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与新潮》中说，杭州城墙内有一满洲人住的小城，里面驻扎着监视汉人的“旗兵”。在两百多年前，官府特地划出这个城中之城作为驻扎“旗兵”的营房。这些旗兵的子子孙孙（名义上仍旧是军人）一直就住在这里，但太平军围城时，这些人全部被杀。之后，原驻扎湖北荆州的一部分旗兵移驻杭州填补空缺。这些人说的湖北话。虽然他们多数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子女仍旧住在那里，而且说他们父辈所说的方言。但是从第三代开始，他们就说杭州的本地方言了。
杭州是八旗的驻防地之一，其满城是在原城内划定一片区域成为“城中之城”。从清初就奉命驻防于此的旗兵和家属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尽管与汉人区域隔着一道矮矮的城墙，但多年以后，这些原为游牧民族的旗人们也“泯然汉人”矣。他们忘记了自己祖先的语言，而都改用汉语，甚至说的是本地方言。太平天国期间，杭州被攻破后，满城全部被屠杀殆尽。但正如马尔萨斯说的，战乱也会带来另一个好处，那就是人口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旗人的生计问题。
清朝是中国人口急剧上升的一个阶段，旗人也不例外。据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的推算，皇太极入关时期的旗人人口约八十万，经过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后，旗人人口增至二百六七十万，道光初年进而增至三四百万，二百余年间增加了三四倍，这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体相当。
按清廷祖制，旗人除当兵派差外不允许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但国家的兵额与官缺终究有限，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原来的一份旗产要养数倍之人，一个人的兵额俸禄要养一家甚至数家之人，旗人也无可避免地陷入了经济窘困之中。
八旗是清廷的主要支持力量，历朝统治者对此都不能掉以轻心。为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雍正皇帝于1724年下谕说：“承平既久，满洲户口滋盛，……因护军、马甲皆有定额，其不得披甲之闲散满洲，以无钱粮，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者，朕每思及此，恻然动念，……朕若不给与钱粮，俾为养赡，何以聊生？既不能养其家口，何由造就以成其材？令将旗下满洲、蒙古、汉军内共挑四千八百人为教养兵，训练艺业，所挑人等，只给三两钱粮。”
雍正所说的“教养兵”，后来一般称之为“养育兵”，其名义上虽然有“预备役”的意思，但真正的目的是为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到乾隆年间，随着旗人人口的不断增加，养育兵的数额也逐年扩增，后来甚至“不论年岁”，从十岁以下的幼童到“犯轻罪黜革之人”及“无钱粮可支者”，都给予一份养育兵的钱粮，只是俸银从原来的二两减少为一两半。据统计，养育兵的数额一度达到26?208名，接近于八旗总兵额的五分之一。
乾隆朝是清朝相对富足的时段，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尚有余力。但朝廷的兵额俸禄终究有限，八旗人口却不断增长。当“一甲之粮不足以赡此数十百倍之人”时，旗人在整体上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不断衰弱与贫苦的进程。在封闭的农业社会里，八旗兵丁靠着朝廷的俸禄，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货币的贬值而物价的高涨，钱粮配给标准却始终没有大的变化，以“数十万”人的兵食去养活“数百万”的家口，旗人的生活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
而另一方面，在嘉庆道光年后，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旗人的俸禄竟占到朝廷财政支出的半壁江山。长此以往，清廷自然是不堪重负。更要命的是，承平岁月在乾隆朝后已近结束，原本富足的国库被蜂起的白莲教起义等乱事消耗大半。特别在太平军起义之后，随着巨额军费开支的不断膨胀，陷入经济窘境的清廷实际上已无力全额支付旗兵的俸禄。
为缓解极度紧张的财政压力，清廷在咸丰年后决定，旗兵俸银减为八成发放，禄米减为五成发放，减少的禄米按每石折银五钱发给旗人。咸丰三年，各省因战乱而不能按时解送钱粮至京，清廷在焦头烂额之下“滥发大钱”。但这种只能解一时之困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民生凋敝。那些完全靠俸禄维生的旗人们，生活也就每况愈下。
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这其中也包括了各地驻防的旗人。人口的减少一度缓解了日趋紧迫的八旗生计，但二三十年过去后，老问题又开始严重起来。庚子年间，京城八旗在抵御八国联军侵华时伤亡惨重。据事后的统计，旗人中鳏寡孤独者竟占到总户数的30%。但是，《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和清末新政的次第铺开，清廷再次将俸银改为七成发放，禄米改为二成发放，并且停发折米钱。在一番七折八扣后，一个普通的旗丁每月大概只能领到一两多银子。
清朝末年，北京郊外的旗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今晚月儿怎么那么高？骑白马，挎腰刀；腰刀快，剁白菜；白菜老，剁皮袄；皮袄厚，剁羊肉；羊肉肥，剁毛贼。光着脚丫儿上八旗，没马褂干着急，当了裤子买炕席，豆汁饭就萝卜皮，看你着急不着急？”据说，这首歌谣描述的是键锐营八旗兵丁的穷困情形。
在《闻尘偶记》中，曾为珍妃老师的文廷式记载说，“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不完，女子至年十三四犹不能有裈，困苦万状。即在城内，……其贫薄着，谋生乏术，……又限于成例，不能出京四十里。区区甲粮不足赡一口，何论家人！于是横暴者流为盗贼，无赖者则堕为娼优，比比有之。”这一段说的似为甲午至庚子年事。而庚子年后因排外而被杀的原山西巡抚毓贤，其做江宁将军时也曾上奏称：“察看各兵丁及其家口，多属褴褛异常，情形窘苦”，有如“乞丐”。在穷困与窘迫的逼促下，旗人们原本令人羡慕的“铁杆庄稼”也就此失去了原有的光鲜与坚挺。
据杨绍权在《〈清代广州驻防汉军旗的历史〉一文的补充》中说，广州旗兵既是军队，又兼警察的职责，在下班休息的一段时间里，多数在附近的茶居饮茶。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他们只能长时间的在茶居“叹茶”，这里只有一些价廉糕点，如咸糕、油条、肠粉之类，不像本地街的茶楼那样大肆铺张。旗下满人不能兼营商业，所以家庭妇女只能做些“女红”来弥补家用。旗下妇女精于刺绣（她们称之为“做繃”），一直传授下来，成为她们的专长。有些旗兵的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只好把领到的官盐、禄米出卖，以换些更廉价的替代品来维持生活。更有甚者，旗兵们就在城门卡堆担任守卫时，因为穿的官衣肥大，容易隐藏货物，他们竟公然做起小买卖来。
在生计逼迫下，广州的旗人们也只能或明或暗的违反“不得从事他业”的禁令，他们中稍有头脑的都在私下里学习做鞋或雕刻等营生，而妇女则刺绣或做纸花等。据《驻粤八旗志》中记载，“羊城灯市以旗人所制为最多，且又最工。人物禽鱼花卉器皿，无一不备，多绫绢或通草为之。五色鲜妍，璀璨夺目。盖封印后，兵有余闲，借此稍获赢余，弥补家计”。
各省驻防八旗如此，人身限制最严、生计问题也最困难的京旗也无例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就屡有类似的记载：原居健锐营的屠世良，其同治年间的曾祖以教书为生，其祖、父为裱糊匠；居南营房的吕德来，从祖父开始，三辈均以贩陶器为生；新街口的傅茂其，其曾祖同治年间便在果子铺当工人；汉军镶蓝旗人田洪泰，一家三代卖菜九十多年，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899年出生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出身正红旗下，其父阵亡于八国联军之役后，家境极为艰难。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老舍身临其境地记叙了清末旗人为生活而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的细节，如大舅家的二哥一面当差吃钱粮，一面做油漆匠；郊外三舅家的几个哥哥很早就种地、学手艺；辛酸中不免有一丝滑稽的是，这些昔日的“武士”阶层还放不下架子，“出外做工，早晨上工、晚上回家，仍然穿长袍，在半路上换上或脱下劳动的服装。当邻里中熟人问他时，只说上茶馆，从不说外出做工”。
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回中，作者吴趼人对某穷困而又好面子的旗人做了生动而又尖刻的描述：某日，一旗人自己带着茶叶到茶馆泡茶，他打开纸包后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堂上的人道：“茶叶怕少了罢？”那旗人哼了一声道：“你哪里懂得！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只要这么三四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几片，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小说的主人公高升听了奇怪，便走过去看看，只见他那茶碗中间飘着三四片茶叶，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说没有红色，连黄也不曾黄一黄，竟是一碗白泠泠的开水。高升心里直发笑，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掏出两个京钱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子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什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是拿舌头舔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子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想了一会，忽然又像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地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什么呢？原来他吃烧饼时，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它不到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里了。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讽刺小说，其中不免有文学的夸张之处，而这个在小说中出尽了洋相的旗人，虽然他家里早已一贫如洗，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但他口里还不服软：“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哪里就穷到这个份儿呢！？”可是，现实毕竟是现实，皇上家也没余粮，即使想赈济他们，恐怕也是有心无力。
相比而言，东北的旗人境遇要好得多，因为他们还可以耕种田地或狩猎捕鱼来改善生活。那些为主人耕种旗田的“包衣”们也比普通旗人强。至于城里那些既不会耕田也不会种地的旗兵们，他们靠每月3两的饷银和只能糊口的老米养家实在过于的微薄。但每月3两，积少成多，于朝廷则成为极为沉重的负担。最令人不堪的是，这些银子仅仅为了养活他们，而非其他。
普通旗人贫苦不堪，宗室也好不到哪里去。御史英震曾在光绪初年专折诉说宗室的穷迫之状：“宗室文武仕途，设立员缺无几，且多系京职。以前人数尚少，似觉道路甚宽，今则人数日盛，有志上进者每因入仕艰难，不能不退而思转。其闲散宗室养赡钱粮，年至十岁始食二两，年至二十岁始食三两。后复改为十五岁始食二两。当初食饷者有限，各府之甲亦足分赡宗族；今则红名不下数千余人，钱粮按现放章程，食二、三两者仅得一两有余，虽养一身不足，何能仰事俯畜。况谁无父母，谁无妻子，更何所赖。足以宗室案件层出不穷。”
清朝爵位制度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以上为入八分，即准许使用“朱轮、紫缰、背壶、紫垫、宝石、双眼、皮条、太监”这八种待遇）、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共12级，受封者在下一代承继时降一级，即亲王降为郡王，郡王降为贝勒，以此类推，且只限于一人承继。例外的只有所谓的“铁帽子王”，即清初所封的八大“铁帽子王”（礼亲王、睿亲王、豫亲王、郑亲王、庄亲王、肃亲王、顺承郡王与克勤郡王，基本为努尔哈赤的近支子孙并在打江山时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的爵位为世袭罔替，世代均为亲王，并不降袭（但只限一人）。后来，雍正朝的怡亲王（十三阿哥允祥）及慈禧太后时期的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也加入了世袭罔替的行列，即12家“铁帽子王”。
自顺治七年（1650年）起，清廷实行王公贵族食俸制度，历经演化，宗室俸给共分21等，最高者亲王岁支俸银1万两，最低者奉恩将军岁支俸银110两，每俸银1两，兼支俸米1斛。在《清代皇族的家族结构与财产分配》一文中，作者赖惠敏通过对玉牒上的统计，大体勾勒了清朝皇族的大概情形：从1640年到1910年，清皇族的男子数为36?946人，其中有爵位的为2?065人，承爵比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1840年到1859年间，皇族男子4?595人，有爵位者214人；1860年1879年间，皇族男子3?766人，有爵位者173人；1880年到1899年间，前者为4?773人，后者147人；1900年到1910年间，前为2?057人，后为44人；1890年前，有爵位的比例为略高于4%，1890年后，只有2%左右，这与同治、光绪连续两个皇帝无子嗣有关，也与庚子之乱有关。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明室财政，自英宗后即失绌。其弊端之大者，一曰内府。明自孝宗以后，内府供奉渐广。……至嘉隆间，光禄岁用逾四十万，厨役多至四千一百余名。……王室之骄奢，与内官之跋扈相为因果，牵引至于无极”；“二曰宗藩。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明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阎崇年也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指出，万历朝财政枯竭的原因有三，一是军费浩大；二是加派赋饷，竭泽而渔；三是宗禄沉重。明朝宗室全部由国家供养，开始时人数还少，但经两百多年的繁衍后，朱家子孙越来越多，宗禄就成为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了严峻的宗禄情况：天下每年供给京师的粮食为400万石，而各藩禄米为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林润沉重地警告说：“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繁衍，不可不为寒心。”
清朝皇族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宗室，即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另一类是觉罗，即努尔哈赤的叔伯及兄弟的后代，这些人统归宗人府管辖。至清末时，前者在两万九千人左右，后者有两万人上下。比较而言，清朝内廷开支及享受爵位待遇的人数较明朝为低，但沿袭既久，供奉日薄，昔日的天潢贵胄也难免陷于困顿，甚至有闲散王公替人挑水、府中贵妇为人陪酒之咄咄怪事。对此，时人多有记载。如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所述，“尝见满员进署，半多徒步，其官帽怕尘土，罩以红布，持之以行。每遇朝祭，冷署堂官蟒袍，竟有画纸为之者。且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虽勋戚世胄席丰履厚不无其人，其穷乏者究属多数。可见食之者不寡，生之者不众。初制之优待满人，亦适以害之？也”。
何刚德举了这样一个实例：庄顺皇贵妃（醇亲王奕譞之生母）的内侄惠某（即醇亲王的表弟）在兵部做笔帖式，人极恭顺。有一次，何问他：“你也算是皇亲国戚，怎么才做个笔帖式？”惠某说：“我与醇王是至亲，与悼（郡）王亦有亲。但醇王穷，悼王尤穷，哪比恭王为军机，有些进款。我房子月租12两，悼王替我出5两，醇王出7两，余外伙食随意津贴。二王均无权，我不就只能做个笔帖式？”
后来，何碰到部郎恩灏，问他：“惠某为醇王表弟，其贫如此；你是慈安太后的内侄，何以也不阔绰？”恩灏说：“不要说了。我家每年宫中本有2?000两的津贴，慈安太后去世后，尚给一二年。后因法国打仗，慈禧太后言国用乏绝，我之外家亦一概停给，此项津贴遂完了。去年我娶亲，给我200两，此外毫无沾光。至于年节，我们却有送礼，鞋子针线，花钱不多，宫中亦以饽饽等物见答。但太监往来，每次须4两应酬。”
清末财政困难，宫中也未必奢侈。据何刚德所说，他有一次勘估宫中工程，“见宫中妃嫔每人各住一院，每院中必排百数十个饽饽，未见有特别厨房。……乾清宫后进即交泰殿，俗传皇上大婚住处，……其两廊所排列者仍是饽饽，盖宫人食料，固以是为常品也。宫人之不得意者，多自制荷包，令太监售之于外，每套得银四两，其针黹极精致。宫女与人家婢女无异，一律穿红布衫，以月白缎镶边，余随扈东陵时，曾亲见之。可见宫禁之中，崇尚节俭，不似人间富贵家也”。另有一次，何刚德在东陵当差时，“惇亲王（奕誴）至，隔店而住。以亲王之贵，旅行不带厨传，乃呼豆腐干以侑酒。后查之，亲贵不当权，所食不过如此，特五王爷尤穷耳。”
摄政王载沣当政后，亲贵擅权愈演愈烈，但这毕竟是皇族中极少的一部分人，其他血缘已远的皇族到清末已无可避免地陷入没落。与之有几分相似的，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1789年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这个地方的贵族总是与人为善，但他们十分贫穷，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地位高贵。他们的境遇完全不能和过去相提并论，这使得他们受到了天大的侮辱。那种让贵族陷入贫困之中，迫使他们向我们求助的政策并不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只有那些能证明四代宗亲为贵族的人才有资格加入。这个团体并没有得到正式许可，不过总督容许它存在下去。它每年都会召开一次会议，不过开会时总督必须在场。这个团体的成员一起用餐、做弥撒，之后各自回家。他们一部分人步行，一部分人骑着驽马。你将会看到这种集会多么滑稽可笑。”
皇族的逐渐贫困化使得他们不得不放下“高贵”的身份，一些闲散宗室也做起了小生意，甚至偷偷拉起了洋车。更有甚者，清末京城中有空房出租时，有的就在帖子上都用小字写着“贵教免问，贵宗室免问”，意思是不租回教徒，因其习惯不同，怕麻烦；不租宗室，则是怕他们交不起房钱。胡思敬在《国乘备闻》中乃至于有宗室贵妇陪酒的记载：“旧制，皇族不得离城，不得经商，不得置产，不得外任，防范极严。……生齿既众，贫富不均，专恃公禄赡养，坐食无所事事，窘甚，多不能自给。尝有友人入内城赴宴，各征一妓侑酒。门外车马阗咽，忽见一艳妆少妇，年约二十许，乘红托泥车扬鞭竟入。问从何来？曰：‘王府街宗室某宅。’及入座，遍拜座宾，即侑酒者也。”
乾隆曾说：“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唯知鲜衣美食，**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按理，家计困难原本应精打细算，但可悲的是，一些旗人仍沿袭了先前遗留的奢侈攀比风气。正如嘉庆在一道上谕中说的：“我满洲淳朴旧风，衣服率多布素。近则狃于习俗，兵丁等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着不如他人为耻”，旗人们“往往耽于口腹，饷银一经人手，不为度日之计，辄先市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赀用业已告竭。又支领官米，随即贱价售与铺家，只顾目前得银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来买。”
国势富足的乾隆年间，旗人们吃点、喝点、玩点或许没有什么，但在朝廷俸禄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这些人仍旧“寅吃卯粮”，一些旗人家庭上半个月大吃大喝，下半个月却只能靠告贷或典当来维持生计，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如老舍在《正红旗下》里的描述，很多旗人的旗田实际上早已卖掉，平时花费全靠赊账；等钱粮发下之后，第一件事是先还旧债，然后再向米铺、油盐店借新债。
混到这份上，一些旗人也不忘摆谱充大。据时人描述，有旗人到饽饽铺买饽饽，伙计用纸包好，他却要留出两块当场尝尝。只见这位爷右手把点心举起来，左手提起饽饽包，脖子伸长，头歪着，张嘴咬饽饽。饽饽是酥皮糖馅，一咬碎皮纷纷落地，这位爷却满不在乎，伸手向伙计要茶喝。伙计递上一杯，他喝上一口后，含在嘴里咕噜了一阵子，然后背过手去，连眼皮也不抬的把水杯递给伙计，再把口中含着的水喷在台阶下，随后右手托起点心包，左手握着鼻烟壶，两个膀子悬空，一摇一晃地走了。
小说《那五》曾这样描述旗人在饮食上的穷讲究：那五是八旗贵族的后代，家道中落后，他是“倒驴不倒架，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窝头个儿大了不吃，咸菜切粗了难咽，偶尔吃顿炸酱面，他得把肉馅分去一半，按仿膳的做法单炒一小碟肉末夹烧饼吃。”
吃喝还是小事，一些旗人整天无所事事，成了梨园的常客、职业的玩主，甚至沾染鸦片、赌博等恶习。当时有首竹枝词这样讽刺他们：“衫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叭喇儿行。官差署里原无事，早饭完了便出城”——出城做什么呢？遛鸟、玩鹰、放鸽子、斗蟋蟀，有些人为此负债累累，甚至倾家**产而不顾。这些在《正红旗下》里都有极生动的描绘。
穷苦没落，不思振作，乃至于自甘堕落，一些旗人的表现让旗人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据《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咸丰年间的权臣肃顺在主政期间对旗下官员极为粗暴，视同奴隶般喝来唤去，但对汉员却很谦恭。他的口头禅是：“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们那枝笔厉害得很。”据说，他受贿也只收满人而不收汉人的。“辛酉政变”后，肃顺被擒下狱，在押赴刑场的途中，旗人们拍手称快，他们一边大骂：“肃老六，你也有今天”，一边还拿泥巴往肃顺的囚车上扔。足见此公的群众基础之差。
旗人的自贬自贱，本族人看不起本族人，在清末可谓屡见不鲜。与张之洞、张佩纶等人齐名的清流党盛昱（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光绪二年进士）喜与汉人名士交往。他曾这样菲薄本族人：“‘穷奢’二字，实可为我满人写照。愈穷愈奢，愈奢愈穷，此两字当作如是解也”；而被称为“旗门三才子”之一的清末名宦端方，也常在私下里“偏诋满人为不肖”。更有甚者，据说光绪皇帝在王士珍补授副都统后对他大发感慨：“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
清末旗人的困窘与没落，正如当时北京一首竹枝词所写的，“当年紫气指辽东，武帝旌旗在眼中。三百年来一刹那，日云暮矣更途穷。”由此，昔日的八旗铁骑与曾经的荣光，还有两百年前的豪迈之气，也就日复一日被消磨在穷困窘迫的叮当败落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