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去了“最顶端”，我们坐着上蹦下跳的飞机，穿越北海岸沿线一路颠簸的两个较小风暴，到了达尔文，取了另一辆租车——一辆时髦强大的丰田轿车，仿佛去爱丽斯泉的一千五百公里，它一次火箭般的发射便能搞定。我们管它叫“睾酮”。
北领地总有一种拓荒情绪。1998年末，常住居民被邀请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七个州，公民投票中他们断然拒绝了这种提法。他们似乎挺喜欢做局外人。结果是，五十二点三万平方英里的地区(面积大约为全国的五分之一)在澳大利亚里，却又不完全属于它。这导致了某些异常状况。法律要求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在联邦选举中投票，包括北领地居民。可既然北领地不是一个州，它在议会中就没有议席。因此北领地的居民选举代表去堪培拉，参加议会会议(至少他们寄回家的信中是这么写的)，实际却并不能投票或参与其中，或有任何重要的意义。甚至更有趣的是，在全国性的公民投票中，北领地的公民同样被要求投票，但这投票实际上并不作数，不过是被放进某个抽屉里之类的。我觉得有点儿古怪，不过，就像我说的，人们似乎对这种安排挺满意。
个人而言，我觉得北领地居民不该被允许参与所有的全国性事务，除非他们在达尔文配备友好一点儿的酒店服务员。作为一种建立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似乎有点稀奇，但就是这样。达尔文的酒店从业者严重缺乏魅力，如果扣交某种公民自由权能让他们好好处理这一问题，那么老实说，我认为这代价不算过分。
找酒店时我们的麻烦开始了。我们订了一个四季边疆大酒店，但这地方似乎并不存在。旅行指南上提到有个最顶端边疆酒店，我在机场领到的传单上有个达尔文城市边疆酒店，另一张上有个四季最佳达尔文中心酒店。在接下来的四十分钟，我们开车四处逛，所有这些都远远地瞻仰过，像一对易怒的已婚夫妇那样平静地争吵。我们拦住了大约半打步行者，但没有人听说过四季边疆大酒店，除了有个人觉得它在向东两百公里的卡卡杜。我靠着一张又小又不完整的地图，指挥阿伦开过一连串的街道，结果总在步行街或装货间的死胡同终结，阿伦越来越恼怒。
“连一张简单的地图你都看不懂？”他用一种抱怨的口气说，像一个人想要享受幸福时光的需求未被满足，得来的却是硬纸箱和带轮子的垃圾桶。
“不。”我温和地回答，“我看不懂一张简单的地图。我能看懂一张好地图。可是，这张地图屁用没有，连屁用没有都不如。它是和你开车技术一样烂的印刷品，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最终我们停在海滨区一家巨大的酒店外，阿伦命令我进去，寻求专业的指导。前台小伙最近的薪水显然有一笔花在一大管发胶上，他背对我站着，用滑稽的段子把两个女同事逗乐。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啊嗨。”
他转过头，给了我一个“什么”的眼神，毫无热情。
“你能指给我去四季边疆大酒店的路吗？”我客气地问。
他开门见山地一口气说出一连串复杂的指示。达尔文全是奇怪的街名——加文纳、原、福尔士、柯纳奇——我已经跟不上了。在柜台上有一沓地图簿，我问他是否能在那上面指给我看。
“走的话太远了。”他轻蔑又有点儿古怪地说。
“我不想走。我有辆车。”
“那让你的司机带你去。”他冲那些女孩不以为然地转了转眼珠，接着继续他的故事。
我多么想要一把小枪，或一副工业用的火钳，好夹住那细脖子，把他的脑袋拉到我面前，让他更好地听见接下来的话。我说的是：“你觉得如果我有司机的话，还会来和你问路吗？是辆租车，你这卑鄙、让人讨厌、油头粉面的小赤佬。”我可能说的顺序不同，也可能根本没说，但肯定代表了我那一刻的情绪。
他阴沉地看着我，长叹一口气，找了支笔，迅速但含糊地在地图上勾出了路线，从地图簿上撕下，递过来，仿佛给了我一个什么也不能兑换的凭单。十分钟后，我们停在了一座酒店外，上面巨大的字母是，达尔文城市边疆酒店。我们已经几次经过它，可每次都被我信心满满地否定了。我大步地走进前门。
“这是四季边疆酒店吗？”我离得老远就开始喊。
柜台后的年轻女人抬起头眨了眨眼。“是。”她说。
“那么，”我走近了几大步，“你们为什么不立个牌子告诉大家？”
她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在楼的另一面它写着。”
“呃，没有。”
她赐予我一个空洞、世故、高人一等的微笑：“是的，它写了。”
“呃，没有。”
她在顾客关系的职业素养和年轻人的盲目自信间挣扎着，犹豫了一会儿，柔声说道：“写了。”
我竖起一根手指，意思是要告诉她：“别动。哪儿也别去。我要去瞧一瞧，然后回来，勒死某个人。说的就是你。”
我出去了，徘徊在大楼周围，像个发狂的建筑观察家，从每个角度和不同的距离检查它，对着阿伦竖起一只沉默的手指，他在驾驶座上困惑地看着我。我回到酒店，宣布道：“哪儿都没写‘四季’。”
她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可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写了。”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不论叫什么名字，达尔文城市边疆酒店都极其荒谬，且让人失望。它标价过高，毫无魅力，地理位置毫不便利。我房间的电视是坏的，枕头像水泥砖，接待员让人恼火。这可不是我来尊敬和仰慕的澳大利亚。
在多次盲目试验，并进一步访问前台的年轻朋友之后，我们发现去饭店酒吧，必须从后面的楼梯下到地下室，穿过某个储藏区，离开大楼，直到看见一对不工作的自动滑门。从不让任何东西阻碍自己喝上晚间酒的阿伦，带着一股让人惊讶的热情，用力把它们拉开，我们挤了进去。出人意料地，酒吧里塞满粗鲁吵闹的醉汉，都是看上去危险的家伙——文身、长头发、床垫布般的胡须——完全不是那种你会在商务酒店酒吧中找到的顾客。
“像个他妈的ZZ Top[12]大会。”阿伦悄悄但精准地抱怨。
我们要了一两瓶啤酒，拘谨地坐在角落里，像两个在市中心公车站的老处女，看着人群中两个最壮的家伙打桌球，各自令人失望的一击——其他的也没好到哪里去——球棍一记重击打在什么金属坚硬的东西上：台球桌、椅子背、桌子上方摇摆的灯。还没打到人肉和骨头，不过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决定及时补救，去七楼的屋顶餐厅，以寻找一个更宁静祥和的环境。餐厅很大，有落地窗，给出一幅广阔达尔文的黄昏景象。屋内大约五十张餐桌中，最多三四张有人就餐，因此当女服务员表情完全惊恐地告知此刻没位子时，我们都很惊讶。
“可这儿简直连人都没有。”我指出。
“抱歉，可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活动。”仿佛为了强调情况的紧急，她立刻飞走了。
我们在吧台坐下，某个说不定是雇员的印度尼西亚开朗小伙不时经过，他替我们要了两瓶啤酒。又过了大约三十分钟，在多次要求之后，我们终于要到了远处窗边的一张桌子。在那儿我们又坐了十多分钟，直到有服务员过来，在我俩面前各自掷了一口标准的赤土陶小花盆，里面是一小条烤面包。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面包。”她回答。
“但它在花盆里？”
她看了我一眼，我开始觉得那可以叫达尔文眼神，是那种正在说“是，所以……？”的表情。
“呃，难道不奇怪吗？”
她想了一会儿：“呃，有点吧，我猜。”
“我们之后的用餐还会用一样的园艺主题吗？”
她表情扭曲，看上去极度痛苦，仿佛正要将脸吸入后脑勺。
“什么？”
“主食是不是用手推车送来？”我助人为乐地详细解释着，“和沙拉一起上的是不是干草叉？”
“哦，不。只有面包是特别的。”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在我们的关系能更进一步、点些喝的或要个菜单之前，她便离开了，走前表示一旦有空便会回来，不过现在有点儿重要的活动。
于是接下来的夜晚极其反常，每次渴望吃的，或额外的饮料，或哪怕只是某个澳大利亚人的声音，我们必须离开座位，站在厨房门边，直到抓住某个出现的人。其他几个用餐者中也有人干同样的事。某次突袭中，我问了问一个拿着空啤酒杯的男人，他是否经常在这儿用餐。
“老婆喜欢这儿的景色。”他解释道。我们朝房间另一头看去，有个胖胖的小个子女人，快活地向我们招了招手。
“服务有点儿慢，你不觉得？”
“简直无可救药，”他同意道，“显然他们在办什么活动。”
早上前台换了个人。“你住得愉快吗，先生？”他流利地问。
“少见的糟糕。”我回答。
“哦，好极了。”他咕哝着，收了我的卡。
“实际上，目前为止，我会说，住在这座玩意儿里的主要目的是，一定会让之后所有与服务有关的经历相比较而言耳目一新。”
他做了个深深欣赏的表情，仿佛在说“实在是夸奖”，然后出示账单要我签名。“呃，我们希望您会再度光临。”
“我宁可去树林里用木棍做肠道手术。”
他表情动摇了，然后停了很长一会儿。“好极了。”他又说，但显得并不肯定。
我们进城转了转。达尔文在热带雾气腾腾的心脏部位，在我看来必定有某种风格——白色带阳台的建筑、百叶窗、盆栽的棕榈树、懒洋洋的吊扇以及谄媚的男仆端来的高玻璃杯里的冷饮。男人穿白西装戴巴拿马帽，女人穿印花棉裙，人们在闷热的下午打打麻将，薛尼·格林史翠[13]和彼得·洛[14]在某个显眼的地方，看上去又热又诡诈。任何东西和这些简单的理想有出入，都会让我失望，而达尔文没有一条符合。说句公道话，这地方被毁过很多次——二战中被日本人反复轰炸，接着又遭受1974年特蕾西飓风的**——这就让它足够新了。这儿几乎没什么东西看上去和气候有关。我们可以是在卧龙岗[15]或本迪戈[16]或其他任何中等繁华的省会。唯一小小的当地特色是，似乎没人打算中规中矩。大街上几乎所有人都留着胡子，有文身，醉鬼般拖着脚走，仿佛就只这一天，某个非常巨大的使命刚把所有人叫起床。另外，到处可见原住民，影子似的，鬼鬼祟祟，安静地坐在阳光充足的集市边角，仿佛在等候室里等待。当阿伦去银行取款机取钱时，我不知不觉走近三个原住民身边，两男一女，都眼神空洞。经过时，我冲他们点了点头，给了个礼貌日安的微笑。可明显失败了，连眼也没对上。仿佛他们身处异处，或我是透明的。
我们在一家意大利小咖啡馆里吃了早饭，是那儿唯一的客人，接着便开车去北领地博物艺术馆，因为我听说到那儿有个箱形水母展。我以为博物馆又小又灰尘弥漫，在找到并大致观察完箱形水母后不会久留，可实际上它非常时髦、现代，相当精彩。作为一个省府的博物馆，它大得罕见，塞满了仔细展出的有趣玩意儿。
展厅中有一块地方专门为特蕾西飓风所设，它依然是澳大利亚历史中最具毁灭性的自然事件。1974年圣诞前夜，它把整座城市吹走了。据记录的实况报道，大多数人没指望风暴来得有多大。一个较弱的飓风几周前刚刚经过，没带来什么重大损失，特蕾西飓风的前缘扫过城市，没留下任何即将特别残暴的迹象。大多数人当它是普通的夜晚，上了床。直到大约凌晨两点半，达尔文被暴风雨系的后端击中，人们才意识到他们真的身处其中。等到风速**至一百六十英里每小时，达尔文脆弱的热带房屋开始脱落部件，接着整个瓦解。大多数房子是战后一种叫D系列的纤维板之家，造起来又便宜又快，但无法承受真正的飓风。在夜晚结束之前，特蕾西吹散了九千个家，导致六十多人死亡。
主展厅之外，有个小小的暗室，里面你能听到那一晚某个罗马天主教牧师录的风暴录音。门上有个招牌警告说，从风暴中幸存的人们或许会觉得录音令人痛苦，在听之前我以为不过是无聊的多虑。呃，让人意识到这样一场风暴能有多强大多可怕，这是个惊人的有效方法。录音以不同的风声开始，剧烈又明显只是开端——树枝敲打，门砰然作响——接着升起，再升起，直到成为一种连续的嚎叫，超自然地猛烈，金属屋顶从它们的支撑物上被拧下，庞大的残骸在夜晚中致命飞过的声响。像当地人那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感受它，那种直接的效果难以言表。我竟然发现自己迅速躲闪，一旦周围有东西发出声响。等它结束以后，阿伦和我交换了一个震惊的、被耗尽的表情，用一种新的感悟继续展览的视觉部分。
外面的一堵墙上，一台电视无止境地放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原片，第二天早上醒来城市的样子——也就是，完全的毁灭。影片从一辆缓缓移动的汽车上拍摄，显示一条接一条的街道上，每一座建筑都被夷平了。
博物馆的剩余部分大多给了动物标本盒，说明了北领地非凡的生物多样性。最好的位置给了一只叫甜心的大鳄，有段时间它在澳大利亚名声很大。甜心——是公的，尽管名字女里女气——强烈地仇恨舷外发动机，曾经袭击了所有打扰它清静的船只。作为一只鳄鱼，罕见的是，它从未伤害任何人类，不过至少咬嚼过十五艘船和它们的马达，给渔民的午后带去某种出人意料的热闹。1979年，怕它对自己造成某些严重的伤害——它经常被螺旋桨猛击——野生动物保护有关方决定将它移至某个安全点的地方。不幸的是捕获工作搞砸了，有根钢丝绳在水底卡住，甜心淹死了。因此甜心成了标本，在达尔文博物馆做展览，从此之后便用它极其可观的体积打动参观者：它展开有十七英尺长，活着的时候体重超过一千七百磅。
另一个箱子回答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曾经想问的问题——他们到底怎样制作动物标本？我一直以为他们用锯末或旧袜子或什么东西塞进去。呃，通过一只小动物标本的横截面，我学到了，实际上一只裱好的标本是空的，内部空洞的结构由聚苯乙烯泡沫球和木钉构成。某个策展人愿意花时间展现这一面，让我感动亦感激。同样展出的还有许多蛇和爬行动物，其中许多相当凶残，那些阿伦都打量得尤其专注。
或许那博物馆最令人钦佩的特点是——我怀疑这真是北领地所特有的——它对外部世界的危险毫不含糊。大多数澳大利亚博物馆用心强调那些事未必会发生在你身上。达尔文博物馆用冷冰冰的事实和数字强调，如果真有事发生，你绝对会后悔。这在水生生物部分尤其明显，在这儿我们终于找到了此行的目的：一只巨大的玻璃圆筒装了一朵经防腐加工的箱形水母，这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
它极不起眼——一个半透明的盒状泡泡，六到八英尺高，下面拖曳出几英尺长的线形触角。像所有的水母一样，它几乎是无脑的，但它的毒性让人难以置信。一只箱形水母触角所含的**，足以杀死满满一房间的人，而它们只吃极小的磷虾——一种几乎不需要用暴力征服的生物。在澳大利亚神秘的生物界，从未有人知道，为什么水母能放射出这么夸张的毒性。
旁边展出的，是北领地多得惊人的其他危险海洋生物：五种黄貂鱼，两种蓝圈章鱼，三十种不同的海蛇，八种鸡心螺，还有那些不道德的石头鱼的常见品种——蝎子鱼、火鱼。太多其他可以列举，详述起来令人胆寒。所有这些都是在浅水或岩石积水中，甚至是沙滩上发现的。我想知道，在澳大利亚北部有没有人能下水走一百英尺。海蛇尤其让人恐惧，它们有侵略性，还好管闲事。误入它们的领地，它们会过来瞧瞧你，不过是在你身体上摩擦，像要人爱抚的猫。它们是活着的脾气最好的生物。但如果你惹怒它们，使它们惊慌，它们便会用足够杀死三个成年人的毒液袭击你。那很恐怖。
在我们研究展览时，有个男人，瘦瘦的，留着达尔文式的胡子，和我们说日安，并问我们进行得如何。他介绍自己为菲尔·沃德斯拉德博士，是一个腔肠动物策展人。“水母和珊瑚。”他立刻补充道。看见我们坦白无知的表情。“我注意到你在记笔记。”他又补充说。
我告诉了他我对箱形水母的挚爱，问他是否亲自从事研究它们的工作。
“哦，当然。”
“那你如何不被蜇？”
“其实就是基本的防范。你穿潜水服，当然，还有橡胶手套，处理它们的时候极度小心，因为哪怕只是一小块触角留在了手套上，而你的皮肤不小心碰到——抹掉脸上的汗或扫走苍蝇之类程度的触碰——你都会被蜇得很惨，相信我。”
“你被蜇过吗？”
“有一次。我的手套滑了，某个触角碰了我这儿。”他给我们看了手腕柔软的下侧，上面有一个半英尺长的模糊伤疤。“不过是碰了我，可天哪，太他妈痛了。”
“感觉像什么？”我们一齐问道。
“能唯一与之相提并论的，是拿一支点着的香烟，贴住你的皮肤——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约三十秒。就是那种感觉。干我这一行经常被不同的东西蜇，可我告诉你，我从未有过与此相同的感觉。”
“那量大一点儿感觉会如何？”我好奇道。
他一边想一边摇了摇头：“如果你试着想象可能存在的最可怕的痛，它会在那之上。你所要应对的这种巨大疼痛，远远超出大多数人曾经历过的任何体验。”
他做了个通常在科学家身上看不到的动作，打了个哆嗦，然后在铺张的面部毛发中露出一个欢快的微笑，欠了欠身，回到他的珊瑚中。
我们离开了博物馆向城外走去，穿过达尔文阳光明媚、井井有条的郊区，穿过整洁草坪上的白色平房，看到城市边缘有块牌子写着：“爱丽斯泉1479公里”。面前，沿着孤独的斯图亚特高速公路，一路到爱丽斯泉，是近一千公里未开化的巨大空白。我们要去的是那大名鼎鼎、令人生畏，以危险热浪和骨白色阳光闻名的禁地。
公路——有时它叫轨道——几乎空无一人，但笔直，且保养良好。问十个在悉尼或墨尔本的人，从达尔文到爱丽斯泉是否铺了公路，多数人没有概念。事实上，它在其他内陆公路铺好之前就有了：二战时期，澳大利亚北部变为太平洋战役的主要集结地。如今它运送着少量但依然在增长的游客，一小撮本地交通工具，许多“公路列车”——长达一百五十英尺的多挂卡车，在澳大利亚最边远的居民点之间拉送货物。在两车道的高速路上，遇上一辆滚光的公路列车迎面全速开来，它想要自己车道的全部和你的一部分，这种体验绝对令人振奋——等你撞上它置换出的气体，接踵而至的是晃动肩膀的颠簸，极度狂躁的轴动，足够松动补牙，并清空口袋里的银币。红土粒、金属渣及飞石的野蛮重击，密实地扑面而来。灰尘散尽后，你会有种不自觉的口腔排放，吐出一颗已故的大鹅卵石，等车回到路面，重归自主，继续去爱丽斯泉时，一切又突然神奇地重归宁静平稳。
这一处唯一有生命的时刻是在二战，六十座小飞机场和三十五家医院，在达尔文到戴利沃特斯[17]的沿途建造起来，十万美国军队驻扎于此地。那些遗址依然有历史的标记，有一两次我们停车瞅了瞅。艾伦·穆尔黑德写《郎姆丛林》时经过此地，正是二战结束后十年，多数建筑依然树立。有时他会遇到被遗弃的飞机，成堆的军需品，在沙漠中静静地腐烂。我自然希望我们也能遇见，可如今那儿什么也没有了——除了寂静、难以忍受的炎热和身处广阔虚无的感觉。
目光所及的任意方向，地表覆盖着三齿稃，那是一种硬脆的草，每一丛长得十分紧密，看上去青翠。它像每英亩可以养活一千头牛的土地。实际上，三齿稃毫无价值——显然是世界上唯一完全不可食用的草。从中穿行亦是难事，因为它裹着硅石的锋利针尖，轻擦便会脱落，附着在皮肤上，能产生小却恼人的疼痛。三齿稃间散布着松脂丛和成人大小的白蚁丘，站在沙漠中像史前的墓标，就这么多。
大约三小时后，我们穿过了凯瑟琳——一座灰尘弥漫、无敌无害的小社区，四百英里内最应得此名的唯一城镇。越过它，景色明显更加贫瘠，交通不断变少，从还剩一点到几乎完全没有。高速公路的大半路程不过是一条紧绷的直线，连接遥远得不可想象的地平线，两侧风景是极端的空旷，被三齿稃、矮灌丛和月岩标点着，基本别无他物。天空蓝得极其鲜艳。
我们在无意识的沉默中开了可能有一个半小时，最终阿伦开了口。他说：“你有多少尿？”
“我有足够自己用的，多谢。干吗问这个？”
“只是发现我们快没油了。”
“当真？”我探过身子，以确认阿伦真的能够读懂汽油表。
“注意到的时间非常有趣，阿伦。”
“这玩意儿好像能吸油似的。”他答道，略微有点信心不足。“我们在哪儿？”他想了一会儿问道。
“哪儿也不在，阿伦。”
“我是问离下一个小镇有多远。”
我看了看地图。“离下一个小镇，我们——”我又看了看，好确认，“哪儿也不在。”我用手指做了些测量，“似乎离地图上一个叫拉利马的小点儿有四十公里远。”
“那他们在拉利马有汽油吗？”
“我绝对希望如此。你觉得我们能撑到那儿吗？”
“我绝对他妈希望如此。”
我们突突地开进拉利马，用尽汽油的最后一滴蒸汽。那儿不过是个死气沉沉的小村庄，但它确实有个加油站。阿伦加油时，我走进去买了一批瓶装水和零嘴，以防未来有紧急情况。我们发誓从此以后一起不时地关注汽油表，不让它降到二分之一的标记之下，因为还有更多延绵的空旷等着我们。
不过，危机小小的擦肩，鼓舞了我们的斗志，等到黄昏时分，车子驶进今天的目的地戴利沃特斯时，我们因胜利而欢欣鼓舞。戴利沃特斯——离达尔文三百七十英里，离爱丽斯泉五百七十英里——偏离斯图亚特高速公路一两英里，上到一条没铺柏油的旁路，越过一小块让这地方看上去更偏远的浅滩。倘若你要找的是一块典型的内陆，那么没有比它更合适的地方了。它包括几座小房子，一家摇摇欲坠显然关了很久的杂货店，两个未连接在任何特定建筑上的加油泵，上面的招牌写着“内陆伺服”，还有一家实用的铁皮顶酒馆。剩下的只有热浪和灰尘。
我们在酒馆外停了车。它外面挂满了牌子。一个写着：“建于1893年，澳大利亚最老的持牌酒吧。”不远处另一块写着：“建于1930年，北领地最老的酒吧。”我们跨出汽车时，热气令人窒息。气温肯定快接近一百一十华氏度了。我在达尔文偶然得到的一本旅游手册上说，戴利沃特斯酒馆提供住宿。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我们离下一个城镇还有两百三十英里，途中除了一些零星的、不可靠的客栈，一无所有。而且，在内陆的傍晚开车很危险。黄昏正好是袋鼠出来蹦蹦跳跳的时候，它们以让两者都懊悔的频率，跳进过往车辆的路径中。卡车能将它们扫到一边，可小车会被弄得一塌糊涂，有时车里的人也不能幸免。
我们踏入阴暗的室内——说阴暗是因为外面的世界亮到让人痛苦，而我们整个下午都待在室外。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你好。”我对着吧台后的一张脸说，因为看不清，那是张乒乓球拍也说不定，“你有房间吗？”
“戴利沃特斯最好的，”球拍回答，“也是唯一的。”那轮廓说话时，在我眼前变形成一个爽朗汗湿，看上去微微有些疲惫的四五十岁的戴眼镜男人。他迅速打量着我们，表情微微有些怀疑。“你们要两间房，”他问，“还是同宿？”
“两间。”我立刻说。
这似乎使他满意。他在某个抽屉里翻找，出示了两把标签不匹配的钥匙。“这是个单人房，”他说，在我手心里放了把钥匙，“而这一间里有张双人床——万一你们中的一个今晚走运了。”他用微微好色的样子抬了抬眉毛。
“你觉得那有希望吗？”
“嘿，奇迹是有的。”
房间在酒馆旁的另一排楼里，十间左右，在走廊两边各自排开。我坚持让阿伦住双人房，因为他走运的可能性比我大得多。
“在这儿？”他假笑道。
“内陆有八千万只绵羊，阿伦。它们不可能都挑剔。”
我们分头去检查各自的房间。“基本”是跳进脑子的字眼。我的房间里面包括一张古老的床，一个用旧了的梳妆台，一只拉菲草编的垃圾篓。没有电视，没有电话，照明物是一只光秃秃的黄灯泡，从屋顶吊下，但唯一的窗户上有只古老的空调，打开后剧烈地颤抖摇晃，不过好像确实能生成一丝冷气。浴室在走廊的尽头，里头是有锈渍的洗脸池，看上去传染性极强的淋浴间，碰一碰都有害健康。
我去找阿伦，他坐在**呆呆地咧嘴笑。“进来!”他叫道。“进来。我想从迷你吧台上给你拿些喝的，可没有。找个椅子坐——哦，不!这儿没椅子。呃，请充分利用这只垃圾篓吧。”
“是有点儿太基本了。”我承认。
“基本？这他妈是间牢房。我想让你看看那灯，可它烧坏了。”
“肯定有人能替你换了。”
“不，不，不。我觉得在完全的黑暗中我能更好地思考。”他噘了噘嘴唇，“现在开始喝酒太早吗？”
我看了看手表，才四点四十五分。“有点，其实有样东西我想去瞧瞧。”
“吸引人的？在戴利沃特斯？能是什么呢？某个人在加油？半夜赶羊？”
“是棵树。”
“一棵树。当然是棵树。请带路。”
我们出去上了车，沿着一条炎热的土路开了一两英里。在路旁一片巨大、贫瘠的林中空地边缘，立着一块牌子，宣告我们已找到去斯图亚特大树的路。它是为了纪念约翰·麦克道沃·斯图亚特，他说不定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探险家。作为最轻量级的苏格兰战士(他可能不到五英尺高)，斯图亚特领导了三次穿越腹地艰苦而卓绝的探险，最终死在路上。内陆的强光严重伤害了他的视力，至少有两次旅程，他很快便看见了重影——当选择穿越未知的荒野时，这种苦恼可能不是最有益的。(“那么，小伙子们，那两座一模一样的山峰，你们觉得该向哪座挺进？要我说，我们去左边那座在太阳下面的。”)基本上，他是双眼失明地完成旅途的。在他的第二次探险中，他因为坏血病跛了腿，似乎变得特别脆弱，身体成了“无法治愈的一大堆疮口”。他的某个副官记录道：“皮肤挂在嘴唇的屋顶下，舌头肿了，无法说话。”基本没了知觉，他在担架上度过最后的四百英里路，每一天同僚们将他从坐骑上抬下时，都以为他死了。可在回到人类社会的一个月间，他又站了起来，再一次启程进入那苛刻的虚无。
他最后的尝试，是在1861年到1862年间，似乎注定要在失败中结束。他的马儿们因找不到水源而极其痛苦，人和牲畜都被一种带荆棘的灌木保瓦迪折磨。可在戴利沃特斯他们找到了一条可饮用的小河。它拯救了这次冒险。大家休整，补充水源，向前推进。在1862年7月，自阿德莱德出发九个月后，他们到了帝汶海，如此一来，他们首次找到了穿越大洲的实际路线。在十年内，一条电报线路从阿德莱德伸展到最后成为达尔文的地方，最终将澳大利亚和世界直接联系起来。
在戴利沃特斯找到小河的斯图亚特，欣喜地在一棵大枫香树上刻了一个“S”。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必须承认，这棵树没什么看头——一个十五英尺高的枫香树干，上面的树枝已被砍掉，死去已久。每本旅行指南都告诉你，那个“S”能看得很清楚，可我们没找到。不过，能来到没几个澳大利亚人到过的名胜，让人挺高兴的。我们在那儿站着，一群桃红鹦鹉——一种吵吵闹闹的粉色鹦鹉——飞过来栖息在周围的树上。这一幕几乎完全没特色——一片光秃秃的平原，一轮宽大的落日，一棵参差不齐的枫香树，可是，它以一种毫不特别的方式，让我入了迷。不知为何，我爱这个地方。
我们瞻仰了好一会儿，接着阿伦转过身，用一种恭敬的口气问，现在是否可以去喝一杯。
“好，我们喝。”我说。
戴利沃特斯的名声，并没有随着斯图亚特和他伙伴们的短暂停留，起起落落。20世纪20年代，一对颇神秘的皮亚斯夫妇来到戴利沃特斯，用借来的二十英镑开了家店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干得不错。几年之内，他们有了一面店铺、一家酒店、一家酒馆、一座小飞机场。戴利沃特斯成了澳航及旧帝国航空，在早期去新加坡和伦敦的途中，从布里斯班到达尔文之间的中途停靠点。蒙巴顿夫人[18]是酒店最早的住客之一。天晓得她在这儿怎么能待下去——不过我敢说，能落地已让她喜出望外。在早期，乘坐从伦敦来的商务航班，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包括四十二次补给停留，多达五次的换机，以及一趟穿越意大利的火车旅行，因为墨索里尼不允许任何航班经过意大利的领空。旅程要花十二天。航班要遭受季风、沙尘暴、机械故障、导航混乱，还有偶尔的胡乱射击——来自顽皮又不友善的贝都因人[19]。坠机发生得很频繁。
那一时期航空飞行的危险，恰好浓缩在哈罗德·C. 布林斯曼德的经历中，他是早期澳大利亚商务航运民航部门的主管。1931年，布林斯曼德在一架去伦敦的航班上(一部分是为了工作，另一部分是要证明现代航空乘客服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飞机从印尼起飞时坠毁了。没人伤势严重，不过飞机报销了。不想等另一架替机飞进来，布林斯曼德登上了一架荷兰航空公司KLM的新飞机。这一航班在曼谷起飞时坠毁。这一次死了五个人，布林斯曼德深受重伤，再也没痊愈。他两年后去世。在此之前，该航班幸存的乘客坐上一架替机，继续去伦敦，但那架飞机在回来的路上坠毁。
戴利沃特斯宣称自己是澳大利亚最老的国际机场，尽管我怀疑许多其他值得尊敬的跑道也会做出相似的自夸。它曾是某些国际航线的停靠点，更经常用于昆士兰到西澳大利亚横跨全国的航线，这肯定是真的，所以它有点儿像个转折点。机场一直开到1947年。酒馆开于1938年，所以在内陆或北领地，它怎么说都不是最老的，不过肯定属于最特别的。
就像大多内陆酒馆一样，室内每一英寸的表面——墙壁、椽、木支柱——都覆盖着之前游客留下的纪念品：学生卡，驾照，许多国家折起来的货币，保险杠，不同警局和消防局的警徽，甚至一条慷慨的、花色引人注意的**，从椽上吊着，也许是钉在墙上的。剩下的部分简朴得恰到好处：一个巨大但基本的中央吧台，水泥地，光秃秃的铁皮顶，桌椅是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集合，一张用旧了的台球桌。在吧台，七八个男人穿着短裤、T恤、登山鞋、丛林帽，站着喝装在隔热泡沫架上以保持冰凉的斯酷啤——一种矮胖的瓶装啤酒。他们看上去都又热又灰头土脸。不过在戴利沃特斯，一切都又热又灰头土脸。酒馆的气氛用醉醺醺的闷热形容最合适。就算站着不动，汗也顺着我们的身体往下滴。窗户上有纱窗，可大多数满目疮痍，破洞大开，所以苍蝇想进来就进来。等我蹒跚到吧台，酒保对我简单却友好地点了点头，礼貌地让出空间方便我站着点单，不过他对我这个局外人没有特别的兴趣。显然，像纪念品所表明的那样，游客并不稀奇。
我要了两支斯酷啤，带着它们去阿伦那一桌。他坐在一条保险杠下面，是“我们他妈在哪里”旅行俱乐部留下的纪念。阿伦此时洋溢着一种奇怪的欢乐。
“你喜欢这儿？”我说。
他带着一种无言的快乐摇了摇头：“喜欢。其实挺喜欢。”
“可我以为你讨厌它。”
“讨厌过。”他说，“不过我坐这儿看窗外的日落，很美——我是说真的相当令人震惊的美——然后转过身，看见酒吧里全是这些内陆怪人，我就想：‘哇噻，我喜欢这儿。’”他用最坦诚的疑惑看着我。“我喜欢。我真的喜欢。”
“我太高兴了。”
他喝干了他的啤酒，站起身。“你准备好再来一瓶没？”
如今轮到我迷惑。我开始觉得这么快地喝还太早，转念一下，去他的。我们跑了这么远的路，而这地方归根结底就是为喝酒而造的。
我喝干了我的，递了过去。“当然，”我说，“干吗不？”
呃，我不能假装自己记得许多之后发生的事。我们喝了大量的啤酒——大量的。我们吃和棒球手套一般大的牛排(说不定就是棒球手套)，用更多的啤酒把它们冲下肚。结识了许多朋友。我们周旋着，仿佛身处鸡尾酒会。我和农场主、剪羊毛的人，还有奶妈厨子聊天。遇见了环球旅行时的旅伴，和酒吧店主布鲁斯·卡特尔聊了会儿天，他说了为何自己来到这么一个孤单遥远之处开酒吧的复杂故事，而这知心话如今我一丁点儿也想不起来，因此当然也无法记录。当夜晚慢慢过去，酒吧变得不可思议地拥挤热闹。所有人都来路不明，只知道至少有五十个欢快坚定的酒徒，藏在戴利沃特斯附近的灌木丛里，还有至少一样多的我们这样的旅客。至少有十四个人在台球桌上完胜于我。我替陌生人买酒。打了电话给老婆，表达了持久不变的忠诚。冲着任何对我讲故事的人傻笑，冲着任何方向放射出盲目的溺爱。我会和任何一个人去任何一个地方。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衣服一件没脱地躺在铺盖之上，对于那个夜晚棒球手套之后的部分没有任何清楚的记忆，脑袋像被火车撞过。
我把手表贴近一只眼睛，发现已快十点后，呻吟不止。如果真的要去爱丽斯泉，那我们就迟了好几个小时。我跌跌撞撞地走进浴室，草草地洗漱，然后迷迷糊糊地去了酒馆。阿伦抵墙而坐，闭着眼，一杯滴口未沾的黑咖啡在他面前冒着热气。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咖啡在哪里？”我用细成一条线的声音抱怨着。
他用一只软塌塌的手大概地指了指。在隔壁屋里，我找到了一壶热水，旁边是速溶咖啡、茶包、奶粉、冲热饮的糖。我在一只杯子里装了满满半杯速溶咖啡的粉，滴进几滴水，又去找阿伦。
我像个病人一样，虚弱地举起杯子，送进一点儿咖啡到嘴里。再嘬了一两口之后，我开始感觉稍好一点儿。阿伦，反倒惨不忍睹。
“我们多晚才睡？”我问。
“晚。”
“非常晚？”
“非常。”
“为什么你坐在那儿闭着眼睛？”
“因为我怕睁开了会流血至死。”
“我有否失态？”我仔细瞧了瞧房间，看自己的平角裤是否挂在某条椽上。
“我不记得有。你台球打得像屎。”
我毫不惊讶地点了点头。我经常用酒精来掩盖自己可怜的球技。一边让陌生人对他们的能力信心大涨，一边自己心甘情愿地买单。
“还有什么？”我问。
“明年暑假，你要和一家韩国人房屋互换。”
我若有所思地噘起嘴。“韩国还是朝鲜？”我问。
“不知道。”
“你编的，是不是？”
他俯过身，从我衬衫口袋里灵巧地抽出一张名片，端给我看。上面写着，“李孝浩，肉类批发商”之类，以及一个釜山的地址。在下面，是我自己的笔记，写着：“6.10—8.27。不着急。”
我把卡片折了一折，放进了烟灰缸。
“我想现在离开这儿。”我说。
他点点头，用意志力站起身，微微颤抖着去收拾他的东西。我犹豫了好一会儿，跟了过去。
十分钟后，我们在去爱丽斯泉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