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1743年）时，清廷设“阳城马周”科，以从翰林院诸官中挑取“直士”。乾隆此举，原本为博“善于纳谏”之美名，不曾想一向以戆直闻名的江南名士杭世骏在答卷上提出：大清一统多年，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应知满洲才俊虽多，但比起汉人不过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尚且满汉各半，各省总督却无一汉人，这岂不是重满轻汉，难道我汉人就无一人堪任总督？
杭世骏说“满洲才俊不过汉人十之三四”，这话已属客气，实际情况恐怕还要更低。看了此卷，乾隆是驳无可驳，他气得当场把卷子扔在地上，用脚连跺，跺完又看，看完再跺。旁边侍郎观保为杭世骏说情：“杭世骏狂生也，当其为诸生时，放言高论久矣！”
但是，乾隆仍不肯放过，其以“见解悖谬，语中挟私”为由要求刑部治杭世骏的罪。刑部得旨后，初拟死罪，但满朝文武，无论满汉，都为杭世骏说情，说皇上既然下诏求言，如今怎能出尔反尔，引蛇出洞；若是杀了杭世骏，今后谁还敢说真话？自觉理亏的乾隆听后，只好将之免官，放归乡里。
杭世骏曾在博学鸿辞考试中名列一等，京中官宦争相延纳，但此次被贬出京，只有老友沈德潜一人前来相送。临行前，沈德潜送了杭世骏一首诗，其中两句叫：“邻翁既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其大意是，宋国有个富人家的院墙被雨冲坏，儿子说得赶紧修好，不然会遭盗贼。邻家老翁也这么告诫他。后来果然被盗，这个富人一边夸自己儿子有先见之明，一边却把怀疑对象放在了邻家老翁身上（典出《韩非子》）；后一句则是说刚过门的新媳妇，初来咋到还没摸清婆家的深浅呢，却一入门就妄议婆家饭菜水平的高低。
沈德潜的意思是，这种犯忌的“满汉”话题，皇上自己说说倒也罢了；你一个新官，又是个汉人，不明就里，妄自评议，岂不像个新嫁娘，未免有些天真了！
故事到这还没完。却说杭世骏回到杭州，以教学及经商为生。多年后，乾隆南巡到杭州，曾为京官的杭世骏也去接驾。众人当中，乾隆一眼就认出了杭世骏，于是问他如今何以为生？杭说，“我现在靠卖卖破铜烂铁谋生”。乾隆听后，很是为杭的失意而感到开心，随后便写了“买卖破铜烂铁”六个大字，御赐给他。
在后一次南巡中，乾隆又见到杭世骏，问他：“你脾气改了吗？”杭说：“臣老矣，不能改也”。乾隆听后很不舒服，冷笑一声道：“何以老而不死？”杭世骏梗着脖子说，“臣尚要歌咏太平”。这回，轮到乾隆笑不出来了，因为他明知道杭世骏在故意冷讽他，但他又没抓到任何把柄。
以上之事，录于《杭大宗逸事状》中，作者龚自珍对此事又补了一笔：“癸已，纯皇帝南巡，大宗（杭世骏，字“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反舍，是夕卒。”龚自珍的记载或许辅证了乾隆确实说过“老而不死”的诅咒话语，不过说杭世骏当晚就死则是误记，因为杭世骏虽死于癸已年（1773年），但这一年乾隆并未南巡。
自命为“十全武功”，据传还是汉人血脉的乾隆一向把“满汉一体”挂在嘴边，但在清朝皇帝中，其对满汉界限的守卫堪称最严。如在文字狱“胡中藻案”中，名臣鄂尔泰的侄子、广西巡抚鄂昌在书信往来中与胡中藻称“年兄、年弟”，此称谓原本正常，因为鄂昌与胡中藻系同年进士。但乾隆看到书信证物后十分恼火，其厉声斥责鄂昌，说你是旗人，是皇帝的世仆，居然和汉人称兄道弟，真是不知羞耻！再如满洲钮钴禄氏家族有人因喜好汉人文化而改用“郎”姓，乾隆得知后，狠狠奚落了他们一番，说他们忘了根本，不配为满洲人。（钮钴禄氏在满文中为“狼”的意思，“郎”姓即取其谐音。）
《左传》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乾隆对满汉之界的警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人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而引发的一种焦虑。但反过来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这样一个异质民族的统治，何尝不是怨气满腹，甚至愤恨有加。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革命元老冯自由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革命的动力”不在其他而在“种族思潮”，其中又以太平天国为“种族革命”之先声。太平天国距清末不过一个甲子的时间，但更早如康乾时期，天地会等会党即高举“反清复明”之旗帜，其中未尝不带有种族革命的色彩。
历史的轮回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早期革命党很自然地接过了天地会及洪秀全等老前辈的旗帜。清末“反满排满”的口号漫天遍地，正是这种情绪宣泄的写照。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激愤地抨击满人“数百年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其全部五百万人，不能为士，不能为农，不能为工，不能为商”，完全是一群无所事事的食利阶层。梁启超认为，在列强的威胁下，无能腐败、保守颟顸的满人统治者既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也不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不断沦丧中，清廷已日渐丧失了其合法性。
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最惯用也是最有号召力的武器，莫过于排满主义。相比于“人类生来平等，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这些法国大革命中的信条及“民主、民权、自由、宪政”等高大上的口号，“反满”二字简单而充满**，民众听得懂，记得住，有感知，这种感性的口号最能起到宣传的效果。毕竟，当时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并不高，即使认识几个字，也理解不了那些艰深的革命纲领与论著。要想让他们拥护革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他们的民族感情，煽动汉人与满人的民族仇恨。这种宣传手段虽说简单粗暴，但在大多数汉人中却是大行其道。
1907年，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立宪党人杨度将“排满革命”直指为“操术”：“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杨度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排满主义之所以在清末沸沸扬扬，直冲云上，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这种“无理由的宗教”。革命者简单而决绝的态度，更是这种宣传的最佳效果。用旅美史家唐德刚的话来说，只要主题摸对了，革命便成功了一半。就好比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从逻辑上说，革命党只要把近代所受的种种屈辱与罪恶全推到满人的头上，这样既缩小了打击面，又减少了汉人的罪责感；既团结了自己，又打击了对手，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
排满主义的宣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宣扬中国“亡国论”，满人“殖民论”，对清王朝的合法性不予承认。在革命党看来，中国是汉人的中国，满人入主中原是鸠占鹊巢，排满革命就是要恢复汉人国家，将满人驱逐出去。1904年，孙中山曾撰文列举了清廷“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的八条罪行，其控诉清朝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如此逻辑下，章太炎搞起了“支那亡国周年纪念会”，邹容则公然声称“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为抵制清朝的君主年号，革命党人把黄帝推了出来，主张“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陈天华则在《猛回头》、《警世钟》中热情洋溢地歌颂黄帝为“始祖公公”，希望借此唤醒汉人的历史认同。
排满主义的第二个要点是鼓吹满汉不同种，满人是异族，“汉之不能容满，亦犹夫满之不能资汉”。邹容在《革命军》中专门列出一章，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满人则列为“西伯利亚人种”之蒙古族的支脉。对于满人入关前的文化落后性，革命党人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诸如“满奴”、“建虏”、“夷虏”、“贱胡”、“犬羊贱种”、“通古斯人”等辱骂性称谓张口即来，以尽可能贬低并将之刻画为反动、落后、丑恶的形象。
排满主义的第三个要点是对清朝入关之初的民族压迫与杀戮力揭深挖、大肆渲染。如孙中山指责满人乘“中国多事，**，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等。八旗入关后，曾在江南遭到顽强抵抗，其中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悲剧性的屠戮事件，这对汉人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另外，清初推行“薙发、易服、圈地、投充”等歧视性、侵夺性的政策，也引起了汉人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其中尤以征服性质的“薙发”政策为甚。
1645年6月，清廷向全国发布“薙发令”：“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薙发”；“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迟疑惜发、巧辞争辩者，决不轻贷，违抗者杀无赦”。在一些州郡的檄文中，“薙发”政策更被归纳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留长发是汉人的传统习俗（将长发拢起扎成髻或藏在帽子里，如明治维新前日本人之大髻），哪怕是结成辫子那也仅仅是发式的变化，但汉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是“薙发”（而不是留长辫）。
所谓“薙发”，即按满人习俗将前额头发全部剃去（成了半个光头，据说是为了骑马时不至于头发扎眼）。这与儒家圣人所云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构成了严重冲突（同时也带来了经常剃发的成本）。清廷这种带有侮辱性的政策引发了各地汉人的反薙发斗争，其中以嘉定、江阴的斗争最为激烈。这些反抗虽然都被清军残酷镇压，但仇恨的种子却在民众及其后人心中生根发芽。
排满主义的第四个要点是清廷对汉人实行歧视政策，其中又表现在几个方面，如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样是尚书、侍郎，满人官员的权力却大于汉族官员；满人在人数上远低于汉人，但官员比例却远高于汉人，特别在高级别的官职中更是占有绝对优势；在社会关系与法律上，满汉不婚，满汉不同法，满人犯罪所受的惩罚较汉人为轻；清廷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满人世代为兵，各地的驻防八旗对汉人进行军事监视，等等。
从历史上看，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理性的，但在一个动**而不满的社会时期，理性的诉求往往敌不过感性的宣泄，这想来也不奇怪。由此，任凭梁启超、杨度等大才子舌绽莲花，大谈特谈“政治改良之学说”，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也绝对敌不过那几本充满**的小册子。举例而言，即便僻居山西的老举人刘大鹏也对此排满之风有所耳闻，其在1906年日记中即有记载：“省城学堂林立，其中学生服色以洋式为重，凡为古貌者辄屏逐之，议论毫无忌讳，指斥时政得失，此犹小焉者。竟敢言‘排满’二字，叛逆情形业已呈露矣！数年来学堂中培植之学生，此类固多，闻之寒心。”
从本质上来说，反满主义是一种“二分本能”的哲学，任何事物，只要分出好坏、美丑、敌我，就有了相互对立的一面。而作为革命的斗争哲学，最有力的武器莫过于“我们——他们”的区分，策略就是把多数人拉到身边，集中丑化打击小部分人（统治阶层）。这种思维，并非革命党人所独有。早在戊戌变法时，满人大学士刚毅就曾说：“改革者，汉人之利也，满人之害也。”这些守旧派无端地指责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并臆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人肥”的谰言。由此可见，“满汉成见”也同样深植于满族亲贵的头脑之中。
美国学者小拉什·多兹尔在《仇恨的本质》中说，仇恨源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人类求生本能，这种本能引发强烈的反感、生气与成见，从而形成一种破坏性极大的力量。正如孙中山说的，“清廷窳败，难期振作，非推翻专制，彻底革命，无以拯救祖国于危亡”，正因为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国内又是一潭死水，死气沉沉，由此形成的革命逻辑就是：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必须要先推翻这个腐朽的卖国专制政府——何况它还是一个异族政权。
凡事都要讲求效果，革命也不例外。“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仇恨教育，公道点说，历朝历代的造反运动都离不开它，所以辛亥革命党捡起这个武器也不能说太过分。是啊，干革命，就必须要有敌人，就算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一个“敌人”出来。就从这点而言，革命党人很懂政治。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比仇恨更能激发人的战斗力了。
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引用的“和事人”来函一则，其中称：“排满”一义，实由救国而来，“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排满于是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这段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由此，“排满”成为主义，成为革命学说，并由社会思潮进而成为动员各阶层的一种有效手段。
把“仇满”溶入革命，始见于兴中会1894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十四字政纲。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又将之整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古典式的民族口号直接效仿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这也是当时最具宣传力，也最容易取得实效的口号。
对此，陈独秀曾在《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不无揶揄地说：“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其言外之意，当时的加盟者大多为排满而来，三民主义也就成了“一民主义”。颇具讽刺的是，辛亥革命实际上就是靠“一民主义”打败了清廷，以至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革命成功，国家兴旺，万事大吉。当然，这是后话了。
因愤于清廷而排满者并不限于革命党人，就连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曾发表过类似的激烈言论。戊戌年后，亡命于日本的梁启超为《新民丛报》写过大量指斥清廷顽固昏庸的文章，其中也夹杂了不少排满议论。在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梁启超曾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保守而更为老谋深沉的康有为对此不以为然，其主张是“君民同治”、“满汉不分”，理由是：中国的传统必须要有皇帝，且当时的民众不具有单独治理国家的能力，至于满洲问题，以国家主义代替民族主义是一个更适宜的选择。
在清末流传极广的小册子《革命军》中，尚未成年的小革命家邹容中大声疾呼，“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等等。邹容的这种论调，不免与极端民族主义甚至反人类主义同流。其对满人“被毛戴角”的形象丑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无视现实的想当然。因为就文化而言，当时的旗人和汉人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旗人的平均文化水平很可能在汉人之上）。中国传统经书上认为，蛮夷与否，主要以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种族为标准，任何接受中华文化者都可以被视为文明人。事实上，经过两百多年的汉化后，传统士绅们已经认可了清廷的文化定位。
另一位著名的反满宣传家章太炎，其在1906年用白话写就的《逐满歌》中历数了清朝的残暴统治：“可怜我等汉家人，却被羊猪进屠门。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驻防鞑子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菜来伸手饭张口，南粮甲米归他有。汉人有时欺满人，斩绞流徙任意行。满人若把汉人欺，三次杀人方论抵。……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雔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
章太炎曾为邹容的《革命军》润色并作序，在后来与保皇派的辩论中，他更是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其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时名震中外。鲁迅曾回顾说：“我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革命军》序”；而一度力主保皇的钱玄同后来也说：“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才恍然大悟二百余年以来大清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一定非革命不可！”于是，“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革命党人汪东对章太炎的反满记忆犹新，他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依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时，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蛊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他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
同盟会成立不久，浙籍官费留日学生沈祖燕在致清廷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告密函中称：“查革命党之阴谋，至为险毒，专以排满为主义，其中有虚无党专主暗杀。……近两月来，其党羽由日本入京者甚多，其意在谋逆，并与政府为难，不可不严加戒备。平时出入，固宜多设拥护，晚间尤须加意巡缉。……更有甚者，该党平时蓄意与政府为仇，而尤切齿于汉大臣，以其辅政为不宜也。至其中有湘人，则更有大反对我函丈者，何则？若辈以曾、左、胡、彭削平大难，为残杀同种，斥为罪魁，今于吾师之辅政，实同此意。今此兆已萌，危机时伏，实有确知，并非耸听。”
清末革命的风潮起于留日学生，其中又可分为革命派与立宪改良派，这些年轻人经常在一起发生争吵甚至争斗。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开会，轮我演说，我即登台演说。我说诸君知道，我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先说个譬喻，设有一巨宅，栋梁倾斜，濒于圯倒，非拆造不可，但基础尚坚固可用，如将巨宅拆改，即在基础上重建，既省料又省工，何乐不为。……现在政府腐败，非改革不可，譬如拆去巨宅，重建新宅，仍留君主虚位，留一点元气，免得人民流血，即譬如利用原来的基础，可省工又省料了。我们中国，向称五族，但汉族占了十之九，无论选举也罢，投票公决也罢，总是汉族居第一位，决不会他族胜过汉族的。所谓五族平等，是法律上的平等，将来立了宪法，开了国会，规定大权属于政府，则虽有君主，亦不过为国家代表，对外称元首而已。故虽仍以君位让满人，愚意看来没有多大关系，只是一个偶像而已。……满族亦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算他是外国。况满人入主中国已近三百年，若论政事，还比明朝好些呢，如废廷杖，禁宦官干政，永不加田税等等。至于开国时不痛快的事，这是一时的变态，何代蔑有？故我主张虚君位立宪，是合宜于今日的事势，若必要排满革命，人民不知要流多少血，大伤元气，一切都破坏。要知破坏容易，建设繁难，试观法国革命，虽然推倒王朝，成了共和政体，嗣后战乱频仍，牺牲了多少人命，流了多少的血，闹了几十年，尚没有太平。……说句公道话，现在政府之腐败，自然应归咎于满人，但我们汉大臣之无能，亦不能辞其咎也。此我个人之见，还请诸君见教。”
曹汝霖演讲完毕后，满场拍手。孰料外号“莽张飞”的革命党人张继跳上台说：“曹君的话，我不赞成。他说满人亦是五族之一，亦算是中国人，我们黄帝子孙，怎能与鞑虏为伍？他说革命流血，人民痛苦，不错。然目下之情形，人民不是也受苦吗？他说立了宪，中国即好了，立宪君主国家，不安定的多着呢！他说不要忘了法国革命历史，我请他看看元朝历史吧！”声音越说越高，随后竟下台谩骂起来，将一只皮鞋向曹掷过来。曹也不客气，回敬他一只皮鞋，几至挥拳，旁人都来劝解。
立宪改良还是暴力革命，这是清末年轻知识分子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彼此辩争乃至公开打斗的事件时有发生，曹汝霖与张继相互扔皮鞋还算是文明的。吴玉章曾在回忆录中说，当《民报》与《新民丛报》笔战正酣时，四川留学生中大多数人赞成革命，唯独一位叫周先登的“可勒哇先生”（因为他说话常用日语“这个”“这个”的语病）拥护立宪，彼此争论起来，拥护革命的就直接动手，把“可勒哇先生”打得抱头鼠窜。
“闻敌之治焉而忧，闻其乱焉而喜”。对于“皇族内阁”的出台及引发的社会不满，革命党或许更加“愉快”，因为它在事实上坐实了他们的反满言论。从理智上说，革命党绝不希望清廷立宪成功，或者说他们在刻意回避这种可能性。章太炎曾在《中国立宪问题》中直截了当地说，“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换句话说，清廷“非我族类”，一票否决，至于它在现实中是好是坏，进步与否，根本就不予考虑。
类似的观点，汪精卫就说得更加露骨而清楚了：“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汪精卫的话，逻辑简单到近乎**，而其语气之蛮横霸道，更近乎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专制。
血缘上的排他性使得革命党人不仅怀疑清廷立宪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更是抱有某种恶意，如1905年试图谋刺考察宪政大臣而自炸身亡的义士吴樾，其在生前就说过：“满人即能立宪，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汉人之故伎，甚至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还算理性的宋教仁也说：“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立宪者，绝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
即便没有种族之见，革命党对清末新政与立宪也不能认同，因为立宪与革命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关系。诚如刺死安徽巡抚恩铭而遭凌迟处死的徐锡麟所说：“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之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换言之，与其期盼立宪，不如直接起而革命，以更快地搬除清廷这一阻碍中国富强的障碍。
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际，孙中山曾不无感慨地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而应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但随着庚子年后国家与民族危难的加深，特别在留日学潮的助力下，反满的革命思潮如水银泻地般迅速攻占了年轻人的头脑，诚可谓日异月殊，一日而胜过三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