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海斯(Peter Hayes)
纳粹经济史的核心有一个悖论：纳粹政权的丰功伟绩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举世瞩目的，但是，当人们随着历史的长河回首往事时，这看起来则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最终遭遇了惨败。在工业化国家中，第三帝国最早走出了大萧条，并在这之后取得了伟大胜利，然而，这些胜利的背后是一系列罔顾后果的临时性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只能在短时间内勉强奏效。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希特勒奉行的扩张主义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和纳粹德国有限的资源基础之间的持续差距。事实证明，这一鸿沟是可以在短期被弥补的，并足以支撑德国取得1939年至1941年战争的压倒性胜利；但随着全面战争在多条战线上的爆发，纳粹德国所能提供的资源就更为捉襟见肘。从1942年开始，帝国的物质匮乏导致了不可逆转的惨败。
阿道夫·希特勒早就预见到了这一问题。事实上，他的主要政治目标是通过获得“生存空间”来解决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生存空间”是在20世纪获得大国地位的前提条件。他相信，只有征服一个经济上能自给自足的邻近大国，德国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并能与其他国家相抗衡。然而，与其他潜在对手相比，德国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存在局限性，因此，希特勒知道他的帝国计划必须秘密地执行。在希特勒20世纪20年代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著作中，他预见到可以通过一种连续且分而治之的策略，来实现他的领土扩张目标。这种策略模仿了大约60年前俾斯麦的做法，后者通过连续战胜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最终实现了德国统一。希特勒策划了一个曲折的侵略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与意大利共同对付法国在东欧的盟友，然后是打败法国，再然后就是在英国的支持或默许下，对抗苏联。共产主义国家失败后，德国就可以吞并乌克兰的粮食和煤炭生产地区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油田。由此就奠定了各大洲对抗美国的最终战争胜利的基础，美国被希特勒认为是世界上存在着危险的犹太人权利的最后堡垒。
因此，纳粹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在短期内抵消德国经济疲软所带来的影响，而土地掠夺则可以最终消除经济疲软。或者，正如希特勒在1927年时写到的那样，经济的任务是“确保民族的内在力量，从而使其在外交政策领域站稳脚跟”。尽管外交活动将在这一主张中发挥作用，但是纳粹元首却总是认为扩张归根结底是军事实力问题，而经济仅仅是形成军事实力的一种手段。1933年2月9日，希特勒在担任德意志帝国总理仅十天之后，就阐述了这一系列想法的主要实践含义。他告诉内阁委员会：“今后，如果德国国防军的要求与其他目的的要求发生冲突，德国国防军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均须优先获得保证。”
因此，军事考虑的主导地位是贯穿纳粹经济史的红线，然而，这种主导地位最终却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它确实在从大萧条中复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纳粹统治的第一阶段，即1933年1月到1936年8月，它确实保证了希特勒对权力的掌控。但是，在第二阶段，即1936年9月到1939年9月，当纳粹政权为侵略构筑经济基础时，两者之间不断升级的要求相互冲突，并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反对，这使得希特勒改变了原定的曲折路线，而德国为了占领波兰，只能同时与英国和法国交战。在第三阶段，即从1939年9月到1942年底取得胜利的**阶段，经济过度扩张的特征依然非常明显。在这一时期，苏联和美国加入到了德国的敌对阵营，他们在欧洲东部迅速取得了胜利。为了扭转帝国与其对手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局面，德国只能孤注一掷。最后，即1942年底到1945年5月战争结束的生存斗争中，德国虽然大势已去，但仍大举掠夺其已经占领的欧洲地区，希图尽力避免失败，但最终仍然赶不上帝国的对手们势不可当的生产能力。
复苏
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已陷入经济困境。自1928年以来，工业产值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有超过600万人登记失业。而且，这个国家要实现最终好转似乎是不可能的。外币贬值削弱了德国的出口能力，到1933年夏天，德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仅能维持一个月最低水平的进口。即使需求和信心得以恢复，德国仍无力购买必要的原材料，这就可能会扼杀经济复苏。然而，到1936年夏天，这种情况却得到了明显改善。德国恢复了充分就业，工业产出超过了大萧条前的最高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尽管实际工资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还未完全恢复，但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经济安全感的恢复足以抵消这些问题。
那么，纳粹德国是如何迅速实现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功的呢？部分原因是希特勒的偶然上台。大萧条使工业固定成本和要素成本再次降至有利于盈利的水平，并且，早在1932年末，就业率和股市就已经开始回升。而且，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两任内阁也同意了拨付大约10亿帝国马克用于创造就业机会计划，该计划于1933年开始实施。这些有助于推动建筑业和汽车业的复苏，这一向好态势在1934年扩大到了消费部门。希特勒的前任们未完成的道路建设项目也推动了形势的好转，尽管这些项目仍然需要时间来逐渐恢复，且其实际情况有时候也还达不到对外宣传时所说的那么好。直到1934年年中，在那些被吹上了天的高速公路上，也才只有34 000人在工作。
相比较于时机的重要性来说，纳粹政权的成功还是更多地依靠由希特勒的主要经济代理人执行的政策组合。这些经济代理人包括帝国银行总裁，也就是后来的经济部长贾马尔·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和威廉·开普勒(Wilhelm Keppler)。开普勒是一名纳粹退伍军人，他于1934年担任原材料制造专员。这一政策组合有两个主要的相辅相成的特征：政府对市场和企业决策的广泛干预以及剧增的军费开支。
干预的主要原因是德国不正常的贸易平衡。它迫使纳粹政权致力于削减非必需品的进口，实行必需品配给制，鼓励出口，并且多向那些能买到帝国最需要的商品的国家出口，开发和购买国货或买外国商品的替代品(例如，用合成纤维替代棉花和羊毛，用煤制汽油替代原油，用从煤中提炼的肥皂和油脂替代动物或石油基油脂)。这些努力引发了一场经济结构调整，并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一直呈螺旋形上升态势。每当国家努力控制投入和产出中所出现的瓶颈和压力时，它就会产生双倍的力量，各种资源都会被导向到纳粹国家想要的方向上去。
在这一过程中，纳粹政权在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方面更趋熟练，因此他们可以利用激励和禁令操纵企业为其目的服务。由于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成本太高而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为了诱导企业进入或扩大进口替代品的生产，帝国通常承诺其购买产品的价格会高于生产成本，在10年内对工厂进行折旧，并支付5%的年投资回报。这种做法的原型是1933年12月，帝国与大型化工集团法本公司之间著名的汽油合同，政府由此降低了德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当商业诱因不足以引导企业高管们按照政权的要求生产时，纳粹政权便毫不犹豫地运用强制手段。纳粹政权可能会用直接征兵的形式，如1935年经济部命令鲁尔地区的褐煤制造商购买布朗煤制汽油公司(Braunkohle Benzin AG，简称BRABAG)的股份，从而用褐煤制造汽车燃料。
相反，当纳粹政权想限制不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领域的生产时，经济部就会禁止投资购置新机器或扣留许可证，从而禁止其获得更多定量供应的建筑材料。最后，为了补充进口替代品，帝国开始了一项出口促进计划，通过对企业的国内销售额进行征税来建立一项基金，从而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于国内的价格销售产品的利润差额进行部分补偿。通过此类手段，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已经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其从国外获得其最低需要，它也有能力将开支投入到希特勒的最高优先事项：重整德国军备。
早在1933年6月，纳粹政权就计划在此后的8年内将350亿帝国马克用于军备，也就是每年44亿马克或预计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5%～10%。到12月，德国空军设想，到1937年要有2000架前线飞机和30万人的军队。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军费开支从1933年时分别占国民总收入的1.6%和德国政府总支出的4%增长至1934年时的6.3%和18%。到1936年，这两项比例已高达13.7%和39%。帝国购买的军事装备和相关物品从1933年占国民产出的1%增长至1936年的11%。因此，1934年，军备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增值的47%，并在1935年达到了大约42%。尽管私人投资逐渐增加，但这些巨额支出大大降低了创造平民就业或其他形式的经济刺激的支出，加之士兵人数的增加，在纳粹统治的头三年，失业率也因此而大幅度下降。
这样大规模的支出引发了融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沙赫特创造了一种平行货币，这种货币是由一家名义上的私人公司——冶金研究公司(Metallurgical Research Corporation)发行的可转让票据，所以该票据名为梅福券(Mefo-Bills)。梅福券可以像钱一样用于支付，也可以在帝国银行兑现，但却没有同时出现在当时的国家预算里。沙赫特还开始限制企业进入股票交易所等公共资本市场，从而将投资需求引向国债，又同时限制企业的股息支付，从而促使企业建立大量的现金储备，以便为服务于帝国经济优先事项的建设项目提供资金。
到1936年，学界对总体结果的评价是这样的：一位足智多谋的学者说是“不平衡的”，另一位学者说这是一次“严重变形”的经济复苏。虽然受到政府支出的推动，但纳粹的经济复苏并不是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是把钱放进消费者的口袋里，然后消费者把钱花了，并释放出乘数效应，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增长。相反，德国的复苏采取了国家推动的方式，将国家财富投入到武器生产和对军事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从1934年年中开始，政府开始限制平民消费——禁止扩大生产用天然纤维制作的服装，食品的买卖完全由国家控制——并将资源用于化学制品和机械的产出。
虽然家庭收入增加了，但这是因为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工作，而不是因为实际工资的明显增加。尽管如此，人们对面包、糖、鱼甚至肉类等主要食品的摄入量增加，还是足以让大多数德国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正在变得比大萧条之前更加宽裕。
为了加深民众的这种感受，在德国劳工阵线(German Labour Front，DAF，这一机构取代并吞并了工会)支持下，政府向德国人展示了“人民共同体”的好处。其中包括通过“力量来自欢乐”计划(Kraft durch Freuide， KdF)进行的廉价度假活动——其中大多数是短期的国内度假，还有乘坐威廉·古斯特洛夫号(Wilhelm Gustloff)等新远洋客轮去往挪威峡湾或者马德拉岛的航行。1934年，大约有200万德国人通过这一计划享受到了假期，并在第二年达到了300万人。组织者强调人们平等地享受旅游，例如，确保船只只提供同一类客舱，并通过抽签分配船舱。
政府还让人们有机会为“人民的汽车”(大众汽车，最初名为KdFWagen)存钱，汽车价格是“每个德国人”都能负担得起的，“不分阶级、职业或财产”，并让人们有机会购买其他如今被视为奢侈品的物件的平价款，如“国民收音机”(Volksempf?nger)。
纳粹复兴的另一个方面有着明显的特点：帝国成功地控制和刺激了德国资本主义。1936年，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经济编辑吹嘘说：“事实上，资本主义认为自己仍未被触及的地方已经被政治所利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与技术时代相对应。它让资本主义像马达一样运转，使用它的动能，但改变了挡位。”他好像还补充道，“并改变了方向。”买家垄断正在形成，而德国就是这一经济体中的主要买家，正在获得不成比例的市场影响力。在没有直接干预私有财产权的情况下，纳粹政权不仅罢免了少数顽固的企业高管，还获得了让国内大多数经济和商业发展服从政治意愿的权力。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等大型股份制银行的重要性反而降低了。企业高管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企业追求与纳粹政权的期望所不同的商业战略的能力也相应遭到了削弱。
自给自足
1936年夏末，在第三帝国刚刚成功地对莱茵兰地区进行了重整军备之后，德国最高司令部起草了其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规模进攻计划。同时，希特勒也决心使德国经济与军事保持同步发展。他为负责军事和经济动员的两个副手，沃纳·布隆伯格和赫尔曼·戈林，准备了一个秘密备忘录，并指示，在四年内，德国军队要能够“运作”，德国经济要“有作战能力”。不到两周后，纳粹领袖在纽伦堡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启动“四年计划”，降低对国外原材料的需求。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为了实现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安全，但实际是为了按时实现他给布隆伯格和戈林制定的目标。
这一目标的实现似乎耗资巨大，并且还在不断膨胀。20世纪30年代末，军备和自给自足(经济自给自足)项下的投资占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量的67%。到1937年底，“四年计划”计划投资100亿帝国马克，主要用于用煤炭生产燃料和橡胶，开采国内铁矿石和用纤维素制造纺织品，从而将全国的年度进口额降至一半。一年后，空军的规划者希望德国的飞机数量能够增加到现在的5倍，同时，海军军力也能有所增强。并且，希特勒还批准了建造一支庞大的水面舰队的Z计划。军队仍然在增加细分部门，并沿德法前线修建西部防御工事。随着工业投资占消费品的比重在1938年下降到17%(1933年占比41%)，从制造消费品中赚取的工业工资比重也下降到只有25%，德国畸形的经济生活形态变得更加明显。在1929年到1939年的10年间，实际国民生产净值增长了48%，但人均消费仅增长了4%，军事采购吞噬了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这个水平对于处在和平时期的国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沙赫特对这些企业的承受力，以及由此导致的畸形所持的保留态度使他失去了希特勒的支持，而沙赫特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赫尔曼·戈林的身上，戈林成为“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即便如此，许多德国工业领袖仍对那些能够经受正常的商业可行性考验的项目进行投资的行为表示怀疑；同时，他们还担心，疯狂扩张的资金需求会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不堪重负。戈林的言论和行动有效压制了此类疑虑。1936年12月，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一群高管：“新工厂的债务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予以分期偿还并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我们已经处于动员和战争中，就差没开枪而已。”1937年8月，由于德国钢铁制造商反对投资开采低级德国铁矿石，戈林就威胁要以蓄意破坏经济的罪名控告他们，从而予以压制。他强迫他们帮助资助一家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新公司来承担这个项目，他还假装谦虚地允许将该项目命名为“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沙赫特于1937年11月辞任经济部长；戈林在1938年2月接任后，对经济部进行了“大换血”，其高级官员都是政府经济计划的坚定支持者。第二年10月，他对煤炭和钢铁公司的一群主要高管进行恐吓，以至于其中有一个人写道：“如果国家认为我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那么征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商业，特别是采矿业，从未像今天这样危险。”
事实证明，德国公司的累积储备，再加上平常的政府激励措施和补贴，足以维持1936年至1939年的工业繁荣。而国家通过征收每年增加5%的公司税率，要求储蓄机构将存款投入政府债券，并用抵免未来税收的方式支付其他费用等途径来资助这些补贴。同时，掠夺也帮助维持了帝国的预算。在1938至1939财政年度，政府通过强制“雅利安化”以及各种摊款和费用，加速剥夺德国犹太人的财产，从而使税收和海关收入达到了国家政府财政收入的5%。然而，到1939年初，帝国的财政状况变得越来越严峻：预计到1942年，每年的军费开支将达到300亿德国马克，一开始每年相当于德国国民收入总额的30%；帝国的短期循环债务将在1942年的前8个月上升80%；同时，流通中的货币量达到1937年的两倍，带来通胀压力，而且还存在失控的危险。
此外，事实证明，要满足包括很多需要进口的材料在内的建筑材料需求的增长是很困难的，这就跟为众多大型新工厂买单一样困难。在此前三年，帝国在其众多需求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并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配给和监管措施，但现在的规模比三年前要大得多了。帝国对铁、钢及其他金属的分配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控制措施，从而导致了大量订单的积压。在1938年年中，政府获得了征召和分配劳动力的权力。曾经有一段时间，掠夺也在这方面帮助了帝国：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从而使德国的外汇供应增加了一倍。一年后，德国对捷克黄金储备的收购，减轻了德国进口商品费用支付的负担，同时，捷克的军备工业和武器储备也提高了德国国防军的实力。尽管如此，早在1939年，国外购买力的极度疲软迫使帝国立即将资源投入到出口商品中，减少生产军需品。这种僵局暴露了希特勒经济学的矛盾性。为了征服世界，要防止封锁，实现自给自足和大规模军备，而“四年计划”则使征服世界的必要性变得更加突出。
掌控着局势的纳粹领袖认为，等到1940年“四年计划”完成再发动生存空间战争之时，将贻误战机，且损失惨重。在1937年末的一次会议上，他曾预测，1942年或1943年将是开战的最佳时间——到那时，虽然那些更富竞争力的对手已经在努力赶超，但他重整军备的运动将为他赢得最大优势。现在他得出结论，他已经建立起了一台强大的军事机器，国内已有足够的能力来生产必要原材料的重要替代品，并将德国企业转变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但他的国家正在运行的经济能力也已经达到了外部极限。只有提高经济能力，他的帝国才能战胜其潜在的敌人。鉴于这一认识，再加上斯大林在1939年8月公开的《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一项以谷物和矿石交换机器的协议，希特勒对他的曲折计划做出了修改。通过入侵波兰，他认识到，虽然波兰和法国是他的对手，但英国可能还是会支持他们。尽管如此，在再次转向东方战场之前，他仍然打算继续玩弄他们。
征服
尽管在战前几年已经负担了各种开支并做出了种种努力，而且希特勒分析认为，对于德国来说，1939年是相对有利的开战时间，但第三帝国在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是背负了众多不利因素。帝国只有一部分军队实现了机械化；英国和法国的机械化军队的数量更大，而且有时还会装备性能更为优越的坦克和飞机；弹药、石油和橡胶的储备也仅够维持几个月的战争；而且，相对于它的敌对帝国而言，这个国家的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也要少得多。此外，德国早已进行了充分动员，似乎已经很难再从其经济中获得更多的军事产出。劳动力方面已无潜力可挖，因为在二战期间，相比英国和美国来说，已经参加工作的德国女性的比例更高(1939年，在15～60岁的德国女性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就业，而且女性占德国劳动力的比例已经超过1/3)。当成千上万的工人应征入伍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通过将劳动力从次要产业转移到重要产业才能实现军事生产的发展，而多年来，德国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1939年至1940年间纳粹耀眼的军事胜利掩盖了这些问题。同时，随着苏联粮食和矿产品的流入，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缓解。大量波兰和法国战俘变成了劳动力，其中以农业方面居多。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数千吨燃料和其他原材料均落入德国人手中。1940年1月至7月期间，德国的武器产量翻了一番，事实证明，包括镍、铜和钢在内的金属库存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那年秋天，德国从波兰吞并的领土上实现了大丰收。被占领的丹麦奶牛场成为后方黄油、牛奶和奶酪的主要来源。对西欧及后来的塞尔维亚和希腊征收的大量占用费不仅充实了帝国财政，而且国防军还能用当地货币给驻扎在那里的士兵发放军饷。商店里有许多国内短缺的商品，军队用这笔钱把它们买了下来，然后通过军事哨所把这些商品送回国，这缓和了定量配给的负面影响。
但是，德国的占领国和盟国也成了累赘，导致帝国的资源需要向太多方向分散。现在，虽然煤炭生产不景气，但西欧以及德国的家庭依然需要供暖，那里的工厂也依然需要供电。为了与芬兰、意大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特别是苏联保持贸易往来，必须继续保持一定数量的出口产出——因为德国需要用机械和技术知识换取这些国家的商品，这其中有一部分对国防军是至关重要的。军队需要更多的人员，但煤矿、军火厂和农场也同样如此。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匹，但农业生产也同样如此。同样，化肥和炸药也均须使用相同的化学物质来制作。
潜艇、大炮、飞机和坦克都要用到常见的金属和机械部件。早在1940年，帝国领导人就认识到了在战争中一直困扰德国工业的核心问题。就算帝国通过向国内的工厂施加压力，让它们生产出更多的设备，但是，由于国家资源有限，包括弹药、船舶、装甲车、飞机在内的任何重要军事工具的适当增产，通常都会导致其他一些工具的减产。这就导致了1940年至1941年间断断续续的军事生产模式的出现，生产重点会根据不断发展的战略考虑迅速而突然地从一个重点转移到另一个重点。
德国的经济限制意味着，增加军事生产需要采取更严格的粮食和商品配给措施，并进一步减少消费品供应。在二战的头两年，人均实际消费和职工家庭口粮中的卡路里含量均下降了近20%。为军队制造材料的工业劳动力所占比例从1939年的22%飙升至一年后的50%。与此同时，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这样就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存款——到战争中期，储蓄总额达到400亿帝国马克——民众的存款为政府提供了强制性贷款。
和1939年一样，希特勒在1940年认识到了持续的经济制约，这促使他试图使用武力突破这些制约。甚至，希特勒于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战败以前就已认为，他们应该夺取苏联的粮食和资源，而不是用钱去购买；而且，通过入侵苏联，可能还可以说服英国人达成和解。到12月，入侵计划进展顺利。军事生产的重心从1940年的弹药生产转移到1941年的火炮、枪炮、飞机、车辆和潜艇生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迅速取得东方战场的胜利。纳粹的首脑们虽然认为能够迅速在东方战场取得胜利，但是，由于美国可能会介入英国战场，所以也不一定要结束这场战争，因而纳粹策划者们还是想扩大战争的规模。因此，从1941年开始，纳粹对战争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投入，这其中不仅包括武器和弹药，而且还要用煤炭生产出燃料和橡胶，从而满足帝国的需求。为了扩大燃料和橡胶生产，德国在盟军轰炸机射程之外的上西里西亚区(Upper Silesia)的莫诺维茨(Monowitz)、海德布莱克(Heydebreck)和布里施汉摩尔(Blechhammer)建造了一个三角形的巨大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建筑成本总计超过10亿马克。
在德国20至30岁的健康男性中，有85%的人身着制服。尽管如此，在战争的头两年里，德国在军事产出方面还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飞机年产量从1939年的8295架上升到1941年的11 776架，潜艇年产量从15艘上升到196艘，坦克年产量从约1300辆上升到5200辆。尽管如此，英国的飞机和潜艇产量还是高于第三帝国，苏联的飞机、潜艇和坦克产量也同样都超过了帝国。到1941年秋天，德国放慢了进军苏联的脚步，正如亚当·图兹(Adam Tooze)所说的那样，那时“德国战时经济开始分崩离析”。煤炭短缺既削弱了西欧工厂对帝国的效用，也减缓了炼钢用焦炭的生产，而焦炭在军备生产中是必不可少的。限制燃料供应使军事谋划者得出结论，德国不能同时在海、陆、空进行有效的战斗。空军和陆军的装备需求似乎是相互排斥的。包括德国空军的恩斯特·乌戴特(Ernst Udet)在内的几位消息灵通的官员一致认为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于是便自杀了。负责军备生产的弗里茨·托德同意他们的观点，并在1941年末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希特勒，几个月后，他死于一场空难。
挣扎求生
正如一位德国实业家后来所观察到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的武器制造商总是处于一种捉襟见肘的境地，“就好像他们不得不用很短的毯子盖住自己：如果某一方用毯子把自己都盖好了，那另一方肯定就盖不住了”。1942年以后，由于大量使用强制劳动和奴役劳动，德国在生产方面实现了巨大的飞跃：1944年的坦克产量是1941年时的4倍，飞机产量是1941年时的3.5倍。但是帝国的资源是十分紧张的，要实现产量的激增，只能降低质量或对其他方面进行减产。为了生产出更多的飞机，每月只能集中生产一些标准型号的飞机，如海因克尔111(Heinkel 111)和梅塞施米特109(Messerschmitt 109)，同盟国在这方面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超德国。弹药产量连续几个月的增加是以牺牲坦克的产量为代价的，装甲产量的增加是以牺牲潜艇的产量为代价的，而火箭产量的增加也是以牺牲大炮的产量为代价的，如此不一而足。这场战争是绝望且注定失败的，因为美国、英国和苏联的生产能力要强得多，他们在1941年至1943年间生产的飞机数量是德国的6倍，1944年的产量是德国的4倍，他们在当时几乎已经完全占据了空中优势；在坦克制造方面，1941年至1944年间，美国、英国和苏联的产量是德国的3倍。即使考虑到美国和英国也在同日本作战，同盟国依然占据着压倒性的经济优势。而且，德国还在1943年后遭到了空袭，导致德国不得不将大量的大炮和弹药从前线转移到防空部队。
正如弗里茨·托德所极力主张的那样，如果不能同时在两条战线结束战争，那么，明智的做法是至少结束其中一条战线上的战争。但德国没有这样做，这不仅是希特勒孤注一掷的种族冲突意识的产物，也是因为他相信德国仍然可以获胜且人们对其深信不疑。更何况，另一个官员还在欧洲大陆上无情地攫取劳动力。托德的继任者，阿尔伯特·斯佩尔是顽固的胜利信徒，他于1942年2月就任军备部长，图林根的纳粹省长弗里茨·萨克尔(Fritz Sauckel)是他的得力助手，于1942年3月就任劳工事务全权代表。这些人几乎和希特勒一样要为延长战争负责，他们不仅要对帝国所采取的越来越多的犯罪生产方式负责，更要对战争期间德国遭受的大量死亡和破坏负责。
在斯佩尔执掌军备的头15个月里，德国的军备生产增长惊人，平均每月增长5.5%。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随着许多新的生产地点投入运行，措施和投资产生的成效其实是发生在他上任之前。但是，他建立了由一名资深的纳粹分子和制造商汉斯·凯尔(Hans Kehrl)领导的新的中央计划办公室，收紧了德国经济战争的总体方向。斯佩尔还主持创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团体和委员会系统，每个系统均由经验丰富的实业家领导，分别负责协调工业投入和产出的流动。
随着模型和定价的进一步标准化，这些举措使得效率和生产力取得了小幅提高。但是，推动德国产出激增的真正力量其实是萨克尔大力开展残酷无情的征召和抓捕，其将数百万的外国劳工带到德国，他们中被迫工作的人越来越多。1942年，生产坦克的工人总数增加了60%，机车制造业的工人总数增加了90%。大多数新手都是外国人，他们很快就占到了军备工人的1/3，而在制造飞机的工人中间占到了40%以上。到1944年，大约有800万外国人在德国工作，他们构成了46%的农业劳动力，34%的矿工，30%的金属工业工人，28%的化学工厂工人占比，其总人数占全部劳动力的26%以上。
这种外国劳动力其实是一种掠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被迫劳动的。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大约有60万意大利士兵被德国人关押，然后被运往北方，这些士兵遭受了专门针对他们的鄙视和苛待。波兰人不得不在衣服上佩戴标识性的“P’s”的标签，而来自纳粹占领的欧洲更东边地区的工人则贴上了“Ost”的标签；这两批人(在1944年时有380万人)的劳动任务最艰苦，但所获得的食物最少，到手的工资也是最低的。这些劳工被严格限制与周围的德国民众接触，如若发生性关系则可被处以死刑。西欧和北欧工人的情况就会好一点，但仍有很多人潜逃。在空袭期间，潜逃人数更是成倍增加。
1943年5月，同盟国加紧空袭，结束了德国军备生产不断上升的态势，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德国的军备生产基本都处于低潮期。与此同时，这一年夏天，德国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被苏联击败，标志着帝国明显已经无力发动重大的进攻行动。面对毫无悬念的战败结局，斯佩尔和萨克尔不仅加倍强迫劳工劳动，而且还加强了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党卫军的合作，把集中营的囚犯当作奴隶劳工——他们只须每日向集中营支付租金，而根本不用向这些工人支付任何报酬。1941年，私营企业开始在奥斯维辛附近的法本工厂以及附近的布里施汉摩尔和海德布莱克的建筑部队中使用犹太人和其他囚犯做劳工，并让囚犯参与进行上西里西亚区和德国在战前吞并的波兰部分的道路建设项目——该项目由菲利普霍尔兹曼建筑公司承建，但这种做法在这之前是相对罕见的。在1943年之前，大部分的囚犯劳动都是在集中营中党卫军所属的工厂里，或由党卫军指导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在东欧。但是，1942年11月，经过斯佩尔的劝说，希特勒已经授权在帝国内部的工厂使用集中营的劳动力。而在当时，这种做法与那个也许可以称为第三帝国彻底失败前最荒诞的经济倡议一起被推翻了：战斗机工作组计划(J?gerstabprogram， Fighter Staff Programme)，就是将国家大部分重要工厂，特别是为空军生产的工厂掩埋或转移到地下。其中包括纳粹实现胜利梦想所日益依赖的制造“神奇武器”的装置，特别是V-1和V-2火箭，这些装置耗费了越来越多的稀缺资源。仅在V-2计划中，帝国就投入了20亿帝国马克，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建设一条穿越德国中部山脉的装配线。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囚犯在那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劳作。最终，死于火箭制造的人数几乎是被火箭炸死的人数的两倍。
奴役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伤亡人数是极其可怕的，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更是如此。在法本公司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工厂，有2.5万至3万名囚犯在劳作过程中死亡。据记录，1945年初，有70多万名难民营囚犯为德国或私人企业工作，到第二年夏天，其中可能共有2/3的人已经死亡。此后，强迫劳工的死亡速度有所降低，但伤亡的原始人数还是很大的。至少有30万苏联和波兰文职人员在德国工作期间死亡，另外还有100万苏联战俘死亡。广泛流传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与之相反，强制劳动或奴役劳动制度其实都不是受利润所驱动。他们是在希特勒的种族唯我主义和德国劳动力供给的数学模型的共同作用下出现的，因为希特勒坚持认为只需考虑德国人的福祉。随着军队的需求削减至与德国劳动力的规模(和质量)相匹配时，帝国的劳动力缺口已高达数百万。德国之所以使用强制性工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廉价，而是因为他们是可用的，而且一度似乎是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替换的。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尤其是在进行建筑作业时，因为他们往往生产率低下，他们的劳动产出还抵不过从党卫军那里租赁、供养和看管他们的费用。但这一事实却导致了一种反常的激励，它促使雇主节省这些工人的供养和看护开支，只要他们的人数还足够就可以了。
萨克尔和斯佩尔的劳工制度集中体现了德国为了争取大陆主导权所表现出的恣意妄为和冷酷无情，但这一切最终却徒劳无功。诚然，使用外国劳动力确实有助于解决战争导致的德国农业减产问题。1939年至1944年间，德国的农业产出只下降了15%，而从占领国运来的农产品数量还超过了这部分下降的产量。尽管如此，从1942年初开始，德国平民的日常饮食却变得更糟了，随着脂肪和动物蛋白供给的急剧下降，人们只能用土豆和卷心菜来替代，而用来制作面包的面粉的质量也大幅下降。在煤炭和钢铁等关键投入供应有限的情况下，1941年后，西欧工人进入德国并在那里开展集中生产——这实际上确实是出于经济目的的考虑。但强迫劳动和奴役劳动计划的效率确实低得惊人，且在政治上适得其反。这使得被占领国的人民与德国离心离德，进而加剧了1943年至1944年欧洲抵抗运动的蓬勃发展。很多人不得不躲藏起来，由此导致了被占领地区生产率的下降。而且，被他们蒙骗了的德国人以为还能赢得这场战争，这其中就包括阿尔伯特·斯佩尔。
表6-1.奴役劳动经济学
事实上，德国的掠夺在其他各个方面也都同样是得不偿失的，它们只能产生短期的收益，而帝国相较于其敌人所存在的劣势却永远也无法被弥补。而且，在权衡得失的过程中，这个国家其实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对于被占领国对德国的贡献有各种不同的估计，但最可靠的数据表明，欧洲被占领地区承担了德国约35%的战争费用，并提供了其30%～35%的粮食供应。来自比利时的粮食供养着德国人，但却使比利时矿工遭受饥饿，这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从而导致了德国所急需的煤炭产量的降低。在被占领的东欧，大规模征用粮食和家畜让在那里的德国士兵填饱了肚子，但这之后，粮食的产量却降低了。在乌克兰，保留集体农场确保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却因此而造成了民怨沸腾。收取惊人的占领费——1940年至1944年，德国在被占领国榨取的占领费数量惊人，比如，法国的占领费可能高达350亿帝国马克或其国民收入总额的30%，在比利时和荷兰的占领费有210多亿帝国马克。这些都是以恶性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在一些比较小的被占领国就更是如此——那里的生产力遭到了破坏。当被占领国和盟国对德国进行“清算”时，德国有了1000亿帝国马克的巨额“债务”，这是帝国没有支付的进口总值，相当于迅速剥离了欧洲的资源。
相当令人震惊的是，如果说纳粹掠夺存在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情况，那唯一的例子就是对欧洲犹太人的剥夺。但最终，德国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事实证明，这一过程的费用几乎完全是由德国自身承担的，而且也确实充实了德国的财政资金。但是，尽管帝国设法留下了大量战利品，甚至把从荷兰犹太人家里抢来的家具运到汉堡，分发给因遭受轰炸而无家可归的公民，还在灭绝营搜罗了一大堆私人物品，供流离失所或被遣返的德国人使用。但是，从犹太人那里掠夺的大多数不动产和金钱仍留在他们原来的国家。尽管从灭绝营里的犹太人那里搜刮到的一些金器和镶金牙确实都归帝国银行所有，但其实，帝国银行只用了一半都不到，剩下的那些被藏在了一个矿井里，直至战争结束时都还未动用。最终，美军在那里发现了这些战利品。
剩下那些从犹太人手中掠来的黄金中有一大部分都在战争期间用在了德国的工业生产中，而大部分银器也用来制造硝酸银——硝酸银是空军侦察拍摄不可或缺的部分。犹太劳工的流失并未给德国的战争努力带来明显损害，纳粹政权最有价值的犹太奴隶劳工一直在波兰劳作。1944年初，在苏联人到来之前，拉多姆周围的犹太奴隶劳工生产出了三分之一的德国步兵弹药。但大屠杀以另一种方式严重削弱了帝国：由于德国一直奉行着凶残的占领政策，因此同盟国下定决心只接受无条件投降。
德国通过隐藏、分散或以其他方式伪装了许多生产基地，1944年上半年，德国的武器生产实现了最后一次激增，之后，同盟国利用空中力量破坏了德国的燃料供应，切断了其运输和电力连接，从而成功地扼杀了德国的工业。1945年初，随着美国、英国和苏联军队包围德国，德国工业产量陷入停滞，而主要由奴隶劳动力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Me262实际上也无法起飞——它原本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发挥与众不同作用的“神奇武器”的完整版本。
德国在二战期间的全面动员非常广泛。1943年，战争生产占了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70%。在所有与德国交战的国家中，能和纳粹德国一样的只有苏联，它成功地将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全部服务于战争。第三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工业基础设施的数量十分巨大，因此，尽管同盟国的空中力量对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1945年该地区尚存的实际资本比1939年时仍要高出五分之一——几年后，这一地区成为联邦德国。许多大公司也同样拥有较多设备，并具备较强的制造能力。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如此巨大的扩张为战后联邦德国经济的复苏奠定了基础，那么它也是以同样巨大的生命和财富牺牲作为代价，只为服务于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德意志大陆帝国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