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你知道，”澳航406班机像软木塞一样，从季风性积雨云塔中弹出，给靠窗乘客展现了一幅突然的景象，祖母绿的山脉从一片银灰色的大海中陡然升起，这时我耳旁有个声音说，“真有什么事，我的尿都归你。”
我从窗边转过脸，给予这句话应有的注意，便发现自己瞪着阿伦·舍温严肃安详的面孔。他是我的朋友兼临时旅伴。要说他坐在身边让人很惊讶，这话并不准确，因为我们在悉尼已安排好相遇，又一起登机，可看他坐那儿，就是有些残留的意外——那是一种“夹痛我”的味道。十天前，我去中东徒步旅行，回美国的路上在伦敦停留，见了阿伦，讨论一些他心中已有的项目(他是职业电视制片人，两年前我们一起为英国电视做系列片时，成了朋友)。在那儿，在老布隆顿街的一间酒吧，我告诉了他之前在澳大利亚的经历，还提到我的下一个旅行计划——独自解决那无法逾越的沙漠区。为了让他对我更钦佩，我说了几个旅行者在无情内陆遭遇困境的生动故事。其中一个说的是19世纪50年代，由观察家罗伯特·奥斯汀领队的探险：探险队越走越迷路，在西澳大利亚越过马格尼特山草木不生的荒地中，由于缺少水源，队员们不得不喝自己和马匹的尿。他对这故事感触极深，立刻表示想陪我一起度过此次旅行最危险的阶段，做司机兼侦察员。当然为了他的安全，我试图劝阻，可他什么也听不进，好心要给我留着尿，显然这故事他还经常想起。
“谢谢，”此刻我回答，“你太大方了。”
他略带凛然地对我一点头：“做朋友应该的。”
“我的能匀出多少也都归你。”
又一个凛然的点头。
如今他决意要加入这计划。他先陪我到昆士兰州北部，在大堡礁富饶的浅滩中，我们歇一天，再找一辆结实的交通工具，沿一条崎岖不平的路启程去库克敦，一个凯恩斯北部丛林中略带鬼气的小镇。等这场热身的探险一完成，我们就飞去北领地[1]的达尔文——澳大利亚人亲切地称之为“最顶端”[2]——开几千英里的车，穿越烤焦的红色中心[3]，去看爱丽斯泉和巨大的乌鲁鲁。帮助我上刀山下火海之后，英勇的舍温先生将从爱丽斯泉飞回英国，留下我一人继续穿越西部的沙漠。倒不是觉得我那时已可以应付——他对我的生存能力毫无信心——而是他只能挤出十天的空。至于我，对他也没什么信心，可挺高兴有人作伴。
“你知道，”我让人安心地补充道，“我不觉得这次旅途真需要喝尿。19世纪50年代之后荒地的基础设施大有改进。听说他们现在有可口可乐。”
“不过，该贡献的还是会贡献。”
“那还真是非常感谢。”
又一次彼此凛然地点头，接着我继续凝视晃动的翼尖下奇异的一片碧绿。倘若你不信澳大利亚是世界稀有的一部分，那么应该来热带的昆士兰州。这个星球上大约五百个能有资格评上世界遗产(也就是说，有全球历史或生物方面的重要性)的景观，只有十三个满足所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出的四个标准，而这十三个特别的地方，有四处——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在澳大利亚。此外，这四处中的两个，大堡礁和昆士兰州的热带雨林，就在这儿。两种这么完美的环境相毗邻，我相信，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处。
我们能到那儿都是运气。北方正好是可怕的多雨季节。飓风罗娜最近像电动锯一般锯过海岸线，造成了三百万澳元的重大损失，较小的风暴几星期以来一直在这一地区作恶，干扰着旅行者。就在前一天，所有的航班都被取消了。从临近凯恩斯一路的急降和颠簸来看，显然还有许多可怕的天气要逼近。驶进我们视野的是棕榈树、高尔夫球场、泊游艇的码头，和许许多多从茂盛叶丛中冒出的红顶屋。抛开天气不说，一切看上去充满希望。
每年有超过两百万人来到大堡礁，它被全世界当作一处宝藏，然而它用了很久才被旅游业发现，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在《郎姆丛林》中，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将去昆士兰州北部的探险，说得像去奥里诺科河[4]上游旅行一样。那时候，凯恩斯是一片又小又泥泞的海岸居民区，沿几百英里的丛林小道，主要居住着逃亡的古怪隐士。今天它是一座繁忙的迷你都市，有着六万居民，除了从机场候机厅出去，落在身上像热毛巾一样的湿气，及某种对观光客兜里钞票的强烈热爱，它和澳大利亚其他相同大小的社区毫无分别。这儿成了背包族和其他年轻游客广受欢迎的中途停靠点，因热带活力小有名气。这一天，一切都在重压之下，天空低而灰，预兆着随时会大雨倾盆。我们叫了一辆的士进城，穿过一片拓展无序的狭长区域，四处是汽车旅馆、加油站、快餐店。凯恩斯中心挺整洁的，可它有一种最近刚被匆忙建起的感觉。每一秒钟，商家都在提供暗礁游览或潜水探险，剩下的大多卖着T恤和明信片。
我们先去领租的车。因为之前去中东徒步旅行，我将这些留给一家旅行社料理，他们选择了当地一家不出名的小公司——鳄鱼租车服务，还是什么同样罕见无望的名字——办事处在一条小巷里，比一只光秃秃的柜台也没大多少，这让我有点儿惊讶。负责的年轻人有种叽叽喳喳趾高气扬的气质，让人说不出的恼火，可他办起手续来明快有效，自始至终聊着天气。“这是三十年间最糟糕的雨季。”他骄傲地说。接着他领我们走上人行道，看我们的代步工具——一辆上了年纪的准将霍顿旅行车，它的车轴明显都弯了。
“这是什么？”我问。
他朝我靠了靠，像对着个痴呆症患者，说：“这是你的车。”
“可我要的是一辆四轮驱动。”
他筛查着文件，小心地取出一张旅行社传真，递给我。上面写着要一辆大的、标准的、高污染的自动挡汽车——换句话说，一辆美国车，或当地最接近的同类物。我签了字，递交了文件。“那么，你有我可以改租的四轮驱动吗？”我问。
“没有，对不起。我们只租城里开的车。”
“可我们要开车去约克角。”
“噢，雨季你到不了那儿。四轮驱动也去不了。每年的这时候不行。上个星期苦难角[5]有一百毫米的雨量。”我不太清楚一百毫米是多少，可显然他的语气说明相当可观。“除非是直升机，不然你过不了黛恩树[6]。”
我又叹了口气。
“去汤斯维尔[7]的路已封了三天。”他愈加自豪地补充道。
我又看了看他。汤斯维尔在凯恩斯南面——去约克角的反方向。看来我们被困住了。“那……我们能去哪儿？”我问。
他摊开双手，愉快地讽刺道：“在更好的凯恩斯，随便哪儿。”
阿伦开心地看着我，像个没心没肺、不知道要大难临头的人，这让我更恼火。我签了字，举起包。“那么你能指给我们看去棕榈湾酒店的路吗？”我问。
“当然。你可以回到机场，去库克高速路，一路向北，差不多沿海岸线向上二十公里。”
“二十公里？”我气急败坏地说，“我要的是凯恩斯的酒店。”
他若有所思地挠着下巴：“那，它肯定不在凯恩斯。”
“但路没有封？”
“目前还没有。”
“你是说有可能被水淹？”
“总是有可能的。”
“如果被淹，我们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他略带同情地看着我。“先生，你已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这一点无须置疑。凯恩斯离本州首府布里斯班一千一百英里，其他方向除了大海、丛林和沙漠，一无所有。“不过棕榈湾非常不错。”他补充道，“你会喜欢的。”
他说得没错。棕榈湾非常可人——实在让人很惊讶。它是个有建筑特色的乡村，故意在曲折的海湾边，带着一大片热带的繁茂。海滨路的一边竖着的低矮酒店和公寓、几间村舍、零星的酒吧、餐馆和商店，都被棕榈树伸展的蕨叶和开花的蔓藤小心掩盖。另一边是一条排列着棕榈的步行街，俯视平坦的金色沙滩和大海。
我们的酒店，除了名字、环境和价格，都像一间汽车旅馆，不过它挺亲切，又能俯瞰大海。我们要了房间，然后沿沙滩走了一会儿。有几个人在沙子上漫步，但没人下水，事出有因。现在正是箱形水母活动的高峰期，在昆士兰，它又叫作海黄蜂，或者就叫黄蜂。不管叫什么名字，这些让人苦恼的小水泡不能被视同儿戏。从十月到五月，当水母来到近海岸繁殖，它们把热带沙滩变得对人类毫无利用价值。站在那儿看着它，这是个相当奇特的想法。我们面前是一大片海湾，和你在其他地方能找到的一样安详、一样诱人，可地球上没有哪个环境，像它一样能让人瞬间死亡。
“所以你是说，”阿伦问，对他而言一切都很新鲜，“如果现在蹚进水里，我会死掉？”
“以一切人类所知的最悲惨最难堪的痛苦。”我答道。
“老天啊。”他喃喃道。
“还有什么贝壳也别捡。”我补充道，阻止他俯身捡一粒贝壳。我向他解释鸡心螺——那种有毒的生物，潜伏在某些最好看的贝壳里，等着某只人类的手，好把它们邪恶的螯扎进去。
“海螺能把你弄死？”他说，“这儿有致命的海螺？”
“在这儿能把你弄死的东西，比澳大利亚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也就是说有很多，相信我。”
我和他说了鹤鸵，一种不能飞并且和人一样大的鸟儿，生活在雨林中，每只脚上都有利爪，能用一种熟练而令人毛骨悚然的豪迈姿态把人切开；还有从树枝上挂下来的绿树蟒，和枝叶混在一起，等你看见它们时为时已晚。我同样提到了小但毒性极大的蓝圈章鱼，它的吻让人瞬间死亡；还有优雅但易怒的电鳐，在水中像飞毯一样移动，对任何打扰它进程的东西放出220伏电压；还有让人作呕、行动缓慢的石鱼，这样命名是因为它看上去和一块岩石没什么分别，可不同的是它背上有十二根刺，锋利到能把球鞋的底刺穿，给倒霉的受害者注入十五万克分子的毒枝菌素。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无法描述的痛苦，很快便会发生肌肉麻痹、呼吸衰退、心跳加速、剧烈**等症状。你同样会被火鱼为难，它们虽然容易被发现，但一样疼得要命。还有一种水母叫鼻涕虫。”
“你在胡编乱造。”他说，却不敢肯定。
“哦，我没有。”
接着我和他说了那令人畏惧的咸水鳄，潜伏在热带的浅海峡、河口，甚至像面前的这一类海湾中，时不时从水中跳起来吞没毫无准备的过客。在我们现在漫步的海岸往北，一个叫贝里尔·弗鲁克的女人不久之前死于非命。“要我告诉你吗？”我提议到。
“不。”
“嗯，一天，”我继续着，知道其实他想听。“一群黛恩树的当地人在圣诞节前烧烤聚餐，其中有几个决定去黛恩树河的冷水里泡泡。这条河被称为鳄鱼之家，但从未有哪条袭击过当地人。有几个人蹦蹦跳跳到了水边，脱得只剩内衣，扑腾进去。弗鲁克小姐显然对冒险三思而后行，她不过是踏入了大概一只脚，站那儿看别人快乐地嬉戏，她随意地俯下身，垂下一只手在水中。就在那一刻水面被一道移动的闪光劈开，可怜的弗鲁克小姐不见了，她再也没被找到过。‘没有一点儿声响，一丝尖叫，’一位目击者报道，‘这么快，如果你眨一只眼，就错过了整件事。’这就是鳄鱼袭击，你瞧瞧——迅速，出人意料，完全不可逆。”
“你是说这儿的水中有鳄鱼？”阿伦说。
“噢，我不知道有没有，但这是为什么我让你走里边的原因。”
就在这时，焦躁不安的天空来了一道惊人的闪电。风突然就起了，让棕榈树舞动起来，少许肥大的雨点啪嗒滴落。接着天空打开，落下了一场温暖的滂沱大雨，淋得人透湿。我们躲回酒店，在面向海滩的酒吧游廊下避难，徒劳地拧着我们冒热气的衬衫，看雨带着狂暴的愤怒拍打地面。没有什么像这中间的雨滴一样美丽，它就是立方体里倾倒的水，用一种击打发出的可怕噪音填充这世界。我自以为在美国中西部长大，熟悉狂暴的天气，可我很高兴地承认，考虑各种因素，澳大利亚均胜出一筹。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让我搞搞清楚，”阿伦说，“我们去不了库克顿因为我们过不去；我不能游泳因为海里都是致命的水母。另外，去凯恩斯的路可能随时都会中断。”
“差不多是这样。”
他小心地呼气。“那不如来几瓶啤酒吧。”他起身去弄了几瓶。我在游廊上一张小桌边坐下，看着倾盆大雨。
酒吧的某个伙计经过，站在门廊上。“三十年来最坏的雨季。”他说。
我点点头：“天气预报怎么说？”
“一样。”
我黯然地点点头：“我们本来明天要去大堡礁。”
“哦，你不用担心。除非是飓风，不然他们不会取消大堡礁一日游。”
“这种天气也能去礁石？”
他点着头。海湾里的水四处泼溅，像一个胖子刚跳进澡盆。
“为什么？”
“你们付多少钱买的票？”
我不知道——所有东西订的时候都是套餐的一部分——可我身上有票，便从钱包里掏了出来。“每张一百五十澳元。”我尖叫道，吝啬得不敢相信。
他微笑着：“所以啊。”
他又进去了。过了一会儿，阿伦带着啤酒重新出现，看上去异常沮丧。“是有一种水母叫鼻涕虫，”他惊讶地说，“酒吧招待告诉我的。”
我给了他一个抱歉的微笑：“我说的吧。”
他盯着雨看了几分钟。桌子上有人留下了一份当地的报纸——《道格拉斯及莫斯曼港口公报》。阿伦移开它去够烟灰缸，接着某样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读了几分钟，越读越投入，接着无声地把报纸递给我，敲了敲他希望我读的那篇文章。那是头版底部的一小则报道，说道格拉斯港的登革热流行病终于减缓了速度。文章注明自流行病蔓延，本地已发现四百八十五例。尽管病情得到控制，却还不能掉以轻心，某个热带公共健康联合会的妇女发言人警告道。
“在这一页的页脚!”他说，眼中有一点儿狂乱。
“那是我们明天要去的地方。”我吊儿郎当地评注。
“你知道一场登革热流行病在英国会怎样？大家会在窗户上钉木板。渡船两侧都会挂着企图逃出国的人。警察为了恢复秩序会在街上对人开枪。这儿的一个社区里有四百八十五个病例，只有他妈两英寸在这页纸上的!你带我来的是什么地方，布莱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噢，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阿伦。”
“是，没错。”
我们分头去淋浴更衣，在吧台重新集合，来杯晚餐前的开胃酒。雨丝毫没有变小的意思，我们决定在酒店吃晚餐。阿伦点了红鲷鱼。
“你应该没听过鱼肉毒吧？”我漫不经心地说。
“我他妈当然没听过，”他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回答，“又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说。
“肯定是个什么，不然你不会提起来。它是什么？我坐在它上面？它在我脑袋上？到底是什么？”
“不，是一种热带水域的毒素，聚集在某种鱼里。”
“像红鲷鱼，比方说？”
“嗯，特别是红鲷鱼，事实上。”
他考虑着，略带紧张地缓缓点头。我猜时差差不多起作用了。它让人根本无法平静。
“我敢说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让人安心地补充道，“如果真有暴发，鲷鱼不会出现在菜单上，对吧？当然除非……”我停在这儿。
“什么？”
“嗯，除非你正好是第一例。毕竟，它要从某个人开始。不过，嘿，那才多大概率？百分之一？二十分之一？”
“我要你马上闭嘴。”
“当然，”我立刻同意，“很抱歉。你要换份别的吗？”
“不。”
“症状包括，但可能远远不止，呕吐，肌肉严重萎缩，失去运动控制力，嘴唇异常，全身疲软，肌肉痛，诡异的感觉错乱——也就是，热的感觉冷，冷的感觉热。大约12%的病例会死亡。”
“我要你现在就闭嘴。”女招待端来了我们的饮料。“这鲷鱼，”阿伦假装不经意地问，“没问题，对吧？”
“噢，是。美得很。”
“我是说，它没有——什么来着，布莱森？”
“鱼肉毒。”
她给了我们一个迷惑的表情。“没，它和薯条沙拉一起上。”
我们面面相觑。
“你不是这里人，我猜得没错吧？”
她更加迷惑：“不是，我从塔斯[8]来。怎么？”
“好奇而已。”我对阿伦咬耳朵，“她是塔斯马尼亚岛来的。”
他朝我靠了靠，小声问：“是。所以呢？”
“他们的鲷鱼没问题。”
“我可以换个别的点吗，亲爱的？”
她狠狠地瞪了他一会儿，那种当年轻人意识到，自己被要求比原计划还要多走二十步时的样子，于是她殉教般地走开去打听。一会儿，她回来报告，他换餐的要求被批准了。
“好极了!”阿伦说，带着突发的热情，重新要了菜单。他考虑着那些备选项。“你们有烤鼻涕虫吗？”他冷冷地问。
她瞪着他。
“开个玩笑!”他说，似乎快活了许多。“我要牛腰肉和薯条，”他宣布。“五成熟，劳驾。”他转身问我。“至于牛肉，没什么可怕的疾病我应该知道吧？昆士兰牛肉麻痹之类的？”
“牛排没问题。”
“那就牛排。”他把菜单递给她。“忘掉鱼肉毒，”他冲着她的背影说。“啤酒一直上着。”他又补充道。
我们吃得非常愉快，之后又去了一次酒吧，通过酒精傻兮兮的幻象，最近所有尽力避免的症状，我们差不多都收获了。
早上雨停了，可天空又暗又脏，海面波浪翻滚，看着它都让我微微犯晕。我不迷恋大海或它其中的什么东西，颠簸三十八海里，去一座雨水覆盖的礁石，看一种我可以在任意一座公共水族馆或牙科候诊室里舒舒服服观看的飞鱼，这景象并不诱人。据晨报上说，水要涨两米三。阿伦有过一条帆船和一顶船长帽，因此他幻想自己是个娴熟的水手，我问他这有多大，他抬了抬眉毛，看上去吃了一惊。“噢，那是大。”这让他说了不少在恐怖海面颠簸的轶事，有些说的是船没系在码头上。正当我们坐在那儿，某个工作人员漫不经心地走过。
“飓风来了!”她喜气洋洋地说。
“今天？”我颤抖无力地问，差不多快成了习惯。
“说不定!”
大堡礁一日游行程包括，从酒店接上我们，坐巴士去道格拉斯港乘船，沿海岸线向北二十英里。巴士恰好八点五十到，一分不差。上车时，司机正在介绍海黄蜂，生动地展示那些不留心警告牌的人所付出的代价。不过，他向我们保证，大堡礁上没有水母。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到珊瑚礁鲨、硬鳞鱼、蝎子鱼、海蛇和又胖又丑的石斑鱼——一种九百磅的怪物，偶尔会因为既暴躁又愚蠢，咬掉游泳者的一条胳膊，然后想起自己并不喜欢人肉的味道。
我们到了道格拉斯港，发现船巨大——和英吉利海峡渡轮一样，或至少差不多——且新得发亮，我说不出有多高兴。让我同样高兴的是，为了他们也为了自己，没有哪个船员露出明显的登革热征兆。和其他到达的乘客一起排队时，我从某个船员那儿得知，船能载四百五十人，今天有三百一十个人订了座。他还告诉我去大堡礁要用九十分钟，海面应该会相对平静。从港口到我们停泊的艾琴科特礁要三十八海里——不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趣，我还注意到，那正是那对美国情侣失踪的地方。
上了船，他们宣布对任何有需要的人发免费的晕船药。我第一个跑了过去。
“你们想得太周到了。”我吞下一把后说道。
“哦，总比让大家在船上吐得一塌糊涂好。”女孩开心地说，确实没错。
去大堡礁一路平稳，像之前保证过的一样。而且，太阳出来了，尽管软绵绵，还是把海水从铅灰变得近似深蓝。阿伦去上层甲板瞅瞅有无大胸女可以欣赏，我坐下来记笔记。
根据考虑的资源不同，大堡礁覆盖了二十八万平方公里，或三十四点四万，或两者之间，从头到脚伸展了一千两百或一千六百英里，比堪萨斯州或意大利或英国都要大。大堡礁始于哪儿，止于哪儿，众说纷纭，不过大家都认同它实在是非常大。哪怕最小的数字，也等同于美国西海岸的长度，且它当然是广阔的生物聚集地——大洋版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大堡礁包括了至少一千五百类鱼，四百种珊瑚，四千个品种的软体动物，而这些不过是估算的。没人试过综合调查，工程太浩大。
它有差不多三千个不同的礁石，超过六百座岛屿，有些人坚决认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因此称它为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并不准确。那对于我，有点儿像在说洛杉矶不是一座城市，因为它有许多分离的建筑物。这根本无关紧要。它让人难以置信。这全都要感谢一千八百万年以来，上万亿个珊瑚虫勤奋细微的献身，每次在自造的硅酸盐墓穴中消亡之前，都增加了一两分的厚度，很难不让人印象深刻。
船开始发出某种减速的声响，预示着即将到港，我去甲板上找阿伦。我指望会到某种沙质的环状珊瑚岛，可能会有个茅草屋顶的沙滩酒吧，可实际上周围一无所有，除了开阔的大海和一长圈温柔翻滚的海水，这大概暗示着那儿有下陷的隐形礁石。在这景象中间，有一座巨大的铝浮桥，两层楼高，大的足以容下四百个一日游旅客。它让人隐约想起钻井台。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将是我们的家。等船停靠在码头，我们都快乐地飞跑下去。一只喇叭播报出了我们所有的选择。可以懒懒地躺在甲板椅子上，或降到一间水下观景室，或抓起通气管和脚蹼去游泳，或上一座半潜式的船，舒服地游览大堡礁。
我们首先上了半潜艇，吃水线之下的观景室同时可以挤进三四十人。哦，那真是精彩绝伦。不论读了多少有关大堡礁特别风光的东西，你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风景。舵手把我们带进一个闪烁的世界，陡峭的珊瑚峡、利刃般的山谷、斑斓的色彩，其间满当当的鱼群有着令人惊讶的种类和大小——蝶鱼、少女鱼、鹦鹉鱼、华丽多彩的猪齿鱼、筒形的尖嘴鱼。我们瞧见了巨大的蚌、海参、海星、小丛的海葵，还有大得可爱、笨得要命的土豆鳕鱼。这和我想的一样，大致像在一座公共水族馆里，当然除了完全的野生和自然。这带来的不同让我吃了一惊，一定显出一副傻兮兮的蠢相。向外看，离窗几码远，一只大海龟游过，对我们毫不感兴趣。接着鬼鬼祟祟在底部窥探的是一只礁鲨——只有一两英尺长，却能给你好好的一口。不仅仅是飞鱼和其他生物，还有光线从上向下过滤的样子，珊瑚不可思议的形状质地和种类。我的着迷无以言表。
回到浮桥上，阿伦坚持立刻去游泳。浮桥的一头，金属台阶伸入水中。台阶最高处有放着脚蹼、通气管和面罩的大筐。我们装备好了，“扑通”跳入水中。我以为水只有几英尺深，当发现离水底可能有六十英尺时——我描述得比较含蓄——我吓了一跳。我以前从未在这么深的水中待过，它出乎意料地让人恐惧——如发现自己浮在空中，离坚实的大地六十英尺一样吓人。这惊慌失措大概持续了三秒钟，接着面罩和通气管灌进了水，我透不过气。我懊恼地喘着气，倒出水又试了一次，可面罩几乎又立刻填满了水。我将这练习重复了两到三次，但结果一样。
其间，阿伦像《美人鱼》中的达丽尔·汉纳[9]一样疾驰而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布莱森，你在干吗？”他说，“你离浮桥三英尺，就溺水了。”
“我是快淹死了。”一卷浪全扑在脸上，我冒出脑袋喷着水花，气喘吁吁，“我是大地之子，这儿不是我的地盘。”
他咯咯地笑，消失了。我微微沉下脑袋，看他像颗水雷一样朝曲纹唇鱼的方向射去——一种沙发垫大小的天使鱼——在我之下那清澈的，不可想象的深水中又一次消失。那下面也有大家伙——半个我那么大的鱼，比我在我的物种中要厉害得多。接着面罩又进水，又喷气。接着又一小卷浪撞上了脸。我必须承认这比想象中的欢喜要少一点儿——少相当一点儿——而我也没想象会有多欢喜。
有趣的是，之后我得知，这对于没有海水游泳经验的人，是一种相当常见的反应。他们到了水中，发现离自己的舒适区域非常远，暗暗地恐慌，晕倒(显然是日本人的长项)或心脏病发作(胖子的长项)。现在，第二个有趣之处来了。因为用通气管的人躺在水上四肢摊开，脸刚刚在水面之下——也就是说，用大家知道的，死人漂着的姿势——这其实无法(反正有人这么和我说)判断哪些人在用通气管，哪些死了。只有到了哨音响时才知道，大家都出来了，只有一人奇怪地一动不动，灵魂出窍，他们便知喝茶的人，将要少一位。
幸运的是，就像你将从这本书的存在中推断出的一样，我逃离了这悲惨的命运，设法把自己拉回了浮桥。在甲板的椅子上找了个座，在温和的阳光下，用阿伦的衬衫擦干身子。然后抽出艾伦·豪给的，关于美国夫妇在这儿过世的报纸夹。我之前读过一次，但现在能将可见的地标和文字对上号，便带着特别的兴趣又通读了一遍。
在考虑到已知事件的情况下，这故事简单明了。1998年1月路易斯安那州巴顿鲁治的托马斯和艾琳·龙纳根，刚完成在南太平洋维和部队的任期，回家前在澳洲度假，跟随一家叫“外刃”的公司去大堡礁玩一日的戴水肺潜水。下午将尽，在规定的时间内，他们没回到船上。潜水的工作人员没发现他们缺席便走了。过了两天半才有人汇报他们的失踪情况。他们就此杳无音信。
为何龙纳根夫妇没有回到船上，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困境时变得如何，也可想而知。我坐的地方能看见戴水肺潜水的船，某个经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大约是三海里远(一海里大约比一英里远一百码)。它看上去非常小，非常远，可龙纳根夫妇是有经验的潜水者，在水下熟门熟路，应该没觉得游泳多么困难。环境非常怡人。海很平静，水温是八十四华氏度(二十九摄氏度)，而且他们穿着紧身潜水衣。除了去浮桥，他们还有更简单点的选择——距离只有一点二海里的圣·克里斯平礁，那上面有一些暴露的珊瑚岩层，他们可以爬上去等待救援。问题是，就像艾伦·豪如此肯定地回忆的，达到任何一个安全岛都意味着要穿越一道深海沟，那儿以经常出没巨大的远洋动物——也就是指多齿鲨鱼和偶尔犯错的石斑鱼闻名。
从这儿开始疑团愈加复杂。他们消失了几天后，龙纳根夫妇的充气救生衣毫发无损地被冲上某块大陆的沙滩。为什么两个困在海里的人会脱掉救生衣，这是个无法解答的问题。还有，救生衣的完好无损说明他们没有被鲨鱼袭击。之前他们住凯恩斯背包族旅舍，当警察检查那儿的行李时，事情变得更让人迷惑。很显然，这对年轻文雅的美国夫妇没有他们看上去的那么快乐。艾琳·龙纳根在她的日记中记录道，她的丈夫意志消沉，说过他想在戴水肺潜水时“了结一切”。(哇噢!)他提议带上她一起。(两个哇噢!)
这显然比表象要深奥得多。
阿伦终于出现了，看上去生气勃勃，吸着肚皮，让人想起杰夫·钱德勒在他某些晚期电影中的样子，用让人厌烦的热情聊着，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经历，我是个多么过分的软骨头。他套上衬衫，倒在我旁边的椅子里，看上去十分快乐。然后他坐起来，夸张地拍着自己。
“这件衬衫是湿的。”他宣布。
“是吗？”我说，关心地皱起眉。
“它湿得能挤出水。”
我轻轻碰了碰它。“为什么？是，果然是的。”我同意地附和。
这些日子，整个昆士兰似乎都有人失踪。第二天报纸通篇报道，调查一个名叫丹尼尔·纽特的英国年轻背包客，差不多两年之前在苦难角失踪。纽特独自出发，徒步六小时去一个叫忧患山的地方，他老老实实填了要求丛林徒步旅行者填的安全表格，一旦回不来好给搜寻者提供便利。不幸的是，那天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中没人收集，也没人核对安全表格。实际上，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中从没有人收集或核对安全表格。因此当纽特没能回来时，没人注意，也没人报警。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黛恩树某个背包客旅舍，尽管纽特丢下了一顶支着的帐篷，二十三天之内，旅舍的工作人员并没通知当局他失踪的情况。某个雇员告诉陪审团，“大家丢弃自己的帐篷，不打招呼便离开”是很正常的事。
可不管怎样，等到一场搜救行动终于被组织起来时，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纽特的尸体再也没被找到过。
这一切与第二天早上略有关联。阿伦和我开车去凯恩斯办一两件差事。一家运动服装店的橱窗吸引了他的眼球，我们走了进去。他离开试衣时，我和两个在那儿工作的中年女人愉快地聊天。我不知为何提到——不过是为了制造话题——凯恩斯最近总是有新闻。
“哦？”其中的一个女人微微有点冷淡地说。
“你知道，龙纳根事件，中国船上的人，还有那个在黛恩树失踪的可怜孩子。”
“哦，那些。”那位女士略带鄙视地说，“在南方他们总是把这些事夸大其实。”
她的同事用力地点着头：“一旦有机会让昆士兰看上去糟糕，他们就扑上去，就和飓风一样。那一周我去悉尼看我的姐妹，你晓得他们用无数页的文章报道吗？”
“哦，它是个不小的故事。”我指出。
“可如果是在西澳大利亚州，他们就不会这样报道。”
“哦？”
“不会。他们这么干是不想让人来这儿，你瞧。”
“你真这么觉得？”
“哦，是。他们不想让游客离开悉尼，想把他们留在那儿。因此说任何故事，让昆士兰看上去，你知道，危险或落后，他们歪曲事实，就是为了吓人。”
她们都诚恳地点头表示同意。
“在大堡礁的那对年轻夫妇也一样。那很明显是自杀，但他们把它说得完全不合情理——”
“完全不合情理。”
“因此他们能弄得好像去大堡礁并不安全。”
“那黛恩树的那个男孩呢？”我乍着胆子问。
“他们不知道他根本没有死。”她用一种有可靠消息来源的语调说。
“可他失踪两年了。”
“是，可他在约克角到处被人瞧见。”
“到处。”她的朋友表示同意。
“对不起。你是说报纸错误地报道他的死亡，好让昆士兰看上去危险。”
“我只是说所有的事实都不确凿。”她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抱起胳膊。她的搭档也一样。
于是我想：这比切开的蛇还疯狂。
碰巧，我们也要去黛恩树。在澳洲这一部分，那是能从柏油马路到的最北处，因此我们决定去瞧一瞧。到上午时，雨的迹象都没了，太阳露了出来——开始犹犹豫豫，但之后又饱含奢侈的热情。昆士兰变了样。突然我们身处夏威夷——热带山脉奔向耀眼的水面，连绵的海湾，由棕榈树守卫的无瑕沙滩，离海岬有一段距离并由岩石组成的绿色小岛。我们不时穿过阳光明媚的甘蔗园，远眺大分水岭陡峭的蓝色山脉。
在黛恩树停了车，到周围逛了逛。走到黛恩树河边，那儿，路和弗鲁克小姐都各自突然地消失。我们看不到任何有鳄鱼的迹象。之后我们回到车上，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朝着从黛恩树去苦难角的渡轮开。因为下雨渡轮关闭了一个星期，所以去那儿没什么意义，可我想至少从河的这一面看看苦难角，况且还有极小的可能性，我们能瞥见一条鳄鱼。没想到，渡轮在运行。在黛恩树时，还有人担保它依然关闭。
“昨天又开了。”渡船夫说。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我们搭渡轮过了河，开始了穿越黛恩树国家公园二十英里去苦难角的旅途。路盘绕着，穿越巨大的山脉和无比美丽的雨林。终于到了湿热带雨林，我高兴极了。
黛恩树丛林为世界还是一整块大陆时期的残余，上面覆盖满了水汽蒙蒙的生长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分裂，漂移到球体远处的角落，气候和环境戏剧性地变化，刺激了其他地方的生态变化，可黛恩树因为某些构造上的侥幸，逃脱了这一切。结果有了其他地方没生存下来的植物——植物的所有科。1972年，牛群在丛林低洼食草后，神秘地病死。那之后科学家开始意识到，澳大利亚北部的雨林是多么古老和独特。那些母牛是被一种澳洲奇子树的种子毒死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奇子树被认为在一亿年前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事实上，它在黛恩树活得很好，和那一门另外十一个成员一样，那是一种叫被子植物的原始植物门，而所有开花的植物都隶属于它。黛恩树国家公园就是这么个地方——黑暗，浓密，似乎属于某个遥远的纪元。在这片土地上，如果看见翼龙滑翔过树林，或伶盗龙在面前的路上疾跑，你也不会有多惊奇。
事实上，那儿有相当多奇特的生物。这是不多的几处能够指望看见鹤鸵的地方之一。它们看上去和鸸鹋很像，但脑袋上有一种叫盔的骨骼生长物，每只脚上有邪恶致命的利爪。它们跳起进攻，两只脚同时出击，好在这并不常发生。最后一次致命的袭击在1926年，一只鹤鸵猛攻一个玩弄自己的十六岁男孩，从他脑袋上跳过时划开了他的颈静脉。袭击这么少的原因是鹤鸵极为隐居，而现在，唉，也不剩几只了。幸存下来的不超过一千只。黛恩树也是著名的树袋鼠最后的家——就像它名字暗示的那样，是一种住在树上的袋鼠——可它比鹤鸵还要害羞，几乎从未被看见过。离学术界的中心这么远，密林的大部分仍然未被研究。比如，第一份鹤鸵的科学研究，大约十年前才开始。
终于，路在一处向阳的林中空地到了尽头，那儿不相称地，有一个外卖食物摊和一座电话亭。快被茂叶吞咽掉的是一处营地，旁边有个箭头指示牌，指向去海滩的路，是条穿越红树林的木板小路。走近时，看不见的小生物叮当落入沼泽的水面。几分钟后，我们出现在沙滩上。它太漂亮了——一大长条的软白沙点缀着漂木、棕榈叶和其他自然的杂物，竖立在一片非常明亮的蓝色海湾前。
这地方和煦清新，一定和两个世纪前詹姆斯·库克第一眼看见的一模一样。他叫它苦难角，因为正是在这儿离海岸大约十二里的地方，“奋进号”灾难性地撞上了珊瑚礁。船破了很大的洞，即将面临沉没的危险，但库克身边有个船员，曾在相似的海峡上，因为一项不同寻常的工程“海上堵漏”救过一艘船——通过扬一面帆绑住船的外部，拉紧以罩住窟窿。这是一种走投无路、不太可能的方法，不过它奇迹般地奏效了。
库克照料着船靠了岸，停在离我们几英里远的地方。在荣归故里之前，船员们用了七个星期的时间维修。如果“奋进号”沉了，库克没能回到家，历史当然会变得很不一样。澳大利亚很有可能变成法国的——一个可怕的想法，退一步说——英国将相应调整它的殖民野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脱离影响。墨尔本可能现在站在非洲的平原上。悉尼可能是加利福尼亚皇家殖民地的首府。谁能说得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的力量均衡将会以超越想象的方式改变。另外，我们几乎肯定能避免遇到比吉斯[10]，它就不会是场纯粹的灾难。
阿伦和我沿着海滩勘查了半个小时左右，走回有食品摊的林中空地，看了看去库克敦的路怎么走。在食品摊另一边，立刻变出了一条困难重重的岩石小路，陡峭地爬进葱翠的小山。看上去像某样哈里森·福特[11]在冒险片中会挣扎克服的玩意儿。我前一天才知道，就算是好天气，这小路也令人胆怯，因为它倾斜得非常危险，所以可能阿伦和我没有坚持是对的。无论如何，现在它已无法通过。
不过，以冒险的心态看，它确实十分有吸引力。库克敦，曾有过三万人口的金矿小镇，如今只有两百人，坐落在山脉另一侧七十五公里远的地方。它是澳大利亚东面最后一个小镇。它除了去澳洲最北端约克角六百公里路周围的原住民居住区之外，一无所有。我决定到此为止。
我转过身发现阿伦偷偷溜走了。一分钟后，在食品摊的方向他又出现了，带回两听可乐，递了一听给我。
“他们没有尿。”他说，我们都好好地笑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