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還要從兩天前，一個冷颼颼的星期二下午說起。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開始了新的一天，像往常一樣，用咖啡和波本威士忌來平衡生活，喝咖啡讓生活節奏加快，喝波本威士忌則讓生活節奏慢下來。我當時正在看《郵報》，完全沉浸在所閱讀的內容中，甚至沒有注意到他把我對麵的椅子拉開，坐了下去。他清了清嗓子，我才抬頭看見他。
他是個小個子，一頭濃密的黑色卷發，兩頰凹陷，前額突出，下巴上留著山羊胡，上唇刮得幹幹淨淨，雙眸被厚厚的眼鏡放大，呈深棕色，充滿活力。
他說：“馬特，忙嗎？”
“不算忙。”
“想和你聊一會兒。”
“當然可以。”
我認識他，不是很熟。他叫道格拉斯·福爾曼，是阿姆斯特朗酒吧的常客。他酒喝得不多，每周都來四五次，有時帶個女伴，有時獨自一人，通常喝啤酒，聊一會兒體育、政治或其他時新話題。據我所知，他是作家，不過，我不記得聽他討論過自己的作品。但他顯然做得很好，所以不需要上班。
我問他有何貴幹。
“馬特，我有個熟人想見你。”
“哦？”
“他想雇你。”
“帶他過來。”
“這可辦不到。”
“哦？”
福爾曼正要開口，卻欲言又止。翠娜走過來，問他想喝點什麽，他點了一杯啤酒。我們尷尬地坐在那裏，等翠娜去拿啤酒，端上來，又走開。
他接著說：“情況複雜。他不能在公眾場合露麵。他，唉，躲起來了。”
“誰躲起來了？”
“這可得保密。”我白了他一眼，“好吧，好吧。假如你麵前的是今天的《郵報》，也許你已經讀到過他的事了。反正你也會讀到的，過去幾周，報紙上到處都是報道他的消息。”
“他叫什麽名字？”
“傑瑞·布羅德菲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