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的反应还算迅速，其原定数日后举行的永平秋操被立即喊停，陆军大臣荫昌也随后受命督率北洋军南下镇压。
荫昌，满洲正白旗人，早年曾被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等职。庚子年后，荫昌曾陪同醇亲王载沣前往德国谢罪，之后担任出使德国大臣，并娶了一位德国女子为妻。直至1910年，荫昌才回到国内，并出任陆军部大臣。
从后来的效果看，让荫昌率兵南下多少有些所用非人，因为荫昌大体上只能算一位学院派将领而更接近于行政官员，他既没有亲自编练过部队，也不曾经历过任何的战阵。他的专长，在于军事行政管理而非前线指挥作战。
而在南下途中，北洋军也是一片乱相。如曹汝霖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及至开发，又各自为政，争先恐后，毫无秩序。兵车沿途拥挤，到了刘家店，不能前进。经京汉局长率领军务人员，前往指挥调度，方始前进。及到汉口附近，检点军装，有携炮没带炮弹者，有带了炮弹与炮膛不合者，转展配换装运，费时一月有余，正让武昌方面，从容布置，通电各省，呼吁响？应”。
由于各种原因，南下的清军主力在10月20日前仍未能到达武汉前线，而这十天里，汉口、汉阳相继陷落，武汉三镇及周边地区都落入了革命军的手中。
辛亥革命是一场由民族主义激发而来的革命，而民族主义在特定的氛围中又极容易发展成种族的仇杀主义。这种倾向，在武昌起义的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据革命士兵吕中秋回忆，在起事之前，最先发难的工程营即公议“禁令十条”，其中包括“勾结满人者斩”“私藏旗人者斩”两条。起义爆发后，测绘学堂的革命学生试图杀死他们的旗籍同学松景，后被人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杀戮会吓走学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
第三十标革命士兵鲁祖轸也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标（标相当于团）的各棚都有一两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负责解决。起义时，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刘秉钧负责结果一名叫双璧的旗兵。但当他紧跟在双璧的后面待机动手时，“我棚正目陈佐黄见我迟慢，即高举枪托猛击双璧头顶，原期结果性命，不料枪托稍偏左，双璧顺势滚下楼梯，一溜烟向第一营旗兵营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驻防地，但随着清末新政的次第铺开，一些旗人（主要是荆州八旗）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到这个省会城市。从1904年起，在湖北当局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流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第三十步兵标（团），其中第一营中的两个队和第二、三营的各一个队（每营共四队，每队约150人），合计约一个营的兵力为旗兵构成，他们的统领也是旗人。第三十一标也有一个队的旗兵，另外大概还有四分之一（约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队或军事学堂。尽管这些人在当晚的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清洗，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旗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据多名武昌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首义后两天，还有不少的旗兵四处窜扰，间或也有少数人趁火打劫，同学萧杰臣、刘邦钦、傅人俊、王兆鸿等，联合部队在长街刘天保对面某住宅内，拿获枪械齐全的旗兵十余人，当即枪决”；“江学行、李春山等亦随蔡等出营，沿途消灭旗籍兵士甚多”。共进会员郭寄生说：“我以曾在街上亲见便衣数人，手持雪亮大刀追杀旗籍妇孺事情，力言革命宗旨主要在推翻清廷政权，挽救危亡，若任意杀戮，甚至妇孺不免。此则暴徒行为，不但为国际上所反对，且必定惹起种族仇恨。”
民国知名将领、时为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学生的陶峙岳也曾回忆说：“在旗人居住区，则有些旗人被杀，陈尸街头，其状甚惨。”不过，陶氏认为：“碰到这样天翻地覆的大风暴，死几个人也是难免的。想到清兵下江南时，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就不算什么了。”陶峙岳的这种想法，似乎也代表了当时很多年轻革命党人及革命士兵的共同看法。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那些教条，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在如此的非常情势下，说“旗兵四处窜扰”或“趁火打劫”更接近于一种快意杀戮的托辞。如起义后，湖北省咨议局遭到不明射击，革命士兵迅速查抄了附近的宝瑛公馆，当时公馆中只有宝瑛妹妹一人，后被杀死并拖到阅马场陈尸示众，为反抗革命者戒。此事在革命党人蔡寄鸥的回忆中记载甚详，实则宝瑛及其妹何尝反抗过革命。（宝瑛为荆州驻防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做过湖北新军标统，后调任陆军小学总办。）
咨议局的被袭引发了对武昌幸存旗人的大清洗，革命军在大街上任意拦下行人并盘查他们是否满人。据革命党人李廉方的记载：“那些头后部扁平的人都被要求读666（六百六十六），如果他们读niu而不是读liu，那么他们就会被杀头。”
据革命士兵万业才所说，“在当时，革命党人并不懂得‘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的政策，在捉到旗兵后大多处死。有的旗兵被捉后不讲话，有的学‘湖北腔’应付盘查。革命党人想出一个办法，出入城门者，都要念‘六百六十六’后方能出进。‘六百六十六’在湖北语音为“loubelousilou”，不是武汉土生土长的人，是不容易学得一模一样的。”以发音判断是否旗人的方法未必是最科学的，因为它会使得那些发音并不是那么标准的人（特别是在京师、直隶一带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人）遭受莫名的危险；再者，荆州旗兵不懂满语也不讲京话，他们说的乃是荆州土话，但凡来自荆州一带的人，其危险程度就越高。
万业才亲身参与了起义当晚搜索旗兵的行动。据其所述，“午夜过后，我们听见有一处芦苇沙沙作响。我们大声喝叫：‘哪一个？快出来！’毫无反应。我们又喊：‘再不出来开枪了！’接着对准草动处开了一枪。果然草丛里爬出两个人来，遍体污泥，浑身颤抖。我们问他：‘做什么的？为什么黑夜躲在这里？’一个不开腔，另一个吓得结结巴巴，好一会儿说不成一句话来。从语音上判别，显然是个旗兵。原来三十标的旗兵多半是从东北三省中的满族内征调而来，语音很容易辨别。天亮之后，将此二人送到军政府处决了”。
万业才为他们的行动辩护说，旗兵被杀是因为他们长期欺压汉兵，“例如，汉满士兵二人相向走来，汉兵不能正视旗兵。否则，旗兵马上质问你：‘你看什么？鬼日娘的！’‘你吃谁的饭？’如果你不回答是‘吃皇上的饭’，马上就大祸临头，轻则禁闭，重则杀头。正是因为旗兵平日骑在汉兵头上作威作福，飞扬跋扈，蛮不讲理。所以，革命党人早已恨之入骨，准备造反”。万业才说的或许有些道理，不过从常识上说，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旗兵无缘无故挑衅汉兵颇有点不可理喻，而且湖北新军中的旗兵来自荆州而不是东北，万业才对他们的情况看来并不熟悉。
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熊秉坤曾回忆说，在起义爆发后，10月12日的反满暴力达到了顶峰。那天的杀戮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于一百多名当地绅商联合起来，一致要求湖北军政府阻止其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旗人。但军政府却以军事需要为借口而拒绝了。直到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出面干涉后，军政府才于13日下令停止这种杀戮。尽管他们心里并不愿意，但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或者说出于对列强的畏惧，军政府听从了各国领事的建议，因为后者在这场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10月14日，一名路透社的记者来到武昌后“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则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旗人在起义后的前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亚伯则声称，有四百名“旗人士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为过早的释放而在回荆州途中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对武昌的旗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如果旗兵被杀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危险的话，那么杀害妇孺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美国学者路康乐在《满与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旗人妇女可怜地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
在这场风暴中，旗人妇女遇到了极其危险的新问题，因为她们的头发、服饰和汉人女子有较大的差别。更要命的是，即使这些可以改扮，但她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旗人女子不缠足。她们原本引以为自豪的天足，这时却成了危险的最大来源。
有革命士兵回忆，当时发现藩库有匪人截取银两，在将银两夺回后，“因念行劫者系见财起意，故未予严办，就放走了”。非常时期下，革命党人可以宽容盗贼匪人却不能宽容旗人妇孺，这种逻辑本身就很奇怪。更离奇的，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就连强盗拦路作业时也动辄以被劫者为“满人”或“汉奸”为名加以抢劫。
因散发革命书刊并为群众讲解“扬州十日”故事而被捕入狱的革命党人殷子衡就曾回忆说，革命时有些犯人被放出去后重操旧业，“是处有以保安社为名的强盗多人，拦路抢劫，到夜深闯进我的睡房，说我是满人，是汉奸。有的说‘抓出去用枪打了他’，有的说‘用刀砍掉’，有的说‘把他捆起来送到都督府去’。我因病了，懒得说话，也不愿意同他们辩论。群盗挨近我的身旁，任意搜洗。身上几十块钱的路费，都被他们拿去了。后来有一盗瞪着眼睛望着我，说：‘你不是殷先生吗？’我答应他说：‘是的。’我也把眼睛望着他说：‘我在哪一处会过你的呢？’他说：‘在模范监狱里。’我说：‘是的，是的。’此盗就向他的伙伴说：‘我们出去罢，殷先生我认得他，他曾为革命遇过难呢。’众强盗听了这几句话，就一个一个的退出去了，并且把抢去的钱还我十八元，以作船费。”这段听起来极具喜感而滑稽的故事，似乎证明了一个由来已久的“优良传统”，那就是，“盗亦有道”看来并非虚言。
毋庸讳言，革命总是伴随着血腥、杀戮与混乱，即便是号称“和平的、代价很小”的辛亥革命，其在革命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一些并不是那么值得颂扬的东西。相比而言，武昌起义中被杀的旗人并不算多，最严重的是陕西西？安。
西安满城的城墙很高，防御坚固，里面的旗人大概在2万人。1910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到陕西游历访问时，他对当时的满城和旗人武装颇不以为然：“如今西安的八旗子弟居住区，城墙东倒西歪，空气沉闷，到处是杂乱和腐烂的景象。在一个军事演习的大场地，清朝高级军事官员正在一旁检阅边奔跑边打靶的骑兵。那些懒洋洋的享有特权的八旗子弟虽然曾在军队里受过所谓的训练，但毕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战斗力，行军二十英里他们就会垮下？来。”
最致命的是，西安的旗兵在武昌起义爆发前正好需要更换武器，当时已使用了15年的3?000支快枪被卖出去了（可能是卖给军事程度相对较低的巡防营或警察），但新的武器还没有到，结果旗兵只能用旧式前膛枪和过时的后膛枪进行抵抗。在革命军攻打了一天一夜后，西安满城终于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从南面和西面涌入，并将城内的所有居民视为敌人加以攻击（或者说杀戮）。据一位名叫凯特的英国传教士事后的调查：“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两名新军的年轻军官后来回顾时承认：‘没有必要杀死这么多旗人士兵及其家属。’”
西安满城的杀戮极其残酷而且彻底。据凯特的记录：“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旗人就这样被无情地杀死了。”
三天后，革命军下令停止屠杀。据凯特的估计，旗人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么被杀死，要么自杀”，换句话说，至少有一半的旗人被杀。整个满城也被抢劫一空，而存活下来的人，有钱人被敲诈，小女孩被绑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轻的妇女则被迫成为穷苦汉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驱除出西安。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在事后的回忆中，陕西革命士兵党自新也不无隐晦地承认，攻破西安满城后，各战斗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在城内逐巷逐院的进行搜索战。在此期间，一些士兵和领队军官杀死了一些不必要杀死的旗兵和家属（这段话可与前面凯特所说的相呼应）。
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李约翰引用英国外交文件称，西安为革命党所占据，男女老少约有一二万人的驻防旗营（满蒙八旗）实际上被全部消灭，8名外国侨民也在混乱中被杀。李约翰是知名传教士李佳白之子，也是庚子年使馆之围中年龄最小的外国避难者。当年中外间的血腥杀戮，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革命时期西安旗人被杀戮的情况，上海《申报》也有过两次报道，一次是当年12月10日在“译电”专版中报道说：“北京接西安府十月初六日来函，谓旗人八千被杀”；两年后，也就是1913年12月27日，《申报》再次报道：“当革命发难西安，旗人被戮者约有三千余户”。这两则报道，都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滞后的新闻在真实性方面略具优势。只是，当时西安究竟有多少受难者，各方说法不一，加上中国人一向对数字马虎，目前恐怕只能有个大概的印象了。
与其他各省革命不同的是，陕西革命因为会党色彩浓厚，他们不但攻击旗人，而且还攻击洋人。1911年10月23日晚，当地哥老会攻击并烧毁了位于西安南郊的北美瑞挪会学校，2名外国传教士和6名外国学生被杀，史称“南关教案”（即上文李约翰所说之事）。受此影响，其他教会也遭到攻击，一些传教士被打伤，教会学堂被烧毁。
因为这个意外的因素，各国公使加强了对西安事件的关注，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收集了一些传教士的报告并转发给了外相格雷爵士，其中包括这样几封电报：“传教士肖乐克先生11月11日的来信，该信说，……西安府的满洲人几乎已被歼灭净尽”；“至于西安府的情况，曼勒斯先生证实了我们已经收到的关于在头两三天内屠杀满洲人的报道。他估计普通的满洲居民有两万人，并确证了肖乐克先生所说的大约一万人被杀一事”；“盖士利主教来函中的一份中文附件说：西安的……满城遭到攻击，所有的满洲人除了六名在四川陆军部队服役者外，几乎统统被屠杀。”
革命中的滥杀，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事的江湖会党所造成的。当时的西安，革命党十有八九都是哥老会成员，仇满情绪极为激烈。与事的同盟会员，这些人因为受过一定的教育，他们认为不应对驻防旗人进行过于残酷的屠杀。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最后会党势力占据上风，西安满城由此变成了残酷的杀戮场。
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回忆说，革命后的西安完全被哥老会所控制，就算是革命党出城也须经会党首领同意。当时，领导陕西革命的分别为会首张云山及同盟会张风翙。张云山混迹兵营多年，后在陕西新军中开香堂，吸收上千名新军士兵，势力很大。但是，会党（包括所谓的会党士兵）是一群**不安而极其凶险的乌合之众，由其充当主力的革命难免出现各种混乱，其中也不免失控性的杀戮。
革命党人曹亚伯也在《武昌革命真史》中不无遗憾地表示，西安旗人“无论老幼无一漏网者”，“毋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果报乎？然而惨矣。”民国后曾任江苏监察使的渭南革命党人严庄，他当时也在西安闹革命，后在街上碰见个旗人小孩，砍了四五刀，血流了一地，小孩仍未死。严心软了，回来放下刀，再也不去了。事后，一些革命党人却嘲笑他无用。无用的还不止严庄一人，前面提到的革命党张奚若也在事后承认：“我当时不在陕西。若是在的话，不知要怎样才能杀得了人呢！”
革命中的西安无疑发生了一场大悲剧。这是一场类似于太平天国期间发生在南京和杭州的悲剧。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带有种族屠杀性质的屠城行为。一周后，与陕西毗邻的山西太原也发生了类似的悲剧。不过太原满城的规模比西安要小很多，那里只有644名旗兵及数千名旗人。在10月29日的革命中，太原满城遭到了革命军的大炮轰击，旗兵并没有组织抵抗，但当地“满城被屠甚为惨烈”。据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当乱起之时，该满城地居城之东北隅，并未得有消息。迨闻炮声，始知事变，遂始逃奔。迨奔至营门，已被围住。是时炮弹如雨，营内房舍尽毁，全城无一逃生者。”当然，“无一逃生”地说法略显夸张，但满人伤亡严重、满城被焚毁却是事实。
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说，“尽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理性转化为情感，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有什么影响”；“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哲学家利用理性逻辑来指责旧制度的弊端，激发人们改革的愿望；神秘主义逻辑依靠一个社团，根据某种原则来发展其会员，激发人们的信仰；情感逻辑则释放了人们多少个世代以来一直受到禁锢的热情，并导致最恶劣的放纵”。
当反满从夸夸其谈的主义、演说变成鲜血淋漓、活生生的生死场后，那些亲历了惊魂**魄的杀戮场面的人无疑陷入了迷乱与沉思。反满主义的动机、目的及实践方式，无一不被重新反思、质疑甚至放弃，就像革命党人严庄最终弃刀而去一样。很显然，之前似是而非的反满主义已无法直面残杀，并继续支持他们坚定地挥剑而立。因为各种原因，辛亥年旗人殉难的具体数目已无从可考，《辛亥殉难录》中所记的有姓有名者，西安驻防2?248人，江宁驻防706人，荆州驻防403人，京口驻防320人，福州驻防98人。不过，这些仅仅是驻防兵丁而远非所有受难的普通旗人（即人数更为庞大的旗兵家属）。
为证明革命的合法性，辛亥年对旗人的杀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有意隐去。但历史终究是历史，革命也具有多样性，它不可能像处女一样的清白。辛亥年，凡是有满城的地方，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滥杀的情况，只是程度上往往因时、因地而异。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辛亥年悲剧发生时还是有很多汉人设法去保护那些无辜旗人。如武昌的士绅要求军政府禁止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旗人。一些西安幸存的旗人也在事后回忆称为汉人老百姓所救。在鲜血与生命的面前，人性的善良终究要高于那些莫名的革命冲动与无逻辑的理念。
客观地说，非理性的“驱除鞑虏”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这些不必要的杀戮负责，特别是起义酝酿期的“排满”宣传与动员，其负面效应极大。武昌起义后，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中就直截了当地指明：“须知今日满贼，并非我汉家儿”；“藏匿满奴者斩”；“能搜献满人及接济军械、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者，均有赏。”陕西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张钫也在《辛亥西安东征举义日记》中说：“西安革命党人起义后，行至街中，向空中放枪数百响，到处宣言此举排满，与我汉人商民无关，尔等勿惊。识者门口备茶水，贴‘兴汉灭旗’字样。”
激变时期的民众心态与和平时期不同，在革命者的潜意识里，杀满是为了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汉人复仇，这种一而贯之的宣传使得革命者在屠杀中丧失了罪恶感。相反，他们在从事杀戮时心中充满了神圣感甚至正义感。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自我想象。
当然，如以效果论，没有什么比仇恨更能激发士兵的战斗力了。据武昌起义中的革命者回忆说，测绘班制图科科长王肇鋐的儿子王继祖，这个年纪很小的学生也要参与行动，后来大家劝令他不必参加；王不肯，彼此争执至于泪下；到汉口，革命队伍经过一个名叫喻义的同学家门口时，他向家里关照一声说：“我来汉口和满人打仗呀！”他的叔叔听了跑出来双手搂抱不让他上火线，喻同学把他猛力推开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与灭绝性的宣传不仅令旗人惊恐万状，其他民族和汉人士绅也为此感到大为不安。曾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古者督军元戎而举仁义之师，大兵到处无不以民命为重，谅仁者之师，必能开恩赦宥于无辜。钢刀虽利而不杀投降之卒，为何有不容满军投诚之令命？”
武昌起义后，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避居上海的江亢虎在目睹了至为激烈的排满风潮后，不胜“疮痍满目，不忍见闻”之感而发表了一封致武昌革命军的公开信。信中，江亢虎就“兴汉灭满”的种族革命提出了十二点“大不可”，其大意是：种族革命，有悖于人道，易失民心，并且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精神相牴牾；以复仇为义，冤冤相报，本为大谬，也容易引起外人干涉，导致瓜分惨祸。
两年后，此信收入《洪水集》，江亢虎还特别附记：当时人心狂热，舆论沸扬，大有暴民专制之势，而上海各报纸，无敢稍持异议，除《天铎报》匿其姓氏刊录，没有哪家报馆敢登出此函。信件发表后，江氏立即收到了革命军驻沪事务所的来函痛斥，并且还有多封匿名警告信，谓其“倡邪说以媚满奴，疑乱军心，当膺显戮”。在“汉奸”、“满奴”的称号一齐掷来后，甚至有人宣称要用炸弹对付他。革命还是不革命，理性还是非理性，在这则故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纪律约束的会党分子造成革命中的滥杀，但悲哀的是，在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被杀戮的对象。譬如在四川，引发革命大潮的“保路同志军”多为“袍哥部队”。据时人所见，他们或拥一城或踞一寨，称都督、号大王，拥众自雄，莫能相下。“他们的装束打扮都很奇特而复杂，有的头缠白帕，有的打着英雄结，有的戴瓜皮小帽、斗笠、草帽、藏袍、短褂，或将长衫剪去一截，有带红绸结花的腰刀或腰插短枪匕首，有穿麻耳草鞋，上结红花或穿元口平鞋、滥衣破裳，真是五光十色，甚至戏装，几乎应有尽有”。各哥老会进城后，什么“公口”、“茶哨”、“办事处”的灯笼都挂了出来，并勒令商民富户缴纳饷需，而各派之间又意见不和，互相仇杀，几无宁日。
广州光复也是如此，进驻省城的各路革命军五光十色，俯拾皆是。据估计，当时革命军约有十万之数，而其成员又以会党、绿林及贫苦农民为主。在这些革命军统领中，以“石字营”统领石锦泉最为凶恶。此人原是打石匠，后兼营头发生意，曾用头发包运军械接济革命党人，有些许功劳。石与新军标统秦觉有嫌怨。革命后，秦畏惧石的凶焰躲进咨议局第一师司令部（第一师师长钟鼎基与秦为日本士官第六期同学），谁料一出局门，便被石的党羽劫持，当场将秦生剖（警察郑家森在革命后也被生剖，因其捉拿了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革命烈士温生才）。除石锦泉外，还有一个叫“百二友”的民团（或称会党）也在街上横行无忌，导致广州秩序异常紊乱，商民叫苦不迭。
孙中山回国后，胡汉民陪同走往南京，继任都督陈炯明对民团们痛下杀手。先是石锦泉与其参谋长自寻死路，其手携土制炸弹冲进都督府索要饷项，结果被卫队官兵捆起，当天下午即执行枪毙，石字营被强行解散；接着，王和顺、杨万夫、关仁甫的司令部被新军用炮轰毁。强压之下，其他民团缴枪的缴枪，解散的解散，广州这才得以安靖。至于那些“百二友”，也被广州警察厅长陈景华消灭得八八九九。陈的命令，凡是穿白鞋、绿袜、吊带和头上前留一小撮头发的，都是“百二友”，一经捕获，即绑去东校场枪决。据时人所述，东校场分作四个杀人区域：一个是陆司令的，一个是海军司的，一个是广阳绥靖处的，一个是广州警察厅的，各区域都竖有几根黑旗，押到囚犯，各就黑旗旁边枪决，以绥靖处和警察厅两个区域杀人最？多。
革命与反革命，时有反复，但杀戮是相同的。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沈从文曾这样描述了家乡湘西凤凰县的辛亥年：10岁的他，“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
一个甲子以前，曾国藩镇压太平军以杀止暴，而无论起义也好、革命也罢，两者本以暴力为最后仲裁，而能止暴者者，唯有更具组织之暴力。辛亥年后，武夫秉国，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