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过后不久，那位奥地利“马术家”死了……不过在此之前的圣诞节照样过；那是两天或者三天——如果连平安夜的那一天也一起算上——汉斯·卡斯托普曾经怀着几分恐惧和担忧期待着它们的到来，不知道这里的圣诞节将是什么样子。随后到来的日子却平平常常，有白天，有中午，有晚上，其间偶尔变了变天——积雪已有点融化；除此也有始有终，跟其他日子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通过外表的一些修饰打扮，让人们头脑里和心理上意识到它们于一定期限内的特殊地位，在迟早也成为过去之后仍留下一点儿不同于寻常日子的印象……
贝伦斯宫廷顾问的儿子名叫克努特，他来山上度假期，眼下正与父亲一起住在侧翼的大楼里——小伙子漂漂亮亮，可惜脑袋已经一样有些往前探。疗养院的气氛已让人感觉到小贝伦斯的存在，女士们显得更爱笑，更爱打扮，也更容易激动了；她们谈话的内容多涉及与院长公子的邂逅，要么在花园里，要么在树林中，要么在疗养区里。同时他还接待很多客人：大批大学同学来山上拜访他，六七个大学生一块儿住在“村子”里，却在宫廷顾问家中用餐；常常成群结队在疗养区内游来逛去。汉斯·卡斯托普避免和他们打交道。他和约阿希姆一起躲着这帮年轻先生，不得已碰了面也感觉不痛快。这帮哼着歌、游游****、挥舞着手杖的哥儿们，他们令作为疗养院一员的他格格不入；他恨不得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再说，这些人大部分像是从北方来的，没准儿其中还有些是他老乡；而他汉斯·卡斯托普又对自己的老乡怀有巨大的恐惧，因此经常一考虑到山庄疗养院可能再来一些汉堡人，心里就会产生反感，特别是贝伦斯又曾经说过，这座城市一直源源不断地在给院里输送后备大军。也许在重病号和见不着的垂死者当中，就有他的一些老乡吧。见着了的只有一位脸颊凹陷的商人，几个星期来一直与伊尔蒂斯太太同席，据说来自库克斯哈芬港。说到此人，汉斯·卡斯托普庆幸的是此间人们很难与不同桌的病友接触，还有就是他的故乡地域广大，辖区异常之多。这个商人的存在对他来说无所谓，也极大地缓解了他会与来这里的汉堡人发生瓜葛的忧虑。
话说平安夜渐渐临近，终于有一天站在了门口，第二天就变成了现实……想当初，也就是离耶稣圣诞日到来还有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汉斯·卡斯托普曾经对此地的人早早就开始谈论过节，颇有些感觉奇怪：时间这么长，仔细算起来也就是他原本打算待的时间，再加上后来卧床静养的全部时间。不管怎么讲，这在当时确实是够长的，特别是汉斯·卡斯托普上山后度过的前三个星期，看来更是这样——相反，计算起来完全相同的时间，而今却已微不足道，几乎等于没有。他现在觉得：餐厅里的人们那么藐视时间，也有道理。六个星期，数目甚至还不如一星期包含的天数多，再深入想想，一个星期只不过是从周一到周六再到周一的小小循环，六个星期又算得了什么呢？只须如此不断追问下一级时间单位的价值和意义，就会明白它们相加也不会有多少结果，何况其作用反正已经给严重的削减、模糊、缩水和瓦解了呢。一天是什么？就从人们坐在餐厅里进餐的此刻算起吧，那不就是再到二十四小时后这同一个时刻吗？形同虚无啊——尽管仍然有二十四个小时。而一个小时又将怎样？如果是在静卧，是在散步，或是在吃饭，以及用种种其他可能的方式来打发这一个单位时间？仍旧是形同虚无。不过就其性质来说，以虚无做加法，有些个不严肃。最严肃莫过于深入考察最细微的东西：那七乘六十秒吧，在这些个时间里病员们坚持把温度计含在口中，以监测体温曲线，这些个时间却是异常顽强，异常有分量的；它伸展为一个小小的永恒，在影子般倏忽而逝的时间巨流中打下一根根坚如磐石的桩子……
节日的到来，几乎没有打乱山庄居民的生活日程。早在几天之前，一株长相不错的枞树就已立在餐厅窄一点的右边，紧临着“差劲儿的俄国人席”；它透过一道道丰盛的菜肴散发的热气，时时给食客们送来树脂的芳香，似乎在七张餐桌旁坐着的某几位眼里诱发出了一点若有所思的神气。12月24日进晚餐时，这株圣诞树更是装扮得五光十色的：从上到下挂满了丝带、玻璃球、包裹上金箔的松果、用丝网兜着的小苹果以及各式各样的糖食；在开饭时间及饭后，树上的彩色蜡烛一直都大放光明。据说在卧床不起者的病房里，也点亮了圣诞树，个人房里都单独有一株。最近几天邮政包裹业务不少。约阿希姆·齐姆逊和汉斯·卡斯托普也收到了从山下遥远的故乡寄来的邮包，收到了精心包扎起来的礼物。他们在自己房里把包裹拆开来，里面装着含义特殊的衣服、领带、皮革和镍制的小饰物以及精美的糕点、坚果、杏仁糖和苹果等——数量之多叫表兄弟俩看得傻了眼，不禁暗自问道，在这里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来消受享用？据汉斯·卡斯托普所知，给他的包裹是萨勒恩大娘备办的，事先还跟他的舅公舅舅们切切实实地商量过，礼品也是她所选购。包裹里附有一封雅默斯·迪纳倍尔舅舅的信，用的是自家印制的专用厚信笺，只不过内文是打字机打的。舅舅在信中对他表示舅公和他自己的节日问候，祝他早日康复，并切合实际地顺带对即将到来的新年表示了美好祝愿；汉斯·卡斯托普在及时给舅公迪纳倍尔参议发出附有体检报告的圣诞贺信时，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餐厅里的圣诞树光芒四射，芳香四溢，发出哔哔剥剥的爆裂声，让人头脑里和心理始终意识到这是个不平常的时刻。人们进行了梳妆打扮，男士们身着社交礼服，太太们更珠光宝气，首饰可能都是亲爱的丈夫在平原上亲手挑选并寄来的。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也一反往常，把此间流行的羊绒衫换成了晚礼服，不过是带着一些个随意的或者更多的是民族的特点：那是一条配有腰带的浅色绣花长裙，俄罗斯农民风格，或者巴尔干风格，也许以保加利亚风格为基调，点缀着许多金色亮片，褶皱使得她的身姿更显婀娜丰腴，与塞特姆布里尼喜欢说的“鞑靼人面相”特别是那一双“草原狼的眼睛”搭配起来，真正叫奇妙无比啊。“好样的俄国人席”情绪高昂，首先发出了开香槟酒瓶的乒乓声；其他各桌都跟着喝将起来。表兄弟这一桌的香槟，是老姑妈为她侄女和玛露霞点的；她用它招待所有的桌友。菜单经过了特别的挑选，最后一道是乳酪烤饼加上糖果；结束时又喝了咖啡和利口酒。这时，不时地有这根那根枞枝燃了起来，吓得人们赶紧去扑灭，结果引起一片惊呼和慌乱。塞特姆布里尼仍旧是那副老行头，嘴里叼着牙签，聚餐快结束的时候来到表兄弟的桌旁坐了一会儿，时而挑逗挑逗施托尔太太，时而讲讲那个木匠儿子兼人类的拉比的事情[61]；今儿个，人们想象在庆祝他的诞生。他是不是真的降生过，谁个知道!不过呢，当时诞生了并且至今仍不断胜利前进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与此相连的平等意识——一句话，是个人至上的民主思想。为了这种思想，他干掉了人家推到他面前的那杯酒。施托尔太太认为他的说法“模棱两可，没有人情味儿”。为表示抗议，她起身离席；反正也该去娱乐交际厅了，桌友们便都跟她走了。
今晚的活动安排有向宫廷顾问献礼，因此增加了分量和生气；顾问阁下率领公子克努特和米伦冬克护士长，来会场上待了半小时。献礼仪式在摆放光学玩意儿的大厅里进行，俄国人单独送的礼物是个有些像银质的大圆盘，盘中央镌刻着受礼人姓名缩写的花体字母，一看就知是件全然派不了用场的劳什子。其他病人送的那把躺椅嘛，至少可以坐坐，尽管它现在还没有坐垫和枕头，只绷了一块帆布。不过它靠脑袋的档头是可以调节的；贝伦斯想尝试一下它的舒适程度，便腋下夹着那毫无用处的盘子，身子直直地躺了上去，还立刻闭上眼睛，开始像台锯木机似的打鼾，并且自喻为镇守宝藏的法夫尼尔[62]。众人欢呼雀跃。连舒舍夫人也为宫廷顾问的表演大开笑颜，笑得眯起了眼睛，张大了嘴巴，两者合起来，汉斯·卡斯托普觉得，恰好是当初普希毕斯拉夫·希培笑的样子。
一等院长离开，大伙儿立刻分别坐到不同的桌子上玩儿牌。一帮俄国人照常占据的是小客厅。有几位疗养客围在大厅中的圣诞树四周，凝视着蜡烛在小小的白铁盒里慢慢地熄灭，同时悄悄地取食树上挂着的糖果。在那些已摆好明晨第一次早餐餐具的桌子旁边，一个个离得老远地坐着几位孤独者，可都闷声不响地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各人保持支撑各人身体的坐姿。
圣诞节的第一天潮湿而多雾。那是云，贝伦斯顾问说，我们是坐在云中；这上边没有雾。不过云也好，雾也好，反正感觉湿乎乎的。积雪表面开始融化，变得稀松而黏滑。在静卧时，脸和手冻得比出太阳那会儿的干冷厉害得多。
这一天可取之处在于晚上开了个音乐会，开了一个真真正正的音乐会，因为不但排了座位，还印发了节目单，完全是专门为山庄疗养院的病员们安排的。音乐会的内容是歌曲演唱，演唱者是一位住在本地并且公开教学的职业女歌唱家。只见她袒胸露背的演出服前面一侧，悬挂着两枚勋章；两条臂膀却细瘦如同木头棍子；还有她的嗓音奇特而喑哑，也透露了她定居在这高山地区令人伤心的原委。但听她唱道：
我唱着我的情歌，
漂泊四方……
伴奏的钢琴家同样是本地的……舒舍夫人坐在第一排，却利用休息的机会撤退到后面去了，自此，卡斯托普才能静下心来欣赏音乐——不管怎么讲，音乐还是音乐嘛——静心的表现是他一边听唱，一边跟着读印在节目单上的歌词。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他旁边坐了一会儿，可在对本地歌唱家的美声唱法抨击挖苦一番以后，也同样逃之夭夭啦，临行还打趣了一句：今儿晚上也跟家里似的踏实、亲切哩。说老实话吧，这个好为人师的意大利撒旦和那个细眯眯眼的女人，当他们两个都走了以后，汉斯·卡斯托普心里感到一阵轻松，因为终于可以自在而专注地听歌啦。他觉得真是不错，在全世界和在任何特殊情境下，看样子多半甚至在极地考察站里，都可以演奏音乐和唱歌。
圣诞节的第二天毫无特点，唯独脑子里还存在一点模模糊糊的意识：这可不是一个平常的星期日或者工作日啊。等到这一天也过去后，圣诞节便成了往昔——或者同样正确地说：它又成了遥远的未来，远在一年之后的未来；因为从现在到下一次重新轮到它，还有十二个月哩——归根结底，比他汉斯·卡斯托普已经在此地度过的时间，只多七个月罢了。
可是紧接在这个圣诞节之后，也就是还没到新年，如前面说过的那位奥地利“马术家”就死了。在走廊上向表兄弟透露这一绝密消息的是阿尔芙蕾达·希尔德克涅希特，人称白尔塔小姐，也就是专管可怜的弗里茨·罗特拜恩的护士。对他的去世汉斯·卡斯托普深为同情，一则因为这位“马术师”生命力的表现即那怪异的咳嗽声，属于他上山后获得的最初印象——就是它们，他似乎觉得，引起了他面部皮肤的热反应，至今潮红未退——二则出于道义原因，也可以讲是精神原因。他拖住约阿希姆，使表哥不得不陪着他跟那位女管事一直聊下去；这位呢，有人搭理并且对她感激不尽，心里真是喜滋滋的。真是个奇迹呀，她说，老头子竟活过了圣诞节!已经很久了，他表现出骑士一般的非凡韧劲儿，可他临了咋个还能喘气儿，真是没法理解。好多天以来，自然他还只是靠着大量输氧撑持着：单单昨儿个一天就消费了四十袋氧气，每袋可是七法郎啊。这下可是花了老鼻子的钱，二位先生自己算得出来，而更可虑的是他的太太，他最后死在了她怀里，却一个子儿也没落下，也就是一文不名啊。约阿希姆认为不该那么浪费。既然毫无希望，干吗还花钱受罪，人为地强撑着呢？自然不能怪那位死者，人家硬是要他吸这么贵的氧，他也就闭着眼吸了。倒是负责治疗的院方思想应开通一些，看在上帝分上，既然非走不可就让他走好了，其他情况根本甭管，更何况还要替这位未亡人着想。作为活下来的家属，他们毕竟也有自己的权利喽，等等。汉斯·卡斯托普激烈反对表哥的意见。他这么讲已经跟塞特姆布里尼差不多，对痛苦完全无所敬畏。那位“马术家”终究已经死了，玩笑到此结束，要表现自己一本正经也再没啥好干，只有对死者老老实实地致哀和表示敬意，汉斯·卡斯托普坚持认为。他说他只是希望，临终前贝伦斯不曾吼死者，不曾肆无忌惮地谩骂他!哪儿会呢？希尔德克涅希特小姐解释说。“马术家”尽管最后还贸然做了个逃脱的小尝试，想要从**跳起来，可是只要稍微暗示一下他这么干毫无意义，就足以叫他死了心啦。
汉斯·卡斯托普去见了死者。他不顾院里的保密规定这样干，因为他鄙视其他人那全然不知也全然不愿闻问的冷血自私，想以自己的行动表示反抗。进餐的时候，他企图把话题引到一位病友死了这件事情上，结果遭到一致的断然拒绝，令他既羞愧又恼火。施托尔太太简直是态度粗暴。这种事他怎么想得出来，她质问道，难道还在上幼儿园吗？院方的规定悉心地保护大伙儿，尽量避免这种事情搞得大家情绪激动，这下倒好，钻出来个愣头青，乌鸦嘴，竟大声武气地讲了起来，而且是在上烤肉的当口儿，而且当着布鲁门科尔博士的面——这时用手掌挡住了嘴巴——不知道这小子随时都可能翘辫子吗!要再发生这样的事，她非去告发不可。就是此刻，挨骂的这位下定决心并且说干就干：他要自己去探视那位病友的遗体，站在他的床前默哀片刻以示悼念；还有约阿希姆也让他硬拖着一块儿去了。
死者的房间在他们自己病房底下的二楼，阿尔芙蕾达·希尔德克涅希特小姐把他俩领了进去。死者的未亡人接待了他们。她身材矮小，头发金黄，形容憔悴，守了一夜灵，十分疲倦，用手绢捂着嘴，鼻子冻得通红，穿着厚厚的格子呢大衣，领子竖了起来，因为屋子里很冷。暖气关掉了，阳台门又敞开着。年轻人压低嗓门说了必须说的话，然后寡妇沉痛地挥挥手表示邀请，他俩就穿过房间去到床前——为表示敬意而身子微微前倾，踮起了脚尖，最后站在了灵床边上，目光注视着死者，各人以各人的姿势：约阿希姆像军人立正敬礼似的手脚并拢，身子微微前倾；卡斯托普则放松而随便，两手交叉在身体前面，脑袋歪在肩膀上，神情跟听音乐的时候差不多。“马术家”的脑袋高高地枕了起来，使他瘦长的身体，使这一生命多重循环系统之所在，盖在被子底下显得更加单薄，单薄得除去最后拱起的脚尖，其余几乎就只剩一块板了。一双蜡黄、枯瘦的大手交叉在凹陷的胸口上，在膝盖的部位放着一束花；从花束中伸出来的棕榈枝碰着了他的手。秃了顶的脑袋也枯瘦、蜡黄，鹰钩鼻子，颧骨高耸，橘红色的八字胡蓬松茂密，茂密得把胡子拉碴的灰色脸颊衬托得更加干瘪了。两眼死死地闭着——不是自然合上的，而是使劲儿硬按拢的，汉斯·卡斯托普想。院里称这为最后的效劳，虽则这效劳更多是给活人看的，而对死者没有多少用处。而且还必须在死后马上及时进行，否则肌肉一形成肌球蛋白，想效劳也没法子效了，他就只能睁着眼僵在那里，也没法再唤起所谓“长眠”的想象啦。
汉斯·卡斯托普不止一次给亲人送终，对干这种事情已经娴熟而在行，可尽管如此，仍虔诚地站在床前。“他真像睡着了。”他同情地道，虽说明知两者差别极大。随后他压低嗓音，得体地开始与“马术家”的寡妇交谈，谈到了她丈夫的病史，谈到了死者最后的日子以及临终时刻，谈到了运送遗体返回故乡喀恩滕的问题等，既从医学也从精神伦理的角度表现对死者的关怀，也显示自己见多识广。未亡人呢，说话带着拖腔和鼻音很重的奥地利口音，时不时地还抽泣两下，说她奇怪的是两位年轻先生竟如此关心他人的痛苦，难得难得；汉斯·卡斯托普回答，他表兄和他，他俩自己也身患肺病，特别是他本人，小小年纪就曾站立在最亲的亲人临终的床前，后来完全成了孤儿，正所谓跟死神早已打上交道了不是。寡妇问他选择了什么职业。他回答，曾经是个搞技术的。“曾经？”“曾经”的意思是现在有了病，这中间不知还得在山上待多长时间，结果肯定大有影响甚至可能成为他人生的转折，谁知道呢？约阿希姆注视着他，带着不解的恐惧。“那他的表兄呢？”“这位嘛想在平原上当兵，是个见习军官。”“哦，”她说，“打仗这手艺自然也是规规矩矩的职业，只是得考虑到有时候会离死亡很近，所以嘛，早些习惯死亡的景象好些。”她送年轻人离开时道了谢，言辞举止亲切和蔼；这不能不赢得哥儿俩的敬重，在她当前的巨大悲痛中，尤其是还面对着她男人留下的那一大堆氧债。他们回到了楼上。汉斯·卡斯托普看上去挺满意这次吊唁活动，所得到的印象令他精神振奋。
“愿灵魂安息(拉丁文)，”卡斯托普说，“愿你轻松长眠地下。主啊，请赐给他永久的安宁(拉丁文)。你瞧，一涉及死亡，一对死人讲话或者讲到死人，拉丁文就派上了用场，这种场合的正式语言嘛，只要一讲这种语言，你立刻感到死亡是一桩何等特殊的事。不过一讲拉丁文对死者表示敬意，并非出于人文主义的礼仪，因为对死者讲的拉丁文不是有教养的拉丁文，你懂吗？而精神完全是不同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它是教会的拉丁文，修道士用的拉丁文，中世纪的拉丁口头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如地狱中低沉、单调的哼哼唧唧——塞特姆布里尼不会欣赏这种拉丁文，对于人文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教育家，它一钱不值。它体现另外一种精神倾向，是另外一些人说的语言。我觉得，必须分清不同的精神倾向，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精神情绪，即宗教的精神情绪和自由的精神情绪。两者各有所长，而我心中之所以不满自由的——我指塞特姆布里尼似的——精神情绪，仅仅因为它自以为包办了人类的尊严，这就太过分啦。另一种精神情绪也以其特有的方式体现着许多人类尊严，在许多方面与场合促使人行为端正、有理有节、仪态高尚，甚至比自由的精神情绪还要强一些，尽管它特别注意到了人类的弱点和惰性，时时想到死亡和腐朽，并以有关的思想作为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你可看过《唐·卡洛斯》[63]的演出？可记得西班牙宫廷里的那个场面？当时腓利浦国王穿着一身黑色衣服走进来，胸前佩戴着嘉德勋章和金羊毛勋章；他慢慢摘下样子差不多像南瓜的大圆礼帽——他那么向上把它一提，说道：‘各位大人，请戴上帽子吧!’或者类似的别的什么。——那么从容得体，根本谈不上什么繁文缛节，而恰恰相反，谁知王后却讲：‘我们法国不是这个样子。’当然了，国王的举止在她看来过分烦琐、迂阔，她喜欢更活跃一些，更有人情味一些。可什么叫有人情味？人情味可以包含一切。西班牙式的虔诚谦恭、彬彬有礼和一丝不苟，要我说乃是人情味的一种高贵范式；反之，也可以用人情味这个词涵盖任何的懒懒散散和马马虎虎。你看我说得可对？”
“你说得对，”约阿希姆回答，“马虎和懒散我自然也不能容忍，必须有纪律才是。”
“是啊，你作为军人这么讲，而我得承认，在军队里是注重这些事的。那位寡妇称你的行道为手艺，她完全正确；一样地要求认真严谨，时刻估计到出现极端严重的事态，时刻准备与死神打交道。你们要穿笔挺和贴身的制服，要戴浆硬了的领子，以便显得精神和威武。你们还等级森严，服从上司，相互之间礼节周到，这就符合源自宗教信仰的西班牙精神，让我打心眼儿里赞成。我们平民也应该多一些这样的精神才好，我们的风尚举止也多一些这样的精神我就高兴了，我认为这挺合适。我认为世界和现实生活的趋势是，人们都将普遍穿黑色的衣服，戴浆硬了的折叠领圈而不是你们的制服领子，头脑里时时想着死亡，彼此交往也文质彬彬、细声细气——我就喜欢这个样子，这符合道德。你瞧见了，这也是塞特姆布里尼的一个失误一点儿自负，又一个失误又一点儿自负。很好啊，咱们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自以为不只包办了人类的尊严，也包办了人类的德行——用他的什么‘服务于实际生活’呀，什么‘促进进步一周日庆祝’呀——仿佛星期天别的事情都不好想，只能想到进步似的——什么‘系统地根除痛苦’呀，等等。所谓‘系统地根除痛苦’，你不知道这是啥意思，他为了教育我却给我讲了，所采取的手段是编一部百科全书。可要是我现在觉得这才不道德哩，那又怎么办？我当然不能告诉他，他肯定会操起自己圆滑的土语，彻彻底底数落我一顿：‘我警告您啊，工程师!’但他的道理也可以想象——长官，请给我思想自由，我还有些话想对你讲。”汉斯·卡斯托普道。
这时他俩已在楼上约阿希姆的房间里，约阿希姆呢，正做着静卧的准备。汉斯·卡斯托普继续说：
“我要告诉你我决心干什么。在这里，咱们跟那些垂死的人门挨门地生活，跟最深重的痛苦和悲哀门挨门地生活。可不仅如此，还得装着与自己毫不相干，还得相信自己进了保险箱，绝不会接触到和看到哪怕是一点点迹象。那位“马术家”，眼下人家又已经悄悄把他弄走了，趁着我们进晚餐或者吃早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不道德。我只是提了提死人的事，施托尔太太就气急败坏，在我看来真太愚蠢。就算她已经没有教养，新近在吃饭时竟来了一句‘安静，安静，各为贤哲’，却以为它出自《唐豪塞》[64]，那她听见死人的事时也该道德一点，感到点同情吧；还有其他人也是。我现在决定，今后多关心生活在同一座楼里的垂死者和危重病人，这将使我心里好受些——刚才的探视已经让我感觉到很好。当时住在二十七号的罗伊特，我刚来的时候透过门缝见过这可怜人一次，现在肯定早已翘了辫子，也给悄悄处置掉了——那时候，他那双眼睛就大得像鸡蛋。可没了他又新来了其他人，院里仍住得满满的，从来不缺少后备军不是。阿尔芙蕾达护士，或者还有米伦冬克护士长，或者甚至贝伦斯院长本人都肯定可以帮助我，使我建立起这个那个关系，这不会成问题。设想有某个濒死的病友过生日了，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这是允许知道的。好，我们就给寿生佬——或者是寿生婆，也即是给他或者她——送一束花到病房里去，以表示‘两位匿名病友’的祝福，祝他或她早日康复——而‘康复’二字，无论何时都是礼貌得体的。随后受祝福的人自然会问我们姓甚名谁，他或者她甚至会不顾自己的虚弱，让人对门外的我们传达一声友好的问候，也许还会邀请我们进房间去待上一小会儿；咱们呢，在他辞世之前，还可以跟他谈几句充满人间温暖的话语。我就这么设想。你不同意吗？我本人反正是已经下定决心。”
对这些想法，约阿希姆也提不出多少意见。他只是提醒说：
“这可是违反院规哟，你这么做在一定意义上就打破了它。不过凡事都存在例外，你既然有这个愿望，我想，贝伦斯没准儿就会同意你。你可以推说，你是出自医学方面的兴趣。”
“是啊，也可以这么说。”汉斯·卡斯托普回答。要知道，他产生这个愿望的动机确实很是错综复杂。抗议那盛行此间的冷血自私，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还有就是他希望认真对待痛苦和死亡，尊重痛苦和死亡的精神需要——这一精神需要，他希望通过接近危重病人和濒死的病友而得到满足和加强，以平衡和抵消他随时随处、每时每刻都发现的对人的侮慢，各种侮慢；通过它们，塞特姆布里尼的某些说法得到了令他卡斯托普感到污辱的确认。例子举不胜举。设若问到汉斯·卡斯托普，他也许首先就会讲到山庄疗养院里的那样一些人，这些人毫不讳言自己压根儿没有病，是完全自愿地住在这里，冠冕堂皇的借口是身体有点儿不适，其实只是为了享乐，因为病人的生活方式合他们的口味；如已经顺便提到过的那位寡妇黑森费尔德吧，一位活泼好动的女士，十分热衷于打赌：她和先生们赌，赌的内容包括一切的一切，赌天气会怎样，赌将上什么菜，赌年终体检的结果，赌某人又加判了多少个月，赌体育竞赛的输赢，赌雪橇比赛、滑雪或者滑冰比赛谁得冠军，赌疗养客中的这对儿那对儿关系暧昧及其发展程度，赌成百上千常常完全是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事情。赌的筹码呢，有巧克力、香槟酒和鱼子酱，这些东西跟着就会在餐厅里兴高采烈地吃掉；有现金，有电影票，甚至也有亲吻，也即吻别人和让别人吻——一句话，她用自己这一爱好，给餐厅里带来了许多的紧张气氛和生气。只不过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眼里，她的行径自然是过分轻浮，是的，单单这种人的存在，在他看来就足以侮辱这痛苦之地的尊严。
要知道，这尊严需要维护和自我保持，他本人就在内心里忠诚地追求这一目标，不管在这山上生活了将近半年之后，他感到要达到目的是多么困难。他逐渐洞悉了这地方日常生活、风俗风尚和思想观念的秘密，但是对实现他良好的愿望帮助很少。例如还有那一对瘦骨嶙峋的花花公子，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人称“马克斯和莫利茨”，两人晚上溜号出去为的只是在女人堆中打牌喝酒，也给大伙儿提供了许多谈资。简单讲，大概在过了新年的一周以后——必须明确指出，在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时光的河流照样不停地在静静流逝——进早餐那会儿消息就传开了：一清早俩小家伙穿着皱皱巴巴的晚礼服躺在**，让按摩师撞个正着。汉斯·卡斯托普听后也笑了起来；不过这尽管对他良好的愿望也构成了侮慢，但与来自郁特波克的艾因胡夫律师的故事相比又小巫见大巫。这位律师年约四十，蓄着山羊胡子，手上满是黑毛，一些时候以来顶替已经痊愈出院的瑞典人，坐在塞特姆布里尼的桌上，不只是每天夜里喝得醉醺醺地回院来，最近竟然根本不回来了，而是让人发现睡在外边的草地上。这家伙据说是一个危险的色鬼，施托尔太太指得出具体人来，就是山谷中有一位已经订婚的年轻女子，让人看见在某个时刻溜进了艾因胡夫的房间，据说身上只穿了件皮大衣，大衣里面除了一条改良**竟什么都没穿。简直不知羞耻——不只是一般道德意义上的不知羞耻，而也是对汉斯·卡斯托普个人的污辱，对他的精神追求的侮辱。还有哪，在想到艾因胡夫律师这号人时，他不能不想到弗伦茨欣·奥伯尔丹克这个头发梳得光光的小姑娘；几个星期前，这娇生惯养的小闺女由她母亲——一位举止端庄的外省太太亲自送到了山上。弗伦茨欣·奥伯尔丹克刚来和体检以后都被认为病得很轻，可是，也许她犯了什么错误，也许是这里的空气不仅不利于她治病，反倒促进她病情发展，或者这小东西可能落入了什么令她激动不已的圈套，损害了她的健康，总之入院四个星期以后出问题啦，她重新去检查了回来，一进餐厅就把手提袋抛到空中，扯开嗓子欢呼起来：“哇!我必须待上一年啦!”引得众病友哄堂大笑，笑声一波一波传开，淹没了整个餐厅。谁知十四天后就闹得满城风雨：艾因胡夫律师对伦茨欣·奥伯尔丹克小姑娘耍了流氓。不过耍流氓这个说法得算在咱们账上，或者说无论如何得算在汉斯·卡斯托普账上；因为在传播消息的人们看来，这样的事从本质上看已没啥稀罕，耍流氓一说实在是夸大其词。说时他们还耸了耸肩膀，那意思是干那种事得两个人呀，估计也一点儿都不违反另外一个人的意愿。对眼下这件公案，至少施托尔太太是抱这样的态度，做这样的道德判断。
卡洛琳娜·施托尔太太就这么讨厌得要命。如果说有什么经常干扰汉斯·卡斯托普真诚的精神追求的话，那就是这个女人的存在和举止德行。单单她那没教养的谈吐就够他受啦。她形容临终的痛苦不用现成的德语词，而要不伦不类地来一下Agoje[65]；在骂什么人放肆无理的时候却讲insolvent[66]；在解释一些天文现象例如日食的成因时，更是胡说八道，令人喷饭。一次谈起雪积得很厚，她讲，“储量可真惊人”；有一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更让她搞得半天回不过神来，因为她说她正在读一本从图书馆借的书，这本书跟他有关，就是席勒翻译的《贝内德托·切内利》[67]!她说话喜欢赶时髦，实际上满嘴陈词滥调，叫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差点没神经崩溃，例如总爱讲什么“盖了帽儿啦”，什么“超乎想象!”还有，口语里长期用作“出色”“优异”等意思的“精彩”这个词，由于她觉得已经褪了色、变了质，太通俗和太陈旧了，于是便追赶时髦，换成了最新的“酷毙啦”什么的，这一下不管是认真讲还是说着玩儿，反正是一切全“酷毙啦”，冰橇比赛也好，面糊糊汤也好，她自己的体温也好，统统都“酷毙啦”，同样叫人恶心。加之她饶舌的劲头儿大得不得了。而且她反正有的好讲，什么萨洛蒙太太今儿个穿上了最名贵的花边内衣啊，因为安排了她体检，里边得好好修饰修饰去见大夫们呗。——这么讲倒有些道理，汉斯·卡斯托普自己也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就是不管检查结果如何，体检的过程本身就令太太们喜欢，所以都愿意打扮得俊俏可人。然而，施托尔太太还打包票，说什么来自波森并怀疑患了脊髓结核的勒蒂斯太太，每周一次肯定是完全光着身子，要当着贝伦斯的面在房里来来回回走上十分钟，这又该作何解释呢？这种说法的背乎常理一如其令人反感，可施托尔太太偏偏赌咒发誓说绝对是真的——怪就怪了，这可怜的女人对这类事情竟如此劲头儿十足，津津乐道，而且还义正词严，虽说她自己的麻烦就已经够多的了。因为最近她就碰上了一些讨厌而可悲的情况，据她讲她的“四肢无力”更加严重，她的体温曲线又在上升。她抽泣着坐到餐桌边，干裂的红脸颊上满是泪水，捂着手绢边号边讲，贝伦斯想叫她卧床，她却想知道大夫背着自己说了些什么，说她病在何处，有多么严重；她要正视现实嘛!有一天，她大惊失色地发现，她的病床竟然是脚的一头冲着房门；这一发现气得她浑身哆嗦。一开始大伙儿不明白她干吗这么生气，这么害怕；特别是汉斯·卡斯托普，一下子更莫名其妙。怎么啦？怎么回事？床为什么不能怎么摆着就让它摆着？——上帝保佑，难道这也不明白!“脚朝前……!”说着她大声号哭起来；于是床只得马上掉转方向，尽管从此靠在枕头上就看见影响睡眠的亮光。
这一切全都说不上严重，但也很少能符合汉斯·卡斯托普的精神需要。不过在此期间却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情，给年轻人留下了特别的印象。那是在吃饭的时候，一个还算是新来的病友，一位名叫波波夫的教师，人长得瘦瘦的而且寡言少语，带着他同样瘦瘦的、寡言少语的未婚妻坐在“好样儿的俄国人席”，正当大家伙儿吃喝到了兴头上，他突然发出一声经常被形容为魔鬼似的、非人的尖叫，身子一歪倒在地上，躺在椅子旁边手脚开始可怕地抽搐和乱打乱蹬，原来是他的羊癫风急性发作!更麻烦的是刚刚上完一道鱼做的菜，不能不担心波波夫那么激烈抽搐**，会让鱼刺给卡伤。整个餐厅顿时乱作一团。女人们，以施托尔太太首当其冲，可其他还有诸如萨洛蒙太太、勒蒂斯太太、黑森费尔德小姐、马格努斯太太、伊尔蒂斯小姐、莱薇小姐等也不甘落后，也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而惊恐万状，有几位模样之可怕几乎赶上了发羊癫风的波波夫。她们发出阵阵尖厉的叫声。只见她们**地紧紧闭住双眼，张大嘴巴，扭曲着身子。个别人干脆一声不响，晕倒了事。因为突如其来的惊厥刚好发生在大嚼大咽的当口儿，就没少出现给噎得死去活来的惨状。一部分食客企图尽可能地离现场远一些，有的甚至冲出边门到了露台上，尽管外面又湿又冷。然而整个事件除了可怕，还有个令人恶心的特点，也就是可能让大家禁不住产生联想，联想到克洛可夫斯基大夫最近做的那次报告。具体情况是这样：正好在最后那个星期一，这位精神分析学家在进一步阐述爱情作为致病的力量的论断时，联系到了羊癫风，并且说在出现精神分析学说之前的时代，人类把这种疾病有时视为先知显灵，有时又看作魔鬼附体；他以半是诗意的热情语言，半是科学的冰冷术语，大讲羊癫风实乃爱情和大脑性欲亢奋的等值现象，一句话，因此便产生了怀疑，他报告的听众联想到他的报告，必然把波波夫老师的表现理解为他那理论的图解，乃是一个人肮脏内心的暴露和神秘可怕的丑剧，也就难怪女士们要掩面而逃，原来是有些个害臊喽。出事的当口，贝伦斯宫廷顾问正好在场，是他亲自带领米伦冬克护士长外加几个有手劲儿的桌友，把脸色发青、口吐白沫、四肢僵硬扭曲的羊癫风病人架出餐厅，到了游艺室里，在那儿由一些大夫、护士长以及其他员工包围着，进行了长时间的救治，随后让担架给抬走了。不大一会儿，没事人似的波波夫教员又由他同样没事人似的未婚妻陪着，坐在“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上，不声不响地享用完了自己那份午餐!
在经历这个事件时，汉斯·卡斯托普外表流露着敬畏，可内心却无此感觉，上帝保佑他。波波夫呢，自然在吃鱼时是可能被卡住的，但事实上还是没给卡着，因为不管是在失去了意识的愤怒中也好，享乐中也好，他大概仍然暗暗留了一点儿神。而今他高高兴兴地坐在那儿，吃完了饭，好像从来不是一个癫痫患者，好像根本没跟个酒疯子似的大出洋相，肯定也不曾回忆过这件事情。而且他那个神气，也不能增强汉斯·卡斯托普对于痛苦的敬畏；还有那女的，她的样子也增加了他在这山上时时遭遇，也极为反感的轻浮印象；正是为了克服它们，他才一反此地的风尚，希望去接近那些危重病人和垂死者。
在表兄弟住的那层楼，离他们的房间不远，躺着一位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名叫莱拉·格尔恩格罗斯；据阿尔芙蕾达护士讲，她已经快死了。十天之内，她四次严重咯血，父母亲已经上山来，也许准备把女儿活着接回家去；可是看来不行：贝伦斯顾问否定了运走可怜的格尔恩格罗斯小姑娘的可能。她才十六七岁。汉斯·卡斯托普发现机会来了，可以实现自己送一束花祝愿病友康复的计划了。尽管现在莱拉不过生日，以凡人的预见也没生日可过，因为汉斯·卡斯托普已打听清楚，她的生日在春季；但是按照他的判断，这也不妨碍他们去表示一点恻隐之心加上敬意。一天中午，他和表哥到疗养地散步，走进了一家花店。店里的空气充满湿润的泥土味和馥郁的花香，他深呼吸了几口，然后订购了一盆漂亮的绣球花，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仅仅附了一张写着“两个同楼病友愿你早日康复”的卡片，就吩咐店里直接送到濒死的小病友房间里去。他干得挺痛快，加之花草的气息和店内暖洋洋的空气令他感觉舒坦，使他刚挨过冻的眼睛流出了眼泪，心也怦怦直跳；这当儿，一种勇敢冒险、不事声张地做好事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暗暗地，他赋予了自己的行为以巨大象征意义。
莱拉·格尔恩格罗斯不享受专人护理，而是直接处于米伦冬克护士长和大夫们的监护之下；不过阿尔芙蕾达护士经常进出她的病房，也就能给两位年轻人通风报信，让他们了解自己的义举效果如何。小姑娘原本处于孤单无助的绝望状态，对来自陌生人的殷勤问候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鲜花摆在她床边上，不断受到她目光和手的爱抚；她老是提醒给它浇水，自己经常咳嗽，可即使咳得死去活来，充满痛苦的目光仍然离不开那些花朵。她的父母也就是已退役的格尔恩格罗斯少校和太太，也同样感动和欣慰，加之他俩在疗养院一个熟人都没有，连试着猜一猜送花者是何许人都不可能，所以嘛，她希尔德克内希特也自己承认，她便忍不住透露了一点儿送花者的秘密，把哥儿俩的姓名告诉人家了。嗯，她现在带来了三位格尔恩格罗斯的请求，求他俩去露露面并接受他们的感谢；这样，在隔了一天之后，哥儿俩就在这位女总管的带领下，蹑手蹑脚走进了莱拉姑娘受苦受难的房间。
濒死者是一个可爱极了的金发小美人儿，一双明眸真的蓝得跟勿忘我花一个样，尽管失血严重，呼吸勉强靠着所剩不多的一点点健康肺叶支撑，因此形容憔悴娇弱，却一点不使人觉得窝囊可怜。她表示了谢意，然后用微弱却优美的嗓音与他们交谈。这时她双颊出现了桃红，而且久久不肯消失。对她在场的父母和她本人，汉斯·卡斯托普得体地解释了自己的行为，并且请他们原谅自己的冒昧；他说话时嗓音低沉而激动，流露着对病友温柔的敬意。他差不多就快跪倒在她床前啦——他内心中确实有这样的冲动——他久久地紧握住莱拉的手不放，尽管这只发烫的小手不只湿润，简直就是汗水淋淋，因为这孩子的汗液分泌过度，所以也经常会脱水，如果不是不断地饮用大量汽水以大致保持平衡的话——她的床头柜上始终摆着大瓶的果汁汽水应急——她的皮肤早就干缩起皱啦。她的父母尽管伤心，仍与客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询问他俩的个人情况，做了其他一些通常都有的寒暄。少校是个宽肩膀的男子，额头低低的，小胡子往上翘——身体壮得像个大力士，显而易见，女儿染上结核病压根儿怪不着他，罪过多半在他老婆身上。这女的个子瘦小，一副典型的肺痨胚子，看来也因女儿染上了病而感到内疚。谈了十分钟，莱拉姑娘已显得体力不支，或者准确地说兴奋过度——她的脸颊红得更厉害了，蓝得跟勿忘我似的眼睛闪耀着令人不安的光辉——于是经阿尔芙蕾达护士用眼色提醒，哥儿俩便告了辞，由格尔恩格罗斯太太陪着走到了门外。她一路上不断自责，特别令汉斯·卡斯托普感动。怪她，完全怪她，她咬牙切齿地说，这孩子只可能从她身上得的病，跟她丈夫一点儿不相干，他和女儿生病完全没有关系。不过就是她吧，她可以保证，也只是很短暂地跟这病有过关系，还是在她当姑娘的时候。后来她就好了，彻彻底底好了，医院给她出了证明，因为她想结婚，非常希望结婚过家庭生活；她成功了，病治好了，得到了完全康复，于是就嫁给了这个自己心爱的、壮得跟牛似的男人。他那方面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啊。可他这么老实、这么健壮——却仍旧没能防止不幸的发生。因为在女儿身上，那已被埋葬、已经遗忘的魔鬼又复活了；她摆脱不了它，将被它毁掉，相反，她这个做母亲的倒过了这一关，进入了保险的年龄。那可怜的小东西却要死了，大夫们已叫家属别再存希望；是她过去造的孽啊。
两个年轻人极力安慰她，说什么也不是没有好转的可能。然而少校太太只顾大声抽泣，不过还是再次感谢他们送来了鲜花，感谢他们来看她女儿，让这孩子分了分心，高兴了一会儿。小可怜虫痛苦又孤单地躺在那儿，别的同龄人却享受着自己的青春，跟英俊的小伙子在一块儿跳舞，疾病可也扼杀不了追求享乐的欲望不是。他们却给她带来了一些个阳光，上帝啊，可能就是最后的阳光啦。对于小可怜儿来说，收到那一盆绣球花好比在舞会上出了一次风头，和两位殷勤的骑士聊天好比经历了一次甜蜜的谈情说爱，作为母亲的格尔恩格罗斯太太，她可是看得出来呀。
这一席话令汉斯·卡斯托普既感动，又尴尬，特别是少校太太的谈情说爱一词用得很不是地方，叫他极不自在。再说呢，他可不是什么殷勤的骑士，他之所以来看莱拉姑娘，是出于医学和精神的关怀，是为对此间盛行的自私冷酷表示抗议。简单讲，最后这么一转折叫汉斯·卡斯托普颇有些不快，不过好在只是局限于对少校太太的观点，整个事情的经过仍使他很是兴奋，很是感动。特别是有两件事，一为下边山谷里那花店内的泥土芳香，一为莱拉那只汗水淋淋的小手，都牢牢留在了他的心灵和意识里。既然开了头，就得做下去；还在当天他就和阿尔芙蕾达护士谈妥了，要去拜访她护理的病人弗利茨·罗特拜恩。据说他跟他的护士都感觉日子无聊难过，其实呢，所有迹象表明，这小伙子已经没剩下几天好过了。
老好的约阿希姆毫无办法，只得跟着去。汉斯·卡斯托普的冲动和善心，战胜了表哥的反感；他充其量只能以沉默和垂下眼睑，来表示一下异议，因为他想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会不同时表现出缺少基督精神。汉斯·卡斯托普看得很清楚，因此也加以利用。他也充分理解表哥是个军人，所以不乐意做那样的事。可是既然他自己做了觉得快乐、幸福，觉得于人于己都有好处呢？那他就必须不顾表哥无言的抗拒，把事情做下去。他拉着约阿希姆一起考虑，给年轻的濒死者弗里茨·罗特拜恩，虽然他是个男的，好不好也请人送花去，或者干脆自己带花去。他自己很希望这样做，觉得花嘛，就适合用来做这个；尤其是紫色的绣球花，花形那么完美，他更是喜欢。于是他就断然认为，罗特拜恩的性别已让他的临终状态给抵消了，他也不一定非要过生日，才能接受别人送的鲜花，因为人都快死了，顺理成章地，自然啥时候都可以当作过生日的孩子对待。如此想通以后，他就和表哥再次光顾了那散发着温暖泥土香味的花店，捧着一束刚喷过水的、芳香扑鼻的玫瑰、丁香和紫罗兰，在提前通报过他们到来的阿尔芙蕾达小姐带领下，走进了罗特拜恩先生的房间。
病入膏肓的受访者年龄还不到二十岁，可是头发已经脱落了，灰白了，面色蜡黄蜡黄，皮包骨头，两只手很大，鼻子和耳朵也很大，对两位病友来慰问他、陪伴他，感激得几乎掉下眼泪——他在招呼他们，从他们手里接过鲜花的时候，确实虚弱得哭了，可是在这之后，虽说声音低得几乎像是耳语，却急急忙忙地谈起了欧洲的鲜花贸易来，谈到它日益地发达兴旺，谈到尼斯和戛纳花卉的巨额出口，既有车皮运输，也有快邮寄送，每天都从这些法国城市向四面八方发货，既发向巴黎和柏林的批发市场，也供应广大的俄罗斯。要知道他是个商人，只要人还活着，他的兴趣就在这方面。他的父亲，一位科堡[68]的玩偶制造商，送他到英国求学，他声音低哑地说，他在那边就病了。可是人家把他发烧当成了伤寒，并给予相应治疗，也就是让他吃素，喝清水汤，结果身体完全搞垮啦。这儿山上倒允许他吃了，他也尽量地吃，尽量地吸收营养，常常坐在**吃得满头大汗。然而为时已晚，他的肠胃已受到连累，家里白白寄来了牛舌头和熏鳗鱼，可他什么也消化不了啦。眼下他父亲正从科堡赶来，贝伦斯院长用电话对他发出了召唤。因为须对他采取坚决的措施，也就是要取掉他的肋骨；无论如何都得试一试嘛，尽管希望已很渺茫。罗特拜恩嗓音低沉，讲得很是实事求是，把开刀取肋骨纯粹看成了一桩交易——只要他还活着，他看问题都会抱这样的观点。就说费用吧，他悄声道，算上背部脊髓麻醉，因为涉及整个胸腔，再取六至八根肋骨，肯定在一千法郎左右，所以他就问自己，这样一大笔投资划算吗？贝伦斯劝他做这个手术，这家伙反正有利可图，他自己可就拿不准了，没办法知道是否保全肋骨静静死去，来得更加明智。
很难给他出主意。表兄弟俩认为，在权衡利弊时必须把宫廷顾问手术的精湛也考虑进去。最后取得一致，将以正在赶来的老罗特拜恩的意见为准。在客人告辞的时候，年轻的罗特拜恩又哭了鼻子；尽管只是由于虚弱，他那么哭眼抹泪，却也跟想法和言谈的干硬与实事求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请求二位先生再去看他，他们嘴上应允了，却再没有去。要知道当晚玩偶制造商赶到了，第二天上午便动了手术，手术之后年轻的弗里茨·罗特拜恩已不再能接待客人。又过了两天，汉斯·卡斯托普跟约阿西姆从走廊上经过，发现罗特拜恩的房间已进行过清扫。阿尔芙蕾达护士带着自己小小的行李箱离开了山庄疗养院，因为已应聘去另一家疗养院照看垂死的病人。系夹鼻眼镜的带子飘在耳朵背后，她叹着气去新病人那里了，因为这是展现在她面前的唯一前景。
一间“人去室空”的病房，在打扫的时候家具堆放在一起，门都大大敞开着，在上餐厅或去楼外时一目了然——这可是个意味深长然而又习以为常的景象，以至引不起人多少想法，特别是当你正好也住在一间同样“空出来”，同样清扫过的房间里，并且已经以其为自己的归宿。有时候知道了是谁曾经在眼前这间房间住过，也总会产生一些想法，比如眼下和在八天以后，汉斯·卡斯托普在经过时看见格尔恩格罗斯小姑娘的房间也处于清扫状态，就是这个情况。一见之下心里就对房里的忙碌景象产生反感，他站住了脚，惶惶然沉思起来；这当口儿，贝伦斯宫廷顾问正巧经过。
“我站在这里看打扫房间，”汉斯·卡斯托普说，“早上好，顾问阁下。莱拉小姑娘她……”
“哦——”贝伦斯回答，同时耸了耸肩膀。随即缄默片刻，让他这姿态充分发挥效用，然后才补充道：
“您不是在她玩儿完前还像模像样地对她献过一次殷勤吗？您自己身强力壮，还这样关心我这些关在笼子里用气胸吹口哨的小鸟儿，我实在高兴。从您这方面看真是一个美德啊，别，别，咱们就先肯定它的正确性，肯定它是您性格中的一个大优点。让我时不时地给您引荐引荐，您看怎么样？咱还有的是各式各样的金翅鸟儿——要是您感兴趣。例如眼下我正要去看那只‘灌得太饱’的小雀儿，您一块儿去吗？我将开门见山地做介绍，称您是她同病相怜的病友。”
汉斯·卡斯托普连忙回答，宫廷顾问讲出了他的心里话，所提建议正中他下怀。他感激顾问阁下允许他一块儿去探望所说的那位病友。不过那“灌得太饱”的是个什么人，他该怎么理解这个雅号？
“按字面理解，”宫廷顾问回答，“完全准确，毫无比喻之意。让他自己给您解释得了。”
没走几步，就到了那位“灌得太饱”的房门前。贝伦斯穿过两道门走进屋去，让陪着他的汉斯·卡斯托普等在门外。贝伦斯进屋的当儿，从屋里传出来气促而艰难、但同时又是快活而清脆的说笑声，门一关上就听不见了。可几分钟后卡斯托普被放了进去，又迎面向他送来了这样的说笑声，接着贝伦斯就把他这位充满同情心的来访者，介绍给了那个躺在**好奇地打量着他的金发夫人。只见她用枕头垫在背后半躺半坐着，怎么也安静不下来，老是一个劲儿地笑，笑声高而清脆，就像摇动银铃一样；她呼吸困难急促，像是一直受到了什么刺激和挤压。对贝伦斯介绍来访者时说的俏皮话，她也笑得够呛；对即将离去的大夫不断地道“再见”“非常感谢”“明儿个见”，一边冲着他的背影挥手，一边却唉声叹气，同时仍发出阵阵银铃般的笑声，两手则按着夏布衬衣底下波动起伏的胸部，脚也禁不住动来动去。她的名字叫齐默尔曼夫人。
汉斯·卡斯托普对她有点儿面熟。她与萨洛蒙太太以及那个饕餮的中学生同桌了几个星期，动不动就喜欢笑。后来，还没等年轻人弄清进一步情况，她就消失了。可能是出院了吧，他想，如果他对她的消失也有过想法的话。现在却在这里看见了她，名字叫“灌得太饱”的女人，他倒真盼着她给他解释解释这个雅号的含义哩。
“哈哈哈哈，”她又是银铃般地一串哈哈，胸部随之剧烈起伏动**，“真叫滑稽得要死，这个贝伦斯，又滑稽又有趣，逗得你笑破肚子，笑得死去活来。您坐啊，卡斯腾先生，卡尔斯腾先生，或者您叫什么来着？您的名字真可笑，哈哈，嘻嘻，实在对不起!您就坐我脚边那张椅子吧，不过得允许我伸伸腿儿，我真是——哈……啊，”她张开嘴叹了口气，再哈哈两声道，“真是没有法子。”
她生得几乎可以讲漂亮，五官清秀而稍显突兀，但看起来还算顺眼，长着个小小的双下巴。只不过嘴唇青紫，鼻子也是这个颜色，无疑是缺氧的表现。双手瘦得叫人可怜，好在有睡衣的花边袖口遮掩着，也跟她的脚一样很难得安静安静。脖子秀气得如同少女，纤细的锁骨上面长了几颗湿疹，胸脯由于大笑和呼吸困难而不停地颤动、起伏，看上去同样显得娇媚而富青春气息。汉斯·卡斯托普决定同样让人给她送或者亲自带鲜花，而且要从尼斯和戛纳进口的品种，要同样喷上水，散发着扑鼻的香气。他尽管有些忧虑，仍禁不住齐默尔曼夫人清脆而急促的笑声感染，也跟着她乐了起来。
“如此说来，您是专门走访院里的重病号喽？”她问，“您真逗，您真有意思，哈哈哈!可您想想，我根本就不重，也就是说，我压根儿就不算，直到不久之前，还一点儿都不……直到不久之前出了这件事……您听好了，看是不是挺滑稽，您在整个的一生中……”她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却嘻嘻哈哈，就这么断断续续给汉斯·卡斯托普讲了自己发生的事。
初上山时她病很轻微——病还是病了，不然不会上山来，也许甚至病得还不太轻，不过与其讲重还是讲轻更好些。作为外科技术虽说年轻却迅速得到喜爱的新成就，气胸在她身上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手术圆满成功，齐默尔曼夫人的健康状况有了可喜的改善，她的丈夫——须知她已经结婚了，尽管没有小孩——可望在三四个月后接她回家去。谁知这时她想要乐一乐，便长途旅游去了趟苏黎世——去的理由，除了乐还是乐。她确实也尽情地开心地乐了一回，可在这时却发现必须给气胸加气，就只好请一位当地的医生来干这事。一个挺可爱、挺滑稽的年轻人，哈哈哈，哈哈哈，可结果怎样呢？他把她灌得过饱啦!没有其他合适的叫法，这个词儿说明了一切。他本意是对她好，业务却可能不怎么精通，干脆讲吧：出现了过饱状态，也就是说心口憋闷，呼吸困难。回到山上挨了贝伦斯一顿臭骂，马上被要求卧床修养。这一下她就成了重病号喽——虽说不是病入膏肓，情况却挺糟糕，糟糕得一塌糊涂。“哈哈哈，瞧他那副样子哟，他那副样子真是滑稽!”说时她用手指指点着胸部，拼命取笑贝伦斯的模样，笑得自己额头也开始变得青紫。然而最最滑稽的是，她讲，贝伦斯竟大发雷霆，粗言恶语；而在这之前，当她发现自己灌得过饱了，就已经忍不住好笑!“您简直是自己找死!”她说他冲着她喊，一点儿不转弯抹角，一点儿不隐讳含蓄，“真是一头狗熊，哈哈哈，嘻嘻嘻，您请原谅!”
叫汉斯·卡斯托普莫名其妙的是，到底为什么她要对贝伦斯的声明，发出如此清脆爽朗的笑声：仅仅为了他的粗鲁无礼并且她也不相信他说的话，还是她尽管相信他的话——她必须相信他的话呀——却认为她有生命危险这件事情本身就可笑得要命呢？汉斯·卡斯托普凭印象判断是后者，她笑得那么像银铃般的清脆，那么鸟鸣莺啭般的悦耳快活，真正只是由于孩子似的幼稚和鸟儿似的缺少脑子；汉斯·卡斯托普对此颇看不惯。尽管如此，他还是请人给她送去了鲜花，只不过自己再也没见着这位特喜欢笑的齐默尔曼太太。要知道，她在氧气袋的支撑下也只多活了几天，真的很快就死在了让电报催着赶来的丈夫怀里——十足的蠢婆娘!贝伦斯宫廷顾问自顾自地加上了一句；正是从他口里，汉斯·卡斯托普得到了她的死讯。
不过在此之前，在贝伦斯院长和护士们的帮助下，富有爱心的汉斯·卡斯托普发挥积极肯干的精神，又已经与另外一些危重病友建立了联系；约阿希姆没有法子，只好跟着他去。他们去看了“两个全都”活下来的第二个儿子，另一个儿子在隔壁的房间早已经进行了清扫，熏蒸过了甲醛。另外还去看了一个叫特迪的男孩，他是不久前才从那所“腓特烈儿童保育院”送上山来的；对于这所学校来说，他的病是太重了。再就是去探访那位德裔俄籍的保险公司职员，他名叫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一位好性情的受苦受难者。最后还有自己非常不幸，却急于博取别人欢心的封·马林克罗特夫人，她也和前边提到的那些病友一样得到了鲜花，而且汉斯·卡斯托普甚至还当着约阿希姆的面，多次亲手喂过她进流质……如此一来二去，他们哥儿俩就出名了，成了一对儿全院尽人皆知的富于悲悯心肠的大善人。因此有一天，塞特姆布里尼便叫住了汉斯·卡斯托普。
“哎哟哟，工程师，听说您发生了了不起的转变。您干起慈善事业来啦？您想做些个好事，证明自己人不坏，对吗？”
“不值一提，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点儿没什么，根本不值得宣扬。我表哥和我……”
“可别牵扯进您的表哥!如果您二位引起了人们议论，那牵涉到的实际上只是您，可以肯定。少尉这个人虽然可敬，却生性单纯、理智，不需要教育者操多少心。您别打算让我相信他是领头羊。更重要但也更危险的是您自己。恕我直言吧，您才是生活里的‘问题儿童’——我必须关心您。再说呢，您也已经允许过我关心您了。”
“不错，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次承诺，永久算数。您真是太好啦。再说‘问题儿童’也挺有意思!一位作家有啥想不出来呀!我不知道对这称号是不是可以感到一些个自豪，但无论如何听上去是很美的，我得承认。好吧，我就来谈谈那些所谓‘死神的孩子’，您问的大概就是这个吧。当我有了工夫，就在完全顺便和一点儿不影响自己疗养的情况下，去这儿那儿探视探视病情危险、严重的病友，您明白，就是那些并非来此寻欢作乐、放浪形骸的人，而是一些濒临死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