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马尔·巴托夫(Omer Bartov)
编史
大屠杀是20世纪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看法是近期才出现的。在纳粹种族灭绝幸存者被解放后的几十年里，“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甚至都不被认为是第三帝国和二战历史上的一个中心主题，对这一点，随便翻阅在此期间出版的历史专著便能得到证实。继而，随着对该事件历史意义认识的不断加深，对其意义和影响的解读也成倍增长。事实上，尽管过去所有事件都随观察地点和时间变化而不断被重新审视，而大屠杀则越来越多地被用作一个模型、一个警告、一个陪衬或一个神话，来证明往往是完全矛盾的断言。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最初尤其因其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极端性而被边缘化的事件，现在又一次由于它的激进性在20世纪的历史和陈述中占据中心地位，吸引学者和其他许多人尝试从过去吸取教训以鉴当今。同时，对大屠杀的多方引证不仅表明了人们当前对它的关注，也表明了其缘起的复杂性及其实施的深远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地竖起了许多纪念碑，宣告“永不再发生”(never again)。但人们对于绝不允许再次发生的具体事件的理解，因其民族归属、思想意识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意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初，在“大屠杀”一词被广泛使用之前，纳粹反人类罪的提法就暗示了这一点——既是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也是违背人道这一概念的罪行。第三帝国迫害国内外反对者，政治敌对势力，其所认为的种族敌人，被其占领和奴役的国家，以及与之作战的国家的人民。由于纳粹主义的普遍破坏性，似乎没有必要区分纳粹的受害者，不管他们是死于对英国的闪电战还是作为抵制运动的战士被驱逐出法国，或是在白俄罗斯和列宁格勒(Leningrad)遭到全面重击直至饿死，又或是因其是犹太人而被杀害。阿兰·雷奈(Alain Resnais)颇具影响力的影片《夜与雾》(Night and Fog， 1955)反映了这一将所有受害者归并一类的趋势——就如同苏联政权坚持认为苏联的所有国家在卫国战争(the Great Patriotic War)中都遭受了同样的痛苦和牺牲。拆除纪念犹太人种族灭绝的纪念碑，并禁止提及大屠杀中地方上于纳粹的合作，成为战后苏联政治记忆的主题。
然而，在那之前，对大屠杀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例如，莱昂·波利亚科夫(Leon Poliakov)1951年的研究《仇恨之果》(Harvest of Hate)，将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列为长期历史中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和犹太人恐惧症(Judeophobia)的巅峰，标记着它在本质上有别于所有其他种族主义罪行——战争和纳粹犯下的侵略。这一观点被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广为接受——尤其是那些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并且在以色列也占主导地位——最终成为1961年至1962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Jerusalem)受审的根本前提。在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大屠杀”一词越来越成为英语中“最终解决方案”的共识所指，而在以色列(后来也在法国)，“大灾难”〔Shoah(catastrophe)〕一词被采用。因此，对于大屠杀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描述：一种认为它是纳粹意识形态的结果，将其应用于大抵所有被纳粹迫害和杀害的群体；而另一种则认为它植根于欧洲人、基督徒，甚至基督教以前的反犹太教传统，而纳粹只是几百年来从未间断地将犹太人根除于欧洲社会的情绪和冲动的最极端表现。
在学者中，特别是历史学家中，出现了另外两种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解释学派。其中一个学派，显然与犹太恐惧症的描述有关，但也更明确地侧重纳粹意识形态，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后来被称为意向论。根据这一学派的观点，希特勒调动了德国乃至欧洲基督教根深蒂固的情绪，以灌输他的世界观——这在他1933年掌权后成为德国的政策。在希特勒看来，人类历史是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为了统治世界，雅利安人必须摧毁或征服其他所有低等种族，并征服东欧和苏俄的广阔生存空间，在那里，他们将找到充足的资源来繁荣和繁衍。在这种世界观下，犹太人是反种族的，他们既要在世界上竞争统治地位，又要完全寄生在其他种族身上，用自己的血统混染其他种族，同时又奇迹般地保持本族的纯粹——这在希特勒的种族世界中是力量的象征。在意向论者看来，希特勒在他统治的12年里，追求这一世界观的政治含义，寻求在东方建立一个帝国，征服斯拉夫人，特别是一贯地、毫不留情地屠杀犹太人。换句话说，希特勒将对犹太人的“宿怨”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并在掌权后将其转化为国家政策。
对于导致犹太人种族灭绝的驱动力量，有一种全然不同的解释——后来被称为“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它承认希特勒的扩张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本质及其种族灭绝倾向，却又把他描述成一个本质上软弱的独裁者，其力量源自不同国家和纳粹政党机构之间为赢得他的支持而发起的争斗。即便是在政党内部，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也是最极端的。且在第三帝国，和元首的亲密关系意味着权力，在实现德国目标的道路上那些为实际的和所认为的障碍提供最激进的政策和解决方案的个人和机构〔如：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卫军(SS)、国防军〕，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和对其有利的政策倾斜。在这个被“功能主义”历史学家汉斯·蒙森(Hans Mommsen)称为“渐增激进化”的过程中，随着德国征服及殖民东方生活空间的目标被红军抵制挫败，犹太人的政策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最终解决方案”不是一个提前计划并得到希特勒铁血奉行的政策，而是被理解为第三帝国的无序结构及其权力掮客倾向的结果。根据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说法，这些政客为获得影响力而无情地互相竞争，以此表示效忠元首。
对大屠杀更新的解释，既利用了更多的文献资料——部分是在共产主义垮台后获得的，部分是归功于年轻学者对档案的认真研究——更应归功于广泛地利用了史学研究的新趋势。这三个方向尤其突出。
首先，正如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所论证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屠杀主要发生在东欧，那里是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和被屠杀的地方。因此理解那些国家犹太人和他们的社区之间的联系，来评估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种族间的关系对通过二战期间德国的入侵实施种族灭绝所产生的影响似乎越来越重要了。历史学家诸如简·格拉博夫斯基(Jan Grabowski)的研究真实揭示了在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当地民众的广泛合作。
其次，随着历史学家对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现象研究的深入，温迪·洛(Wendy Low)等学者剖析了德国在东欧和苏俄西部的殖民野心与犹太人大屠杀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与早期的历史编纂不同，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或许当属戈茨·阿里(Gotz Aly)，他把大屠杀解读为最极端的，也是被纳粹称为“东区总规划”(General Plan East)的对广阔地区人口结构重组和安置计划的唯一成功组成部分。
最后，日益突出的种族灭绝研究对理解大屠杀产生了影响，大屠杀被看作受国家指示的更大背景的大规模屠杀的一部分。备受争议的是，大屠杀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其他案例，最突出的有，从20世纪初德国西南部非洲赫雷罗人(Herero)的种族灭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直至1945年后柬埔寨和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但也有证据表明，大屠杀在其他方面不同于这些案例，尤其因其灭绝营的广泛使用，以及纳粹当局想要杀掉每一个所能抓到的犹太人的冲动。在这一领域最杰出的学者有唐纳德·布洛克汉姆(Donald Bloxham)、德克·莫斯(Dirk Moses)和朱尔根·齐默尔(Jurgen Zimmerer)。
虽然这些更大的解释框架将大屠杀纳入了整个现代历史的背景中，但它们也被批评为抹杀了大屠杀的历史和独特象征性。在重建大屠杀的历史以及其他大规模暴力事件的历史时，另一种整合事件不同观点的方法更加强调那些当事人的经历、感受及描述。上述讨论的其他方法主要涉及种族灭绝的凶手，无论他们是理论家、指挥者还是实际的杀手。从撰写这些记述的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需要解释的是诸如决策、动机以及实施一项遍及整个大陆的大规模屠杀行动的机制等问题。在这种历史编纂中，受害者仅仅成为他们无法掌控的决策和行动的最终产物。但是，同所有其他种族灭绝一样，大屠杀也确实主要是一个数百万人在遭受极端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之后，往往被以最可怕的方式杀害的事件。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包括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kl?nder)，亚历山德拉·加尔巴里尼(Alexandra Garbarini)和笔者，为重建他们的个人经历以及揭示大屠杀各个方面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受害者的日记和证词，大屠杀的凶手对这些不感兴趣，因此在他们留下的文件中无法找到。这一方法，不是总括地解释大屠杀组织的方式，或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种族屠杀比较，而是致力于既人性化受害者的经历，还原他们被凶手剥夺了的声音，又核实相对被忽视的方面，诸如遭受种族屠杀的犹太人社区内部的社会动态，犹太人和基督徒邻居之间的关系，凶手和受害者之间的接触——这些接触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方法关注集体屠杀和一对一暴力截然不同于灭绝营的非个人性质，而带有个人独特性。
起源
基于这些不断变化的观点和解释，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查找最终解决方案的根源、实施及后果。大屠杀更早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是反犹太的宗教神学、流行神话和社会怨恨，其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阶段转变为现代反犹太主义。现代的反犹太主义源于犹太人的崛起和快速工业化的共同作用，尤其是中欧的快速工业化，导致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农村人口的迁移，削弱了传统的精英阶层，侵蚀了旧中产阶级的小工匠和制造商。逐步取而代之的是重工业、连锁商店，不断增长的白领和服务业以及大众传媒，这些都通过密集的铁路网络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称之为“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这一“伟大变革”，随着不断扩大的城市空间和通信网络，催生出新型的大众政治，对那些无法适应它的人造成了尤为不安的影响。犹太人在1871年德国统一后得到解放，迅速加入新经济，他们被那些落后的社会经济部门认为是造成他们不幸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现代化，平等权利的扩大与新民族——国家的侵略性民族主义的结合，构成了反犹太主义作为民粹派民族主义政党工具的政治兴起的肥沃土壤。
最终演变成纳粹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根源是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在整个欧洲的出现。其中一些论述可以追溯到从语言学区别种族语系的趋势——即识别具有特定民族或种族起源的不同语言家族，如印欧语(IndoEuropean)和闪米特语(Semitic languages)之间的区别。另一个元素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和物种起源解读为给人种或种族之间固有不变的差异提供了科学证据，进而使种族(如雅利安人)在进化树中的等级高于其他种族(如非洲人)。这些概念与种族生理概念相结合，据此可以繁衍出更纯的、因而是更高级的种族，而与之相对的是混血的，也即劣等的或退化的种族。由于这种人类概念起源于欧洲和北美，印欧语系的白雅利安人被视为体格和道德都优于其他所有种族也就不足为奇——至少只要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不断扩张的殖民帝国都能保持种族纯洁性。
事实上，正是对殖民帝国的征服，促使欧洲人认为自己是优越的——不仅在军事和技术上，也在文化和道德上，对一些人来说，在生理上也是如此。但也正是少数欧洲精英对大量非欧洲人的统治引起他们对本土化的担忧，统治过程中适应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与当地人通婚造成了种族混合，从而稀释了这些重要的优越品质，因此他们越来越痴迷于通过分类和隔离保持种族纯洁性。
“科学种族主义”和“种族生理学”是主张人类进化和繁衍的科学，因此不仅成为欧洲合法话语的一部分，而且标志着其实践者的现代性和复杂性。当应用于被反犹运动认为是异族、非欧洲种族的犹太人时，这一论述为怨恨、排斥和仇恨政治提供了“科学依据”。正是旧偏见和信仰的结合，对新社会经济的愤怒和恐惧，以及对不可改变的种族差异的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的断言，使现代反犹太主义变成了一场尽管不是完全无处不在但却强大无比的政治运动。这一潜在的爆炸性组合中还缺少两个要素：一个是能让恐惧和仇恨煽动者吸引大众的普遍危急时刻，另一个是要让大家认为清除犹太人就能解决社会面临的所有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
正是索尔·弗里德兰德所称的这一救赎的反犹太主义，成为希特勒的世界观与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其早期反响可见于19世纪末期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莱斯切(Heinrich von Treitschke)推广和合法化的口号“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其语句成了黄色纳粹派德尔·斯特姆(Der Stürmer)的座右铭。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后，随之而来的可怕的通货膨胀摧毁了中产阶级的储蓄，最后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德国社会发现自己被从一个危机席卷到另一个危机。旧的帝国政权瓦解了，经济安全感及缓慢但确定的进步被侵蚀，民族自豪感被羞辱，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一个新的共和党政权一经创建便被许多人怀疑为社会局外人控制的境外强加势力欺骗。这一时刻，许多愤怒和恐惧的德国人既想寻求更好的未来保证，又想查明和清除那些造成这场意外灾难的人。根据“暗箭伤人的传说”，德意志帝国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了，而是被内部的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出卖的(这两者通常被视为同义词)。暗箭伤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关于1918年令人震惊的溃败的传说，它为魏玛共和国的所有苦难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希特勒和他的新国家社会主义党正是抓住了这一思想——德国可以再次强大，但只有通过清除内部的敌人——首先是犹太人才能实现。救赎需要残酷的社会手术，希特勒承诺要实施这一手术。
对犹太人的政策和策略
诚然，反犹太主义并非德国独有，但正是在那里，一位致力于激进救赎这一形式的领袖上台，并立即着手实施他的意识形态。同样，元首及他的政党的种族主义世界观决定发布政策，针对其他被感知的生物威胁和“社会局外人”，尤其是残疾人和吉卜赛人，以及同性恋者、游手好闲的人、惯犯和其他所谓的“不合群者”。但正如彼得·隆格里希(Peter Longerich)令人折服的论说：在希特勒的想象中，自然也即纳粹整个政体的虚构中，对犹太人的政策和策略在种族社区的整合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将其与其根本的异族——犹太人区分开来。当局痴迷于“解决犹太人问题”，尽管那里只有50万犹太德国公民。而且当局在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和种族的救赎与犹太人遭受的不幸之间建立的联系，成为德国公众再教育及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准备的基本组成部分。1933年，德国可能只是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一样，甚至更少地具有反犹太倾向。但到了战争爆发前，尤其是德国的年轻人，受到了密集的反犹太主义灌输，并多次观看公开羞辱和排斥犹太同胞的行为。可以说，这一过程训导他们把犹太人视为可有可无的、邪恶的存在，犹太人需要——而且谢天谢地——已经正在被从他们当中清除出去。然而，当这些年轻男子和为数不少的妇女行进到东欧时，他们惊恐地发现，还有数百万犹太人居住在那里，其中许多人比他们在德国所认识的任何犹太人都更像反犹主义描绘的正统犹太人的刻板形象。
战前的纳粹德国对其犹太公民进行了持续的攻击，导致他们的贫困、边缘化和移民。1935年的《纽伦堡法》使犹太人成为二等公民，并限制犹太人和雅利安人(被定义为非犹太人，因为纳粹永远找不到“科学地”确定谁是犹太人谁是雅利安人的方法)之间的接触。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过程将大量财富从犹太人那里转移到德国人手中。在1938年11月克里斯塔纳克大屠杀(Kristallnacht Pogrom)之后，愿意接纳犹太人的国家很少，但犹太人离开这个国家的压力却大大增加。在两天的时间里，数以百计的犹太教堂被烧毁，数以千计的犹太企业被洗劫和摧毁，近百名犹太人被屠杀，数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到1939年9月，有一半的德国犹太人已经离开，留下来的人中老年人和女性占比失调。但是许多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后来被挺进东欧、苏联的德国军队俘虏，最后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成为希特勒的牺牲品。
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犹太政策表明，当时希特勒还没有构想出实施种族灭绝的实际计划，但相当热衷于建立一个无犹太人帝国。但他的意识形态目标是在德意志帝国东部广阔的生存空间建立一个德国殖民帝国，这使得他不得不面对被视为劣等或危险的群体：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不能被视为种族灭绝，但它的内在动力从一开始就具有屠杀性，因为它的目标只能通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以无情、暴力地转移人口来实现。战争的爆发很快使德国面临一个自食其果的困境，对此，它一时找不到解决方案。
入侵波兰是以一个概念为前提的，这个概念在两年后被更清楚地表述为“歼灭战”(Vernichtungskrieg)。据报道，在1939年9月1日发动袭击前夕，希特勒召集他的军事首脑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议，敦促他们对波兰人采取极端无情的行动，并补充说：“今天谁还在谈论亚美尼亚人被歼灭了呢？”提及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很可能是为了减轻人们对于因罪行而将受到惩罚的恐惧，这一说法从几个方面说明了问题。虽然实际上在奥斯曼帝国垮台后曾有过起诉那些相关责任人的讨论，但无论是新的土耳其当局还是预期处理此类案件的国际机构，最终都没有惩罚任何人。对希特勒及其同僚来说，这显然表明，在全国范围内犯下罪行的人可能会逍遥法外，如果他们取得胜利，情况就更有利——这是希特勒想要的唯一选择。与此同时，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也首次唤起人们认识到动员国际社会反对国家支持的大规模屠杀的必要性，并展开了一场对危害人类罪的新的讨论，但没有成功。事实上，波兰犹太法学家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在了解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情形后，已经开始阐明他对这一“无名之罪”(crime without a name)的看法，最终创造了“种族灭绝”这个词，并成功地推动了联合国1948年关于打击这一“罪中之罪”(crime of crimes)的决议。事实上，德国军事顾问密切观察到，帝国对其少数民族和宗教的系统性破坏，并不是20世纪第一次种族灭绝。这一“荣誉”当属1904年德属西南非洲赫雷罗人和纳马人(Nama)遭到种族灭绝。一位德国将军被派去镇压德国殖民地上的非洲人叛乱，在那里发布了声名狼藉的灭绝令，导致土著居民被德国正规军杀戮，被致命地驱逐到沙漠中或遭受奴役。因此，希特勒声称的不再有人谈论此类案件，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些案件；恰恰相反，他已经了解到，国家可以大规模屠杀而逃脱罪行，这是他在此后6年中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所应用的一个教训。德意志帝国已经犯下了这些早期的种族灭绝罪行之一，并曾参与另一起，这只能进一步鼓励元首摧毁他真正的和认定的敌人而没有任何内疚或担心被报复。
波兰在德国与苏联的联合推动下迅速遭到破坏，该同盟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中达成的协议，该条约将波兰在两个大国间做了切分，为纳粹领导层实现其创造东方“生存空间”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意识形态目标创造了机会。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的规模远远大于预期，这两个意识形态目标不可能轻易同时实现。为了将波兰人驱逐出被帝国吞并的部分波兰地区，并让来自苏联的德国人在那里定居，德国人必须决定他们应该同时对生活在他们新征服领土上的200多万犹太人做些什么。纳粹党卫军(特遣部队，the SS Einsatzgruppen)在入侵前成立，对付德国的政治和“生物”敌人，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暴力活动，这包括斩首波兰政治和知识界领袖，残暴地屠杀和恐吓犹太人，以至于甚至一些国防军将领都抱怨。然而，大量犹太人最终被关押在封闭的隔离区，其中最大的是在华沙(Warsaw)和洛兹(Lodz)。就如何处理这些生活在日渐恶化的条件下，被剥夺了充足食物、住所和卫生设施的广大犹太人，德国领导层似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总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们必须被“移除”或“重新安置”。但这些术语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起初，有计划将波兰的犹太人驱逐到该国东南角，让他们在那里饿死，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行的；尤其是因为德国的总督，也就是所谓的总督辖区(德国占领的波兰部分地区并没有直接并入帝国)强烈抵制犹太人涌入“他的”领土。1940年5月至6月，在西部战役取得胜利和与法国停战之后，德国人重又恢复了将波兰的犹太人驱逐到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这一旧想法，他们推测由于当地的条件，到达那里的犹太人将大量死亡。但与波兰领导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梦想让本国摆脱犹太人不同的是，德国人事实上没有办法将世界各地数百万犹太人运送到非洲海岸外的一个岛屿上——只要英国海军仍然控制着海洋就不行。
大规模屠杀
其结果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大约50万犹太人死于隔离区的“自然原因”，而其他大多数人则越来越多地被投入到德国战事中，以及被腐败的德国隔离区管理人员为自己私人敛富而任意差使。但对犹太人问题真正“最终解决”的焦急等待很快就要结束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 300多万德国士兵伙同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盟军入侵苏联。德军指挥官接到一系列命令，要求他们把红军政委清剿到最低限度，对苏维埃领土上的一切可疑分子，如游击队员、共产党员、犹太人，都要严加处理，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靠山吃山”——仰赖这些他们即将占有的、往往是穷苦人的东西供养自己。而针对被占区苏维埃公民的行动，军事管辖权被削减。对于如何处置国防军包围战术预期俘获的大批红军战俘几乎毫无准备。最不祥的是，陆军高级司令部与党卫军和警察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签署了一项协议，支持四支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幕后操控作战部队。这些作战部队由大约3000人组成，很快就得到了众多警察营、党卫军编队和当地合作者的协助。希特勒在东部自行宣布的歼灭战最终导致近3000万苏联民众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包括300多万红军战俘，约三分之二的苏联士兵被德国武装部队俘虏。对苏联的战争也很快演变成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及其附属机构一系列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行动。
当红军在国防军入侵之前撤退时，尤为突出的是1939年苏联占领下的波兰东部地区的犹太人，遭到了他们的基督教邻居、波兰人和更为突出的乌克兰人的一系列屠杀。这些地方暴力事件的爆发往往是由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家和德国人训练的组织领导的，并得到希姆莱的副手兼帝国安全总部〔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RSHA)〕头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指挥下的特别行动队的鼓励。6月30日至7月2日，在加利西亚东部的首府伦贝格〔Lemberg(Lwow， L’viv)〕，约4000名犹太人遭到屠杀，另有数千人在该地区的其他城镇被残杀。在这一首波暴力和屠杀之后，随着国防军的先头部队及紧随其后的流动的屠杀分队进一步向东进入苏联，德国秘密警察(German Security Police)在被德国占领的地区部署了更有秩序的警力。在早先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几起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枪杀事件，包括8月下旬在卡米尼埃克波多尔斯基(Kamieniec Podolski)屠杀了23 000多名犹太人，10月中旬在斯坦尼斯劳(Stanislawow)枪击了多达12 000名犹太人，9月下旬在基辅(Kiev)附近的巴比亚尔(Babi Yar)屠杀了33 000多名犹太人。同样，到11月底，在波罗的海国家活动的特别行动A队在大规模枪击案中杀害了近14 000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
所有这些杀戮都是由不同编制和类型的德国警察及当地民兵和德国军队联合实施的。这些都是许多旁观者看到的公共场所发生的事件，同时伴随着随处可见的众多暴行以及有组织的抢劫，和对财产和贵重物品的掠夺。犹太人多被谋杀并就近埋葬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的财产大部分流入占领者及他们的邻居手中。
在这第一波杀戮中，数十万人在一对一的枪击中被杀害，埋葬在贯穿东欧和苏联西部的乱葬坑中。帝国领导层对这些有关如何实施“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新想法很满意。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戈林在1941年7月写给海德里希的一封信中请求批准这一解决方案，但学者们对于这一方案是何时决定的意见不一。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认为希特勒是在1941年秋天战胜苏联的“喜悦”中做出这一决定的。克里斯蒂安·格拉赫(Christian Gerlach)提出，希特勒做出这一决定是苏联在莫斯科城门发动反攻，12月初美国加入战争，陷入世界大战后——希特勒早就在1939年警告过这是一场会让犹太人灭绝的世界大战。他认为，这一决定是随后不久海德里希在1942年1月29日的旺西会议(Wannsee Conference)上向帝国高级官员宣布的。彼得·朗格里奇(Peter Longerich)则认为，这一政策随着更有效的杀戮方法和组织的发展而不断衍变，直到1942年春天最终发展为整个大陆的种族灭绝，开始了对犹太人大规模驱往新建灭绝营的行动——首先是从华沙犹太区，然后是同年夏天从波兰和西欧的其他地区。
无论我们接受哪种解释，我们所知道的是，谋杀设施的建设始于1941年底。其目的不是在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进行大规模枪击，而是将他们用火车运送到特别营地使用毒气来杀害。最终，德国人建立了四个灭绝营——切尔姆诺(Chelmno)、贝尔泽克(Belzec)、索比博尔(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专门用于大屠杀，大部分是犹太人，还有两个集中营——迈丹尼克(Majdanek)和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一方面作为屠杀设施，同时也用于监禁和强制劳动。据估计，在大屠杀中被杀害的550万至600万犹太人中，约有一半是在这些集中营中被毒气毒死的，其中100多万人是在奥斯维辛，几乎与特雷布林卡一样多。
许多东欧犹太人以及多数从东南欧、南欧和西欧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在灭绝营中被杀害，同时还有大量犹太人在东部的居住地继续被杀害。这种杀戮与毒气室中工业的、相对隔离的、非个人的大规模杀戮有很大不同，后者将大屠杀与其他种族灭绝区别开来。相反，这是一场城镇里面个人的、面对面的大规模屠杀，受害者、凶手和旁观者往往事先互相认识，没有人是完全被动的，也没有人声称没有看到、听到或知道这些残杀案。这场杀戮由分散在东欧各地人员稀少的秘密警务固定哨所执行，得到由当地辅警组成的更大的组织的协助，这些组织人员主要由苏联撤军后出现的民族主义民兵组织重组而成。这些民兵坚持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议程，致力于建立独立的国家，清除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例如，最突出的是前波兰东部沃希尼亚和加利西亚(Volhynia and Galicia)的波兰人〕等。因此，东欧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也是民族清洗和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保证之一，德国人本身也起到了辅助作用。这一点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及其军事部门乌克兰反叛军(UPA)的案例中最为明显。该组织摧毁了波兰东部的土地，并在德国警察现身不多的地区，对屠杀犹太人所占的惊人比例起到推动作用。例如，在加利西亚(Galicia)自治区东部的切尔特科夫-布加勒斯特(Czortkew-Buczacz)地区，一个总共30名德国警官的前哨基地在数百名乌克兰辅助人员协助下杀害了约60 000犹太人，约占当地犹太总人口的95%，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1942年秋季、夏季至1943年之间的短暂时期。
集体种族灭绝不限于发生在后来成为乌克兰西部的土地。正如历史学家扬·T.格罗斯(Jan T. Gross)在其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作品《邻居》(Neighbours)中所揭示的，1941年7月，耶德瓦布内(Jedwabne)镇的波兰裔居民在没有德国人帮助的情况下杀害了多达60名犹太邻居。进一步研究显示，在波兰的这一地区还有更多这样的案例。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也参与杀害他们的犹太邻居。诚然，这种普遍的暴力行为不应减轻纳粹德国的任何责任，纳粹德国既发动了一场全大陆的种族灭绝，又允许许多地方组织和个人袭击、抢劫和杀害他们的犹太邻居。但是对于居住在这些东欧村庄、城镇和城市中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原本与他们的基督徒邻居几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但现在他们的熟人、同事、同学和朋友转而与他们为敌，追捕他们，或将他们交给纳粹杀人犯。这意味着他们经历的大屠杀，不仅仅是外敌的凶残入侵，也是一个在曾经熟悉但现在充满致命敌意的环境中发生的一系列集体屠杀。
灰色地带
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幸存下来的少数犹太人得到了基督徒邻居或陌生人的庇护；没有这种帮助，他们几乎不可能生存。此外，那些提供帮助的人可以预料到，如果德国人发现他们藏匿犹太人，会杀死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尽管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发生。与此同时，救援动机显然很复杂，常常模棱两可，前后矛盾，而且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从纯粹利他主义的例外情况到对大量金钱或物质利益的贪图都有。大多数被基督徒拯救的犹太人也报告说，他们有时恰恰被藏匿他们的人出卖。没有钱或贵重物品的犹太人可能会被出卖或杀害。相反，一些参与杀害犹太人的当地合作者选择帮助一些犹太人，而那些出于民族主义原因抵制德国人的人中，也有不少将追捕犹太人作为其民族主义行动的一部分。这种复杂性部分地解释了幸存者的矛盾心理，以及为什么他们常常在几十年后才承认他们对救援者欠的感情债，因为他们也有痛苦的记忆——他们的家人被战前认为是朋友的人杀死或供出。
德国的盟国在杀害数十万犹太人和保护本国许多犹太公民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往往(虽然不完全)是出于他们自认为的国家利益。保加利亚交出了居住在其与德国结盟后所吞并的领土上的犹太人，但拒绝让自己的5万保加利亚犹太公民被运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匈牙利虽然受反犹独裁统治，经常残暴对待其犹太公民，但也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直到1944年春夏季，德国人入侵并驱逐了大约40万名犹太人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在阿道夫·艾希曼亲自策划的大屠杀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杀戮行动中，大多数人被毒气毒死。罗马尼亚人在本国杀死的犹太人比任何其他德国盟友都多，接近25万人，但随后在罗马尼亚的中心地带雷加特(Regat)，他们又保护犹太人不被驱逐出境，因此那里幸存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东欧国家都多。在法国，其合作主义政权在1942年底之前一直保持对其公民的警备控制，协助将7.5万名犹太人(大多数是非公民)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中绝大多数在那里被屠杀，但法国随后又拒绝配合驱逐法国犹太公民，使法国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幸存下来。相反，尽管荷兰没有明显的反犹太传统，当地犹太人在社区融合得很好，但在德国占领期间，该国政府和警察干练地协助德国人将当时居住在那里的15万左右的犹太人中约四分之三驱逐出境并处死，而另有3万藏匿的犹太人中的三分之二幸存了下来。
从纳粹当局角度来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既是一个主要的战争目标，也是一个胜利的障碍。在意识形态上，“驱逐”犹太人势在必行。但是“最终解决方案”也转移了军备的大量人力、组织技能和设施，使德国失去了一支数量庞大、技能高超、意志坚定的劳动力——他们完全清楚只有工作才能使他们免遭杀戮。随着德国命运的转变和军事损失的成倍增加，越来越多的德国工人不得不被派往前线，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战争物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国现在尽量让苏联战俘活着，以剥削他们的劳动。同样，德意志帝国开始在东部和西部被占领土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征募劳工，先是自愿、后来强制，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加剧了当地男女的武装抵抗，他们害怕在德国工厂被盟军飞机轰炸。尤其是在东欧，犹太人传统上以工匠为生，德国工业家和军事机构不愿意他们被杀。希特勒、希姆莱等意识形态主义者坚持认为必须屠杀犹太人才能赢得战争，而现实主义者则认为犹太人可以先帮助其赢得战争，然后再被处理，这场争论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但这一目标也是通过在措辞上利用纳粹“通过劳动消灭”(Vernichtungdurch Arbeit)的政策实现的。按照这一逻辑，身体健全的犹太人将被用于基本的战争生产，而其他被视为经济负担和争夺德国公民稀缺资源的无用人口，如儿童、病人、残疾人和老人将被杀掉。这一论调将种族灭绝重新定义为一种经济上合理的政策，而不是全面战争时期的疯狂意识形态。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身体强壮的人被活活累死，他们也就成了无用的、消耗食物的人，可能会被依次屠杀。
洛兹犹太区被德国人重新命名为利茨曼施塔特是这一逻辑下一个尤为可怕的例子。犹太社区及其领导人也陷入其中，疯狂地试图生存下来。犹太区的首领查姆·拉姆科夫斯基(Chaim Rumkowski)，决心通过动员犹太居民为德国人有效地生产战争物资来拯救尽可能多的人。作为交换，他把那些被认为无法工作的人都交给了德国人。1942年9月，拉姆科夫斯基(Rumkowski)要求犹太区(该犹太区在1940年4月建成，已经有超过16 000人)的余留人口“把你们的孩子交给我”，声称他们的牺牲“会让其他人生存下来”。事实上，洛兹犹太区是德国控制下仅存的大型犹太人集中地；但1944年8月，在红军到达前不久，德国人将包括拉姆科夫斯基在内所有余下的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拉姆科夫斯基是犹太人与德国人合作的一个例子。他们的目标是“拯救可以拯救的东西，但他们的做法往往使德国人更容易杀害犹太人”。德国人在整个东欧建立的众多犹太委员会本应在犹太社区和占领者之间进行调解；他们通常得到犹太警察分队的帮助——这些分队对犹太区或犹太人居住地区进行内部控制。但是这些犹太警察部队装备着棍棒、穿着制服，也帮助德国警察和当地的辅助人员包围犹太人并驱逐他们。许多犹太警察的所作所为既是为了自救，也是为了保护家人。最终，他们中的多数也被杀害，如同犹太委员会的成员一样。同时，这些警察也成为许多犹太区和集中营中形成的犹太人抵抗组织的目标，因为他们被视为叛徒，象征着与德国人的合作。另一方面，不少犹太警察一旦在自己的家人和社区居民被屠杀后，最终也加入抵抗运动。
1941年底，威尔诺(Wilno)犹太区的犹太抵抗运动指挥官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写下的座右铭“让我们不要像羊一样走向屠杀”，成为各地犹太抵抗运动的口号。虽然小股的犹太游击队在森林里活动，有时与苏联游击队合作——尽管他们经常遭到民族主义地下战士的袭击——但1943年4月，在华沙犹太区爆发了对德国人最大的一次抵抗，起因是华沙犹太区30万人中的三分之二在特雷布林卡被毒死。虽然与德军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星期，对德军来说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几乎没有代价的调遣，但它对当时和随后的犹太人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它也是直到1944年波兰在华沙暴动之前，被占领欧洲截至当时最大的一次民间暴动，许多幸存的犹太人也因加入战斗而被杀害。
另外三次暴动象征着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所处的可怕困境。1943年8月在特雷布林卡，同年10月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和索比博尔，索德尔-孔曼多(Sonder-kommando)小组的大批犹太成员(负责脱掉受害者衣服，把他们带进毒气室，然后在火葬场或柴堆里处理尸体)，站起来反抗警卫，试图逃跑。这三次暴动中的大部分成员要么在随后的搏斗中被打死，要么后来被抓获并杀害。至少在比克瑙事件中，起义者还炸毁了火葬场的一处设施，目的不仅是逃跑，而且还希望阻止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屠杀。然而，这些暴动的道德难题是，在此之前，这数百名年轻、强壮的男子曾极大地协助了德国人的工业屠杀行动，而徒劳地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活命。由于他们还负责整理受害者的物品，很容易将他们洗劫一空，因此索德尔·孔曼多工作人员的饮食和衣着也比其他囚犯好得多，他们在黑暗的中心地带过着一种可怕的特权生活。可以肯定的是，索德尔·孔曼多所有成员都知道，他们迟早也会被杀：他们已经看到了灭绝系统最深处的运作，这意味着他们绝不能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但他们选择充当这种角色，有时甚至目睹自己的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被杀，这使得他们成为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所称的“灰色地带”的象征。拉姆科夫斯基和其他许多犹太委员会成员及犹太警察也有可能属于这一灰色地带。
动机
1996年，美国政治学家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发表了一项名为《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Hitler’s Willing Execationers)的研究。这本书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认为在大屠杀中，德国人受到了驱除论者特有的反犹太主义的驱使，这种反犹太主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因此，找到愿意杀害犹太人的德国人从不是一件难事，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也很喜欢这样做。这本书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它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大屠杀的唯一驱动力，而德国则被这种恶疾所感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只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才急剧高涨，其他几个国家至少也受到了同样严重的感染。此外，许多犯罪者不是德国的，而是属于当地的辅助者或盟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在他1992年出版的《普通人》(Normal Men)一书中，也尝试考察犯罪动机。布朗宁认为，他调查的后备警察之所以扣动扳机，主要是因为同伴的压力和对权威的服从，因此他们的行为符合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调查结果。但是，虽然有些人最初可能对杀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有疑虑，但事实是，德国警察、党卫军甚至正规军，也很少报告说难以招募士兵去杀害其他人，即便是拒绝或逃避命令，其惩罚也最多可能是会被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或前线。在战后德国无数的司法调查和审判中，人们发现，被告是否对这种行为有任何内心的反对，以及他们在事件发生多年后关于这种反应的陈述，都无法从表面上看出来——德国的犯罪者经常性地、高效地和无情地进行大规模屠杀。
这些行动通常由盖世太保官员以及其他警察和党卫军人员作为安全警察执行，但在德军占领城镇的阵地上，还有许多德国人，如正规士兵、消防队成员、行政人员、工程师、铁路人员等技术专家等，以及这些男人的家人，包括他们的妻子、女朋友和情妇，他们的孩子，有时甚至是他们的父母也同时目睹杀戮，偶尔还参与其中。几乎一半的大屠杀受害者不是在隔离的灭绝营中被杀害的，而是作为公共事件通过大规模枪击执行的。他们被执行时所在城镇的所有居民都能看到或听到，因此，没有谁能逃避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而且他们往往足以从受害者留下的东西中获利。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把大屠杀理解为一场复杂的、机械的和非个人的工业谋杀，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在过去几年里，特别是在东欧，造成了一种人人都扮演着这样或那样角色的种族灭绝惯例。旁观的视众，或漠不关心，或关切，但在事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且(我们愿意认为)“内心是反对的”这样一种安慰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战后捏造的，受害者的叙述显然没有证实这一点——这些叙述描绘他们被所有人追捕和谋杀。
那些致力于下令和组织种族灭绝的德国领导人当然不承认“灰色地带”，不承认道德模糊，也不承认倒退。1943年10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波森(波兹南)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演讲，他向党卫军官员听众指出，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一项艰难但必要的工作。他认识到，一些不属于他的“黑色序列”的弱小德国人，可能会发现很难理解将犹太人斩尽杀绝的必要性，而且可能会懈怠执行这项政策。但是在他看来——而且一直这样鼓动他的部下，他们所做的不仅是史书上光荣的一页，而且是永远不会被书写的一页，尤其是因为人类其他人还没有达成这一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卫军的行为超越了传统道德——根据传统道德，杀害无辜妇女和儿童是一种犯罪和暴行，而他们将这种行为改编为一种宏伟、勇敢的自我保护行为。希姆莱说：“我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屠杀成千上万的人，并且不受这种行为的玷污。”
战争快结束时，希姆莱做了重新考虑。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命运，而不是所在组织发动的世界历史事件，他寻求与盟国谈判的方式，并愿意释放一些集中营囚犯，以换取自身安全。当一切结束时，他持假证件企图逃跑但被逮捕，在可能被识破前实施了自杀。对一个自称是一个由无畏、无情的勇士组成的新种族缔造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希特勒认为他的首席刽子手最后的背叛是可鄙的；元首甚至比希姆莱更深信战争胜利和杀害犹太人是同义词。因为德国失败了，雅利安民族(而不是其不屈服的领袖)证明了自己与其他种族不同，特别是斯拉夫人。这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根据这一点，权力即正确。希特勒甚至在下令和策划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种族灭绝之后，仍确信帝国的失败是犹太人的胜利。正如1945年4月29日——他在柏林碉堡自杀前不久，在最后的遗书中所写，摧毁德国的战争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或服务于犹太利益的国际政客所期望和煽动的。然而，他仍坚信，“在我们城镇的废墟和纪念碑中，将会滋生出对那些对我们犯下所有这一切的最终责任者——国际犹太人及其帮助者的仇恨”。他的遗书的最后一句敦促“国家领导人和他们手下的人严格遵守种族法，无情地反对所有民族的普遍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许多被控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官员从未动摇过必须根除这一种族的信念，甚至在事件发生几十年后，那些仍然活着的人也没有任何悔恨的迹象，而是对自己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oss)在1947年被处决前不久就这样写过；索比博尔和特雷布林卡的指挥官弗兰兹·斯坦格尔(Franz Stangl)在20世纪60年代末审讯期间接受记者吉塔·塞雷尼(Gitta Sereny)的采访时，未能表露出任何悔恨之意。而帝国驱逐出境问题权威专家阿道夫·艾希曼，其职业生涯贯穿了整个时期——从迫使奥地利犹太人在1938年沦为一贫如洗的流亡者，到1944年将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表现出对其在阿根廷期间所作所为的自豪感，并于1962年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说“悔恨是小孩子的事”。正如哲学家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在其研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一书中详细而令人震惊阐述的，他并非种族灭绝机器的一个齿轮，而是一个执着的思想家，即便在他的上司希姆莱下令阻止他之后，他仍试图继续杀害犹太人。事实上，艾希曼在战后阿根廷的德国流亡社区建立了自己的名望，夸大其在实施犹太人种族灭绝中的重要性。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其1963年对这一审判——《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研究中称之为“恶魔的陈词”。但这并不适用于艾希曼，或其他许多犯罪者。她认为他们只是“案头杀手”、小职员和野心家，他们既没有良心，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反犹太偏见，只是想继续自己的事业。如果说这里有什么陈词滥调的话，那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精心策划的那些巨大罪行是解决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完美的合理方式。这有助于他们晋升职位，加强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自然是令人高兴的；但让他们充满自豪和成就感的是，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不可想象的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使之成为惯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国家司法行政局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国家社会主义犯罪调查中心主任威利·德莱森(Willi Dressen)计算过，到2005年，共有10.6万人因国家社会主义犯罪被调查，其中只有6500人被判刑，只有166人被判无期徒刑。他指出，这意味着“纯粹从统计上讲，每起谋杀案付出10分钟监禁”。因此，大屠杀的组织者对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而扣动扳机的凶手很少受到惩罚，战后又回归正常生活；他们中似乎很少有人感到，也很少表达出任何个人的罪恶感。
清算
相反，种族灭绝幸存者经历的解放是一个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令人不安和矛盾的事件。一方面，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这些差异投射到那些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的记忆中。1944/1945年，当红军席卷东欧和中欧时，解放了仍躲藏在小股游击队和森林营地中的少数幸存犹太人。苏联人也到达了灭绝营，其中一些已经被德国人完全摧毁，而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迈丹尼克集中营已经部分撤离。苏俄犹太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写了一篇令人痛心的报道，讲述他第一次见到特雷布林卡的遗址，了解到特雷布林卡是一个专门用于大规模产生尸体的设施。波兰犹太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福特(Aleksander Ford)制作了第一部关于解放迈丹尼克灭绝营的纪录片。
对犹太人来说，红军的到来意味着解放，而对他们的许多基督教邻居来说，这意味着重新被占领。在乌克兰西部，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奥恩-乌帕(OUN-UPA)的战士仍在继续抵抗苏联，这些自由战士杀害犹太人的行为甚至在红军到达后还在继续。民族主义者经常将苏联人视为犹太人或为犹太人利益服务的人，而对于犹太幸存者来说，意识到一些前线的苏联部队是由犹太人管理的，这几乎是奇迹。在波兰，苏联强加的共产主义政权被许多人视为犹太人的报复，而逃亡到苏联的犹太人返回波兰，引发了对他们可能要收回财产的恐惧。这些情绪，再加上战前时代内化的反犹太主义，以及德国统治期间犹太人被视为猎物的看法，引发了暴力大屠杀。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发生在1946年的基尔切(Kielce)， 40多名犹太人被杀。这种对犹太人回归的反应，以及“犹太共产主义神话”(Zydokomna)的复苏，导致在大屠杀后返回波兰的近25万犹太人，向西方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大规模移民。
在西方，盟军的到来解放了许多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在政权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用来监禁纳粹主义真正的以及被认为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敌人，而不是犹太人。这些集中营，如卑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达豪，只有在战争结束时，随着红军不断深入德国占领区，东部劳改营的囚犯被派往西部进行可怕的死亡迁徙，才关有犹太人。这些死亡迁徙的幸存者到达德国集中营时，饥肠辘辘、病态不堪、精疲力尽，正赶上这些机构的管理开始瓦解，许多人死在那里。对西方盟国来说，他们在那里遇到的情况塑造了他们对大屠杀的看法，或者说他们对于纳粹政权对政治抵抗者和无辜平民所犯罪行性质的理解。正如在西方，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也一直不清楚，在东方，国防军的后方被红军击溃——在那里，绝大多数德国军队战斗并被杀害，因此，这次与集中营的遭遇也造成了对纳粹罪行真正含义的错误理解。
这种扭曲的看法也反映在1945年纽伦堡特别法庭上。在那里，纳粹政权幸存的重大战犯受到审判，但有关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案件却参与甚微，几乎听不到幸存者的声音。直到20年后对艾希曼的审判期间，100多名大屠杀幸存者才首次在国际范围报道的专门针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司法环境中做证，讲述他们的经历。这些证词中许多与艾希曼的具体罪行没有什么关系，也不能直接与他联系在一起，这引起一些观察人士的愤怒，尤其是汉娜·阿伦特。尽管关于他的动机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毕竟，艾希曼的罪行和责任是毋庸置疑的。但作为一个警示式的司法事件，审判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使人们意识到大屠杀是一个与纳粹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事件。
在写《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阿伦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当时刚发表的研究报告《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尽管她曾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读者反对该报告发表)。希尔伯格使用了为纽伦堡法庭收集的德国文件，与该法庭一样，他认为，使用幸存者证词增加了一个主观因素，这既不具有历史可靠性，也无助于说服公众“似乎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发生”。但他的书，基于一篇被他导师警告说将结束他学术生涯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作为先导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最终确立了大屠杀在20世纪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并将其从“仅仅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今天对大屠杀进行的重新解读和重写都是基于一个几十年前不存在的前提，即我们不可能在不将大屠杀的历史融入其中的情况下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如果这里有一个警告的话，那就是：同样道理，我们不能将自己与已经成为21世纪标志的大规模危害人类的罪行割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