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1867年），晚清名士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了一段与曾国藩的谈话：“初鼓后，涤师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曰：‘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曰：‘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赵烈文预测清朝最多只有五十年的寿命，原因是满人在得国之初“创业太易而诛戮太重”。这句评语，对革命党人颇有启发意义。事实上，革命党人反满宣传最成功的，莫过于揭发清初屠杀暴行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这些小册子，对激发汉人的怒火帮助极大，以至于很多参与其事的革命者在回忆辛亥年事时，其最初的革命动因均与这两本小册子有莫大的关系。
从当时的各种回忆录来看，类似于《扬州十日记》这样的小册子在革命党或者倾向于革命的年轻人中间传播极广。如革命党梁钟汉等人即在授算术课时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为习题，问屠一次屠多少人，杀一日杀多少人，三屠与十日，得数若干等。而留日学生所办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二十世纪之支那》都刊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并经此广泛传播。从实效上说，“三民主义”固然是革命纲领，但远不如《扬州十日记》这样的小册子来得更给力。
就宣传效果而言，受众越是年轻，就越容易受到影响。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坦然直承：“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读未尽，几不知流涕之自出也”。1907年安庆起义的领导者熊成基，其出身官宦家庭，原为纨绔子弟，读《扬州十日记》后流泪不止，遂与革命党人柏文蔚订交而后致力于革命。16岁的安徽少年张汇滔，性本倜傥，不喜词章之学，偶读《扬州十日记》后感愤泣下，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志士。安庆起义的另一位领导者范传甲时常在安庆新军中宣传满人残暴误国，年轻的士兵们无不愤激涕零，同呼效死。革命党人王允中，世代读书人之家，16岁考入本邑高等小学后，因为读及《五洲民报》、《浙江潮》、《革命军》等书，“一时热血愤发，抱定种族主义”。类似记载，比比皆是。
在《钏影楼回忆录》中，民国名记者包天笑也曾追忆说：“我们那时候，大家对于种族革命，似很热烈。上海有章太炎等在那里鼓吹，苏州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然而一派自命新派的文人，亦常常以排满为革命先驱。清初文字之狱，最为酷烈，此刻则许多禁书，都在上海出版了，什么《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读之使人心痛，使人发指。”
革命小册子在湖北新军中流传尤广，革命党人朱恃三在1903年日记中记载：“冬日初三日。今日下午，无聊甚，与袁君至东门郑宅，借回新书十余种，皆革命杂志也。如《新广东》、《浙江潮》各两册，又《扬州十日记》一册，《嘉定屠城记》一册。”他看完后，“终夜未寝，恨豫酋南下，杀戮汉人如此之酷，反清革命，心不能忘”。
据朱恃三的回忆，革命党人进入军营后，“暗以种种方法，循诱新军，以粗浅的小说文字，如唱词之《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使其愤怒报仇之心，而坚其反清革命之念。由浅到深，循序渐进。在五路小学以及文武普通、湖堂，都是用这个办法。几个高等学堂中的学生，将粗浅的小册子阅后，即转送别人（小学或私塾学生）。当时虽说禁革命书报，尚不甚严，各县学堂也无向官厅告密的”。
湖北新军中的另一位革命党人章裕昆也回忆说：“当时革命刊物很多，但为免麻烦，多由口头宣传。宣传内容，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太平天国檄文中‘忍令上国衣冠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之句，也时常引用。”
南方新军中流传《扬州十日记》等小册子时，北洋军中也在暗中传播。时为北洋兵士的冯玉祥在回忆录里清楚地记载：“有一天，工兵营排长孙谏声到房里来，我正在看《曾文正公家书》，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我说：‘当忠臣孝子难道不好不成？’他说：‘当孝子，我不反对；当忠臣我可不赞成！’又说，‘等一会儿，我拿两本书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我的话不错了。’他把两本书拿来，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记得他给我这两本书时，神色上很有些不寻常。他向四周巡视了一会儿，才从腰里掏出书来。送给了我以后，他很郑重地和我说：‘没人时，你再拿出来看，千万不要叫别人看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据冯玉祥自述，他看完这两本小册子后震动极大，“关于大清种族上的怨仇，以前我虽然知道一些，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大清入关时，虐杀汉人的种种事实，我是丝毫都不知道的。等我看完这两本血泪写成的书，我出了一身冷汗。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
《扬州十日记》给年轻的革命党人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沉痛的印象。武昌起义前夕被捕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在临刑前索笔书供：“鞑虏入关，残暴已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各省驻防，残民以逞。使我炎黄华裔，皮骨仅存。”与彭楚藩等人一同被捕的革命党人牟鸿勋（两湖书院学生）在审讯时大呼：“我所读的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与清初文字狱中遭杀身灭祖的吕留良、戴名世的著作。清廷虐待汉族，对读书人杀得尤惨，兴汉灭清，是我的素志！”
在这种激愤情绪下，就连保皇派骨干、大才子梁启超也在与革命党人的论战中承认：“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
《扬州十日记》只是一本八千余字的小册子，但它对辛亥革命的鼓动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这本“功勋著作”本身就充满了神秘，究竟是谁创作了这本书，书中描写是否属实，它又是怎样被发现及传播的，这一切都存在着不小的争议。
据陈天华在《狮子吼》中地说法：“当时有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鲁迅也在《杂忆》一文中说：“另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收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都翻印了。……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
鲁迅之说影响甚大，后人遂多以为《扬州十日记》在中土禁绝已久，二百余年后乃复见之东瀛。但离奇的是，这本清初即写就的小册子在之后两百多年中籍籍无名，难道它真的一直静静地躺在日本图书馆中等待着清末留日学生的无意发现，然后革命党“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不仅如此，更有人怀疑这本小册子与日本人有潜在的关系，甚至就是出于日本人的阴谋或是伪造——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陈，1897年他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时，曾向学生宣扬民权思想，抨击科举失政，并“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结果学生们在年关放假回家后，“把课堂讲义出示给亲友们看，整个湖南瞬间哗然”。湖南士绅一向守旧，在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纠劾下，梁启超等人被迫离开湖南北上。但北京的变法也很快宣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化装进入日本使馆避难。营救梁启超的并非他人，正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1884年即来到中国，此人精通汉语，通晓中国文化，在甲午战争中对母国贡献颇大。《扬州十日记》的重出江湖并大行其道，是否与之有所瓜葛，尚不得而知。
晚清以降，梁启超并不是最早接触《扬州十日记》的，革命元老冯自由即在《革命逸史》中的《革命初期之宣传品》一文中称：“兴中会初期，文人墨士极感缺乏，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他对后者不甚了了，但前者“则作小说读之，篇末之多尔衮、史可法二书，更能背诵不遗一字”。冯自由还在自序中特别说明，《扬州十日记》这些禁书“均由余店代为印刷”，时间为兴中会成立初期。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曾以文告等形式挑拨满汉关系，以利于其军事行动。而兴中会则成立于甲午战争期间（1894年美国檀香山），横滨分会成立于次年。由此可以推论，冯自由在日本横滨印刷《扬州十日记》当为甲午之后而在戊戌变法之前。那么，梁启超“窃印”的《扬州十日记》及后来留日学生在日本图书馆中发现的是否就是横滨版本呢？这个却又未必。
据晚清名士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的记载：“是日借得《荆驼逸史》二十八本，所收共五十种，皆纪明末丧乱事由。唯《东林本末》、《平蜀纪事》、《榆林城守纪略》、《扬州十日记》、《东塘日札》、《江阴城守记》六种曾见过。……又复《扬州十日记》一过，悚然增沟壑性命之感”；数月之后，他又在读书笔记上添了一笔，“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极诋史道邻”。
李慈铭为咸丰同治年间的清流名士，其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曾于光绪六年中进士。他书中说的“史道邻”，即明末守卫扬州的史可法。他此篇读书笔记写于咸丰乙卯年（1855年），其中三次提及《扬州十日记》，足见印象之深刻。
《荆驼逸史》是道光年一位名叫“陈湖逸士”的人所编纂的野史集。据《清稗类钞》中称：“今世所传《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等记，皆见之于《荆驼逸史》。此书自《三朝野纪》至《平台纪略》，凡五十种，四十八册，编辑者称陈湖进士，盖当日书禁例严，故深自隐匿其名姓。”
《荆驼逸史》序中记载了一个颇为怪诞的故事，说这套书发现于荒废的无梦园，“庭阴有枯松一株，虽枝干蜿蜒，而萧然无复生意，命人劚而去之。不数尺，下有石板，叩之铿然有声，启视之，得铜柜一具，不敢轻亵，疑其中有异物藏焉。再拜稽首而开之，无他，乃残书一束耳。字迹潦草，复多漫漶。读书之暇，挑镫细阅，俱系故国遗闻，约有数十种。不忍散弃，爰录而存之，用昭劝惩，以备正史所未逮，可与《天宝遗事》并垂不朽。裒帙既成，命之曰《荆驼逸史》，藏之巾箱，以俟世之鸿博君子采择，庶不负予之一片苦心尔”。
“陈湖逸士”不知何许人也，“无梦园”也未必真有所指。但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荆驼逸史》编印于道光年间，而且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蹊跷的是，同样激烈反满的太平军却未曾利用此书，这似乎说明《荆驼逸史》传播并不广。关于这套丛书，2005年和2007年分别举行过两次拍卖，版本分别注明为“清道光间木活字印本竹纸线装”及“清道光古槐山房木活字印本”，这也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版本（据台湾方面披露，《扬州十日记》有日本天保五年即道光十四年自修馆刊本，即1834年，是否此版本，不得而知）。
从版本上说，拍品只能说明目前《扬州十日记》的实物版本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但这显然不是最初版本。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曾向民间征寻各类典籍，其中对一部分所谓的“违碍书籍”下令禁毁，查《四库禁毁丛刊目录》，《扬州十日记》赫然在内，而姚觐元于光绪八年（1882）所刻的《禁书总目》中也曾记述，乾隆时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中列有《扬州十日录》一书。由此可以说明，《扬州十日记》早在道光年前即已问世，其时间可能在乾隆年间甚至更早面世。
从《扬州十日记》的版本路径来看，至少能说明它并不是有些人说的“伪书”，但书的内容是否被人窜改，今日流传之版本是否就是道光年或乾隆年之版本，则需要进一步的考证。据扬州文化研究所所长韦明铧所说，在所有清代禁书目录中，《扬州十日记》总是榜上有名，但它的书名或有《扬州十日》及《扬州十日录》的写法，作者则被写成“无名氏”或不著，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该书内容犯忌，因而民间流传时对书名、作者有所保留，而在这一过程中，内容也不免有所出入。
事实上，作者“王秀楚”的署名在这些版本推演中有一个过程，据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朱宗宙先生称，其所见《荆驼逸史》中的《扬州十日记》署名为“无名氏”。而姚觐元的《禁书总目》中所载的乾隆时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所列《扬州十日录》为“不知何人所撰”。孙殿起在1887年《清代禁书知见录》中则明确署名“明王秀楚撰”。有意思的是，明清史学者谢国桢在1957年出版的《南明史略》注释中标明《扬州十日记》作者系“佚名”，而1981年出版的《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中，《扬州十日记》条目却注明“明王秀楚撰”，并有按语：“秀楚为史可法幕僚，记可法率领义师在扬州抗敌城守之事。作者目睹清兵破扬杀戮之惨，及人民英勇抗敌之壮烈。”不过，谢先生并未说明“王秀楚为史可法幕僚”的依据是什么。
史可法的幕僚不止一人，其中一些人在扬州城破后留有著述，但吊诡的是，并无一人提及王秀楚。《青磷屑》的作者应建吉系史可法的幕僚之一，颇令人不解的是，他在书中非但未提及王秀楚，而且也未提及城破后的大肆杀戮；另一位明朝遗民、浙江海宁人谈迁的《国榷》中也没有提及“扬州屠杀”，而这本书尚且是原始的手抄本。
王秀楚究竟是何许人也？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似乎无法证明他的身份。但从各种迹象来看，他至少不是史可法的亲信幕僚。颇令人玩味的是，《扬州十日记》的开头一句为“巳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但据应延吉《青磷屑》的记载，史可法到白洋河为前一年的十一月初七日，中间相差近半年。更不可解的是，《扬州十日记》所记载守城一方的历史人物中，除史可法外竟没有第二个可考的人物。
《扬州十日记》的末尾，作者称扬州城破屠戮事“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对此，扬州学者朱志泊曾在一篇颇具争议的文章中提出质疑：王秀楚自称是扬州人而且是扬州大屠杀的目击者，但他对扬州城中的地名记载错漏百出，因而“感觉他非但不是扬州人，而且没有到过扬州，甚至对扬州的间接了解也很少”。这场争论，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很快被平息了下去，但作者王秀楚在文中的记述漏洞却是不容回避的。
最大的问题在于语言问题。《扬州十日记》中记载的清军多为满洲兵而非汉军，其中多处明确写明是满人，如“领此者三满卒也”；“突遇众骑至，中一与卒满语一二，遂舍予妇去”；“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等等。但离奇的是，身为汉人的王秀楚居然能听懂满语，文章中多次记述“满兵”的话语，甚至他与“满兵”对答如流的情节，如其中一段摘抄如下：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视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也。”复指洪妪及予问为谁，具告之。红衣者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毙。”命随人付衣几件、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则曰：“随我来。”诸如此类的谈话，还有多处，如：“一骑独指予呼后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卒固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等等。
关于屠杀的人数也颇成问题。按《扬州十日记》所说，“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王秀楚所说的“焚尸簿”，系屠杀停止后交由僧人收尸焚烧所录，但以幸存僧人的这点人数与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何能收集统计“八十万的尸体”，又上哪里找到如此多的草木燃料呢？
“八十万”的数字还不是最多的，明末清初的泰州诗人吴嘉纪在《李家娘》一诗中称：“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旧城内几人活？”这里140万的数字，比王秀楚说得还要吓人。
中国古代经常夸大数字而少有精确的概念，如三国赤壁之战，曹操号称八十万大军，实则不过十七八万；东晋淝水之战前，前秦苻坚声称率百万大军南下，投鞭即可断流，其实也是虚张声势。更有离奇者，清人笔记中有称张献忠屠杀四川“六万万有奇”（六亿人），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
扬州地处长江要道，既是拱卫南京的屏障，又是商业繁华中心，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由此也屡遭兵焚。据历史所载，元右丞相阿杰曾于宋朝末年兵围扬州，日久无功，城中食尽，死者枕籍满道。元明鼎革之际，明太祖麾下大将缪大亨在扬州一带大战，战后城内止余民十八家，可见战祸杀戮之惨。
顾诚在《南明史》中认为，“八十万”这一数目有可能夸大，因为当时扬州城内未必有这么多居民。吴子辉在《扬州建置笔谈》中对历代扬州府县人口做了一统计表，其中万历六年（1578年）扬州府的总人口为81万，但当时扬州辖州县10座，并非单指扬州城的人口。明朝时扬州府与江都县同在一城，府县为一，按《万历江都新志·食货志》的记载，洪武九年（1376年）江都县人口约6万余，至万历九年（1581年）为11万余，这个数字与当时的扬州城内人口可能比较接近。
学者萧一山曾引用史可法被俘后所说的一段话：“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即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由此其认为焚尸簿上记载的80万数字大体可信。但是，“百万生灵”很可能是虚指，或有可能是指扬州府全部人口，如果指的是全扬州的人口，尚能勉强搭边。
据戴名世《扬州城守纪略》中说，“初，高杰兵之至扬州也，士民皆迁湖潴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这说明当时发生了城外百姓进城避难的事情。不过，《明史·史可法传》又做了相反的记载，说战争前夕扬州城内民众恐慌不已，他们冲开守城军士的拦阻倾城逃亡，有选择陆路的，也有选择水路的，逃命的百姓甚至把运河上的船只租用一空。
从常理上说，民众逃避战乱往往会尽量避开交通要道，躲往人迹罕至的山野或乡村，而作为兵家必至的城池，其风险性可想而知。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在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中，一些城池因城墙高大而得以保全，所以也会有一些乡民入城寻求庇护，这种可能性当然也不能排除。不过，张德芳先生在“《扬州十日记》辨误”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质疑，那就是清军进军扬州的时间很短，如果扬州外县乡民选择入城避难的话，从时间上说是来不及的。
对“扬州府城池图”的考证是近年来一个重大突破。学者金宝森在《〈扬州十日记〉?证讹》一文中结合《扬州府志》上记载的数据进行换算，扬州府城区面积约2?144?760平方米，新城区面积约1?651?255平方米，由此，整个扬州府城的面积约为3?795?985平方米。在这些面积中，民房、官廨、寺庙、学校、厅堂楼阁、园院场桥等建筑物及河渠等占地约60%，如果王秀楚说的“八十万”属实，即使不把幸存者及清军算进去，这“八十万人”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不足1.9平方米。换句话说，这些人在城破前必然以“摩肩擦背”的状态存在，而死后必须要像柴火一样码起来才能够安放得下。这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可想象。必须说明的是，王秀楚在《扬州十日记》中记述的是扬州城内的大屠杀，而不是扬州府全境的大屠杀。
一般情况下，进攻方在攻城时遭到守军顽强抵抗而导致己方重大伤亡时，往往会诱发报复性的屠杀。但从攻打扬州的进程来看，清军只用一天即破城而入，伤亡情况显然不会太大。当然，一些军纪败坏的军队也会在破城后大肆抢掠屠戮，这也是战乱年代不可避免的，如《扬州十日记》对此也做了详细的记载。但从清军数量上看，豫亲王多铎攻打扬州时所率兵力只有2万余人。在一个冷兵器时代，在10天内屠戮80万人（屠杀时间也有称5日或7日的），似乎难以想象。因为在热兵器时代的1937年“南京大屠杀”，也仅为30万人左右。由此，学者金宝森认为，《扬州十日记》作为孤记，在严肃史学中引其资料应当慎重；另一位扬州学者韦明铧也认为，清兵屠杀80万人不太现实，8万或许是有可能的。
就事论事，《扬州十日记》中说的屠杀应该是存在的，只是“八十万”的数字可能大为夸大。然而，屠杀8个人对于受害者而言是一场悲剧，但屠杀8万人对历史来说可能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对革命党人而言，排满重在攻击，考据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宣传家、行动者。“扬州十日”中的死难者究竟是8万还是80万，这都不是他们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为数字越大，就越有煽动力。这种痛史，在一说再说、一传再传之后，历史事实与政治宣传往往混为一谈，历史的事实和数字反而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
事实上，“八十万”地说法也不是《扬州十日记》最有煽动力的地方。在英译本《扬州十日记》的序言中，美国学者贝德博士对该书的文学价值给予高度评价，称其“叙事生动逼真，而以其逼真之故，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其故事之倏忽、鲜明与真切，前后踵接，不啻一幕近代影剧，读者感其事，激于情，莫不惊心咋舌焉。而此种紧张情绪，逐步开展，洵可与一部好剧本相媲美。”
贝德博士说得很对，《扬州十日记》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对清军**掳掠、刀砍火烧的种种暴行给予了深刻而逼真的揭露。如这段：“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后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这是描写清兵的残暴与受害者的软弱与悲惨的。
再如这段：“入门，已有一卒拘数美妇在内简检筐篚，彩缎如山，见三卒至，大笑，即驱予辈数十人至后厅，留诸妇女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妇人制衣。妇扬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予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孽。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邹容读完此段后，大为愤激，称：“可知当日好**之至极！”
看了令人血脉贲张乃至于冷血的段落还有：“三卒随令诸妇女尽解湿衣，自表至里，自顶至踵，……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相向，隐私尽露，羞涩欲死之状，难以言喻。易衣毕，乃拥之饮酒，哗笑不已；一卒忽横刀跃起向后疾呼曰：‘蛮子来，蛮子来！’……是时男子被执者共五十余人，提刀一呼，魂魄已飞，无一人不至前者；……街前每数骑过，必有数十男妇哀号随其后，……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小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裂而死，复挟妇与女去；……有数卒掳四五个妇人，内二老者悲泣，两少者嬉笑自若；后有二卒追上夺妇，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忽一卒将少妇负至树下野合，余二妇亦就被污，老妇哭泣求免，两少妇恬不为耻，数十人互为**，仍交与追来二卒，而其中一少妇已不能起走矣。予认知为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为，应至于此，惊骇之下，不胜叹息。”
但蹊跷的是，《扬州十日记》中又记载了清兵“以钱数万日给难民”及某穿红衣的清将领知道他全家五日未食后，亲自将他带到一宅院，命人给他烧鱼做饭，吃完饭后还允许他把饭带走喂他受伤家人的事情，前后反差很大，亦不知何谓。说句实话，这本小册子关于虐杀、虐奸的写法与明清笔记大不相类，即便闻名遐迩的禁书《金瓶梅》，在它面前恐怕也要甘拜下风。这种写法，和日本的**文化倒有几分脉络可循。而且，文中说的“高丽”，这正是日本人当时对朝鲜的叫法，难怪会有人认为此书存在日本人从中窜改的嫌疑。
不管怎么说，《扬州十日记》大大激怒了清末的年青志士，反满怒火的高涨似也在情理当中。此后，原本发黄发脆的《扬州十日记》进入了最为炫目的时期并成为革命党人最强有力的宣传武器。从传播途径而言，《扬州十日记》、《革命军》等反满小册子大多在日本大量印刷后偷运回国，类似的记载在很多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蒋梦麟在《西潮》中回忆说，1905年他在南洋公学就读时，“到礼拜六和礼拜天时，常常到福州路的奇芳茶馆去坐坐。那时候，上海所有的学生都喜欢到奇芳去吃茶，同时参加热烈的讨论。茶馆里有一位叫‘野鸡大王’的，每日在那里兜售新书。他那副样子，去过奇芳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的。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西装，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满是油垢的鸭舌帽。他专门贩卖革命书刊给学生。他的货色当中还包括一本叫《性学新论》的小册子。据他解释，那只是用来吸引读者的。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吴稚晖先生说，他知道他是谁，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却忘记了。我们也不晓得他住在什么地方。任何革命书刊都可以从他那里买得到。这些书，因租界当局应中国政府之请，在名义上是禁止贩卖的。”
“野鸡大王”是谁，又贩卖了哪些革命书刊呢？幸好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做了专门记载：“在清光绪末年，凡住上海稍久者，莫不知有‘野鸡大王’其人。‘大王’徐姓，号敬吾，广东香山县人，上海《苏报》案前后最摇旗呐喊之革命宣传家也。尝手撰《野鸡花榜》揭载小报，时人遂以‘野鸡大王’称之。‘大王’专以出售革命书报为业，是时各种革命书报虽受社会欢迎，但各书局制于官力，咸有戒心，不敢直接出售，有志购读者，多无从问津。‘大王’恒挈其女公子宝妣出入于福州路青莲阁等茶馆，叫卖各著名犯禁之书报，如《革命军》、《黄帝魂》、《驳康有为政见书》、《孙逸仙》、《沈荩》、《自由血》、《女界钟》、《俄罗斯大风潮》、《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孔孟心肝》、《〈苏报〉案纪事》、《三十三年落花梦》、《廿世纪大舞台》等书，不下百数十种，行人趋之若鹜，至为畅销。又每于星期日假味莼园演说革命，听者如堵，海上耳目，为之震骇。其女公子亦议论风生，批评时政，淋漓痛快，大王之得力助手也。章太炎尝戏以《水浒传》人物作《上海志士梁山泊点将录》，号敬吾为‘鼓上蚤时迁’。”
据冯自由所说，在《苏报》案发生后，徐敬吾依旧到处演说，后为清吏密探盯上，“乃设法诱致南京，欲借以罗织党狱。有某吏谓其人名不雅驯，必非真正革党，遂责其立功自赎。纵之回沪，诸志士闻之，颇怀戒心。然敬吾自是韬光养晦，不复如前此之狂热，亦不屑为清吏所用，后竟不知所终”。
1906年前后，武昌革命党人吕大森、朱和中等人曾组织一家活版印刷公司，专门翻印《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一类革命宣传书籍。对此，革命党人朱恃三记载最为详细：“二月初九日夕，牟鸿勋送来一本《文字狱》，为日本印刷本，云东京寄来的。其著名者，戴名世《南山集》案与吕留良改《四书》案、胡宗藻为试官出题案。此三事为汉奸向清帝献媚，检出原本原证，杀戮甚惨，戴案株连二百余人。阅竣令人发指。有一次，我叫人背着一包袱革命书籍和传单，同我一路到乡村里分送。随时演说清统治者如何专制，如何残暴，也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讲给人们听，为的是要激起众人的爱国心，从事于革命工作。
“《猛回头》是由日本印寄内地的小册子，后来国内翻印，字纸均劣。兵营中几乎各部都有此书，由代表们相机分别给新招来的学兵传观。文字动人听闻，便于唱口。……十一日是星期日，东京又寄来《天讨》一册。拆看之，是精印的厚本，有图片多种。……
“午后回堂，收到日本寄来的《扬州十日记》，印刷精良，较我癸卯冬所看者为佳。晚间阅已大半。父亲说：‘现在各省对学生均特别注意，做党人更危险。汝前年存在楼上的书报，赶快清出烧毁，免得将来受累。’我上楼检出东京郑君一九零三年寄给我的一本《革命军》与一本《嘉定屠城记》。……”
革命党人梁钟汉在辛亥年后也曾回忆说，“我于本年（1906年）春赴日留学，暑假回国，与黄州吴寿昌、刘昊公等，翻印《猛回头》、《警世钟》、《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各书，分途散发。策动革命进展，斯时湖北各乡村之有此类书籍流播，皆由此次散发”。
持论保守中允的《东方杂志》曾批评革命党人，说“彼党所借口者，亦唯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其持论之根据焉尔”。以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两千多年来的朝代兴替及开国之初大多伴有过度杀戮的现象，如女真、蒙古军队的南征，黄巢、张献忠等流军的荼毒地方，其残暴性远甚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记》所写为同一时期的《蜀碧》，其中记载了张献忠流军入川后更为残暴恐怖的屠戮，但革命党人对此却采取了选择性的视而不见。同样是黎民百姓的血色之痛，满人征服江南中的种种暴行则以种族之仇的名义被反复痛诉，其人性之恶在革命党人的口诛笔伐中被无限放大渲染，历史的真相反而无人去追究了。
不可否认，《扬州十日记》在清末发挥了革命助产士的独特作用。正如有人说的，《扬州十日记》“描写当时实况，故其后革命发轫时，所以采取激烈手段以推翻大清统治者，盖此书之力也”。尔后，一些有影响的书籍如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及科普通俗读物《简明中外历史辞典》、《上下五千年》等都予引用。
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即使无法彻底地还原真相，至少也要离真相更近一点，历史求真的精神是容不得丝毫虚假的。清末时期，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而难免有过**绪，仅凭传闻就可大加宣传。但如今已非革命年代，似应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一些不必要的传闻进行证讹清理，以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毕竟，这种经不住历史考证及逻辑推敲的小册子似不宜提倡，由此引发的激进思维更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