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孫聊天，經常聊到一半，她就說：今天聊到這裏吧。再晚睡明早上查房起不來了。然後就鑽進被子睡著了。當個住院醫師實在辛苦，有時候白班，有時候夜班，睡覺的時間老是不夠。小孫的眼窩常常發青，她問過我是不是該塗眼暈。我說你想塗就塗好了，我沒什麽意見。她說豈有此理，塗眼暈就是塗給你看，你居然沒了意見！看到別人忙忙叨叨，我經常感到慚愧，因為我老覺得可幹的事情太少。翻完了Story of O，就再也找不到像這樣的書了。但是我也不能像“他們”一樣，去幹沒意思的事情。我們的人在這種時候，往往是去證明一個定理，或者發明一個體係。比方說，費爾馬和愛因斯坦幹的事就是這樣。但是去證明一個定理往往會掉進陷阱裏——有些定理可能沒有證，遇上了一輩子都會陷在裏麵。而發明一個體係則談何容易。想來想去，隻有寫小說比較有把握。但是自打認識了小孫，我就一個字也沒寫過。我寫的小說，她每一頁都要看，這就破壞了我的寫作情緒。想想吧，昨天剛寫出來的東西，今天就成了談資，那是多麽叫人厭煩。剩下隻有一件事可幹，那就是睡覺。
後來我又想把李先生和大嫂的事講給小孫聽，但是她不肯聽，說道：我知道，大嫂愛上了李先生，這就結了吧？講點別的吧。其實那個故事還長得很。用大嫂的話來說，一次愛情就像吃一個巧克力殼的冰棍。開頭是巧克力，後來是奶油冰激淩。最後嘴裏剩下一個幹木棍。我所講的李先生，連巧克力殼都沒化呢。但是小孫不肯聽。她說與其聽你這些胡說八道，不如到外麵去看死人。說完她真的從**爬了起來，拿了手電，到走廊上去了。
我想給小孫講的事，包括夜裏李先生和大嫂在一塊坐著念俄文詩，嘰嘰嘎嘎，聽得人好不心煩。那時候我躺在燈影裏，大棉被也擋不住那些卷舌音。這時候我隻好想象自己是土耳其蘇丹，帶了隊伍征討俄羅斯草原。逮住了講這種話的人，就讓他們腦袋瓜子朝上，屁眼朝下，坐在削尖的木棍上。還有他們倆唱一個俄文歌，叫作嘎嘎林。一邊嘎嘎，一邊親嘴，就像鬥雞一樣；聽了叫人頭大如鬥。後來他們聽我咳得那麽厲害，也有點不好意思，到外麵去找地方了。但是那已經是開了春後的事。在此之前，他們一直是在我麵前表演。開了春以後，我們院子裏就開始鬧貓，天一傍了黑，它們就開始哀號。我總懷疑裏麵也有李先生和大嫂的一份。據說母貓的那玩意兒裏長了倒刺，公貓插進去，就像插進了蠍子窩一樣，疼得拚命嚷嚷。不知李先生和大嫂是不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