亚的故事，用好莱坞的话说，这就令它与众不同了。事过近四十年，我记不得多少电影中的细节了，只记得米彻姆和蔻儿醒过来就赶着大群的绵羊，接二连三地与澳大利亚生活中的灾难险情战斗——林区大火、尘暴、干旱、蝗灾，还有出现最多的酒吧打架事件。澳大利亚很热，这一点也很明确：米彻姆不先摘掉顶灰扑扑的帽子，再用前臂抹一下眉毛就绝不开口说话。由于我的人生计划(就算那时候我才九岁)是成年之后开着敞篷的运动型跑车周游欧洲，身边坐着珍·茜宝[18]，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的有趣指数为零，此后三十年都懒得去想它。
这样，当我最终第一次动身前往南半球，参加1992年墨尔本作家节的时候，我真是震惊于眼前所见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站在墨尔本市中心的科林斯大街，初来乍到，身上还带着一股空乘人员在飞机降落前喷在飞机上的杀虫剂味道(可能还湿漉漉的哪)，看着匆匆行过的有轨电车与乱纷纷的人流，想：“老天啊，这里有一个国家。”仿佛我私下里发现了生命，就在另一个星球，或者一个并行的宇宙。第一眼，那儿的生命似曾相识，可它们又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我都没办法向你形容那种兴奋。如果说那些年我有对澳大利亚产生过某些期许的话，那我把它想象成了类似南加州的样子，一个永远有阳光的地方，一种喜洋洋的枯燥海滩生活方式，但有一点点英国气——又打板球又看海，我就是这么想的。可眼前与想象完全不同。墨尔本安逸祥和的氛围更像欧陆，而非北美，而且这里下雨，下了整整一个礼拜的雨，这非常讨我喜欢，因为它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
而且，这可是关键处，我以一种自己始料未及的方式爱上了它，单刀直入，不含糊，不迟疑。我认为这与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在美国待了半辈子，又在英国待了半辈子，而澳大利亚正好就是两者的有趣结合。它随意，活泼——不矜持，对外乡人不一惊一乍——感觉非常美国，不过却搭着英国的架子。澳大利亚人乐观，不拘礼节，乍看之下像美国人，但他们靠左行驶，喝茶叶，打板球，公共场所摆着维多利亚女王像，小朋友的学校制服只有大不列颠子民才会面无愧色地穿上身的样式。这让我浑身舒坦。
立刻，我敏锐地发觉自己对这个地方知之甚少，而且居然还挺高兴自己无知。我不知道他们的报纸、大学、海滩和郊区都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和民间的成就，还区分不出警察和邮差。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叫咖啡。似乎你得明确长度(主要分长和短)、颜色(黑或白)，甚至还有与垂线所成的夹角(平还是不平)，这些词汇组合使用，就有了多样的排列方式——“长黑”“短黑”，甚至还有“长短黑”。我高高兴兴地试验了不少时日，发现自己最喜欢“平白”。那一刻真是幸福之巅呢。
由于我在作家节上的公务很少很少——上台讲一两次话，再被闪光灯扫两下子——我有空在城市中徜徉，而且我带着最大的热忱去逛了，顺耳偷听市井闲话，坐在咖啡馆里与各种早报和半打饮料(我还在尝试阶段)为伴，把两者均饕餮一番，看商标、看板和商店橱窗里的牌子，出口问些彻头彻尾的老外问题：“打扰，杰基豪(Jacky Howe)是啥？诺口(norks)是啥？澳客(ocker)是啥？[19]”
我喜欢——现在还是喜欢——澳大利亚人说话，那种抑扬顿挫的节奏，那种不经意的直截了当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某个小奖项颁奖礼的招待会上——东吉普斯兰地区青年农民新秀小说奖之类的吧，我去参加纯粹是因为我乐意受邀参加任何活动，还因为他们保证会有鸡尾酒供应——我正和自己出版商的两位女性宣传人员站在一起，某位显然自恋的大人物翩翩然地进来了。
“哦，看呀，是布鲁斯·闪光光先生喏，”一个人说，然后冷冷地带着高度浓缩的不屑添了一句，“他要去开信封啦。”
另一个人给我讲了他的一位英国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在飞往澳大利亚的途中，空姐夹给他一块热毛巾，用了之后发现，毛巾是冷的。于是，他跟她说了——不是投诉，只因为他以为她也许愿意给毛巾再加加温。空姐转身看着他，甜甜地笑着，只带细细的一缕挖苦，说道：“哟，你干吗不在毛巾上面坐一会儿？那就暖了嘛。”一听这个故事，我就知道自己更喜欢这个地方了。我还在自己喜欢的大陆上奋勇直前呢。
由于我初见的是墨尔本，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奴性的依恋。要到墨尔本了，我还是有种莫名的兴奋——不是你常听人表达的那种情绪，而是——开着车经过中心商务区的浮华高楼，有一种归家的滋味儿。那边是我住过的第一家澳大利亚旅馆，那边是我尝试的第一家咖啡店，那边是远近驰名的墨尔本板球场，我曾在里面稀里糊涂地欢度了三个钟头，看了一场澳式橄榄球赛，吃了平生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二十四肉饼”(“黑鹩哥做的，如假包换[20]”，卖家恶作剧式地跟我开着玩笑打包票)。如果言必有其义，那我要说，这里就是我在澳大利亚的家。
大部分人(当我说“大部分人”的时候，我无疑指的是初到此地的我自己)很久以来一直没有意识到墨尔本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城市。虽然近一个世纪，悉尼比它稍大了那么一点儿(墨尔本目前人口三百五十万，悉尼则有四百万)，墨尔本直到不久之前还是各项活动的中心，在金融和文化领域尤其如此。悉尼为了心理平衡，编了些刻薄玩笑，拿墨尔本貌似的缺乏活力开心，大多都很出彩，比如：
你有孩子吗？
有，两个活着，还有一个在墨尔本。
这些年，悉尼编派墨尔本，还万事抢在它的前头，这自然让墨尔本人有点难以接受。两个城市之间相对地位转化的最好例子莫过于1956年的奥运会选在墨尔本召开，而2000年，奥运会到了悉尼。如今，这成了大势所趋。1956年，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司中有五十家将总部设在墨尔本，而悉尼只有三十七家。今天，这个比例基本上就是掉了个头。在上一代，跨国公司一般选择墨尔本作为澳大利亚总部；今天，超过三分之二挑中悉尼。墨尔本还有更屈辱的呢，它眼中的悉尼只有——怎么说呢——日间电视的那点智性，却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悉尼大肆窃取其文化领袖地位，包括出版、时尚、电影电视以及所有表演艺术。曾几何时，我去墨尔本见自己的澳大利亚出版商。现在，我要去悉尼了。
说了这许多，一旦剥掉悉尼由其海港衍生出的巨大视觉优势，在生活质量或文化享受方面，两者也就半斤八两了。墨尔本之于悉尼，就像洛杉矶之于纽约，伯明翰之于伦敦，伯仲之间，难分上下。
墨尔本可能没有悉尼那样的海港大桥或歌剧院，可它也有自己独一份儿的东西，而且毫不逊色。它拥有世界上最妖怪的右转弯。如果你在墨尔本中心城区开车，并打算右转弯，你不能进中间的车道，而是要切进左手边的路缘——离你要去的那边远到不能再远——然后坐等一个不知啥时候才来的时机(以我而论，直到所有的俱乐部和饭店都关门，大家都夜深回家睡觉的时候)，再拐过去。这么做只为了避开有轨电车的车道——墨尔本另一特产——有轨电车开在路中央，可不能让拐弯的车辆挡了它的道儿。这极其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单单是海外来的游客，其他澳大利亚人——甚至，我以为，很多墨尔本人也闹不清楚。
不过真正让墨尔本与众不同的是它对澳式橄榄球的热爱，这项运动在悉尼或新南威尔士州鲜有拥趸，那里热衷的是英式橄榄球。有趣的是，墨尔本人不拿悉尼开涮，他们总是拿自己喜爱的橄榄球运动寻开心。段子是这样说的：
墨尔本举行大决赛，一个到场观看的男人惊讶地发现旁边的位置空着。几个星期之前，大决赛的票子就卖光了，怎么会有空位啊？于是，他对空位另一边的男人说：“打扰一下，你可知道这位子为啥没人吗？”
“哦，这位子是我老婆的，”第二个男人回答，“不过她过世了。”
“您节哀。对不起哦。”
“是啊，她看比赛，一场不落的。”
“那你怎么没把票子给朋友或亲戚呢？”
“哦，不行。他们都在参加葬礼呢。”
我这是去看望老朋友艾伦·豪，很凑巧，正是他给我介绍了澳式橄榄球令人呆若木鸡的独特之处。近二十年前初见他的时候，我在伦敦《泰晤士报》做商业版的文字编辑，他则是对跖地来的乳臭未干的新人。我已在那里好几个月了，他来了，分到的座位在我旁边，做改稿校对的活儿。我不想说他当时实在年轻，可他毕竟还穿着童子军的制服哪。同样出生在前殖民地，我就罩他了，将自己所知倾囊传授。诚然，我所知也就三桩事情——伦敦的劳埃德保险社名字里有个所有格符号，而劳埃德银行则没有；连字符在公司名“里奥·廷托-锌矿石拣选集团”里面的位置放得很奇怪；而员工餐厅则在地下室——不过那年月，做商业报道，你也只需要知道这些了。
他学得很快，不久就把我们都比下去了。我记得有一天，我正在跟某位同事争论“p/e比率”中的“p/e”到底是“阴茎嫉妒(penis envy)”还是“爱德华王子(Prince Edward)”，豪告诉我们那是“价格/收益(price/earnings)”的缩略，我就知道这个小伙子前途无量了。我得说，他没有让我们失望。他在《泰晤士报》出色地工作了一段时间，便回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成为默多克的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当上《星期日太阳报》的编辑，现在他仍然掌管大众读物的版面。我一想起他扎着小围巾，穿着蓝衬衫坐在泰晤士报社的样子，我这心里啊，骄傲之情就油然而生。
他和体贴温柔的太太卡梅尔·伊根住在南墨尔本一栋可爱的老房子里，那从前是家肉店。我迟到了，因为我粗心大意出了点小状况，要在珀斯地图上找墨尔本的地址，不过我最终还是绕出来了。卡梅尔迎接了我。
“豪不在，”她说着领我进屋，“他出去跑步了。”
“跑步？”我尽量不显出大惊小怪的模样，不过我认识豪这么多年，他对全身锻炼的认识也就是站着喝酒了。而且，他是那种高能耗的不安分家伙，生来长不了膘的。他要奔来奔去，也就跟我要奔来奔去一样，为了挣子女上大学的开销嘛。“为了他的心脏。”她补了一句。
我看着她：“他有心脏病？”
“不，当然不是。”她笑了，“只不过，你知道，他刚刚发现自己还有心脏罢了。”
我立刻明白过来。长久以来，豪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疑病狂之一。多少年了，他从一个器官转到另一个器官，就是相信其中之一将要废了他这个人，让他痛，老害他花钱。他永远离群躲进角落里，触摸自己的身体寻找神秘肿块，然后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于是，卡梅尔和我坐下来，喝了一杯好茶，我给她讲那些遥远的伦敦岁月，在她遇到他之前，她丈夫的趣事：我怎么教他用肥皂，怎么穿与衣服搭调的袜子，帮助他找到让睾丸落下的法子——都是些日常小事。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大人物“扑通”一声进屋了，脸蛋红扑扑的，上气不接下气，大汗淋漓。“嗨，伙计。”他终于吐气说话，像临终遗言似的。
“你还好吗？”
“再好不过了。”
“那你为啥跑步啊？”我说。
“心脏，伙计。”
“你的心脏又没有毛病咯。”
“没错，”他骄傲地说，“你知道为啥？因为我照顾它呢。”他道貌岸然地点了点头，仿佛我不相信似的，然后对我这一身肥肉投来若有所思的一瞥。
傍晚，我们步行去一家当地的饭店，在饭店，我们愉快地聊了许许多多——共同的朋友，工作，我此行去过哪里，接下来要去何方，就是人们和一向少见的朋友团聚时候所谈的那类话题。其间，豪不经意地提到自己最近去新南威尔士州的拜伦湾玩短板冲浪，遭遇了鲨鱼。
“真的啊？”我钦佩地问道。
他点点头：“个头还很大呢——九十英尺长的样子。”
“那离它有多近？”
“近的哦。我差点儿就能碰到它了。”
“那你怎么办？”
“有策略地抽身而退。你以为呢？”
“你不害怕？”
他突然来了**，仿佛恰被我一指触发。“哟，”他说，“多少有点儿。”
“有点儿？”
“噢，是的。”他又返回了真挚的态度，仿佛有点儿害怕是澳大利亚允许的最大限度了，我就是这么以为的。
由此便引出了他的深情回忆。和动物有关的濒死经历，澳大利亚人对此总是大有可谈——在昆士兰州遭遇鳄鱼，差点儿踩上杀人蛇，醒来发现一只赤背蜘蛛悬在丝上朝某人的脸落下来。澳大利亚人在这种地方就很不厚道了，他们跟你谈，前一半坚持说这个国家的危险被极大地夸大了，大可不必忧心忡忡；后一半就告诉你六个月前他们的鲍勃叔叔开车去马奇，一条虎蛇从仪表板下面游出来，咬在了他的腹股沟上，不过现在没事了，他已经下了生命维持机，他们发现他可以通过眨眼睛与人沟通了。
当然，我总是竖起耳朵听这些故事的。
“那鳄鱼是怎么回事儿啊？”我急急地问。
豪微微一笑，有点儿发窘。“哦，卡梅尔和我去北面的昆士兰州度假，在一个叫道格拉斯港的地方，我们决定”——他见她有纠正他的意思——“我决定租艘小船，去钓钓小鱼，那会挺有乐子的。”
“在鳄鱼出没的河口，”卡梅尔补充道。她对着我说：“艾伦小气，不肯花钱租带向导的大船，于是我们弄了条小船自己开。一条很小很小的船。”她示意他继续说。
“于是，我们弄到了这条小船，”他继续说，宽宏大量地朝她那个方向点了下头，“船上带一只小的舷外发动机，然后我们出发穿越河口。河口挤满了其他船，恼人啊，不过我看见一个小水湾，于是我想，‘噢，我们就试试那个方向吧。’小水湾原来是条河——真的很美的河。于是我们循河而上，棒极了，集大成的热带天堂啊——莹绿的大河，丛林的背景，五彩的鸟儿在树间飞来飞去。你想象得出来。最棒的是周围一个人没有。只有我们俩拥有这一切啊。于是，我们找了个好地方，我关掉引擎，我们坐着，鱼线放在水里，享受放松的时光。突然，卡梅尔指着岸上一块寸草不生的泥泞地，我们意识到那是鳄鱼下水的地方。不可能是其他了。接着，我们就发现沿岸还有几个这样的下水处。我们这才明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没其他人到这儿来，因为鳄鱼出没嘛。我们刚得出这一重大结论，一侧就水花四溅，仿佛什么重物进入了水中，然后水里出现一条线，隐隐地向我们移动。”
“哇!”我说。
“我就是这想法啦，布莱森。”他露齿一笑。
“那你怎么办了呢？”
“哟，我这样棒的水手呀，跳向发动机，要跑路咯。只是发动机发动不起来了，就是不动了。”
“同时，”卡梅尔突然插话，“我坐在船尾，看着那条线朝我们过来，说：‘艾伦，鳄鱼来了。它绝对是朝着我们来的。我们逃吧，伙计。你怎么说啊？’”
“我在拉绳子，拉啊拉啊，发动机只是扑扑扑地空响。鳄鱼越来越近。终于，神奇啊，发动机启动了，我们能动了。不过我们开错了方向，为了掉头，我们溯流而上，那可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论如何，一番磨蹭，我们撞了河岸，又激动地讨论过我们这一分钟就要翘辫子而这全都是我的错之后，我们转过了弯。只不过要出去，我们还得开过鳄鱼所在之处啊。”
“那鳄鱼现在在哪儿呢？”
“不知道。现在，它没了踪影。它在那里某处，但我们不知道准确地点。它可能就贴在船边。水色暗，能见度不到水下两英寸。不过我们知道，有时候鳄鱼会袭船。”
“特别是一丁点儿小的廉价船。”卡梅尔说，对他微微一笑。
艾伦幸福地笑了，露出了牙齿。“于是，我开大油门，”他继续说，“船噗噗地提速到了时速半英里，我得承认，因为它是条很小的廉价船。我们得走四分之一英里，以蜗行的速度爬过鳄鱼的领地，我们只能坐在那里，希望感觉到船底被砰地一撞，然后船一斜，我们掉进水里。这有点儿让人心慌意乱的。”
“你知道吗？”我说，“一个舷外发动机引擎，在水下听起来，那声音非常像雄性鳄鱼明确其领地的咆哮。这就是为什么鳄鱼常常袭击小船了。”
他们惊讶地看着我，可不常有外国人能吓住澳大利亚听众哦，只不过我刚好读了那本书。
“我真高兴，在道格拉斯港那会儿，我不知道这个。”卡梅尔说。她夸张地打了个哆嗦。
“可你们好好地回来了，我以为。”我问。
艾伦灿烂地笑了。“我们顺流而下，越过河口，下了船——我是说全身而退——在它还没碰到码头沿的时候。”他看着我，带着非常愉悦非常期待的笑。“你猜那船我们坐了多久？我租了半天，记住这一点哦。”
我表示自己想不到。
豪凑过来，笑得开了花。“二十九分钟，”他带着无上的骄傲说，“盖伊告诉我们，那是个纪录。”
“太棒了。”我说。
“豪一家为之骄傲的成就。”他又说，你可以看出他说得真心实意。
豪第二天要出报，卡梅尔带我去游览。于是，第二天早上日上三竿，我们开车进城，退掉我租的轿车，买些东西，再到处转转。我们沿教堂大街开，找地方停车，就在卡梅尔跟我讲她的工作时——她是国际新闻集团旗下其他澳大利亚报纸驻墨尔本的记者——她突然放下话茬儿，吐字清楚地说：“哦，看，那是吉姆·凯恩斯。”她指着前方一个提着椅子和牌桌穿马路的小老头。他看上去有点儿老朽，普普通通的模样。“他当过惠特兰政府的副总理。”她告诉我。我看着她，看她是否在跟我开玩笑，她笑得更真诚了。“他在那边的市场上卖自传。”她指了个带遮棚的市场，那种你去买菜的地方。
我看着她。“他卖书——自己的书——摆在牌桌上卖？”
她笑了，喜洋洋地承认这可能会招外来客悲叹两声世态炎凉。“我以为他靠这赚点小钱花花。”她又说。
你明白吗？这个男人在不久之前坐着这片土地上的第二把交椅。我以为，这就相当于在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的商场里，发现沃尔特·蒙代尔[21]坐在牌桌边卖白宫杯垫和其他纪念品。
“他经常到这里卖书？”我问。
“哦，他雷打不动的。你要见他吗？”
“好啊。”
我们找到位置停好车，可到市场里，却发现他已经走了。显然，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回家去。“我认为有时候他的世界变化太慢了一点儿，”卡梅尔同情地说，“他卖那本书卖了很久了。”
我点点头，又一次觉得澳大利亚真是个奇怪而遥远的小国家。
我们原本直奔移民博物馆，不过途中经过了新造的皇冠赌场，所有墨尔本人对这个赌博殿堂要么恨要么爱，恨它是因为它卑鄙，勾引愚蠢的人们亏掉了积蓄，爱它是因为它魅惑，有时候出手阔绰。“你要去看看吗？”卡梅尔问。我犹豫了一下——我自觉第一回到澳大利亚在悉尼的潘瑞斯美洲豹俱乐部已经满足过自己对赌博的好奇心了——可她带着不同寻常的自信说，“我觉得它会让你感兴趣的。”于是，我们走了进去。
她英明正确得不得了。这是个好地方，规模巨大，充满了各种浮华的文娱节目，就连潘瑞斯俱乐部也相形见绌。外面的高台上光影纷繁的激光表演伴着同步的音乐，和着缥缈的烟雾(我猜更能烘托舞动的光柱)，可几乎没人在欣赏。真家伙在后面的赌场里，装潢极尽奢华，貌似水无尽头。我可以自信地说，任何人如果得到皇冠赌场的地毯合同，那他这辈子就用不着工作了。从场子的这头走到那头，足足二十分钟。了不起的，是它生意那叫一个忙啊，不可思议地紧张。才不过午饭时间，已有大约两千个赌徒诚挚登场。几乎没有一个赌台或机器不在全力为人民服务。我还没在拉斯维加斯之外见过这样规模的赌场，而在拉斯维加斯，一大部分的进场者也只不过傻兮兮地兜来兜去，寻个乐子罢了。这里的人却是心无旁骛的。我在一张轮盘赌台子边看见一个男人，他在铺毛毡的桌面上撒下大约二十张圆形筹码，输了个精光，然后摸出钱包，唰地抽出二十张五十块的大票，买了更多。慢慢地——澳大利亚城市是个文化多元之地，一般来说你很少能注意到这些事情——我意识到他和其他顾客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我可能误读了他的着装，不过他看起来像个侍者或厨子——肯定不像一个一下子输得起千把块的人。我把这一点对卡梅尔说了，她点了点头。
“蔚为壮观的赌博人群。”她低声说。她惨淡地笑了笑：“这是个大买卖。每年约有十亿澳元都从这里过。维多利亚州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是赌博业赚的。”
我想了一会儿，那也得几亿块钱了。“那本州有多少卡西诺赌场？”我问。
“只此一家。”她说。
移民博物馆就在亚拉河上，一栋雄伟的大厦，曾是本地海关的办公楼，对照卡西诺赌场，那是一派镇定和彰显在外的睿智。它最近才开放，还光亮亮地闪着新气。豪特别希望我参观这里，因为作为本地中坚，他倾力参与并推动了博物馆的建立。由于移民经历基本就是现代澳大利亚的故事，这里其实是个社会史博物馆，算得上我四处所见最棒的了。
如洞穴般幽幽的中厅里，是一个步入式的展览，形如远洋轮船，设计上，用复制的舱房和各种曾有实用价值的藏品，传递不同时期的移民船上生活的味道。我特别喜欢20世纪50年代那段。我以为其原因在于我生长在海那边的千里之外，没赶上客运轮船的伟大时代，一直对远航有着浪漫的憧憬。不论如何，我发现自己无法自控地流连于每一个船上生活的琐碎细节——把一份四十年前的菜单研究得仿佛自己马上就要在羊排和炖牛肉之间作出抉择似的，想象自己的书和盥洗用品摆在床铺边的架子上，考虑参加当天下午的茶舞会时该穿行李标签图案的衬衫呢，还是以夏威夷兰花为基本图案的那件呢？
我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至少没有停下来仔细地想一想——那时候到澳大利亚去意味着多大的时间和金钱投入。直到晚近如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到英国的来回飞机票可以在墨尔本或悉尼近郊买个三居室了。澳洲航空公司于1954年引进了更大型的洛克希德超级星座式客机，价格才开始下跌，不过就算到了四五年后，坐飞机去欧洲依旧要报销掉买辆新车的钞票。而且既非迅捷又不舒适。超级星座客机飞三天才到伦敦，还没能力避开大部分风暴。一遇到季风或气旋，飞行员就没法子，只好打开安全带标志灯，颠簸着冲过去。就算在正常情况下，它们的飞行高度也铁定会多多少少遇上接连不断的湍流(澳洲航空很诚挚地称之为袋鼠线路)。按现代的观点考量，这就叫折磨。
因此，对20世纪50年代的几乎所有移民来说，去澳大利亚意味着五周的远洋航行。当然，就算现在，当你为了到达那里，非得把自己在长了翅膀的罐子里闷上整整一天的时候，澳大利亚给人的感觉就真的是遥远啊。但是，当你站在船的甲板上，看着大陆一个接一个地远去，估摸着一万两千英里船迹的距离的时候，它一定仿佛远得无着无落。我细看了笑容灿烂的人们的脸，他们懒洋洋地躺在太阳椅上，或者迈着大步走在微风习习的甲板上。他们的表情，就像我在阿德莱德看的那本冲浪者天堂书里的人们脸上的一样。这些人也是幸福的——洋溢着的幸福啊。他们正前往一个吉祥的国家，他们知道这一点。等待他们的，是充足的阳光和好工作、好房子、好前程，还有电热水壶。他们正在度假，还要永远地度下去。
对澳大利亚来说，那是个有趣的年代。不仅是20世纪50年代数百万外国人成为澳大利亚人，很奇怪，澳大利亚人也是同样的命运。我这才学到，1949年之前根本没有澳大利亚国籍这回事情。生在澳大利亚的人，在技术层面上，不是澳大利亚人，而是大不列颠人——仿佛他们来自康沃尔郡或苏格兰似的，是个英国人。他们效忠王国，英国人要打仗，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出发，为女王战死在海外的沙场。在学校，他们学习英国历史、地理和经济，勤奋刻苦的劲头仿佛从小在利物浦或曼彻斯特长大。我记得凯瑟琳·维奇曾在一封信中给我讲过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场景：20世纪30年代，一群学生坐在阿德莱德的教室里，看着窗外花开红艳艳的特洛皮树和一群群的笑翠鸟，学着苏格兰高山有多高，东英吉利的大麦产量有多少。
澳大利亚人并非不明白这种状况之荒谬，但英国是他们的全部。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曾这样写道：“我这代的澳大利亚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长大。在迈出国门之前，我们从没见过一幢漂亮的建筑，几乎从没听人说过一种外来的语言，没看过一场演绎出色的戏剧，没吃过一顿有些讲究的精致饭菜，没听过一场好的音乐会。”最古怪的是，千百万的澳大利亚人，尽管其中大部分从没离开过这个国家，一辈子都奇怪而坚定地把英国视作家乡。直到晚近如1957年的内维尔·舒特的小说《在海滩上》，书中一场核战争导致澳大利亚成了地球上最后有人居住的地方，作者还让他的澳大利亚女主角悲叹：“我原打算三月回家去，去伦敦。打算了好多年的……真是太不公平了。”她用“家”指代了一个她从没见过，也再也见不到的国家。
但就连舒特也写道，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很大的改变。二战时期，英国在缅甸和新加坡陷落之后撤出远东，突然弃澳大利亚于孤立的危险之下，它就此挨了一记闷棍。同时，温斯顿·丘吉尔这个既傲慢又魅力十足的男人要求澳大利亚的军事长官带部队转战印度——也就是，抛妻弃子，为更重要的帝国利益去战斗。澳大利亚人决定不干。他们留了下来，进行了后卫战斗，努力阻止日本人越过新几内亚。
出了澳大利亚，没多少人意识到日本人逼近到了何种程度。他们夺取了所罗门群岛的大部分和新几内亚的许多土地，就在北方，仿佛做好了入侵的准备。澳大利亚军队知道已到绝境，制订了计划退缩至东南一隅，牺牲了几乎整块大陆，只希望守住主要城市。这不过是一个拖延战术罢了。幸运的是，美国海军在中途岛得胜，战斗的大潮移向他方，澳大利亚暂时获得了解救。
澳大利亚逃过一劫，却留下两道伤疤——一是明白了不能指望英国在危急时来解救它，二是面对北方众多局势不稳的国家，感觉到自身极度脆弱。这两点在战后岁月里深深地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处世态度——现在亦是如此。澳大利亚被一种信仰攫住了，它必须殖民，否则就完蛋——如果它不利用所有空地，填满所有这些空旷的空间，那外人就要代他们把这事儿干了。于是战后，澳大利亚打开国门。在1945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它人口飙升，从七百万一直涨到一千八百万。
单靠英国供给不了需要的人口数量，于是他们欢迎全欧洲的人，战后那几年尤其喜欢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这使得这个国家更加海纳百川，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突然之间，澳大利亚满是喜欢红酒、上等咖啡、橄榄和茄子的人，人们发现意面不一定非要是鲜艳的橘色，也并不一定是装在罐头里的。生活的基础和节奏整个改变了。各处都建立好邻居会社帮助移民安居乐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提供的英语课程受到了万人追捧。到1970年，澳大利亚可以自吹有了两百五十万的“新澳大利亚人”。
当然，也非尽善尽美。在殖民的热潮中，某些移民的接纳缺乏深思熟虑，结果事与愿违。1947年到1967年间，诸如救世军、巴那多思儿童福利会和基督教兄弟会这样的儿童福利组织移送了英国孤儿院中至少上万的儿童，许多年纪小到仅有四岁。其动机出自真真切切的无私之心——人们觉得，孩子们在一个温暖的、阳光灿烂的、需要劳动力的国家能有机会过上好一些的生活——但执行起来，却常有欠细致周全。兄弟姐妹往往被分开，从此再不相见，而且很多孩子基本上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没有一点儿概念。在《帝国孤儿》一书中，作者艾伦·吉尔记述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看见集合点的标牌上写着“Barnardo’s party”(巴那多思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以为“party”就是蛋糕和冰激凌。另一个孩子在船开出泰晤士河的时候问，他们是不是还赶得上回家喝下午茶。其他故事也大同小异，一样辛酸。
还有那很可耻的白澳政策，它允许移民官使用要求“不受欢迎的人”通过官方选择的任意欧洲语言(包括一个著名的苏格兰盖尔语案例)读写能力测试的方式阻止其入境，也可以一下狠心就驱逐非白种人。20世纪50年代初，主管移民的长官亚瑟·考威尔想要遣返一名印尼裔寡妇和她八个有澳大利亚国籍的孩子。如果说澳大利亚人还有一项光芒四射的美德，那就是信仰“公平”——基本的公义感——这件案子引发了抗议。法庭叫考威尔面对现实，这个排他政策不近人情的一面即刻开始瓦解。大约到了1970年，澳大利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至少在地理上是个亚洲国家，而非欧洲国家，肤色筑起的栅栏倒掉了，放进了数十万的本地区移民。今天，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悉尼三分之一的人出生在他国；在墨尔本，四大姓氏是史密斯、布朗、琼斯和阮。从全国来看，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父母双方的血脉中均无英国先祖。对几百万人来说，这真是个新生的机会——基本上是慷慨的赠予和感激的接纳。
仅仅一代人，澳大利亚就重塑了自己。它从一个遭人遗忘的大不列颠前哨，乡气、无聊、文化不独立，转变为一个国家，老练了，自信了，有趣了，放眼世界了。大体上说，它实现这一切并没有经历冲突、混乱或严重的失误——常常还带着一种优雅的风度。
事有凑巧，前几天夜里，我看了一部电视纪录片，讲20世纪50年代移民的事儿。受访的人中有一位，十几岁时从暴乱后的匈牙利来到澳大利亚。在这个国家的第一天，他按照指示去了当地的警局，用结巴的英语说明自己是个新移民，被通知来登记地址。警官瞪眼看了他一会儿，从座位上站起来，绕到桌子这边。匈牙利人回忆道，他蒙了，以为警察要打他，可谁知警官一下子伸出粗大的手来，热情地说：“欢迎到澳大利亚，孩子。”匈牙利人至今回想此事都惊叹不止。说完之后，他热泪盈眶。
我真诚地告诉你，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