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哥哥，已經六十多歲了，現在住在美國。1970年左右，他在鄉下當過知青。我那時隻有七八歲，也知道他當時苦得很，因為每次回家來，他都像隻豬一樣能吃。他告訴我，他坐車不用買票，而且表演給我看。有一回被售票員逮住，他就說：老於是知青！售票員大姐聽了連忙說：我弟弟也是知青。就把他放了。他還告訴我說，他們在鄉下很快活，成天偷雞摸狗不幹活也沒有人管。這件事告訴我，為非作歹是倒黴蛋的一種特權。我們就是一批倒黴蛋，所以擁有這種特權。舉例來說，假如我看中了一間空房子，就可以撬開門搬進去住，不管它貼著什麽封條。過幾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無非是讓我把原來房子的鑰匙交出來，再補辦個換房手續。但是不管我搬到哪裏，房子都沒有空調，沒有幹淨的供水，沒有高高的院牆，門口也沒有人守衛，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再比方說，我們和哪個女孩子好，就可以不辦任何手續地同居，假如風紀警察請去談話，無非是說：你們雙方都沒有結婚，何不辦個結婚手續？隻是過不了幾天，這位女孩子調到機關去，就會和我們離婚。然後就是傍肩，天天吵吵鬧鬧。據我所知，大家都有點煩這個。但這種生活方式是不能改變的，除非得了數盲症。
我簡直想患數盲症，主要是因為現在的工作不能勝任。今天早上搞電力的小趙遞給我一張紙，說道：對不起老大哥，遇到了問題。我拿起來一看，是道偏微分方程。我就知道這一點，別的一概不知。我舉起手來說；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開會了。於是我們這些前演奏家、前男高音、過去的美術編輯、攝影記者等等，搬著凳子圍成個圈子，麵對著黑板上的微分方程，各自發表宏論。假如此時姓徐的不在，那也好些。他在場隻會增加我們的痛苦。我說過，我們這間屋子裏的人幾乎都是蹩腳貨，這孫子是個例外。他是個工科碩士（很多年以前得的學位），像這種人不是發了數盲症，就是到了國外，這孫子又是個例外。他聽了某些人的意見，麵露微笑。聽了另一些人的意見，捧腹大笑。聽了我的意見之後，站在椅子牚上，雙手掩住肚子，狀如懷孕的母猴，在那裏扭來扭去。坐在他旁邊的人想把他拖出去。他拚命地掙紮道：讓我聽聽嘛！一個月就這麽點樂子……這使大家的麵子都掛不住了。大胖子男高音跳起來引吭高歌，還有人吹喇叭給他伴奏。在音樂的伴奏下，有些人動手擰他——懷著藝術家那種行業性的妒賢嫉能，以及對卑鄙小人的仇恨。這家夥是個賤骨頭，挨擰很受用。等到亂完了之後，我就宣布散會。偏微分方程不解了，因為解不出來，改用近似算法。這個例子說明我們設計的東西為什麽這麽蹩腳——用了太多的近似算法。而在近似算法方麵，我們都是天才。我們已經發明了一整套新的數學，覆蓋了整個應用數學的領域，出版了一個手冊，一流裝幀，一流插圖，詩歌的正文，散文家的注釋，但是內容蹩腳之極。手冊的讀者，我們下級單位的同行經常給我們寄子彈頭，說再把書寫得這樣不著邊際，就要把我們都殺掉。其實我們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要掩飾痛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