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三四小時後，我趕到西七十幾街，下出租車，把我的名字報給門房。這不是我從布魯克林回來後坐的第一輛出租車。此前，我趕著去見過幾個人。有人請我喝酒，但我一杯也沒有喝，隻喝了些咖啡，包括兩杯我喝過的最上等的咖啡。
門房報完我的名字，把我領到電梯前。我乘電梯上到六樓，找到要找的門敲了幾下。一個藍色頭發中夾雜著白發，像鳥一樣輕快的女人打開門。我作過自我介紹，她把手伸給我。“我兒子在看橄欖球比賽，”她說，“你喜歡橄欖球嗎？我自己對橄欖球沒什麽興趣。快請坐，我去告訴克勞德你來找他。”
但她沒必要去了，克勞德已經站在客廳後麵的拱道裏。他穿著一件白襯衫，外罩一件棕色無袖開襟羊毛衫，腳下穿著居家拖鞋，一雙短胖的手，兩根拇指鉤在腰帶上。他說：“下午好，斯卡德先生。請這邊走好嗎？媽媽，我和斯卡德先生去私室了。”
我跟著克勞德走進一間小房間。幾把墊得又厚又軟的扶手椅圍著一台彩色電視機。電視大屏幕上，一個東方女孩正躬身靠近一瓶男士古龍香水。
“有線電視，”洛比爾說，“接收效果絕對完美。一個月隻花兩三美元。接通有線電視前，接收效果總是不好。”
“你在這裏住很久了？”
“一輩子都住這兒。哦，不完全是。我差不多兩歲半時，我們搬到這裏。當然，那時我父親還活著。這是他的房間，他的書房。”
我環顧四周。牆上掛著英國狩獵版畫，幾架風笛，幾張鑲框的照片。我走到門口，把門關上。洛比爾見了，也沒說什麽。
我說：“我和你老板談過了。”
“普雷亞尼安先生？”
“是的。他很高興聽到傑瑞·布羅德菲爾德不久將獲釋。他說他不確定布羅德菲爾德的證詞會有多大用處，但他說，他很高興看到這個人不會被含冤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