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正式名称是曼哈顿男子拘留所，但我从未听过有人这样叫过，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叫它死人墓。不过，死人墓这名字倒也符合这座建筑及其居住者给人的那种仿佛被洪水冲蚀过、被推下万丈深渊和被烈火烧毁的感觉。
死人墓位于中心区的怀特街，离警察总部和刑事法院大楼都很近。每隔一段时间，死人墓就会因为发生骚乱登上报纸和电视新闻。接下来，市民会收到一份关于骇人听闻情况的报告，许多好人签署请愿书，有要人会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政客们召开新闻发布会，狱卒要求加薪，纷纷扰扰几周后，一切又被淡忘。
我料想死人墓不会比大多数城市监狱糟糕多少。死人墓自杀率高，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年龄介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波多黎各男性偏爱在牢房里上吊自杀，找不出任何特殊原因——除非把身为波多黎各人和坐牢称为自杀的充分理由。这个年龄段的黑人和白人身处那种环境之中也会自杀，但是波多黎各人的自杀率要高得多，纽约的波多黎各人又比大多数城市都多。
另一个助力死亡率高的因素是，即使每个在美国生活的波多黎各人的生命都以吊在灯具固定架下晃来**去告终，死人墓的狱卒也不会因此而失眠。
我折腾了几小时都无法重新入睡，也无法完全清醒过来。十点半左右，我赶到死人墓。此前，我匆匆吃过早餐，拿起《时报》和《新闻报》，读关于布罗德菲尔德和那个认为被他杀掉的女人的报道，但没有读到任何激动人心的消息。不过，《新闻报》总算有些故事，上了头版头条，并在第三版给出很大的版面，以期激起巨大的反响。要是相信报纸的话，波西亚·卡尔并不是被勒死的，而是被人用重物击中头部，又用锐器刺穿了心脏。
布罗德菲尔德在电话里说他认为波西亚是被勒死的。这意味着两种可能，要么布罗德菲尔德故意装傻，或者搞错了；要么《新闻报》的报道一派胡言。
不管对错，《新闻报》里的新东西也就这些，其余都是背景。即便如此，《新闻报》还是走在了《时报》前面，《时报》最新本埠新闻版甚至连一行报道这起谋杀案的文字都没有。
他们让我在关押布罗德菲尔德的囚室里见他。布罗德菲尔德穿着一件浅海军蓝色窗棂式格子西装，罩着另一件定制衬衫。如果是被拘留，准备受审，一定要穿自己的衣服。如果是在死人墓里服刑，则要穿标准的囚服。在布罗德菲尔德的案子中，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如果被定罪，他将被送往州北部的一座监狱，要么是辛辛监狱，要么是丹尼莫拉监狱，要么是阿提卡监狱。谋杀犯不会在死人墓里服刑。
一个狱卒打开牢门，把我和布罗德菲尔德锁在里面。我们默视对方，判断狱卒不在听力所及的范围了，才开口。他说：“天哪，你来了！”
“我说过我会来的。”
“是啊，但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当你环顾四周，意识到自己被关在牢房里，成了囚犯，妈的，你从不相信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真就发生了，马特，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递向我。我摇头拒绝了。他用金打火机给自己点上一支烟，用手掂了掂打火机。“他们让我拿着这个，”他说，“这让我惊讶，没想到他们会允许被拘留的人持有打火机或者火柴。”
“也许他们信得过你。”
“哦，当然。”他指了指床，“我想说让你坐椅子上，但人家没给我椅子。欢迎坐**。当然，很可能有小动物生活在里面。”
“我站着很舒服。”
“是啊，我也是。今晚睡在这张**，不啻外出搞一次真正的野餐啦。那帮家伙为什么不肯给我一把椅子坐呢？你知道，他们连我的领带都拿走了。”
“我猜人家是按照标准流程做的。”
“肯定是这样。你知道，我有一个优势。我一进屋门就知道要坐牢。当时我对波西亚的情况一无所知，不知道她在我那里，不知道她已经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但一看到他们，我就知道，因为她曾起誓要控告我，我要被捕了。对吧？所以他们问我问题时，我就脱下夹克，脱下裤子，踢掉鞋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得让你穿好衣服。要是你一开始就穿好了，他们可以直接把你带走，要是你没穿好衣服，他们必须让你穿好，总不能让你只穿着内衣，就把你拖到市区去嘛。所以他们让我穿衣服，我挑了一套，裤子是没有腰带的宽松裤。”他打开西装外套给我看，“还有一双懒汉鞋。看到了吗？”他撩起裤腿，展示一双海军鞋，看起来像是蜥蜴皮做的。“我知道他们会拿走我的腰带和鞋带。所以我选择的穿戴不需要系腰带，也不需要系鞋带。”
“但你打了领带。”
他又现出旧有的笑容来。这是我当天上午第一次见他露出笑容。“太他妈对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要离开这里。马特，你一定要帮我。不是我干的。你会想办法证明的，到时候，就算他们不想放我出去，也由不得他们。到时候他们会把手表和钱包还给我，我会把手表戴在手腕上，把钱包放进口袋里。他们会把领带还给我，我会走到镜子前，从容地打领带，缠三到四次，打成我喜欢的结。然后，我要大摇大摆地走出前门，走下石阶，看起来像个百万富翁，感觉好极了。所以我才戴那条该死的领带。”
这番话可能对他有些好处。至少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个有品位的人，一个有格调的人，这样的自我形象让他在蹲监狱时心理有所安慰。他挺直宽大的肩膀，把自怜的哀鸣压下来。我拿出笔记本，让他回答一些问题。答案并不太糟糕，但也没什么大用，无法使他脱身。
此前，我跟他谈过没多久，他外出买三明治，时间大概是六点半。他到格罗夫街一家熟食店买了一个三明治和几瓶啤酒，带回公寓。然后就坐在那儿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喝啤酒，直到将近午夜，电话铃再次响起。
“我以为是你，”他说，“没有人往那里给我打电话。电话不在登记列表上。我还以为是你呢。”
但电话里传来一个他不认识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故意用了假声。打电话的人说可以让波西亚·卡尔改变主意，撤销指控，并让布罗德菲尔德马上去布鲁克林湾岭区奥温顿大道上的一家酒吧，要他坐在酒吧里喝啤酒，等有人和他接头。
“他们这是调虎离山，”我说，“保不齐他们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倘若你能证明你在酒吧里，再加上时间对得上——”
“马特，哪里有什么酒吧！”
“啊？”
“我一开始就不该去。但我估摸就算去，又能失去什么，对吧？要是有人想逮捕我，既然已经知道我住哪座公寓，不需要再这么抖机灵吧？所以我乘地铁去了湾岭，找到奥温顿大道。你熟悉布鲁克林吗？”
“不太熟悉。”
“我也不太熟悉。我找到奥温顿大道，找到酒吧应该在的位置，却找不到那家酒吧。我心想这下搞砸了，就去查布鲁克林黄页，上面没有列出，于是又四处搜寻。你知道，最后我只得放弃，掉头回家。这时候，我反应过来，感到一定是中了什么圈套，但仍然不能确定对方有什么图谋。我走进公寓，发现到处都是警察，又发现波西亚的尸体停在角落里，用床单盖着。那个该死的把我诓到湾岭去，耍得我像狗一样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子，原来就是为了这个。但是没有一个酒保能发誓证明我在湾岭，因为那里压根就没有叫瘦高个子酒廊的酒吧。我去了另外几家酒吧，但我不能告诉你酒吧的名字。就算告诉你，也证明不了什么。”
“也许有酒保会认出你来。”
“并且能确定具体时间？马特，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什么。我来回都是坐地铁，火车开得很慢。假设坐计程车去，倒是会有不在场的证据。该死，就算火车开得再慢，我也可能在十一点半左右就把波西亚杀死在公寓里，然后再去湾岭。只是我离开时她不在公寓里。只是我没有杀她。”
“是谁干的？”
“不是很明显吗？有人想看到我因为谋杀而被关起来，这样，我就没办法溜出去告古老而又善良的纽约警局的密了。那么，谁最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呢？谁最有这个动机呢？”
我凝视了他片刻，把目光移到一边，问他都有谁知道他那间公寓。
“没人知道。”
“少说废话。道格拉斯·福尔曼就知道，还带我去过那里。我也知道了。我还知道电话号码，是你给我的。福尔曼知道电话号码吗？”
“我想他知道。我很肯定，他知道。”
“你跟道格过从甚密，你俩是怎么认识的？”
“他采访过我一次。他在写一本书，想了解一些背景。就这样，我跟他成了酒友。为什么问这个？”
“只是好奇而已。还有谁知道公寓的事，你老婆知道吗？”
“戴安娜？她不可能知道。她知道我时不时得在城里过夜，但我告诉她我住旅馆。公寓的事，告诉谁也不会告诉她。一个男人告诉自己的老婆自己要在外面弄一套公寓，这对她来说只意味着一件事。”他又咧嘴笑了，笑容和往常一样唐突，“滑稽的是，我弄这间该死的公寓主要是为了想睡觉时有个地方眯一会儿，为了有个放换洗衣服的地方，诸如此类的，就图个方便。至于带**女人回公寓寻欢作乐，我几乎没这么做过。那种女人通常自己有地方。”
“但是你带女人去过那里。”
“偶尔带过。比方说泡吧时偶遇的有夫之妇。很多时候，她们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你还带谁去过那里，谁可能知道你的名字，带波西亚·卡尔去过吗？”
他迟疑了。犹豫就相当于承认。“她自己有地方。”
“可你还是带她去了巴罗街你那个地方。”
“就一两次。但再怎么着，波西亚也不可能把我钓出来，再自己偷偷溜进去把自己干掉吧？”
我没有纠缠这个。他试着去想其他可能知道公寓的人，但什么也想不出来。据他所知，只有我和福尔曼知道他躲在公寓里。
“马特，要是还有谁知道我的公寓，那一定是猜到的。他们只需要拿起电话，试一试就知道了。任何人都可能在酒吧里和某个我可能早就记不起来的**聊起来，刚好发现了公寓的事。‘哦，我敢打赌那个杂种就藏在公寓里’——于是就有人知道这里了。”
“普雷亚尼安的办事处有人知道公寓的事吗？”
“他们为什么要知道？”
“卡尔对你提出指控后，你和他们谈起过公寓的事吗？”
他摇摇头：“为什么要和他们谈？波西亚·卡尔的谎话一上报纸，普雷亚尼安就当我不存在了。指望普雷亚尼安帮忙连门儿都没有。这位两袖清风先生一心想着成为第一位当选纽约州州长的亚美尼亚人，一直对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望眼欲穿，他不会是第一个凭借罪恶斗士的名望登上哈德逊河畔州长宝座的人。”
“我自己大概能想出一个来。”
“我并不感到惊讶。倘若能让波西亚改口，普雷亚尼安会很高兴接见我的。事已至此，波西亚再也不会改口了，普雷亚尼安也再不可能帮忙了。要是当初去找哈德斯蒂，也许会好过些。”
“哈德斯蒂？”
“诺克斯·哈德斯蒂。美国地区检察官。至少他是为联邦政府工作的。哈德斯蒂这人也是个野心勃勃的浑蛋，但可能比普雷亚尼安对我更有好处。”
“怎么又搞出个哈德斯蒂来，他是怎么掺和进来的？”
“哈德斯蒂没有掺和进来。”布罗德菲尔德走到窄床前，坐下，又点燃一支香烟，吐出一团云雾。“他们允许我带一盒香烟，”他说，“我猜要是换了你坐牢的话，情况可能更糟。”
“你为什么提到哈德斯蒂？”
“我曾经想去找他。事实上，我试探过他，可他不感兴趣。他对市政腐败很感兴趣，但只限于政治方面，对警察腐败不感兴趣。”
“所以他把你推荐给了普雷亚尼安。”
“你在开玩笑吧？”他似乎很惊讶我会受了这样的启发，“普雷亚尼安是共和党人。”他说。“哈德斯蒂是民主党人。他们俩都想当州长。没准儿几年后会成为竞选对手。你觉得哈德斯蒂会让普雷亚尼安白白得利？哈德斯蒂明里暗里让我回家冷静冷静。去找艾布纳是我的主意。”
“你之所以去，是因为你已经对腐败忍无可忍。”
他打量着我。“这理由再好不过了。”他不动声色地说。
“随你怎么说吧。”
“我是这么说的。”他鼻孔忽闪了一下，“纠结我为什么去找普雷亚尼安又有什么用？他已经跟我恩断义绝。陷害我的人得到了想得到的。除非你能找到办法，一举彻底翻案。”他站起来，手里拿着香烟比画着。“你必须找出是谁陷害我，怎么陷害的，没有别的办法能让我逃脱。我可以打赢官司，但今后总会有一片阴云笼罩着我。人们会认为我只是侥幸打赢了官司而已。你想想看，那些被控死刑而上法庭的人，纵使赢了官司，还能剩下多大能量？他们走下法庭后，所有人，包括你在内，还不都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有罪吗？他们说千万别杀人，杀人者必受处罚，但是，马特，你发个誓，告诉我，单单你所知道的，有名有姓的，有多少杀了人却依旧逍遥法外的？”
我想了想。“我能说出一打名字，”我说，“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对了。如果把那些你认为可能有罪的案例也算进去，可以说出六打来。就拿所有那些经过李·贝利辩护并逃脱惩罚的家伙来说吧，每个人都认为那些浑蛋绝对有罪。我不止一次听到警察说某某一定有罪，否则，为什么要请贝利为他辩护？”
“我也听到过同样的话。”
“你当然听过。我这个律师很出色，但我需要的不仅仅是律师。我想要的不仅仅是无罪释放。我从警察那里什么都得不到。负责这个案子的人可不想让我翻案，没有什么比看到我上断头台更让他们开心的了。既然如此，他们怎么肯深入调查？他们只会想办法把我钉在墙上示众。即便他们发现不利于他们的证据，我也可以猜到他们会怎么处理。他们会把证据埋起来，埋得很深，恐怕只有从地球另一面开始挖掘，才会更容易挖到。”
我们又仔细讨论了些别的情况，我在笔记本上将方方面面都作了记录，记下他在森林山的家庭住址，他妻子的名字，律师的名字，还有其他一些零碎内容。他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借用我的笔，给妻子写了一张授权书，让她给我支付两千五百美元。
“马特，钱是现金。如果不够，还有。该花的尽管花，我自始至终全力支持你。只要把问题解决了，让我系上领带，离开这倒霉的地方就好。”
“这么多钱，从哪儿弄的？”
他打量我一番。“这有关系吗？”
“我不知道。”
“我他妈的该说什么？说是从薪水里省下来的？你也用不着跟我装糊涂。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拾金不昧的童子军。”
“啊哈。”
“钱的来源很要紧吗？”
我思索了一番。“不要紧，”我说，“我觉得不要紧。”
在穿过走廊回去的路上，狱卒说：“你自己也做过警察，对吧？”
“做过一段时间。”
“你现在为他工作。”
“没错。”
“哦，”狱卒明智而审慎地说，“选择为谁工作，有时候由不得我们。人总得谋生啊。”
“事实确实是这样。”
狱卒轻轻吹了声口哨。此人年近六旬，垂着双层下颌，弯腰曲背，手背上布满老人斑，嗓音因常年喝威士忌和抽烟而变得粗糙刺耳。
“想把他捞出去？”
“我不是律师。要是我能找到证据，也许律师能帮他脱身。为什么这么问？”
“只是好奇罢了。假如脱不了身，他恐怕会希望死刑还没有废除。”
“为什么？”
“他是警察，不是吗？”
“此话怎讲？”
“想想看。现在，把他一个人关在牢房里，穿着自己的衣服，独自等待审判，等待所有这一切。可是，假如他被判有罪，比如说，被送进北边的阿提卡监狱，里面人满为患，全都是被警察整治过的不法分子，其中有一半人天生就恨警察。监狱里整人的方式五花八门，不用想也知道，还有谁会比这可怜的杂种更难？”
“这一点我没想到。”
狱卒用舌头和腭部嗒地敲了个响。“嘿，他每时每刻都要担心，提防有人拿着一把自制的刀向他扑来。你知道，他们从食堂偷来勺子，拿到机修车间打磨。几年前我在阿提卡工作过，清楚里面是怎么做事的。还记得那场大暴乱吗？劫持人质那次。骚乱发生时，我已经离开很久了，但被当作人质杀害的狱卒中有两个我认识的。那是个地狱般的地方，阿提卡监狱。要是你朋友布罗德菲尔德被送到那里去，要我说，倘若他两年后还能活着，就算走大运了。”
我们在沉默中走完剩下的路。要离开我时，狱卒说：“世界上最难服的刑，就是警察蹲监狱。但我得说，就算蹲了监狱，那个杂种也比谁都罪有应得。”
“也许他没有杀那个女人。”
“哦，天哪，”他说，“他杀没杀她，谁在乎？他与自己的同类反目成仇，不是吗？他是个叛徒，不是吗？我才不在乎什么肮脏的妓女呢。谁杀了她，还是没杀她，关我屁事。里面那个浑蛋纯属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