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冬天——就冬季还剩下的天数而言——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都住在“山庄”疗养院，一直住到来年开了春，这样，他最后还参加了院里的一次集体郊游——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也跟着去了——去弗吕厄塔山谷观赏瀑布……干吗说“最后还”？难道以后他就不在了吗？——是的，不在了。——他走啦？——又对又不对。——什么又对又不对？拜托，别卖关子好不好!人家知道自我克制。约阿希姆·齐姆逊少尉不是死了吗？更别提其他许多不足道的死之舞者啦。面目不清的佩佩尔科恩这么说也让恶性疟疾撂倒了？——不，他没有，可干吗这么着急呢？生活和讲故事始终得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蹴而就的；人由神所决定的认识事物的形式，永远不可抗拒!至少在咱们故事的性质允许的范围内，让咱们尊重时间的法则吧!事实是我们尊重得很不够，简直到了手忙脚乱的地步!或许这么讲太夸张了，那就改说搞得急急忙忙的吧!一根小小的指针计量着我们的时间，嘀嗒嘀嗒地仿佛计算着一秒又一秒，它冷冰冰的，永不停息，跳过一个黑点又一个黑点，只有上帝才知道每跳一次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的只是，我们在这山上已经待了好几年，待得已经脑袋发晕；因为这里虽然没有鸦片和大麻，却是个罪恶的所在，道德法庭将替我们做这样的宣判——然而，我们竟有意让清明的理智和严谨的逻辑，去面对最糟糕的迷茫蒙昧状态!应当承认，我们不是偶然挑选了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这样的思想者来打交道；要不然，围绕着我们的恐怕就净是些佩佩尔科恩似的糊里糊涂的人。这样一来，自然会形成一个对比；而对比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规格尺寸这一点上，又不能不说对后来的这个人物更有利。甚至就连躺在自己房间阳台上的汉斯·卡斯托普，也作如是观，也不得不对自己承认：那两位热衷于争夺他可怜的灵魂的教育家，在佩佩尔科恩身旁一站几乎变成了侏儒，以致他卡斯托普真想称两位雄辩家为“饶舌的小鬼儿”，就像这位国王在醉醺醺地作弄他时叫过他的那样。真是太好了，太幸运了，通过在山上接受封闭式教育，他也接触到了佩佩尔科恩这样一个真正地道的人物。
这个人物登上舞台是作为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的旅伴，也即作为一个巨大的干扰，当然本身就成了问题；不过汉斯·卡斯托普在做出评价时，并未因此头脑迷糊。我们重申一下，当他诚实地尊敬，甚至是勇敢地同情一个有品位的人时，他的确是不迷糊——何况仅仅因为这人与那个在狂欢之夜曾经借给他一支铅笔的女人，把旅费放在了一起开销。这不合他的脾气——在此我们完全应该估计到，在咱们的圈子里会有这位先生那位女士反感他的“无动于衷”，而宁愿见到他恨佩佩尔科恩，避免与此人接触，在心眼儿里称他为一头老蠢驴，一个连话都讲不清楚的老酒鬼，而不是在他发疟疾的时候去探望他，坐在他病床边和他聊天——“聊天”一词当然只适于形容卡斯托普对谈话的参与，大模大样的佩佩尔科恩则根本说不上——并在一个旅行者的求知欲望驱使下，来接受他人格的熏陶感染。可他就这么干了，而眼下我们据实陈述，也就不在乎有人可能联想到斐迪南·魏萨尔，联想到他曾经可怜巴巴地替卡斯托普抱双排扣的大衣。这样的联想毫无意义。咱们的主人公并非魏萨尔。装可怜相乃至痛彻肺腑不是他的事。他因此成不了“英雄”[70]，也就是说，他跟男人的关系不以女人为转移。我们仍旧忠于既不美化也不丑化他的实事求是原则，肯定地指出他没有为众人所左右。他没有在浪漫传奇的影响下对同一性别的人失之公正，失去在爱情方面增加阅历、接受教训的愿望，并非因为他有清楚、自觉的认识，而完全是出自淳朴的天性。他这样做可能叫女士们不高兴。我们相信舒舍夫人心里就禁不住恼火；从她嘴里不经意吐出来的尖刻评语——这句那句的具体内容暂且不表——就可得出如此结论。可也许正是卡斯托普的这一个性，使他成为教育者很适合的争夺对象。
皮特·佩佩尔科恩经常病得下不了床；因此在那晚上玩儿牌和喝香槟之后马上病倒了，就丝毫不奇怪。那漫长而紧张的吃喝欢聚，叫所有的参加者都感到不适，汉斯·卡斯托普也不例外，他头痛得很厉害；可是尽管有这点麻烦，仍未能阻止他去探视昨晚的东道主。在二楼的走廊里遇见那个马来仆人，他立刻让他进去向佩佩尔科恩通报，他回来说主人表示欢迎先生光临。
他跨进荷兰人住的有两张床的卧室，中间有一个客厅将它与舒舍夫人的卧室隔开来。与“山庄”的标准病房比较起来，卡斯托普发现其优越在更加宽敞，装饰也更华丽。圈椅里配的是缎面软垫，桌子的腿儿都是弯曲的，脚下铺着厚而软的地毯，床铺也不是医院那种通常睡过死人却卫生洁净的标准床，而也堪称豪华：床架是抛过光的樱桃木，包裹着黄铜饰件，两张床共有着小小一方蓝天，也就是一顶华盖，但旁边却没有帐幔。
佩佩尔科恩仰卧在其中一张**，红缎羽绒被上面摆着书籍、报纸和信函；老先生正戴着撑得高高的骨质夹鼻眼镜，在那儿读《电信报》。挨着蹲在灯柜上的药瓶药杯，在他身边的一张椅子上放着咖啡用具和半瓶红葡萄酒，也就是昨晚那种自然冒泡泡的酒。令汉斯·卡斯托普略感意外的是，他没穿白衬衫，而套着件袖口有扣子扣着的大圆领长袖毛衣，毛衣紧紧贴在老先生宽宽的肩膀和揭示的胸脯上，加之硕大的脑袋又枕得高高的，这身装束就显得有些超凡脱俗，使他看上去既有些像个普通劳动者，又有些像一尊永垂不朽的半身的雕像。
“完完全全喽，年轻人，”他说，说时拈着骨质夹笔眼睛高高的架子，把它取了下来，“请你完全……一点没事。相反。”
汉斯·卡斯托普坐到他的旁边，以亲切的瞎聊掩饰着关切和惊异；而事实上，公正的评价使年轻人对他产生了甚至是真正的钦佩之情。佩佩尔科恩呢，只能打着给人印象深刻的手势，说着支离破碎的大话，勉强在那里应对。他看上去挺够呛，面色发黄，困倦憔悴，很难受的样子。天快亮的时候突然发高烧，发烧引起浑身无力，与醉酒的后果加在一起令他格外难受。
“昨晚咱们是太……”他说，“不不，请允许我……真是够呛!您还——算好，不过如此……可我这年龄，我这**体……我的宝贝儿，”他转而朝着正从客厅里走进来的舒舍夫人，既温柔又坚定地道，“……一切都好，可是我对您重申，要是注意一些更好，要是当时坚决阻止了我……”说到这几个字，他的表情和嗓音似乎又蕴含着王者的愤怒。可是要衡量出他刚才的责怪多么没道理，多么不理性，只须设想设想，如果当初真的阻止了他喝酒，那才不知道会爆发一场怎样的风暴啊。这大概就是大人物德行。对此舒舍夫人似乎也听之任之，径直与站起身来的汉斯·卡斯托普打了个招呼；只是并未伸手给他，而只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请“您尽管”坐着好啦，“可千万别”打搅了他跟佩佩尔科恩先生的谈话……她在房里东搞搞西摸摸，吩咐仆人收拾走了咖啡用具，自己离开了一会儿，接着又脚步轻轻地踅回来，站着参加了一会儿谈话——或者让我们转述汉斯·卡斯托普的大致印象——监视了一会儿。当然喽!她可以跟一位大人物成双成对地返回“山庄”，一个在这里苦苦等候她的人现在来对大人物表示一点应有的敬意，男人对男人的敬意，她就已表现出不安，就说些尖酸刻薄的话，什么“您尽管”啊，“可千万别”啊什么什么的。汉斯·卡斯托普莞尔一笑，埋下脑袋以掩盖笑容，内心却因高兴而热乎乎的。
佩佩尔科恩拿灯柜上的葡萄酒给他斟了一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荷兰绅士以为最好不过是接着昨天晚上不停地喝下去，这样葡萄酒就会有与苏打水相同的功效。他跟汉斯·卡斯托普碰了一下杯；卡斯托普边喝边打量他，看见他在对面抬起布满色斑、指甲尖长的船长大手，手腕上的毛衣袖口紧紧扣着，把酒杯举得高高的，让宽而皲裂的嘴唇靠到杯沿上，然后上下蠕动着那既像劳动者又似雕像的喉结，咕嘟咕嘟地把酒咽下去。他们随后谈到灯柜上放着的药水，即一种褐色的**，在舒舍夫人的督促下，老先生喝了满满一勺——这是一种退烧药，以奎宁为基本成分。佩佩尔科恩给客人尝了一点点，让他也了解了解这种药极特别的、既苦且香的滋味，接着发表了好些称赞奎宁的言论，说它不但能抑制细菌的生长，有良好的解热效果，还完全应当视作一剂滋补强身的良药：它能减少蛋白质的代谢，促进营养状况改善，简言之，是一种真正的清凉药，一种富有奇效的滋补剂、醒脑剂和提神剂——除此而外，还同样是一种麻醉药，人喝了很容易有些醺醺然的感觉，他说。说时又像昨天似的大做手势猛晃脑袋，样子滑稽得像个正在跳神的异教祭师。
是啊，这金鸡纳霜树皮真是一种奇妙的植物!——咱们这个大陆的药物学对它有所了解还不到三百年；化学发现奎宁也即真正构成金鸡纳霜疗效基础的生物碱，还不到一百年——发现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因为时至今日，化学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其结构成分，或者讲可以人工合成奎宁。对奎宁以及其他一些事物，咱们的药物学一直不曾夸大其词，吹嘘自己什么都知道，这样很好；事实上它是了解一些物质的作用，知道它们的这种那种药力，但是要细究药力的基础和根源，又常常会陷它于尴尬状态。年轻人不妨看一看毒物学：谁也没法给他讲清楚，那些决定所谓毒物毒性的基本特性到底怎么样。例如蛇毒吧，人们知道的不过仅仅是，这种动物性物质属于蛋白化合物的系列，由不同的蛋白体组成，但是只有在一定——也就是完全不确定——的组合方式中才能产生剧烈的毒性：人们对于蛇毒侵入血液循环系统造成的破坏性效果感到惊讶，是因为不习惯把蛋白质与毒物联系在一起。殊不知，毒物世界，说着，佩佩尔科恩从枕头上抬起他那目光黯淡、皱纹如阿拉伯花饰的大脑袋，高高举着我们已经熟悉的指圈和指矛——殊不知，所有物质情况都一个样，就是生命与死亡总是相反相成，物质都同时既是食粮又是毒药；药物学和毒物学完全是同一种学问，治病的可以是毒物；作为生命依托的物质，在一定情况下也能于转瞬之间致人死命。
关于食粮和毒物，佩佩尔科恩说得既中肯且又难得地连贯，汉斯·卡斯托普歪起脑袋听着，不住地点头。他看上去似乎挺关心谈话的内容，其实呢，他真正动脑筋的不是这个，而是悄悄地想弄清楚佩佩尔科恩其人究竟魅力何在，因为归根结底，这也跟蛇毒的毒性一样，没法子解释啊。矛盾变化，佩佩尔科恩说，乃物质世界的一切；除此之外，什么都是有条件的。奎宁也是一种可治病的毒物，而且毒性巨大。四克奎宁就会使人耳聋、晕眩、呼吸急促，还会像阿托品似的造成视力障碍，像酒精一样叫人迷醉，因此奎宁生产厂的工人老是眼睛发炎，嘴唇肿胀，皮肤上长疱疹。接着他讲到金鸡纳霜树，也就是奎宁树，讲到它的原生地海拔三千米的南美洲冈底斯山原始丛林，说是很晚很晚，它的树皮才传入西班牙，并叫作“耶稣会传教士药粉”；而南美洲的土著民族，却早已熟知这种树皮的巨大效力。老先生描述着荷兰政府在爪哇岛经营的大规模奎宁种植园，说每年都从该岛用船将数百万磅形同肉桂的红色树皮卷，运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这种木本植物的树皮，也就是从表皮到形成层，整个都一样，拿佩佩尔科恩的话来说，都有着格外强烈巨大的能动性，既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在谙熟毒物学方面，有色人种远远胜过了我们白种人。在新几内亚东边的一些岛屿上，年轻人会从一种特别的树皮中提炼**；这种树多半是一种毒树，就像爪哇岛那种类似曼扎尼蜡树的昂提亚丽斯树，能以散发出的气息毒化周围的空气，致使人和动物昏迷麻木。也就是他们把这种树的皮碾成粉末，混入椰子果核的碎屑，再把混合好的粉屑裹在树叶里进行烘烤。最后，他们得趁着对自己冷淡的意中人正在睡梦之中，把调成了汁的粉屑撒在她的脸上，这样一来，她就会春心**漾，对撒粉屑的小伙子燃起如火的热情。有些时候，毒性是藏在树根皮里，例如马来群岛有一种攀缘植物，名叫“斯特利西诺斯丢德”，当地人拿它的根皮掺上蛇毒，制成叫“乌帕斯”的毒药，把药涂在例如说箭头上面，就会有见血封喉似的致人于死命的神速效果；至于为什么这样，就没有谁能给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解释清楚了。清楚的只是，“乌帕斯”跟马钱子碱种属相近……说着，佩佩尔科恩在**完全坐了起来，时不时地用微微颤抖的船长大手端起酒杯，把酒送到皲裂的唇边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似乎渴得很是厉害。他讲到了印尼南部科罗曼德尔海岸边生长的马钱子树，说从它的橘黄色浆果也就是马钱子里，可以提炼出一种毒性最厉害的生物碱，即马钱子碱——又讲树枝呈炭灰色，树叶亮得耀眼，花则是黄绿黄绿的，说时声音低得如同在耳语，额头皱得老高老深，于是年轻的卡斯托普眼前出现了一棵色彩斑驳、性质诡异的怪树形象，心里整个儿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感觉。
这时候，舒舍夫人又开始干预啦。她道：谈话使佩佩尔科恩先生疲乏，可能又会发起烧来的，尽管她十分不乐意打断他们的会谈，却仍不得不请汉斯·卡斯托普这次到此为止。卡斯托普自然是从命。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每当老人间歇性地发过了烧之后，他还是经常坐在这位王者的床边，舒舍夫人时去时来，要么稍微监督一下谈话，要么也参与进来说上几句；在佩佩尔科恩不发烧的日子，卡斯托普也跟他和他那珠光宝气的旅伴共度了许多时光。要知道，荷兰老头除非实在下不了床，都不会放过机会，不断轮换着邀约这帮那帮病友，在晚饭后聚在一块儿赌钱、喝酒或进行种种其他好玩儿的活动，地点要么和上次一样在谈话室，要么就在餐厅；如果在餐厅，那么，汉斯·卡斯托普通常都坐在随随便便的女人和大模大样的绅士之间。即使是室外活动，他也总是和他俩在一起，经常一起外出散步，参加散步的多半还有费尔格先生和魏萨尔先生，不久以后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也加入了进来，因为难免会碰上这一对儿精神上的对手，而介绍他俩与佩佩尔科恩认识，同时也最终与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认识，在汉斯·卡斯托普看来乃是自己的荣幸。卡斯托普完全不用担心这两位论战者是否欢迎与他们结识和交往，心里暗暗相信他们既然需要一个教育对象，就一定不肯放弃各自在他面前阐明立场观点的机会，为此，即使并不情愿当佩佩尔科恩的随从，也只好认啦。
卡斯托普没有想错，他的朋友圈子色彩斑驳，作为其成员的起码条件就是得容忍异己，习惯于相互之间的不习惯：在他们的关系里，自然有够多的隔膜、紧张乃至于暗中的敌意，因此我们很奇怪，咱们微不足道的主人公怎么可能把他们聚集在周围。对此，我们的解释是他生来具有某种豁达、圆通的性格，因此觉得谁的话都“值得听听”，这就使他有了所谓凝聚力，不但自己能团结形形色色的人和人物，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也相互聚合在了一起。
关系错综复杂得令人惊异啊!为了哪怕只是暂时看清全貌，咱们忍不住要来理理这团乱麻，并且是借汉斯·卡斯托普那圆通、豁达的眼睛；在散步途中，他总用自己这双眼睛观察人与人的关系。比如可怜的魏萨尔，他苦苦暗恋着舒舍夫人，对佩佩尔科恩和汉斯·卡斯托普都五体投地，低声下气，因为一个是眼下的国王，一个是昔日的胜利者。又比如克拉芙迪娅·舒舍，这位举止优雅、步履轻盈的女病友和旅游者，而今成了佩佩尔科恩的人，而且肯定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虽说在很久以前的狂欢之夜曾有过一个向她献殷勤的骑士，现在此人却跟她的主宰者相处融洽，叫这女人看在眼里也总有些惴惴不安，心头老感觉酸溜溜的。这样的积郁不安，是否也让人想起决定着他与塞特姆布里尼关系的同一种情绪呢？她受不了这个牛皮大王和人文主义者，骂他傲慢，骂他不近人情。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这位好为人师的朋友，她一点不懂他的地中海土话，就像他同样不会她的母语俄语，只是感到的轻蔑肯定要比她少些就是了；她可真想当面质问他，问他在那个狂欢之夜，正当小伙子正准备走近她的时候，他在这位懂礼貌的年轻德国人，在这位长相漂亮、出身良好、肺上有个浸润点的小布尔乔亚耳朵背后，究竟嘀咕了些什么？汉斯·卡斯托普如像人们形容的“一心一意”地爱着，可却并未享受到爱的快乐，相反倒有违禁之嫌，堕入了不理性的情感旋涡，因此没法用平原上那些和平宁静的小曲儿进行歌唱——也就是说，他爱得很狼狈，因此失去了人格独立，得俯首帖耳，忍气吞声，为他人役使，只不过即使在当奴隶的时候，他这人仍保持了足够的圆滑，心里完全清楚自己的忠心耿耿，对于那位脚步滑溜、生着一双鞑靼狐媚眼的女病友，大概有多少价值，可能有多少价值：他自己不管多么忍气吞声，俯首帖耳，也看清了一个事实，就是她本身之所以注意到这种价值，原因倒可能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她的态度；拿人文主义的礼仪准则来衡量，他的态度只能说是明明白白地拒人于千里之外，要多恶劣有多恶劣，完全证实她对他的猜忌一点没错。糟糕的是，或者以汉斯·卡斯托普的眼睛来看不如说幸好是，还有她与列奥·纳夫塔的关系；这女人寄希望于这种关系，却未能从中得到真正的补偿。尽管在列夫塔这儿，她并未遇到赛特布里尼先生那种对她人格的原则否定，和他交谈的条件也优越得多：克拉芙迪娅和这位尖刻的小矮个儿，他们不时地单独在一起谈，谈书，谈政治哲学问题，在看问题偏激这点倒算志同道合；汉斯·卡斯托普只是忠心耿耿地旁听。不过，像所有暴发户都小心翼翼一样，这位暴发户也小心翼翼地迎合着她，而迎合之中却流露出某种带贵族意味的保留，这很可能让她给察觉出来了；他那源于西班牙的恐怖主义思想，跟她那随手摔门的“近乎人情”的大而化之，也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最后，也最微妙的一点，是她以女性的敏锐必然感觉出来——感觉之清楚一如她那个狂欢之夜的“骑士”——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这两个对手竟然都对她暗暗怀着仇恨，而这仇恨的根源，竟然是他们跟他汉斯·卡斯托普的关系：这个女人成了教育者眼中的破坏和干扰因素，因此使他们不快，造成内心深处对她的敌意，而反过来到让他们沆瀣一气，从而化解了两人在教育观点上的严重分歧。
这样的一种敌意，在两位诡辩学者对佩佩尔科恩的态度中是否也有所流露呢？汉斯·卡斯托普相信有，这也许是因为他正幸灾乐祸地等着出这种事，急不可待地要把这位结巴国王和他的两名“国务顾问”——老头子有时就这样戏称他俩——撮合到一起，以便对效果进行观察研究。到了空旷的所在，荷兰绅士让人觉得已不全像在房子里那么威严。额头上低低扣着顶软毡帽，遮盖了他白色火焰般的银发，一道道犁沟般的皱纹，仿佛使他的面孔整个变小了，微缩了，甚至让他红红的大鼻子也失去了许多威严。还有他走起来也远不如站着时神气：他习惯了每跨一小步都把整个沉重的身体，不，甚至连脑袋都偏到迈出的脚一边，结果就成了个慈祥和蔼的老爷爷，不再有王者气派；走着多半也不像站着那样身板挺直，而是个头儿矮了点。不过即使这样，他仍比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高些，比小矮子纳夫塔更是高出了一个头。不过根据汉斯·卡斯托普推测，他的出现之所以令两位政治家自惭形秽，严重、彻底地自惭形秽，原因还不止于此。
这就形成了压力，相比之下的压力。老练的观察者感觉得到，当事人无疑也感觉得到，不止是两位羸弱的辞令家，结巴子国王也一个样。佩佩尔科恩对待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格外客气，格外关照，表现出敬重的样子；如果卡斯托普不是充分认识到自己用词有碍国王崇高的身份，他真想称那样子实际上是挖苦讽刺。国王通常不屑于挖苦讽刺——即使作为修辞艺术一种直截了当的、传统经典的手段也罢，更别提转弯抹角了。如此这般，荷兰老头对待汉斯·卡斯托普的朋友的态度，更恰当的称呼就该是一种既委婉又有气势的嘲讽；它掩藏于略显过头的一本正经之下，或者干脆明明白白地表现了出来。“是——是——是——!”他可能会说，说时气势汹汹地用手指着他们一边，脑袋却转到了别处，皲裂的嘴唇挂着玩笑似的微笑：“这个嘛……这个这个……先生们，我提醒而未注意……脑子，脑子的，您明白!不——不，没有问题，太棒啦，这叫……可不明摆着……”两位对手以牙还牙，办法是彼此交换一下目光，然后一齐抬头望天，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们把汉斯·卡斯托普拉进来一块儿干，却让他给拒绝了。
塞特姆布里尼甚至开门见山地要自己学生表态，说明这位教育家已经沉不住气。
“可是，以上帝的名义，工程师，这确实是个愚蠢的老家伙!您认为他怎么样？他能使您长进吗？我简直搞不懂!事情完全明摆着——一点没什么值得夸耀——您所以容忍他，您所以与他交往，完全是为了与他眼下的情人交往。但是不可能看不见，您关心他甚至超过对她的关心。我恳求您，帮助我搞明白……”
汉斯·卡斯托普笑了起来。“绝对!”他回答，“毫无问题!反正是——请允许我说——好嘛!”说时甚至还企图模仿荷兰老头那些个优雅的姿势。“是啊，是啊，”他继续笑着说，“您认为他愚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反正是口齿不清，语无伦次，这在您看来也许更加糟糕吧。唉，愚蠢。世间的愚蠢形形色色，种类繁多，而机灵却算不得其中最好的……哈哈，我这可是个创造，我相信创造了一句名言。您欣赏它吗？”
“很好，我期待着您的第一部箴言集问世!也许现在还能及时向您提个请求：咱们不是时常思考某些谬论的反人类本质吗？希望您的集子中也能反映出咱们的这些思考。”
“遵命，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绝对遵命。不过，您完全没看见我上面那句话正是针对着谬论。目的仅在于指出，要给‘愚蠢’和‘机灵’下定义，将会是……很难很难的啊。即是说：将造成困难，不对吗？两者极难区分开来，常常相互渗透转换……我了解，您憎恨神秘的混合，喜欢价值，喜欢判断，喜欢价值判断；我呢，认为您完全正确。只不过这‘愚蠢’和‘机灵’的问题，它有时候整个都显得神秘，因此就不得不允许人关心神秘的事物，前提是存在对其尽可能追根究底的真诚追求。我想对您提个问题。我问您：您能否认，他比我们所有人都高出一头吗？这话说得直了点，然而依我看，您不可能否认。他的确比咱们强，而且还不知打哪儿获得了取笑咱们的权利。打哪儿？为什么？在什么范围内？当然不是凭借他的机灵。我承认，他根本说不上机灵。他反倒是个语无伦次、感情用事的家伙，感情正是他的法宝——请原谅我这通俗的说法!我的意思是，他并非凭借机灵高出咱们一头，也不是出自精神的原因——您可别这么想，真的，完全没这回事儿。不过又并非出于身体的原因!不是因为她的肩膀宽得像位船长，不是看他胳膊粗个头儿大，一拳可以打倒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压根儿想不到自己有这个能耐；就算想到了，咱们用几句文明的话，就足以使他心平气和……也就是说，并非身体原因。当然当然，身体在这里无疑也有一定作用——不是在胳膊粗拳头大的意义上，而是在另外一种神秘的意义上——当身体掺和进来，事情立刻就变得神秘了；于是身体的就转化成精神的，反过来也一样，要想再区分就不可能了；于是就没法区分愚蠢与机灵，可是效果仍然存在，能动转换的效果，因此我们就相形见绌。为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只掌握着一个词语，它就是Pers nlichkeit[71]。这个词也可以做平常的理解，例如说，我们大家都是人物——道德的人物、司法的人物以及其他人物。不过呢，这儿所指并非这个，而是一种超越了愚蠢和机灵的神秘现象，对它必须允许人们给予关注——一则为了尽可能对它穷根究底，再则也为尽可能提高自己的修养。您要重视价值，那归根结底，人格也正是一种正面积极的价值，我想——比愚蠢和机灵都更积极，极度的积极，绝对的积极，如同生命；简而言之：人格是一种生命的价值，生命的热烈追求，应该时时受到关注。对于您有关愚蠢的说法，我以为就应该这样加以回答。”
一段时间以来，汉斯·卡斯托普在畅抒胸怀时已不再神思恍惚，语无伦次，甚至半途停顿。他一口气说到底，然后才压低嗓音，打上句号，虽然脸还通红，却已自己走自己的路。他不吭声了，赛特布里尼跟着却来个沉默的批评，让他有时间为自己感到害臊；对此，卡斯托普原本是有些害怕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坚持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说：
“您否认，您是在追逐怪异。可是您知道得很清楚，我同样不高兴看见您追逐神秘。您把人格说得神乎其神，就有沦为偶像崇拜的危险。您崇敬的是一个假面具罢了。您所见到的神秘，实质上只是诡诈，只是骗人的空洞形式之一，主宰肉体和容貌的精灵有时就喜欢用它愚弄我们。您从来不曾跟戏子们打过交道吧？您不了解吗？这些优伶同一张脸孔既可以扮恺撒大帝，又可以扮歌德或者贝多芬；生着这样一张面孔的家伙当然幸运，可是一当张开嘴巴，立刻显出本来面目，不过是世界上一群最可怜的人。”
“好，自然的把戏，”汉斯·卡斯托普应道，“不过也不止是自然的把戏，不止是愚弄。要知道这些人既然成了戏子，那他们就必然有些天赋；天赋超乎愚蠢和机灵之上，甚至也是一种生命价值。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也是有天赋的，不管您愿意讲什么；就凭借天赋，他胜过了我们所有的人。设若您安排纳夫塔先生坐在房里的一个角落，让他做一个极其值得听的报告，讲教皇格利高里一世和上帝之国——另一个角落则站着佩佩尔科恩，嘴巴模样奇特，额头皱得老高，讲的只是‘绝对!请允许我……行啦!’什么什么的。您会看见，人们将聚集在佩佩尔科恩周围，全部围绕着他；机灵的纳夫塔和他的上帝之国却完全是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尽管他口齿伶俐得能把死了的人说活，如同贝伦斯喜欢讲的……”
“真不害臊，竟以成败论优劣!”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告诫卡斯托普，“世人宁肯受骗上当。我不要求人们去聚集在纳夫塔周围。他是个阴险的煽动家。不过就您想象的场面而言，我却倾向于站到他的那边，并认为您为自己的想象喝彩鼓掌很成问题。您这是蔑视明晰、精确和逻辑，蔑视人类连贯一气的言语!您蔑视它，以抬高某个江湖骗子的招摇撞骗，含沙射影，胡言乱语——魔鬼绝对是已经把您……”
“不过我请您放心，他也经常能逻辑连贯地叙述事情，在他来了兴致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说，“有次他顺便对我讲到一些药性矛盾的药物，讲到有些生长在亚洲的有毒树木，讲得如此生动有趣，简直叫人感到不寒而栗——有趣的事物总是带着点惊悚刺激的味道——只是有趣的原因又主要不在事情本身，而更多地跟他的个人魅力有关：是这魅力使他的叙述让人同时感觉既惊悚刺激又十分有趣……”
“自然喽，出了名的亚洲迷药嘛。确实，我拿不出这类稀奇古怪的东西伺候您。”塞特姆布里尼极其尖刻地回应道。吓得汉斯·卡斯托普赶紧声明：先生的讲话和教导不用说优点很多，只是表现在了另外的方面罢了；再说呢，也没谁想到要相提并论，比较优劣，真比较了就会对双方都失之公正。然而意大利人听到了，也不再讲什么礼貌，接着就往下说：
“无论如何您得允许我赞赏您的就事论事、心平气和的态度，工程师。您已经走到了荒唐的边缘，这您将会承认。最终一切毕竟都……这个老呆子抢走了您的贝亚特丽齐——我实话实说吧。您呢？真叫闻所未闻。”
“性情差异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和血性方面的差异。自然喽，您是个南方人，多半会用毒药和匕首解决问题，反正会搞个轰轰烈烈，满城风雨，一句话，像斗鸡公那样。那肯定很有男子气，很有社交场中的男子气，并且风流潇洒。我的情况可是不一样。我完全没有这样的男子气，也不会把别的男人仅仅看成自己的情敌——我也许根本不是个男人，但肯定不是这样的男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人我禁不住要称他们为‘社交场中的人’。我问自己痛苦的心，我有什么责怪他的吗？他有意伤害我了吗？可是，侮辱必定有意，否则就不成其为侮辱。至于说到‘伤害’，我同样坚持以有意为条件，这样我也没有了责备的权利。——特别是针对佩佩尔科恩，我更是根本没这个权利。因为第一，他是位人物，仅此一点就已经对女性们有了吸引力；第二，他不像我仅仅是个老百姓，而在一定意义上跟我的表兄一样，是个军人，意思就是讲他‘享有荣誉’，好似肩章上挂着象征荣誉的流苏，而这，就是感情，就是活力……我胡扯些什么呀；不过，我宁肯胡扯一下，摆出些半生不熟的难以咀嚼的话题，也觉得比四平八稳的老生常谈要好——而这，要是允许我讲，没准儿也算我个性中的一点军人气质吧……”
“您尽管讲好啦，”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点点头说，“没任何条件，这样的气质值得称道。认识到它并且表达出来，这就是文学，这就是人道主义……”
就这样，他们也算好说好散，结束了讨论；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最后摆出和解的姿态，自有充分的理由和原因：他的立场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一味地强硬下去绝不是什么上策；争论涉及男女关系的嫉妒，这个话题他可是把握不住；在一定的情况下，他本来不得不回答，鉴于自己的教育者身份，他与男性的关系也不完全是社交场中的斗鸡公类型，因此强有力的佩佩尔科恩对他的朋友圈子的干扰，也就如同纳夫塔和舒舍夫人的干扰；末了儿，他也不能指望谈一谈话，就改变佩佩尔科恩这个人物的自然优势，消除其对自己学生发挥的人格影响，何况连他自己和他精神上的对手，也不总是能拒绝对此人甘拜下风哩。
对于这两位论战对手来说，最春风得意的时候莫过于精神之风轻扬的时候。这时，一道散步的人的注意力完全让他俩的论争给吸引住了，他们真是既词彩华美，又慷慨激昂，话题尽管富有学术性，语气语调却好像涉及国计民生最紧迫的问题，有发言权的几乎就只他们俩，长时间争论的结果，那位在场的“大人物”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分量，因为他只能在一旁皱皱额头表示惊讶，语无伦次、支离破碎地嘲讽几句，敲敲边鼓罢了。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使他们感到压力，给他俩的谈话蒙上阴影，让它似乎失去了光泽，不知怎么就取走了它的精髓，以某种东西与它抗衡；这种情形不利于他俩的任何一方，使两人的矛盾变得无足轻重，黯然失色，是的，给了它一个——我们说得客气点吧——游手好闲、无事生非的判决。佩佩尔科恩的这一影响谁都感觉得出来，尽管他自己肯定并未意识到，或者只有上帝晓得他在多大程度上有所自觉。或者试着换个说法：当有那位大人物走在他俩旁边的时候，他们你死我活的斗嘴斗智像是给磁铁吸引了似的，总会暗暗地，以地下的和不确定的方式牵扯到他的身上，因而也变得神经紧张紊乱。这个秘密完成的、让论战双方讨厌的过程，我们唯有做如此的描述。我们只能讲，如果没有皮特·佩佩尔科恩在场，论战肯定会进行得更加你死我活。例如，纳夫塔就会捍卫他教会的本质是坚决、彻底地革命这一信念，并以它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教条抗衡；后者却视教会这一历史力量为黑暗保守势力的保护神，他认为，只有从古典教育复兴的光荣时代诞生的启蒙、科学和进步的原则，能带来热爱生命、面向未来的变革和革新。赛特布里尼辞藻华丽，眉飞色舞，努力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纳夫塔呢，则冷峻而尖刻，自称有责任阐明——他也几乎不容人辩驳——教会乃是信仰和禁欲理念的体现，本质决定它远远不会结党营私，充当任何现存事物也就是世俗机构和国家法制的支撑——相反，倒历来都旗帜鲜明地倡导激进彻底的革命和变革。一切一切自以为值得保存的事物，一切一切软弱的、怯懦的、保守的也即资产阶级企图保留的事物，国家和家庭也好，世俗的艺术与科学也好，所有这一切总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与信仰和宗教背道而驰。宗教与生俱来的倾向和百折不回的目标，就在于瓦解所有现存的世俗机构和秩序，然后以理想的、共产主义的上帝之国为楷模，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
接着又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发言。天哪!他知道该从何说起吧。他道，真是可悲，竟把魔鬼撒旦的革命思想跟所有恶劣本能的大反叛搅混在了一起!几个世纪以来，教会的革新爱好仅在于审讯、扼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给它那火刑堆的浓烟，任其窒息；今天，教会通过代言人宣称自己乐于变革，理由是它的目标为以群氓的专政和野蛮，取代自由、教养和民主。唉，真的令人不寒而栗啊，这矛盾重重的推理，这层层推理的矛盾……
纳夫塔反驳道，他的对手在自己的发言中就不乏这样的矛盾和推理。他自封民主主义者，发起言来却少有民主和平等的气息，相反倒流露出该死的贵族老爷的傲慢，竟称富有代表民众实行专政天职的世界无产者为群氓。不过作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对教会的态度倒不该含含糊糊，必须勇敢地承认，教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高贵的政治权力——最后的终极意义上的高贵，精神意义上的高贵。须知禁欲精神——要是允许反复使用同一个词——否定现世和毁灭现世的精神就是高贵本身，就是纯文化的贵族主义原则；它永远不可能是大众化的，在任何时代，从根本上讲，教会都不可能大众化。只须稍微研究一下中世纪的文化，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便会看清这一事实，这一强烈反感，它使得民众——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众——站在了教会精神的对立面，例如某些个僧侣，他们发现了民众富有诗人的幻想，就以近乎马丁·路德的方式拿美酒、女人和诗歌对抗禁欲思想。所有世俗的英雄主义本能，整个的好战精神，再加上宫廷的诗歌，统统都或多或少地公开对抗宗教信仰，从而也反对僧侣阶级。因为，这一切与教会所代表的精神贵族相比较，统统都带有“世俗”和群氓的性质。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多谢对方提醒。他说，《玫瑰园》[72]里的那位伊尔散修士，他可比刚才受到赞扬的墓穴贵族主义提神得多；还有刚才遭到影射的那位德国宗教改革家，发言者本人即使还不算是他的朋友，那么大家仍会发现他本人热情洋溢地做好了准备，乐意捍卫一切作为新教教义基础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捍卫一切反抗封建教会势力扼杀个性的思想。
“唉!”纳夫塔突然叫了起来。竟指责教会缺少民主精神，缺少尊重人的个性的意识。其实唯有宗教法典对人毫无一点偏见，相反，罗马法则以是否享有公民权为行使其他权利的条件，日耳曼法则要看你属于哪个民族和是不是自由民，唯有教会和教会法规无视一切国家和社会的属性，主张奴隶、战俘和非自由民统统一样，享有遗嘱权和继承权。
这个主张可是别有所图喽，塞特姆布里尼讥讽道，如果不是每立一份遗嘱都有“教会抽头”，大概早坚持不下去了吧。此外还谈到“教士的伪善”，他称这是无餍权力欲驱使下的伪装亲民，在神都不买账时才拉拢动员下层民众，并且认为，教会重视的显然只是灵魂的数量，而非质量，这就可归结为严重的精神堕落。
精神堕落——教会？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可别忽略了它毫不含糊的贵族主义，以原罪思想为基础的贵族主义：严重的罪孽——按照民主主义的说法——竟遗传给无辜的后代；例如私生子，一生都遭受耻辱而又处于无权地位。
可是塞特姆布里尼请他别再讲了—— 一则他人文主义的情怀对此反感；二则他已厌烦他的诡辩；还有在对方的狡辩伎俩中，他又发现了恬不知耻的、魔鬼般的虚无主义，可纳夫塔呢，却称其为精神，并想让人觉得公认不受欢迎的禁欲原则，是什么合法的、神圣的东西。
听到这儿，纳夫塔不顾一切地哈哈大笑。竟说起教会的虚无主义来啦!说起世界历史上最现实的统治体系的虚无主义来啦!看来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教会富有人情味的讽喻全然无所感触喽？教会可就是以这种讽喻的方式对世俗和肉体让了步，用这聪敏的退让掩盖了禁欲原则，让它最终得以执行，让精神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却不对人的自然欲望过于严厉苛刻!还有，关于给予神职人员宽容的细致考虑，他同样闻所未闻吧？属于这宽容范畴的甚至有一种圣礼，即是结婚的仪式；它跟其他圣礼一样，都不是什么正面积极的东西，而只是对罪恶的防范，设立起来只为节制感官的欲望，避免无限度的放纵；如此一来，既坚持了禁欲的原则和僧侣的贞节理想，又没有对肉体严厉苛刻地丧失政治原则。
对纳夫塔这番话，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怎么也不能不加驳斥，斥责他竟如此令人恶心地滥用“政治”这个概念，斥责他竟让这儿的所谓精神傲慢地摆出宽容和高明的姿态，去对待所谓罪恶的、须做“政治”处理的对立面即肉体，而事实上肉体并不需要什么宽容；还斥责他对世俗做该死的暧昧解释，将宇宙妖魔化，既魔化了生命也魔化了它想象的对立面即精神：因为既然一个是邪恶的，另一个作为前者的纯粹否定也必然邪恶!接着，意大利人大讲特讲欲望和享乐无罪——听到这话，汉斯·卡斯托普眼前不觉出现了人文主义者那屋顶小阁楼的情景：一张站着读写的斜面书桌，几把铺着草坐垫的椅子，一只装凉水的玻璃瓶——纳夫塔反过来却坚持肉欲永远不可能没有罪孽的性质，面对着精神，自然本性总是问心有愧的，宗教的政策和精神的宽容无疑表现着“爱”，这样所谓禁欲原则乃虚无主义的说法便不攻自破——“爱”这个词儿，汉斯·卡斯托普觉得，从刻薄、瘦削、矮小的纳夫塔嘴里吐出来，那味道真是怪怪的……
争论就这么继续着，咱们见惯不惊，汉斯·卡斯托普也是这样。我们跟他一起往下听了一会儿，一边观察例如这一逍遥学派的论战，如何受着走在旁边的那位大人物的悟性影响，以及这个人物在场，如何扰乱了论战双方的神经：也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暗暗地强制着他们顾及他的存在，这就扼杀了往来跳跃的思想火花，使人不由产生出电线短路时了无生气的软弱感觉。好!就这样子。不再有矛盾摩擦产生的爆裂声，不再有火星窜动，不再有电流——大人物的存在，纳夫塔会说，让精神给中和淡化了，实际上呢，却更多的是它中和淡化了精神；汉斯·卡斯托普惊讶地发现了这个情况，很是好奇。
革命和保守，两者都在佩佩尔科恩身上有所体现。只见他步履沉重地走着，姿态不怎么体面，身体重心偏移，帽子低低地扣在额头上；他的嘴唇宽而歪咧，说起话来用脑袋指点着论战双方，像在开玩笑似的：“对——对——对!脑子，脑子的，您明白!这个……这个可就是……”嗯，瞧吧：完全短路啦!他俩只好另起炉灶，操起更有威力的武器，开始争论“贵族化问题”，民众性问题和品格高尚的问题。毫无电火花。争论再也不吸引人；汉斯·卡斯托普似乎看见克拉芙迪娅的旅伴躺在**，盖着红缎被，穿着无领的羊毛汗衫，样子既像个普通劳动者，又像一尊王者的半身雕像——争论只轻轻抽搐了一下便没气儿了。加大电压吧!什么否定现世，什么虚无崇拜——什么肯定永恒，什么精神倾向、热爱生命!可神经何在，火花何在，电流何在，当人们都望着荷兰绅士皮特·佩佩尔科恩，都在神秘的魅力影响下，禁不住这样做？一句话，什么都没有了，拿汉斯·卡斯托普的话来讲，简直是神秘怪事。在他收集的警句集里也许该录入这么一条：神秘的事物要么言简意赅地予以表现，要么不予表现。为了表现上述的神秘怪事，可以简单但是直接地讲，皮特·佩佩尔科恩面带王者之相，额头皱纹深重，嘴唇皲裂，既像个劳动者又像座国王雕像，两者都适合他，如果你盯着他看，两者似乎又相互抵消，这个和那个，一个和另一个。是的，这个愚蠢的老头，这个有着王者气概的零蛋!他不像纳夫塔似的以混淆概念和强词夺理麻痹对手的神经，不像他似的模棱两可，而完全是相反和正面意义上的神秘——这种捉摸不定的神秘，显然不止超乎愚蠢和机灵，也超乎塞塔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为达到教育的目的，为人为地升高电压而呼唤出来的矛盾对立。这位神秘人物不是教育者，可对于一个外出学习的人来说，他又提供了怎样的机会啊!在论战双方纠缠于婚姻与罪孽、圣礼与宽容、肉体享乐是有罪还是无罪这些问题的时候，来观察一位国王的双重形象，是多么有意思啊!他脑袋耷拉在肩头和胸脯上，隙开皲裂的嘴唇，松弛而含怨尤地咧着嘴巴，微张的鼻翼显现出痛苦，额头皱起老高，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更显黯淡无色——一个典型的受苦受难者。可是瞧啊，转瞬之间，受苦受难者的面孔又生气勃勃、容光焕发了!耷拉的脑袋显出来俏皮，微张的嘴唇上挂着嬉笑，一边脸颊上出现了咱们前面已认识的享乐者的酒窝——那个跳神的异教祭师又回来啦，只见他讥诮地用脑袋对论战双方指指点点，嘴里说道：“对——对——对!没有问题。这个这个……这个是……现在看来……肉欲的圣礼哟，您明白……”
尽管如此，我们已经说过，只要他俩还能够争论，汉斯·卡斯托普的朋友和老师虽然地位降低了，仍旧还是意气风发，如鱼得水；相反，那位大人物却没辙。无论如何吧，大伙儿对他这时扮演的角色看法不一样。毫无疑问，当不再讲求机智、辞令和精神，而是探究人世间的实际问题，一句话，探究真正需要统治者显示出本色、本领的事情，形势就转而对他们不利了：他们这下便一筹莫展，相形见绌；佩佩尔科恩却抓起国王的权杖，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起来……有什么奇怪吗，老头子向往这种状态，拼命要使论战转化成这样的状态？他感到痛苦啊，只要论战者成了主角，论战长时间地持续进行；只不过，他痛苦并非因为虚荣——汉斯·卡斯托普可以担保。没有一个伟大人物追求虚荣，伟大不是虚荣。不，佩佩尔科恩讲求实际别有原因：它们，直截了当地讲吧，就是“担忧”，就是某种责任心和荣誉感；汉斯·卡斯托普曾试着对塞特姆布里尼提起它们，企图称它们是某种意义的军人品格。
“诸位……”荷兰老头举起指甲如同矛尖的船长大手，呼吁道，命令道，“……好哇，诸位，太好啦，妙极啦!禁欲——宽容——肉体享乐……我想要……绝对!太重要啦!太值得争论啦!不过请允许我……我担心我们会严重地……我们会失去，女士们，先生们，会不负责任地失去那最神圣的……”他深深说着吸了一口气，“这空气，诸位，今天这典型的阿尔卑斯山燥热空气，它微微带着令人陶醉、叫人回味无穷的春天气息——我们可不该吸了它又将它变成……我恳求大家：咱们不要这样。这意味着侮辱。我们只能给它以自己整个的、全部的……哦，我们最崇高的、最现实的……行了，女士们，先生们!只是纯粹为了赞颂它的品质，我们才从胸中再把它……为了尊重……我不再啰唆……”他停住脚，仰起身子，用帽子遮住直射眼睛的阳光；大伙儿都以他为学习榜样。“我要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向空中，”他说，“引向高高的空中，引向那上边那个盘旋着的黑点，在天穹蔚蓝得发黑的地方……那是一只猛禽，很大很大的猛禽。那是，如果我没有一切都……先生们，还有你，我的宝贝儿，那是一头雄鹰。我坚决地要你们……你们瞧!它不是隼，不是秃鹫，……你们如果跟我年纪大了一样远视……是啊，孩子，肯定，年纪大了。我头发已经苍白，肯定。那么你们就会跟我一样，看清楚它的翅膀是圆而钝的……一头雄鹰啊，诸位!一头岩鹰，它正好盘旋在我们头顶的蓝天上，翅膀一动不动，在咱们头顶高高的蓝天上……并且肯定用它突出的眉骨底下那双巨大的、犀利的眼睛……这只雄鹰，诸位，这天神朱庇特的鸟儿，这鸟类之王，这太空的雄狮!它腿上长满羽毛，喙似铁一般坚硬，只在尖端突然弯成了钩子；脚爪有力极了，一根根爪子内弯呈钩状，前几根与后面长长的一根合起来，如同铁圈一般牢固。你们看，就这样!”说时举起指甲尖长的船长般的大手，努力模仿着鹰爪的模样，“老兄，干吗老兜着圈子俯瞰大地!”他又仰望着长空，“冲下来呀!用你的铁喙啄它的脑袋，它的眼睛，撕开它的肚子，上帝把这生命赏赐给了你……漂亮!行啦!你的利爪必须掏出它的肚肠，你的铁喙必须滴答着它的鲜血……”
佩佩尔科恩兴高采烈；这样一来，大伙儿对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争论的兴趣，全都烟消云散啦。在随后由荷兰绅士主导下做出的决定和开展的活动中，那雄鹰的身影仍无声地发挥着影响：他们进了饭店，要了吃的喝的，尽管不是吃饭时间，胃口仍然不错，心里想着那雄鹰自然就来劲儿了呗；接着便大吃大喝，荷兰绅士平时没少在“山庄”外边这么干，地点嘛，碰上哪儿就在哪儿，“坪”上也罢，“村”里也罢，乘小火车去郊游的格拉里斯也罢，克罗斯特尔斯也罢，在这位国王的率领下，大伙儿享受那传统的生活乐趣：掺奶的咖啡佐以乡村风味的糕点，或者给喷香的阿尔卑斯黄油——名称也叫这个——浇上液状的乳酪，还有炒得油亮诱人的板栗，再加上意大利维尔特林产的红葡萄酒，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为给这临时的聚餐助兴，佩佩尔科恩总要大模大样地、语无伦次地即席发表演说，要不就命令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命令这个极富忍耐精神的好好先生，这个对任何高深一点的东西都全然无知，却对俄罗斯橡胶雨鞋的制造十分在行的人，讲述其生产情况。他讲：先要给纯橡胶掺入硫黄和其他添加剂，鞋子成型和上光后，还得放进一百摄氏度以上的容器中做“真空”处理。他也讲到他多次被派去出差的北极，讲到北角地区的午夜日出和永远不变的冬天。那个地方啊，他的喉结在从下巴垂下来的胡须下面蠕动着，冰山巨大无比，海面呈钢铁般的灰色，相形之下轮船只是个小不点儿。天空哩，像撑开了一面黄而亮的大幕，这就是北极光。一切都让他感觉，让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感觉，充满了鬼魅气息，周围的整个景象是这样，他自个儿也是这样。
费尔格就讲这么多。在眼前的小圈子中，这位先生是唯一一个置身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外的人。至于说到这些关系嘛，就不得不讲讲那两次令人惊异的谈话，两次的时间都不长，都是一个人跟一个人私下的交谈，都是在那段时间，由咱们并无英雄气概的主人公跟克拉芙迪娅·舒舍以及她那位旅伴谈的：两次分别进行，一次是晚上在交谊室中，利用那位“干扰”发烧卧床休息的时机；一次是下午，在荷兰老头的病床边上……
那晚上交谊厅里灯光晦暗。按期举行的交谊活动索然寡味，马虎了事，疗养客们早早便回到自己的阳台上，完成最后一次静卧去了，要不然就另辟蹊径，违规下山，有的去跳舞，有的去赌钱。交谊室内冷冷清清，只有天花板上还有某一盏灯亮着，其他的相邻房间一片黑暗。然而汉斯·卡斯托普知道，舒舍夫人进晚餐时没有她的主子陪同，眼下呢，也还未曾回二楼去，而是仍然独自待在书写兼阅览室里，因此他也就犹豫着没有上楼。他坐在通过几道白色拱门与主厅分隔开来的后厅里，拱门的圆柱包裹着木质护板；后厅的地面稍微高出主厅一些。靠近瓷砖砌成的壁炉，卡斯托普躺在一把逍遥椅里，抽着雪茄；这个时候，此地无论如何已允许抽烟了。想当初，玛露霞就是躺在这样一张逍遥椅里摇来**去，听约阿希姆唯一一次对她表露心迹的啊。
她来啦，他听见了她的脚步声，还有她衣裙的窸窣声；她已到他身边，手里正拽着一封信的边角当扇子扇来扇去，以她那普希毕斯拉夫嗓音开口说：
“门房下班了。给我一张邮票吧!”
今晚她穿着轻薄的深色绸裙，领子开成了圆形，袖子宽松，手腕扣紧了形似加上去的花边。他喜欢她这装束。她项上戴着一串珍珠，在晦冥之中泛着白光。他瞅着她那吉尔吉斯人的面孔，重复道：
“邮票吗？我没有邮票。”
“怎么，一点没有？这样可不好。不准备讨好一位女士不是？”她说着一噘嘴巴，耸了耸肩膀，“这可令我失望。您至少该细心和可靠一点嘛。我原本想象，您钱包里有一小条一小条地叠着的邮票，各式各样的，面值从大到小。”
“没有，干吗呢？”他回答，“我从来不写信。给谁写？充其量偶尔寄张明信片，而且是邮资明信片。叫我给谁写信呢？我跟平原完全不再有联系，失去联系啦。在我们的民歌集里有一首歌，名字就叫《我已从世界失落》。我的情况正是如此。”
“嗯，那您至少得给我一支烟，失落的人儿!”她说，说着坐在他对面壁炉旁边一条摆着亚麻布坐垫的长凳子上，跷起二郎腿，伸过一只手来。“看来这您是有的。”边说边懒懒地从他递过来的银色烟罐里抽出一支香烟，也不道声谢，就在他在她探过去的面孔前揿燃的袖珍打火机上点着了烟。在这随便的“得给我!”里，在这连谢都不道的抽取里，既表现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女人的娇纵，同时也意味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感情上，她自视跟他已不分彼此，有无共享，所以给与取都随随便便，自自然然了。汉斯·卡斯托普以恋爱者的眼光，暗中品味着这个情况。然后他说：
“是啊，经常都有。确实经常都带着烟。必须这样嘛。不带怎么成？不是吗，有人称这叫狂热，要是问它叫什么。我自己，坦白说，并非一个狂热的人，但是我也有些个热情，冷静的热情。”
“听说您不是个狂热的人，”她一边喷出烟圈，一边说，“我格外放心了。不过，怎么可能呢？要这样，您必定脱胎换骨了。狂热意味着为了生活而生活。可谁都知道，您生活却是为了增长见识阅历。狂热即忘记自我。而您呢，是要丰富自我。就这样子。您不明白，这是危险的利己主义；您做梦也想不到，您抱定这样的主义，有朝一日会变成人类的敌人。”
“打住，打住!一下子就成了人类的敌人？——你这么泛泛而论，克拉芙迪娅，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们不是为生活而生活，而是为丰富自己而生活，有什么确切的意思，涉及个人的意思吗？你们女人是爱谈道德，可也不能空口说白话呀。嘿，道德，你知道，这可是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争论的话题哩。它已属于永远扯不清楚的范畴。一个人是为自己而生活还是为生活而生活，他本身可也不知道啊，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清楚地、肯定地知道。我以为，界限模糊不定。有利己主义的忘我，也有忘我的利己主义……我相信，人生整个如此，爱情也如此。当然喽，我只是高兴咱俩又坐在了一起，像曾经有一次那样，你回院来以后却一次还没有，而不曾认真留意你讲的有关道德的话，这大概是不道德的。我还高兴的是可以告诉你，这窄窄的花边似的袖口套在你手腕上再漂亮不过，还有这裹着你臂膀儿的薄薄的绸子……我可熟悉你的臂膀……”
“我走了。”
“别，我求你，别走!我会顾及眼下的情势，顾及眼下的人。”
“一个失去了热情的人，还有什么好指望的哟。”
“是啊，你瞧!你讽刺我，骂我，因为我……你还要走，因为我……”
“劳驾，说话别吞吞吐吐的，如果希望别人听懂。”
“难道只允许你讲半截话，让别人练习猜谜语，我稍微尝试一下也不行吗？这可不公平——我想这样讲，是因为我没认识到，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
“哈，没有。公平是一种冷静的**。与此相反的是嫉妒，冷静的人一嫉妒起来，那绝对十分可笑。”
“你这么看？十分可笑。我说，饶了我的冷静吧!我重申一下：要是不冷静，我怎么活得下来？要是不冷静，举例讲吧，叫我怎么坚持等待到现在？”
“什么什么？”
“等待着你。”
“天哪，瞧瞧吧!您坚持这么疯疯傻傻地跟我讲话，我可是待不下去啦。您这样子自己也已经烦了是不是，我呢，毕竟还不小气，不是个动辄生气的小市民女性……”
“不是，因为你病了嘛。疾病给了你自由。它把你……等等，我现在想起一个词，一个还从来没有用过的词!疾病把你变成了天才!”
“天才不天才下次再谈。今天我不想说这个。我对您有个要求。希望您别做出这个样子，好像我跟您的等待——要是您真等了的话——有什么关系，好像是我鼓励您等，甚或仅仅允许您等了似的。请您马上给我说清楚，事实正好相反……”
“很好，克拉芙迪娅，显然嘛。你没有要求我等，我是自愿等在这里的。我完全明白，你看重的是……”
“您甚至在做让步的时候也显得无礼。您压根儿就是个无礼的人，上帝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仅与我交往如此，其他时候也一样。甚至您对别人表示赞赏，甚至您贬低自己抬举别人，也表现得有些无礼。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就为这点我也根本不该和您搭话，还有就是，您竟敢讲什么等待不等待。您仍然待在这儿是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您早就该回去上班，在工地上，或者在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