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特尔·波尔(Dieter Pohl)
毫无疑问，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治的领土是一个帝国。到1942年底，它扩张到覆盖14个完全或部分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和另外5个作为盟国而依赖德国的国家。德国占领下的人口不少于2亿。帝国的建立是“第三帝国”历史的核心。它是一种获得世界大国战略地位的手段，是一种利用欧洲来促进德国战争经济的手段，是一种在人口结构上对欧洲大陆进行重新配置的手段，或者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种族路线的手段。加上日本和意大利的战时帝国，及维希法国和比利时的殖民地——尽管这些只是间接的一部分，德意志帝国将最终决定世界的命运。
战争
所有这些狂妄扩张的计划和政治策略的根源是德国对1918年失败的反应。德国保守派精英的代表们首先在全力修改《凡尔赛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中欧霸权。而巴伐利亚州的政治家阿道夫·希特勒自1925年以来，一直提议在苏联取得生存空间。“生存空间”的概念并没有精确的定义，也没有把德国人可以定居的范围表示为一个可以开发的地区。
1933年2月3日，就在希特勒掌权几天后，希特勒在军事领导人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宣布，他打算立即进行一场“掠地”战争。于是，他开始重整军备。新政权可以建立在魏玛共和国政府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因为他们已经制订了全面重新武装的秘密计划。1933年后，军事扩张迅速越过了《凡尔赛条约》规定的限制。公众首次意识到这一点是从1935年开始服兵役。1936年起，重整军备迅猛加速。到1939年战争爆发时，多达450万新兵源扩充到新的军队，2600辆坦克和3600架战斗机准备就绪。
在1937年秋季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希特勒确立了他的战争战略：首先，捷克斯洛伐克将受到攻击，借口是保护那里的德国少数民族。这将导致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法国的战争。然而，事实上，意大利领导人墨索里尼和西方多国为防止战争进行了干预。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中，他们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希特勒预想的战争权被剥夺了。即便如此，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和1939年3月事实上吞并捷克领土，也等于大幅扩大了德国的经济资源和军备基础。
希特勒现在把注意力转向波兰。他选择了波兰作为他在对苏战争中的初级伙伴，波兰也要把领土割让给德意志帝国。然而，波兰政府试图在与德国和苏联的关系中保持谨慎的平衡，不愿意被敲诈，将信任寄托于西方的支持。因此，从1939年5月起，希特勒准备对波兰开战。1939年8月，《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消除了苏联作为战争敌人的危险之时，他发动了一场决定性的政变。作为回报，希特勒提出自己可以和斯大林一起瓜分中东欧。
1939年9月1日，斯洛伐克也加入了德国的入侵队伍，波兰军队对此几乎毫无抵抗力。四个星期内，波兰西部投降。1939年9月17日，斯大林也入侵了波兰，波兰被分成了两个占领区。虽然对波兰的军事胜利使希特勒更接近他对苏联战争的最终目标，但他在这一过程中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因为1939年9月3日，法国和英国遵照与波兰结盟的条款对德宣战。英属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逐渐加入了对德国的战争，这样一来，欧洲以外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卷入了冲突。
希特勒长期以来一直希望与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英国一起发动战争。然而，现在英国成了他的长期对手。尽管英国和法国都没有在1939年夺取军事主动权，但在1940年春，英国政府试图在挪威登陆，以切断瑞典对德国的铁矿石供应。德国人先发制人，一场持久战役后，毫无阻力地占领了丹麦和挪威。
入侵法国，很早就在计划之中。该计划被定在1939年底，但之后一再推迟。法国军队多年来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1940年5月/6月，却以惊人的速度溃败。法国军事领导人没有预料到，德国国防军没有南下，而是穿过比利时茂密的森林，向默兹河(River Meuse)前进，然后到达大西洋海岸。法国和英国军队驻扎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因此被包围。尽管如此，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成功地从敦刻尔克(Dunkirk)地区撤离到英国。德军此时已占领了法国北部和大西洋沿岸。尽管如此，未能入侵不列颠群岛，主要还是因为德国空军无法取得制空权。
在法国战败前不久，墨索里尼站在希特勒一边加入战争，占领了尼斯(Nice)附近地区。也正是在1940这一年，墨索里尼将战争扩展到东南欧和非洲，以实现其将东地中海纳入意大利控制之下的扩张计划。1939年3月，在战争爆发之前，意大利已经占领了阿尔巴尼亚。1940年9月和10月，墨索里尼下令袭击希腊、埃及以及英国和法国殖民地非洲之角。然而，意大利军队失败了，这促使希特勒在1941年2月派分遣队前往利比亚，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战争舞台。与此同时，他做好准备入侵希腊。由于政变的结果，最初是德国联盟的一员的南斯拉夫，似乎有撤离“轴心”的危险，于是希特勒下令同时入侵希腊和南斯拉夫。两个国家都在几周内投降了。在这场战争中，德国领导人不仅有意寻求墨索里尼的协助，同时也有意避开英国在东南欧的任何影响。
入侵苏联的计划早在1940年6月就开始了。1940年11月/12月，希特勒决定在1941年春发动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希特勒野心的核心。这是由他的“生存空间”概念所推动的，是一个战略上的农业项目，是他为德国掠取给养并确立其统治计划的核心。希特勒同大部分德国精英一样有着狂热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信仰。1940/1941年之交的情势之下，德国对英国的战争陷于停滞，希特勒希望消除苏联作为英国潜在盟友的地位——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尽管国防军高级司令部认为对苏联发动战争是危险的，但最终没有人对1939年底/1940年初提出的进攻准备工作提出批评。
事实上，有一种强烈的信念，认为德国人有正确的战略来征服这个庞大的国家。对苏战争是唯一一次有计划的“闪电战”：快速坦克部队深入苏联领土，包围莫斯科以西的大部分红军；然后跟随其后的步兵将消灭困在“口袋”里的部队。乐观的德国评估认为，苏联将在8至12周后被击溃。德军可以转而打击英国海空力量，最终对美国的空战需要的也仅仅是差不多同样短的时间。
灭绝战争同样是德国战略的一部分：德国领导层相信，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被摧毁，苏联会更快地崩溃。根据德国领导层的信念，这一基础不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大量的犹太少数民族。因此，甚至在入侵之前，国际法对平民和战俘的保护就被取消，德国对军队、党卫军和警察部队发出了广泛的屠杀命令。此外，德国的策划者还制订了大量计划，它将使民众挨饿。军队完全依靠苏联的农业自给自足，其他农产品将被运往帝国。策划者预见到将发生大规模饥荒，会主要发生在城镇和苏联少数民族地区。3000万居民将被饿死或被迫逃离。
1941年6月22日，德军与芬兰和罗马尼亚军队一道，对苏联发动了史上最大的战争。在几周内，他们征服了波罗的海的广阔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但早在1941年7月中旬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战役中，德国的推进停滞了几个星期，因此闪电战的计划已经基本过时。尽管到了10月，军队占领了列宁格勒地区和几乎整个乌克兰，但1941年10月和11月两次对莫斯科的进攻却失败了。苏联在1941年12月发动了反攻，德国的进攻计划最终失败，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事实上，希特勒现在孤注一掷了，随后在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美国海军之后，向美国宣战。
1942年6月，德军的第二次进攻开始于苏联南部，延伸至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然而，德军这次进攻的中心目标——占领高加索地区正在开采的油田和炼油厂，却无法实现。军队甚至不能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市。然而在1942年11月，苏联军队包围了德国及其盟国军队，到1943年1月底，德国遭遇第一次惨败，希特勒被迫从北高加索撤军。1943年6月，他试图在库尔斯克(Caucasus)地区发动新的进攻，却以失败告终。渐渐地，红军开始从德国的占领下解放苏维埃领土——首先是于1943年秋解放了乌克兰。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意军队在埃及靠近阿拉曼村(Alamein)附近遭遇失败，被迫向西撤退。1942年11月，美国军队也介入欧非战争，并在摩洛哥登陆。到1943年5月，西方盟军终于在突尼斯战胜北非的德意军队，从而在1943年7月将战事从非洲转移到西西里。结果，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在当月废黜了墨索里尼，于是德军于1943年9月占领意大利本土，意大利军队投降。盟军也在此时越过大陆，尽管他们的进攻在意大利南部陷入困境。
盟军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于1944年6月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了第三条战线。德国领导层早就预料到这一事态发展，并将其视为决定性的战役。虽然盟军也于1944年8月登陆蔚蓝海岸，相对较快地解放了法国和比利时，但到1944年底，进攻已不再有新的突破。
然而，德军最大的失败是在东部。1944年6月，苏联红军也在东部发动大规模进攻，粉碎了德军的整个“中心”集团，为挺进华沙扫清障碍。德军在1944年3月进军匈牙利，现在又进入斯洛伐克，以阻止红军。苏联军队毫无阻力地横扫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因为他们现有的政府被推翻，继任者对德国宣战。继红军在1944年10月第一次踏上德国土地后，到1945年1月，红军占领了奥得河(Oder)和内塞河(Neisse)以东的全部德国占据领土。西方盟军对第三帝国领土的最后进攻，也是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进攻，直到1945年2月/3月才开始。直到此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北部和意大利北部才摆脱德国的统治。1945年5月7日，德国陆军高级司令部在莱姆斯(Rheims)签署了投降书，协议第二天生效。5月9日午夜后不久，在柏林，在有红军出席的情况下，同一仪式再次举行。
德国的战争首先是一场在欧洲取得霸权的战争，其次是一场波及北非“侧翼”和大西洋海军的战争，一场由美国向英国输送补给引起的斗争。然而，德国战略的基础是统治世界的野心。通过与其盟友日本的合作，德国的目标是统治欧亚大陆，在希特勒看来，欧亚大陆是地缘战略世界的重心和中心地带。此外，意大利帝国和维希法国的殖民地是为了确保在非洲的霸权。希特勒从未停止过梦想，有一天，一个亲德政府将在英国上台，与德国讲和。这一权力基础将确保“轴心国”最强的和最后的对手——美国，可以与欧亚大陆保持一定距离。
然而，这场战争远远超出了德国的经济和人力资源能力。因此，德国领导层不得不依赖两个核心行动领域：一方面削弱国际体系，巧妙地以谋略制胜他国；另一方面是广泛的经济发展和人力政策，这些政策的奉行越来越以牺牲被占国家为代价。从1935年起，希特勒系统地摧毁了在凡尔赛建立的战后定居点。西方大国几乎没有反对他，也没有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占领捷克领土。1939年的《德苏反侵略条约》对希特勒来说是一次决定性的、令人震惊的政变，它把中东欧完全送交给独裁者们。除了波兰之外，罗马尼亚首先发现自己身处火线之中，其石油供应对德国战争至关重要。这个国家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德国。
然而，就结盟而论，希特勒的政策并不那么成功。一方面墨索里尼高估了他的国家所能做的，并且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另一方面，与日本的联盟几乎没有带来实质性合作。双方都有太多的怀疑；日本政府得到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的警报，但随后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却没有预先警告。希特勒于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的目的是把美国的资源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日本的，一个德国的。尽管德国在东欧的其他盟国，除了保加利亚，都参加了对苏联的战争，但从1943年开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脱离“轴心”。因此，联盟政治失败了。
只有系统地开发国外资源，才能发动和维持战争。甚至1938年对奥地利的吞并也与“回归帝国故里”的民族主义情绪无关，而更多的是与奥地利的财源、原材料和劳动力储备有关。1939年3月进军波希米亚(Bohemia)的主要动机是觊觎它的军备工业。东欧被占领土的首要作用是提供粮食和煤炭，他们主要来自西里西亚煤田和乌克兰多涅茨盆地(Ukrainian Donets Basin)。然而，逐步适应西欧工业以满足德国军备需求在经济上更有价值。德国从被占领土获取的约70%的产品来自西欧。掠夺东欧获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是强制劳动力，该点自1942年起便表现得尤为突出。
尽管到1944年夏天，德国占领的领土不断缩小，但他们的军备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却在提高，尤其是通过对大约70万名集中营俘虏的残酷剥削。到了1944年中，当德国经济失去了罗马尼亚石油和西欧工业，化学工业越来越成为盟军轰炸的目标时，德国的资源终于耗尽。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资源有限，却能够在欧洲大陆行使近5年的完全霸权。从结构的角度来看，1942年经济优势的杠杆已经倾向于支持盟国。尽管失去了西部工业区，但早在1942年，苏联经济就能够创造巨大的军备产出，同年底，美国的军备生产也达到顶峰。
即便如此，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光是相对的经济实力，还有政治及战争的进程。由于西方盟国在1939年至1940年的战争中只进行了非常有限的干预，所以希特勒在1941年春之前能够征服一个又一个国家。1941年至1942年两条战线上的战争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是苏联领导人严重的军事失误所致——最后一次是1942年5月的哈尔科夫战役(Battle of Kharkov)。直到1942年秋天，经过三年的战争，形势才开始扭转。德国的军事领导人失去了主动权，美国的经济实力加上苏联的军事储备，赢得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此外，德国海军在北大西洋战败，主要原因是盟军军事情报部门能够解码德国的无线电情报。不可否认，从斯大林格勒到战争结束，盟军又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击败希特勒，并耗尽了德国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希特勒在欧洲的战争造成3500万至4000万人丧生，另有2000万至3000万人死于亚太地正的冲突。到目前为止，苏联和波兰的受害人数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1400万至1800万士兵死于欧洲和北非战场(取决于苏联损失的数字)；1100万至1200万人死于德国罪行，其中至少250万人是红军战俘。在大屠杀的受害者中，大约有60万是德意志帝国的公民，因此，大屠杀受难者绝大多数来自被占领土。
只有更仔细地审视德国战时帝国的结构，才能解释这令人震惊的破坏规模。因为这一领域不同于传统帝国，其目的不在于整合各种民族团体，而更多地在于“种族重组”和激进开发剥削。该帝国的存在与不断的战争相连，政治稳定从未实现。希特勒既不希望在他所征服的国家实现和平，也不希望与其达成任何解决方案。
德意志帝国
希特勒缔造了自拿破仑时代以来欧洲最大的大陆帝国，却从未实施过详细的计划。很明显，从早期开始，他就想要吞并奥地利，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最终在苏联建立一个激进政权。然而，德国势力范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实际发展，首先取决于战争进程(这在许多方面出乎意料)以及战后德国精英们的政治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制订了在欧洲建立霸权的计划，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俄罗斯南部被占领。
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德国霸权的间接形式应在“更大的经济空间”(Grobraumwirtschaft)背景下讨论——例如着眼于东南欧。国际法专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等正在研究“更大的德国地区”理论，在这一地区，美国等“外来”势力是不被允许介入的。党卫军内宣传扩大日耳曼帝国计划，包括佛兰德(Flanders)领土——一直延伸远至挪威和波罗的海国家，与此同时，德国种族专家为重建中东欧种族秩序制订了蓝图。德国不仅要将那些拥有德国少数民族的领土日耳曼化，还要将那些被认为已经受到德国文化影响的地区日耳曼化。纳粹党卫军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1939年起作为帝国委员负责巩固德意志，他越来越多地将这些计划纳入自己的政务当中。1941年底，这些设想在“东方总计划”中达到了高峰——这是一个影响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苏俄北部和乌克兰大片地区的大规模重新安置项目。预计多达3100万斯拉夫人将被重新安置，以便在更长期内为德国殖民创造空间。
这一占领计划的框架不仅是出于脱离实际的理论方案，而且还源自普遍和广泛的文化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并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而是回到了更早的论述。虽然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西欧人颓废但也高度文明，而斯拉夫人则被视为在文化上居于劣等。来自士兵和占领军的信件充斥着资产阶级的刻板印象，他们声称卫生和秩序“在东方”是缺失的。众所周知的作为缺乏生产力的代名词“波兰商业(PolnischeWirtschaft)”在那里很常见。在占领期间，有关土著人民低劣的殖民话语占主导地位。有时这些人被称为次等人，尽管事实上这个名称应该是为“犹太莫斯科人”保留的。尽管德国天主教徒觉得与波兰的天主教文化有某种联系，但对于苏联而言，却没有这种感觉。因为苏联的城市居民和年轻人首先被视为布尔什维克，而被称为“大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人则被认为比较原始，当然也很温顺。一个隐含的种族等级建立起来：树的顶端是爱沙尼亚人，德国人和爱沙尼亚妇女之间的婚姻是不被禁止的。在那下面是库尔兰、利沃尼亚、拉特加利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土著人，往下是白俄罗斯人，最下面的是俄罗斯人。不过总的说来，一方面德国的反奴役主义是灵活的，与斯洛伐克人或克罗地亚人结盟不成问题；另一方面，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西部拥有大量犹太少数民族的领土上，践行的个别城市和地区犹太化的意识形态学说，产生了特别可怕的后果。
对巴尔干半岛经典的刻板印象在占领当局中也很普遍，即众所公认的，那里的人有着狡诈又残忍的倾向。塞尔维亚的形象仍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口号的强烈影响。这些说法在德国和占领军中很普遍，并作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在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人口较为低劣，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危险的。
关于国际法的特定论述也是这一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它取消了对剥削和使用暴力的最后限制。波兰被征服后，被视为一个已解散的国家，在国际法上没有地位，也无权得到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保护。这同样适用于被占领的南斯拉夫。在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国际法的权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完全无效的。在这些领土上，德国占领者认为暴力是合法的手段，例如，这是对1939年8月/9月在波兰对德国少数民族犯下的罪行的报复，及后来对游击队活动的报复。在西欧和北欧，占领者更警惕国际法——例如在对待战俘方面，尽管这在用于犹太人时很快就被废止了。红军中的犹太士兵都被杀害了，但被德国俘虏的波兰军队中的犹太军官，尽管人数不多，但却得到了国际法的保护，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经济剥削对占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战争的继续，它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洗劫——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个人的，从一开始就成为每一场德国战争的特点。在对待民族的方式上，东西方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波兰的大多数地区和被占领的苏联，支持工业的结构将被摧毁，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将同南斯拉夫和希腊一样，被削弱为帝国的农业腹地的经济活动。只有波希米亚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工业国家。
波兰和苏联的工业基础设施中有相当一部分确实遭到了破坏、蚕食或封存。只有在波兰西部，被指定用于日耳曼化进程的工业才得到了实质性的保护——尽管它们被完全征用。当战争与德国的期望相反，开始对他们不利时，他们改变了路线。甚至波兰和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现在也要利用他们的工业来支持德国军队。最后，甚至德国公司从1942年开始也将生产转移到波兰，以便脱离盟军轰炸的范围。
在被占领的欧洲西部和北部地区，工业生产基本上继续进行，尽管越来越多地是为满足德国军备工业的需要。然而，犹太人拥有的企业被没收。如果被占领国的制造商在德国入侵前一段时间没有承诺他们的公司从事特定的产品和市场，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或多或少要与德国经济管理局合作。雷诺(Renault)在法国的工厂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方面的考虑比民族身份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被占领国的国民经济面临着出口和原材料市场的丧失，消费品行业的崩溃和货币贬值。即便如此，影响也千差万别。在东欧，它们有时是灾难性的；而在荷兰，它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被占领国在经济上对德国越来越重要——尤其在1942年以前，但促使德国统治欧洲的却是种族意识形态，它也决定着政策走向。一开始，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人和他们的规划者致力于第三帝国的扩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德国临境许多地区的日耳曼化。这些扩张主义思想并不局限于那些在1919/1920年和平条约中丧失的领土，而是超越这些之外。自1939年以来，这项政策的核心地区一直是波兰西部，正包括从未归属德意志帝国的洛兹市，然后是1940年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的加入，1941年4月起斯洛文尼亚北部也加入其中。日耳曼化包括三个要素：首先是对“不受欢迎”的那部分人口的驱逐和征用；然后是来自东欧其他地区的德国人的安置；最后是根据德国种族名(German Ethnic List)确定种族选择。大规模的驱逐计划被制订出来(例如，波兰西部大约300万居民将被驱逐到波兰中部)，并已经开始实施。他们经常因为执行不力而陷入困境，且多数情况下是因占领地的抗议而以失败告终。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要被驱逐到维希(Vichy)地区，斯洛文尼亚人要被驱逐到大克罗地亚(Greater Croatia)。这些驱逐往往以失败告终，取而代之的是在原领土内重新安置。在一些情况下，在被侵占领土以外的地区开始“日耳曼化”，并开始执行东部总计划。因此，从1942年秋到1943年春，卢布林(Lublin)以南的扎莫斯(Zamo??)地区有11万波兰人被逐出或驱逐出境，相当一部分人被屠杀。原本是要他们为德国移居者腾出空间，而事实上，这些移居者只有少量迁往该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有大约200万人成为纳粹重新安置项目的受害者。然而，由于斯大林在1939/1941年的扩张，那些被迫离开祖国的德国人的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终结。
在吞并的领土内进行的基于德国人种筛选整个人口的过程，在各个区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在丹泽(格但斯克)-西普鲁士，相当一部分波兰人被认为适合日耳曼化。其结果是大批男性士兵被征召入伍。从整体上看，“日耳曼化”进程的范围非常广泛，尽管在各领土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然而，对于驱逐和征用以及被吞并领土上的歧视行为的受害者来说，这是影响深远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致命的。
第二个有种族动机、无疑也是最激进的项目是在被占领土上迫害和屠杀犹太人。这是本书另一篇文章(第七章)的主题。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方面如果东欧部分地区没有激进的占领政策，这种有系统的大规模屠杀就无法解释。如果不普遍取消东欧人的权利，不对他们使用暴力，那么“最终解决方案”是无法想象的；另一方面，这起大规模屠杀导致大片被占领区的人们普遍遭受残酷对待。事实上，这被视为一种警告：他们将遭受同样的命运。对罗马吉卜赛人的屠杀也是有系统地进行的。尽管他们不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的敌人，但他们在种族上被认为是低等的。最重要的是，地区行政当局和警察总部要求屠杀罗马人，因为这些人被他们认为是“社会公害”。甚至从德国到一些被占领土，由激进的优生政策所产生的对精神病患者的屠杀也在持续发生。在波兰和苏联的许多地方，党卫军和警察杀害精神病院的病人，以便征用他们的建筑物。而在法国维希，卫生服务管理部门听任该地区的大量精神病患者饿死。
从国家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迫害和屠杀是适宜加强占领国安全的措施之一，作为反犹分子，他们认为犹太少数民族是一种威胁，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温床。当然，德国在被占领土上的“安全”概念远不止反犹太主义。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不仅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且任何增强少数民族认同的东西都可能被视为威胁，特别是在那些以自信著称的国家，如波兰、塞尔维亚和某种程度上的希腊。1939年，战争爆发后不久，德国秘密警察开始屠杀波兰精英和反德组织的成员。受害者为知识界人士，如大学毕业生和牧师，还有1919/1920年在德波边境制造冲突的激进分子。据波兰方估计，1939/1940年，约有6万波兰人被枪杀，其他一些则被关进集中营。从1941年6月起，德国警察和军队一直在对苏联官员采取类似的激进措施，即使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中也有数万人被枪杀。
然而，德国占领军在1941年夏天以后才遇到了真正的抵抗。南斯拉夫军队的残余分子联合起来并号称切特尼克人(Chetniks)抵抗占领，不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团体也跟着加入。占领者随后威胁要对民众采取激进的、致命的反制措施——一名德国士兵死于平民之手，作为报复，有100人将被射杀。德国警察和军队不愿意从民众中的多数群体中挑选受害者，而是首先以犹太人和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为目标。1941年秋，这些屠杀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到1942年初，大约6万人在苏联被枪杀，在塞尔维亚，这个数字大约为3万。然而，这一暴力政策并不成功。从1942年夏天起，苏联的武装抵抗有所加强，而在南斯拉夫，抵抗则转移到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在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党卫军、警察和军队在与游击队的战争中发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带状行动”(Band Operations)体系，每一次行动都造成数千人死亡。民众的总死亡人数接近50万。从1942年底开始，随着抵抗运动的发展，德国占领者也扩大了暴力的使用范围。最初是在波兰地区，然后是在斯洛文尼亚和希腊，到1943年秋，对被占领的意大利也使用了暴力。最后，从1944年中期开始，甚至在法国也发生了一些隔离大屠杀。这种暴力在1944年8月华沙暴动期间达到可怕的**。几天里，德国党卫军和警察部队有计划地试图屠杀该市整个地区的居民，直到他们被控制住。尽管如此，仍有大约16万居民死于暴动。在东南欧和西欧，这种使用极端暴力的做法在占领区的官僚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对，事实上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因为它驱使民众加入抵抗运动。
如果我们审视占领政策的基本要素及其执行情况，各领土之间的差异似乎就不那么明显了。研究一再强调占领区官僚主义的复杂性——甚至是混乱的性质，声称在各行政机构内部，各当局和个人之间的竞争是普遍存在的，就如同在帝国一样。诚然，这类冲突——关于责任和资源范围的争论，甚至关于个人虚荣心的争论不断出现，但在以下关键问题上仍然达成了广泛共识：确保占领，进行经济开发，屠杀犹太人和“日耳曼化”。不同部门之间甚至有着密切的合作。
整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占领政策的核心参照点是“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或日本相比，德意志帝国并不拥有控制占领地的中央权力机构，只有各占领军的首脑在争先接近希特勒。尽管他不断地了解被占国家的发展概况，但他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有限。中央帝国政府基本上被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甚至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干预波兰、法国或南斯拉夫事实上被吞并的领土。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边境地区的全国民主行动党高莱特(NSDAP Gauleiters)统管这些地方，其在管理占领区方面往往具有双重职能。决定占领政策的中央当局是戈林的经济管理局、四年规划局以及希姆莱领导下的党卫军和警察组织。此外，还有劳工全权代表等特别专员，甚至外交部也可能影响占领政策。
从结构上看，各占领当局之间有很大不同。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以及塞尔维亚和希腊中部，或多或少地按照国际法建立了军事管理机构。这些名义上是国防军高级司令部的职权，但事实上，他们成立了自治的占领官僚机构。处在战争中的被占苏维埃领土的东半部，政府由军队指挥。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的陆军军需长没有制定独立的占领政策。尽管军事管理部门被认为是更传统、更少纳粹化的机构，但他们采取的剥削政策和镇压的方式与其文职对应部门类似。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军事管理部门内，文职人员主要负责占领政策。
挪威、荷兰和被占领苏维埃领土西部(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部分地区)的平民占领行政当局被称为帝国军需部。在波兰中部和南部，对应的部门称为中央政府。职务保留在帝国内部的高级国家安全行动党(NSDAP)干部，则在其中工作。这些文职行政机构的设立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只有与德意志帝国接壤的领土才出于表面原因没有被公然吞并，而事实上它们已经被吞并。
在政治上有利的地方，甚至可以保留本国政府。因此，一方面丹麦的政治制度在占领期间基本上仍然存在——尽管有一个所谓的帝国全权代表置于其上。另一方面，为了达到占领目的，法国被分为三个地区：北部和大西洋海岸分别隶属于两个不同的军事行政区，法国中部和南部受控于一个独裁的法国政府，其官方所在地是温泉镇维希(Vichy)。尽管维希政府有一些行动自由，但它还得服从德国指示。在匈牙利，1944年德国军队占领该国后，其政治制度也基本上得以保留。在荷兰、比利时、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等其他国家，当地国民政府享有的自治权明显减少。
希特勒和德国占领军很少发动占领区本土法西斯运动，这一点令人惊讶。中央政府雇用的是那些属于保守派和右翼民族主义圈子的人员。他们的德国上级相信，他们可以依靠这些人更加谨慎和高效地执行政策。只有在被占领的挪威，纳斯乔纳尔·萨姆林(Nasjonal Samling)才在1942年初接管了政权，就如同匈牙利的箭十字党从1944年10月起接管几个月一样。在警察和地方政府中，通常有更多的法西斯分子来自当地民众中。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招募当地人的机构都有效地执行了德国人要求的任务，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确实试图减轻剥削政策。这些机构的一些代表与西方政权或其流亡政府秘密接触。然而，总的来说，没有被占领国行政人员的合作，德国在欧洲的统治是难以想象的。
德意志帝国并不是希特勒在欧洲唯一的统治区。东南欧被视为意大利的领地，到1943年，意大利控制了地中海沿岸从尼斯到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的领土。匈牙利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它在1920年依《特里亚农条约》(the Treaty of Trianon)失去的部分领土，其不仅包括南斯拉夫境内，还包括罗马尼亚的北特兰西瓦尼亚(Northern Transylvania)领土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卡帕托-乌克兰。保加利亚在南斯拉夫的西马其顿、希腊的马其顿以及西色雷斯(Western Thrace)建立了自己的占领政权。作为对参加希特勒对苏联战争的奖励，罗马尼亚在敖德萨(Odessa)地区获得了占领区，芬兰在拉普兰(Lapland)获得了占领区。在区域层面上，“轴心国”甚至在德国主权下也能推行自己的占领政策，就像乌克兰东部匈牙利军队那样。一方面，另一些“轴心国”得益于被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凶残地追求自己的压制政策；另一方面，由于轴心伙伴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希特勒也可以占据一个舒适的裁判位置。
占领区的社会结构
占领造成的社会群体如同领土以及不同的组织模式一样各具形态。然而，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也属合理，因为它们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以德国占领人员的形式向这些国家强派了新的管理者。数十万占领官员被派往占领区，以及负责“安全”的军警人员进行补充，二者总数可能超过100万。特别是在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以及南斯拉夫，有大批军队驻扎在腹地。占领军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抽调人员。其中约10%来自奥地利，主要受雇于被占领的东南欧。苏台德德国人于1938年被收归德意志帝国，几乎只在被占领的波希米亚(Bohemia)和摩拉维亚(Moravia)工作，而其他德国人则主要只在地方政府或警察等部门担任中下层职务。
到目前为止，占领人员大多数是男性。管理部门的女性主要是秘书，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军队中做辅助工作，也有的被分配到德国基础设施或“兰迪恩斯特”(Landdienst)工作——在那里，纳粹少女组织——德意志少女联合会(Bund Deutscher Madel)的成员会协助被占领地区的农业发展；另一些则被用于党卫军、集中营的女性部门。高级文职人员允许带家属到工作地点。后来，这种做法促成了德国商店、学校和幼儿园等常规德国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占领管理部门通常尽量将德国人居住的地区与当地居民居住的地区分开，但这一尝试只是部分成功。
德国占领人员分布很不均匀。在被侵吞领土上设有一个完全的德国行政机构，每个职位都由德国人担任，一直到最低级别，且每个专门部门都由德国人配备职员，而在帝国的粮食部门和总督辖区，这只适用于区和市一级。在军事统治的领土上，德国占领人员比例最小。在那里，工作是由相对较小的地方军事管理部门完成的，尽管在靠近前线的地区或有许多游击队的地区，往往也会有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
占领官员一部分来自纳粹党机构，另一部分来自帝国内部政府。在管理层以下，人员是多种多样的混合体，有时包括自愿在被占领土服务的人。然而，在专门部门，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受过专业培训，例如在经济、劳动管理、铁路、邮政等领域。在后一类工作人员中，以及在从军队中任命的占领军官中，有着更复杂的政治态度，而高层则可以说是高度纳粹化的。
特别是在东欧，占领者将纳粹信仰与把自己视为“优等民族”的姿态结合起来。对他们来说，当地居民低人一等，而实际上，当地居民也确实是这么被看待的。他们极为迅速地使用暴力，无论是针对犹太人还是镇压抵抗——尽管有人针对非犹太人的大规模暴力的适宜程度进行了辩论：这不应触及破坏占领军统治的程度。
在占领官僚机构中谋职一般来说能保证让人过上舒适的生活。一方面，尤其是男人，免于被征召到前线作战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另一方面，在有许多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成为占领工作人员是他们最喜欢的目标。即便如此，总体来说，在国外供职为人们提供了获得可观财富的机会，尤其是通过对犹太人和其他东欧人的大规模掠夺。正如最近的研究所证明的，其腐败至少和帝国内部一样广泛。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占领工作人员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尤其是在东欧。他们抱怨生活水平差，基础设施不足。许多职员在工作岗位上没干多久，就被转移到其他被占领土，而有些人则进行了名副其实的“欧洲行政之旅”。这是不同占领区行政当局有如此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占领者在各地享有不受挑战的地位，而且在被占领的东欧，他们可以成为生死攸关的仲裁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土著居民不得不屈从于丧失民族自决权和人身自由的处境。各国的镇压程度差别很大。那些被柏林认为是日耳曼人的社会相对来说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佛兰芒人(Flemish)、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被视为日耳曼人，最有可能受到占领者的尊重。法国人和瓦隆人(Walloons)被视为文明人，与德国人几乎相当地位，尽管这并不适用于战前被说服的民主党人，不适用于任何被怀疑抵抗的人或被追捕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被占领国追杀，在出于政治动机的法庭诉讼中被定罪，或未经任何正当程序便被驱逐到集中营。
特别是在西欧和东南欧，占领者利用宣传为民众提供融入新秩序的机会。起初，国家败在德军手下给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带来了严重冲击，各国的政府和政治制度都因此失去了合法性，支撑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和惯例被占领国破坏或禁止。但丹麦是唯一一个在德国占领期间可以保留王室和政府的国家。甚至连政党都继续存在，并在3月4日举行了正式的议会选举。其他国家的国家领导人则纷纷逃亡，并通常在伦敦建立一个流亡政府。精英阶层在被占领下所经历的根本变化表现为多种形式。波兰和苏联的精英遭到迫害和谋杀，而其他国家则受到“清洗”，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人员被解雇。军队的首脑们不由分说都成为战俘或被遣散。而对于行政、商业和教育领域的精英来说，情况又不同。如果他们没有逃走或被解雇，这些精英，特别是西欧和北欧的精英，可以继续留任。甚至当地的警察武装也有相当高的承续性。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被占领的苏联，多达10%到15%的辅警曾在斯大林政府的某个时期服役过。
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农耕社区因年轻人被征召入伍而遭受损失，但技术工人较少受到影响。一些人收到占领国特别是工业区向他们提供的相当可观的物质利益。当然，任何带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色彩的政治活动都受到严厉的镇压。特别是在西欧和北欧，占领国允许企业家和雇员建立新的组织，以此促进社会和谐。这些组织只不过是被禁止的工会的名义上的替代品，因为占领当局希望防止工资上涨，以遏制通货膨胀。
在德国占领下，保持民族特性的机会非常有限，只有在“新秩序”的环境下才有可能。特别是有合作政府的国家，形成了右翼民族主义独裁文化。法国维希政府的口号“工作、家庭、祖国”(Travail、Famille、Patrie)是这种社会保守主义倾向的典型代表。这种口号有一定反响，因为许多人在战败后寻求国家复兴。这样，法西斯倾向被融合进来，却并不主导公共话语。
在这种环境下，一种右翼民族主义文化发展起来，许多知名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投身进来，他们中大多数人在战前表达过有利于德国的观点。尽管印刷媒体由占领国控制，要通过审查制度，但他们仍然是广泛和老练的。大多数国家有自己的文化机构。例如，比利时见证了佛兰芒文化名副其实的繁荣——原本在战争之前佛兰芒文化曾感到有些衰落。在占领期间，除了波兰和苏联取缔了无线电广播外，当地的记者主导着新闻和无线电广播。当然，这种文化是极大地适应“新欧洲”(New Europe)的，而且是强烈反犹的。
至少到1942年，各社会不得不适应德国永久统治的认识，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转折点之后，一种新的观点才发展起来，以期在战后时代恢复主权。在此阶段，占领国寻求其他的融合战略，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已经全面展开。
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后，描绘了欧洲大陆在1943年苏联开始进攻后将受到严重威胁的场面，并号召大家加入到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来。卡廷(Katyn)附近的乱葬坑是发现苏联秘密警察的受害者的地方，其在德国的宣传运动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坐落在中东欧和东南欧异常反共社会的沃土上，当地人担心他们将会是第一个被红军侵略的对象。与此同时，德国宣传部正敦促向斯拉夫人，甚至是波兰，提出更积极的合作提议，公众歧视即将被消除。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个别团体开始与占领国合作(尽管通常被蔑称为“勾结”)。占领者最先接触的是支持德国统治的右翼民族主义团体。尽管这种支持必须完全符合德国的计划，因此换言之，这种支持通常没有呈现为民族自治的前兆。因此，德国人很快就对波罗的海国家或乌克兰西部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在1941年提供的服务感到失望。在波兰，占领国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合作提案。然而，在大多数国家，依靠社会较保守阶层的支持建立起了合作政体。有足够数量的本地人随时可以来管理部门和行政部门工作，甚至可以建立民兵组织替代兵役。特别是武装党卫军很快就试图招募本国民众参与到国外军事行动中来。起初，这些人主要是来自法西斯集团的西欧和北欧人，但从1943年春天开始，组织还招募了反对共产主义的东欧人。此外，党卫军首领希姆莱也成功地从德国境外的德国少数民族中招募了许多人加入武装党卫军。
尽管到1942年底，处于占领之下的社会融入“新秩序”的进程明显加快了，但大部分民众不想与其有任何瓜葛，并希望很快摆脱德国的统治。不可否认，在这些社会中，几乎没有自治的领域，而另外建立一个公共领域也是不可能的。在德国的占领下，教会难得地可以相对自主地行事。在波兰，天主教神职人员压力很大，因为他们被视为波兰民族自信的凝聚。数千名牧师死在德国集中营。相比之下，在苏联，教会在经历了多年共产主义迫害之后在德国统治下得以复兴，因此明显效忠于占领政权。其他被占领土上的教堂也基本如此。然而，这些教堂不仅是只为德国占领者提供有限触碰的空间，而且还象征着民族身份的延续。特别是在1943年初战争开始出现转折后，一些教会与那些跟占领者勾结的政权保持距离；梵蒂冈寻求与西方盟国的接触。然而，情况很复杂。例如，西欧教会或希腊东正教批评杀害犹太人的行为，而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东正教的主教在1942/1943年仍经常公然发表反犹言论。
只有地下运动在德国占领下享有真正的自治权，尽管这些运动实际上比长期以来所被认为的要复杂得多，范围也更为有限。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反对派组织规模很小。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对手——欧洲的共产党人，一直在等待中，直到1941年6月《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被打破。其后白俄罗斯、俄罗斯和南斯拉夫的武装抵抗快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苏联，这些组织往往是由共产党、红军或秘密警察组织起来的，虽然这些组织大多在1941年底被捣毁，但在1942年又系统地集中建立起来。在其他国家，地下组织只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抵抗运动在波兰发展得最为广泛，流亡政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国家，有政府、武装干部及反文化运动。与共产主义团体形成对比的是，“本国军队”(Home Army)起初并没有挑起与占领国的武装对抗，以避免遭到以屠杀平民的形式进行的可怕报复。1943年初战争开始出现转折后，地下组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成员，随着德军在1944年夏天的大规模撤退，解放指日可待。
对占领的抵抗普遍来自各政治派别。尽管从1941年中期开始，共产党就一直走在前面，但与此同时，南斯拉夫的切特尼克人的出现开创了一个保守的大塞尔维亚运动(Greater-Serbian movement)。从1943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右翼团体加入其中，而这些右翼团体中的一些在1941年还曾与德国人合作。在波罗的海国家和西乌克兰也成立了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在首先打击共产党的同时，也打击德国占领军。即使在法国，也存在着对德国占领的极端右翼抵抗。
这些政治方向上的差异很快形成了竞争，并在一些国家引发内战，以决定战后的秩序。早在1941年春，克罗地亚和波黑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乌斯塔沙运动(Ustasha)就因屠杀塞尔维亚人民挑起了内战。到1941年秋，内战蔓延到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大部分地区。1943年初，人们看到了一个战后新秩序的希望，这场冲突变得更加激烈。波罗的海国家、波兰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反共地下组织此时正在与苏联游击队作战。乌克兰抵抗军则走得更远。由于预期战后乌克兰会出现“种族”同质化，于是个别团体开始屠杀并驱逐波兰少数民族。大约6万波兰人在德国占领军的监视下丧生。在被占领的希腊，地下民族保守党爱德党(EDES)和共产主义人民解放军(the Communist ELAS)之间爆发了冲突。这些内战部分持续到1947/1949年，彼时已是德国占领军撤退很久之后了。
然而，这些并不是其他矛盾取代德国入侵的唯一占领区，因为在几乎所有从德国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战争结束前很多问题都是以暴力方式解决的。这不仅是为了惩罚曾经与占领军合作，也是为了决定这些国家战后走向而进行的政治斗争。
被占领土上的生活
对被占领社会的仔细研究表明，它们与战前状态的不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和文化重心的改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社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这就从根本上衍生出一个悖论：文化变得更加男性化——因为它是由战争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暴力决定的，而社会变得更加女性化。苏联的妇女数量一直都比男子多，这是1918/1920年内战的结果，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比例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到处都是男人被征召服役，然后成为战俘或被杀。当德国人入侵时，设法逃跑或被疏散的主要是男人。最后，在那些被驱逐成为强制劳工或被关押在难民营和监狱的人中，男性占了大多数。其结果是，生活在被占领区的妇女明显多于男子，特别是在苏联领土上，在一些城市，妇女占到人口的三分之二。
家里养家糊口的人常常不在家，妇女们涌入了一个起初往往非常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直到1942年出现劳动力短缺，女性的就业前景才有所改善，尽管总体上她们的薪酬低于男性同事。
同样原因导致劳动力市场上儿童的数量明显增加，尽管战时出生率有所下降。起初，老年人的情况也是这样。然而，他们最先受到艰苦的生活条件的影响，死亡率急剧上升。因此，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家庭生活，母亲比以往承担起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也就不足为奇。
除了对德国暴力的恐惧外，占领区的日常生活还受限于担心是否有东西可吃。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基础设施，经济重心的重新调整导致许多东西短缺。原则上，粮食实行定量配给，与战前相比，因为许多进口市场关闭，所以粮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较差。粮食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在这方面供应最好的国家是比利时、荷兰、挪威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法国、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情况要糟很多。在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这种情况多半坏到灾难性的程度。在被占领的苏联东部领土，特别是大城市，德国人实行的政策几近于饥饿政策，而在被占领的希腊，多重因素引起粮食短缺危机，这在意大利占领区尤为严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在1944/1945年冬天，占领国故意实施饥饿封锁，以打击荷兰北部的罢工。
粮食短缺并不是同等程度地影响到每一地区的人口。重工业工人的口粮是最慷慨的，而犹太人的口粮是最微薄的。总的来说，有工作的人获得更好的配给，军需品工人占有最大的份额。影响不同的另一个因素是城镇居民可以获得额外的供给，例如从乡下亲戚那里。而独居的老年人只能依靠自己，因此处境岌岌可危。
由于德国的财政和劳工政策，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在大多数国家，为了更容易地为占领区秘密提供经费，本国货币价值下跌。尽管占领当局下令冻结工资和物价，但随着物价的迅速上涨，很快就形成了广泛的黑市。在德国占领希腊期间，希腊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德国人被迫稳定货币。总的来说，被占领国的工资实际购买力明显下降。
因此，在许多地区，人们的健康状况恶化也就不足为奇。药品短缺，医院被德国军队征用，以及犹太医生被屠杀，这些使得问题更加严重。例如，在波兰和法国，相当一部分学龄儿童患有营养缺乏症。
许多地区的工作年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波兰和苏联，企业的破坏和关闭首先导致了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在西方，市场的丧失和企业的倒闭带来了类似的影响。与德国本国一样，占领当局很快采取措施，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监管和控制。德国的职业介绍所是所有被占领土上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在波兰和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德国颁布了一项普遍的义务工作令，基本上每个有工作能力的人都有义务登记。德国很早就开始招募工人。起初这是自愿的，但从1941年底开始，波兰和苏联的招募活动变得越来越强制，于是合同工作变成了强制劳动。最迟到1942年秋，西欧和北欧也开始强制招募。
1942/1943年，警察和德军积极地征招新兵。由于那时已经几乎没有登记失业的成年人了，占领当局便将目标转向年龄更小的群体。当乌克兰的突袭行动在1942年夏天达到高峰时，被抓获的主要是14～20岁的女孩，她们被安排在德国家庭或农场工作。最后，在1943年，德国人将她们从游击队势力强大的地区举家驱往德国。
对于新兵来说，风险各不相同。西欧强制劳工的条件比P工人(来自波兰)和“东方工人”(来自苏联)要好——他们被安置在兵营里，待遇极差，经常被编为罪犯。大约850万人来到帝国工作，其中大约有1.5万名东欧工人没能活下来。
虽然对在德国或奥地利进行的强制劳动已有充分研究，但我们对被占领土上强制劳动的了解仍然显得零碎。这种情况也集中于波兰和苏联。农民和农场工人，由于没有充分完成他们的定额任务，所以同可疑的游击队员和其他人一起被关在许多工棚里。苏联妇女被强迫为德军挖土方工程是很平常的事。而在白俄罗斯，撤退的军队则组织大批强制劳工，让他们随军。总的来说，可以认为被占领土上的强制劳动几乎和德意志帝国一样普通。
总的来说，要避免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为德国人工作是不可能的。军火工人情况也如此，就如同农民必须向占领者交付定额产品一样。为了维持占领地的公共生活，他们没有任何办法避免合作：地方行政、社会和经济服务等都必须保留，公共秩序也必须依靠警察保证。
特别是在那些条件异常艰难的被占领土，这些工作是令人羡慕的。工作确保了更好的口粮，并提供人身保护，使人们免于被驱逐到德意志帝国进行强制劳动。由于这个原因，在被占领的苏联，有不少地方政府都人满为患。但特别是在东欧，从事为占领当局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是一项很成问题的事业。地方行政当局经常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而辅警通常在驱逐或直接屠杀中充当一定角色。
民众与加入行政部门的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出现分化：不少市长或辅警摆出众所熟悉的法西斯分子模样，或者利用他们与德国人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在当地获得权力。特别是在乡村，他们通常是占领当局的唯一代表。
事实上，土著民众与德国占领者之间的日常接触并不常见。尽管数万德国士兵被部署在许多靠近前线的苏联城市，并逐步超过当地人口，但在一些农村地区，在被入侵后也几乎见不到一个德国人。然而，在城市里，占领者几乎随处可见，为他们工作的人员总是受到优待。在被吞并的波兰领土上，对土著居民的歧视达到了当德国人向他们走来时，他们得避到马路旁的地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能够非常清楚地区分哪些占领工作人员是凶恶的，哪些是友好的。一份波兰地下组织的报告指出，只有对大约1%的德国人可以毫无保留地持正面看法。尽管如此，当地民众还是适应了与德国人的日常接触，尤其是因为经常需要获得官方文件。
而在德国人这一方，许多德国男子利用身处国外及在占领区的权力关系之便，从事性冒险活动。迄今为止，只可能拼凑出被占领土上性暴力程度的一个非常零碎的画面，但在东欧，情况似乎相当严重。德国军队在被占领土上为士兵开设妓院。然而，与当地妇女的亲密关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不是犹太妇女，德国当局就会容忍这种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妇女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从贫穷导致的卖**，到寻求保护，再到真正的恋情都有。然而，这些妇女，如同荷兰的“糖蜜”(Moffenmeiden)，被大多数当地居民视为叛徒。解放后，她们经常受到严厉的惩罚，她们及通过这种私通关系生下的孩子在很久以后也都受到歧视。
对占领者一方的暴力干预主要针对男子，他们被认为比妇女危险得多。然而，在针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精神病患者的犯罪案件中，以及在对游击队战斗中的屠杀案件里，这些区别没有得到遵守。
德国占领下各地区的日常生活存在巨大差异。在丹麦，甚至连公共生活都得以继续而几乎没有中断，而波兰的城市却目睹了犹太区的大规模死亡和犹太人被野蛮驱逐到灭绝集中营。在荷兰，经济蓬勃发展，而在游击队活跃的东欧地区，德国占领者不断威胁要进行报复性射杀。因此，有必要更详细地确定暴力在哪些地区、在什么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及暴力针对的对象。在被占领的波兰、苏联西部和塞尔维亚，暴力几乎无处不在。
这是大型犹太社区的基地，也是灭绝集中营的所在地。在这里，数千名红军士兵在德国战俘营中丧生，而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屠杀是对游击队战争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一地区，发生了大规模驱逐非犹太人的事件，也发生了将人残忍地围捕为强制劳工的事件。在这些领土上，德国占领者不必为他们的罪行特别保密，因为不仅被迫害的群体，而且整个民众都被视为没有任何权利以及不受国际保护。此外，当地民众也以各种方式参与暴力，而不仅仅是作为受害者。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暴力事件的目击者。波兰和苏联的每个人都知道大规模屠杀，许多人亲眼见过。这一经历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他们自身的无力，也向人们展示了文明行为准则的瓦解——正如斯大林时代的暴力曾展示的。这些都是处于危机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