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死水微澜》中，民国作家李劼人曾对成都满城有这样一段描？述：
“满城里最清静，最凉爽，……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顿成两个世界：大城这面，全是房屋，全是铺店，全是石板街，街上全是人，眼睛中看不见一点绿意。一进满城，只见到处是树木，有参天的大树，有一丛一丛密得看不透的灌木，左右前后，全是一片绿。绿荫当中，长伸着一条很宽的土道，两畔全是矮矮的黄土墙，墙内全是花树，掩映着矮矮几间屋；并且坡塘很多，而塘里多种有荷花。
人真少！比如在大城里，任凭你走往那条街，没有不碰见行人的，如在几条热闹街中，那里更是肩臂相摩了；而满城里，则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而遇见的人，也并不像大城里那般行人，除了老酸斯文人外，谁不是急急忙忙的在走？而这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肩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靸着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竿，慢慢地走着；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萧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
四川一向被誉为“天府之国”，人口稠密，但成都的满城却是一个例外。这里因为人口密度小，所以与外面的世界判若分明：外面到处是人，拥挤而忙碌；满城里却是风景优美，轻松悠闲。不过，保路风潮兴起后，悠闲的日子就一去而不复返了。
四川的保路风潮被誉为武昌起义之先声，但在各省独立次序中却排名倒数第二，直到11月下旬，四川才宣布独立并成立“大汉军政府”。话虽如此，制造“成都血案”的原总督赵尔丰仍旧躲在背后，新都督蒲殿俊不过是个傀儡。12月8日，巡防军索饷哗变，蒲殿俊去职，原四川陆军小学总办尹昌衡施计诱杀赵尔丰，随后自任四川都督。
兵变之时，成都将军玉昆命营中旗兵闭城自守，军政府则以重兵包围满城，战斗似有一触即发之势。或许是鉴于之前的仇杀悲剧和其他城市和平解决的先例，四川士绅们四下奔走，以避免战火重燃。而成都将军玉昆也在犹豫不决中命令旗兵不得妄动，不得施放火器，以静观事态发展，暂时保持可能的一点和平希望。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四川军政府派“耆宿负人望，旗籍诸生多出其门”的徐炯前往旗营劝降，玉昆随后派出与汉人士绅关系良好的赵惠民等前去谈判。会议十余次后，双方达成协议：在旗兵缴械后，革命军承诺予以保护，决不妄杀，成都旗营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这在辛亥年中实属难得。
广东一向为革命的策源地，革命党人活动频繁，但出人意料的是，广州旗营最终也是以和平方式解决而未发生流血事件。广州驻防八旗最初是康熙年间平定三藩后设立的汉军旗（原尚可喜部），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原汉军旗中拨出一半削籍为民，让出的名额由京城八旗补充，兵额仍为3?000名，清末也大体上是这一数额。
辛亥年的广州一直不太平。4月8日，广州将军孚琦在看完归国华侨冯如的飞行表演后被42岁的南洋华侨温生才当街刺死，接着革命党人集同盟会之精华举行了惨烈的“黄花岗起义”；之后，镇压起义的水师提督李准屡遭暗杀；10月25日，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刚一入城，即被革命党人李沛基投弹炸死，就连其身边几十名行走的无辜群众也被连累，死伤累累。
武昌起义后，广州城内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旗兵在旗民交界处设立铁栅栏，城门紧闭，只留大南门半掩虚开。在革命党人的排满风潮下，广州的八旗子弟“因思不战亦死，战或得生，表示坚决死里挣扎，少壮者防守城垛及旗民交界处，老弱者梭巡内街，昼夜提高警惕，已陷入战时状态，有一触即发之势。”
紧张局势下，当地士绅名流邓华熙、梁鼎芬、江孔殷召集各大团体商议和平解决之道。会上，众人主张“无论满人、汉人、本省人、外省人、中国人、外国人，凡在我广东者，皆可享受共和平等之福”。两广总督张鸣岐对此表示认同，其之后又传集八旗协领征求意见。旗人代表自知清廷大势已去，遂明确表示：“连日八旗会议皆如此主张，各团体提出维持公安问题，无不赞成。甚望能达此目的，使广东同享幸福。”
达成和平共识后，旗营中推出傅祥康、张世杰、黄谦、门安朝等八位代表与省城各团体共商解决之道，广州的形势也一度走向缓和。但是，由于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公开反对独立，局势再次变得紧张了起来。一时间，谣言四播，城内“人心惶惧，居旗满界者搬迁已尽，城厢内外铺户居民亦纷纷搬迁。……街上行人稀少，满目荒凉，真令人不忍目睹”。
为缓解广州的紧张局势，当地士绅们多次联络八旗代表以示亲善，各方最终达成协议：满汉民团独立，旗兵缴回枪炮，接受保护。会后，各大团体发出满汉融合公函：“佥以本省满汉八旗官绅，既与各团体迭次会议，共维公安，彼此并无意见。现经同仁公决，极力保护满汉八旗生命财产，即将来新政府军队来粤，亦必代为要求，与汉人一律看待。查湖北军政府已宣示宗旨，所持系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所有满人，均一视同。”
关键时刻，屡遭暗杀而未死的实力派、水师提督李准态度突然发生转变，他一方面表示赞同广州独立，另一方面又劝说两广总督张鸣岐及广东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顺应历史潮流，不要做无谓抗争。与此同时，手握重兵的李准还献出虎门要塞，以示自己的诚意。
在李准的促使下，张鸣岐也只好同意广州独立的主张。11月9日，省咨议局召开全体会议，到会的满汉代表作出十项决议，其中即包括“所有旗满人，一律看待”。会后，广州正式宣告独立，原两广总督张鸣岐被推为都督。但是，张鸣岐、李准等人自知与革命党怨仇甚大，随后便潜逃香港寻求避难。
昔日的军政大员们相继出走后，广州城内群龙无首，局势又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为防止局势恶化，省咨议局的士绅们再次集会。当他们得知著名革命党人胡汉民此时正在香港后，于是派人将之请回，由胡汉民来充当广东都督。胡汉民之所以被推举为都督，原因有二：一是胡本人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二是胡曾中过举人。在士绅们眼里，他无论如何都应该归入名流的行列。
胡汉民到广州后，随即按之前协议将八旗新军（按西式兵法操练的一部分旗兵）改编为警卫军，其余旗兵改为粤城军，照旧发饷。三个月后，陈炯明、胡汉民等军政府要员召开秘密会议，之后以检阅为名，下令粤城军旗兵一律携带枪支前往到东校场集合。检阅过程中，主持人一声令下，全体缴枪，不得违抗。于是，每名旗兵各发两个月饷银（另说是每缴枪一支发十元遣散费），就地解散。由此，广州的旗营也就成为了历史。
在各地纷纷独立，辛亥年即将结束之时，也有不甚和谐的事件，这就是原直隶总督端方及其三弟端锦被杀事件。在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时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端方受命带兵入川，但行至资州时，被所带的湖北新军士兵割下头颅，连带那个曾在日本学习铁路的弟弟端锦也做了无头之？鬼。
从名义上说，端方还是当时的署理四川总督，但实际上他一天也没有真正上任过。入川后，端方为平息民愤而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发布告示：“蒲罗九人释放，王周四人参办；尔等哀命请求，天恩各如尔愿；良民各自回家，匪徒从速解散；非持枪刀抗拒，官军绝不剿办。”
最初，端方的和平姿态颇具效果，但在前往成都的途中，形势因武昌起义爆发而迅即变化。在各省独立消息相继传来后，成都被“保路同志军”包围，而后方重庆也已被革命党占据。由此，端方一行人进退失据，四顾茫然，最后彷徨于资州十余日，欲静观其变而不可得。
据某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而极力笼络部下，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弟弟至军营问候；士兵不幸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来劳军时，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更有甚者，个别士兵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
但在“种族革命”的风潮下，悲剧还是发生了。端方被杀的原因及具体情形有多个版本，但大体上说，实为军中“排满”所致。据各版本的归纳，端方被杀的当天，所带新军拒绝站岗，军中的高级军官在无力约束士兵的情况下，与旗兵、幕僚等纷纷逃亡，行馆中最后只剩下端方兄弟。
当年11月28日下午，一小队士兵在革命党的率领下向端方寻杀。端方称：“我待你们不薄，何以如此？”革命党回答：“待我等不薄纯属私情，今日排满乃是公谊，不杀你便不是炎黄子孙。”端方自辩说：“我本是汉人，投旗才四代，现回归汉姓如何？”革命党说：“晚了！”于是端方兄弟被乱刀砍死，首级也被割了下来。最后，端方兄弟的头颅被浸在煤油桶里，一路传示后送到了武昌。
历史教授张海林认为，除了排满风潮外，端方被杀还可能与士兵索饷未就相关。另外，军中的革命党与湖北籍士兵担心回去后无法洗脱入川镇压的干系，于是在“争做反正英雄”及“自明心迹”的心态下聚合起来，最终以小队突袭的方式杀死端方兄弟，而其将受害者首领送往武昌的做法，正是向新政府“邀功求官”及“亟求自明”的心理外露。
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中，杀死两个满人高官自然是值得喝彩的“英勇之举”。但揭开革命暴力的华丽外衣，此等残杀事件背后的动机却很难经得起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拷问。如《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即在写给报社的报告中称：“被叛兵杀害的端方和他兄弟的首级装在煤油桶中已送到宜昌示众，革命党负责的领袖们并不同情这种残酷的暴行。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的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当然，辛亥革命中被杀的高官远不止端方一人。据统计，革命中被杀或自杀的督抚共4人，其中包括：闽浙总督松寿（旗人，自杀）、四川总督赵尔丰（旗人，被杀）、江西巡抚冯汝骙（汉人，自杀）、山西巡抚陆钟琦（汉人，被杀）；被杀或自杀的将军4人，即西安将军文瑞、伊犁将军志锐、广州将军凤山、福州将军朴寿；其他被杀或自杀的高级武将共计11人，其中包括黄忠浩（汉人，提督）、良弼（旗人，都统）、载穆（旗人，都统）、谢宝胜（汉人，总兵）、王有宏（汉人，总兵）、何师程（汉人，总兵）、张嘉钰（汉人，总兵）、谭振德（汉人，协都统）、恒龄（旗人，副都统）、钟麟同（汉人，统制）、刘锡祺（汉族，协都统）；除此之外，还有一名提法使（张毅，汉人）自杀，一名布政使（祖世增，旗人）被杀；另外，至少有31名实任知县或知州在这场风暴中被杀或自杀。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满城与外界的隔绝，很多旗人妇女儿童在恐惧与绝望下主动选择了自杀，譬如南京、荆州等地，“城内旗营多有以火焚其室，举家而殉者”；在西安，“妇孺投井自尽者甚众”；在福州，“旗兵及妇女投河死者数百人”，甚至有一家十几口自尽的。满城中发生这样的事件并不是偶然，事实上，类似的事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乍浦、太平军兴时期的南京与杭州、庚子年的北京，都曾发生过多次。
值得一提的是，清廷在革命大潮中的克制尚有可圈可点之处。譬如西安屠城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旗人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城内一度风传满人要屠杀京中的汉人作为报复，然后退回盛京。在此情势下，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于10月31日致电各省督抚及将军都统，称“现外间纷传荆州驻防有排汉之举，虽属毫无影响，然此事颇与大局有关，诚恐各省以讹传讹，多滋误会。应即责成各该督抚、将军、都统严查所属驻防旗营，不得误信谣传，妄思暴动。如有不服缔禁，即以军法从事。以此观之，政府绝无听凭满人排汉之意。”
不久，清廷又谕令主要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朝廷对于此次乱事，绝无种族观念，无论满汉，一体同视。尔军士人等务宜仰体朝廷意旨，毋得激生事端，以致大局决裂，招外人干涉之祸，倘有诬造谣诼，是即违背朝廷，即按军法严惩。”
据时任交通部承政厅长兼铁路总局长的叶恭绰回忆，当时“民政部尚书某，因有杀城内汉人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巡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此处的“尚书某”，指的是代民政部大臣桂春。为辟除京城旗人将大杀汉人的谣言，清廷还有意将其革职而重新启用原巡警部尚书赵秉钧，以安人心。应该说，清廷的这些举措对防止满汉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同样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摄政王载沣在消除“满汉畛域”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一再拖延，也是各地驻防旗人在辛亥年遭到重创的重要原因。正因为旗人们被长期圈禁在满城之中，这不仅为革命党的宣传造就了口实，也在地理因素上造就了革命中旗人大量伤亡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载沣在执政的三年中按既定计划将旗人削籍为民，并促使旗人迁出满城，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在满汉民众间了解加深的基础上，这些悲剧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革命暴力对旗人心理上所造成的震慑与恐怖，其实比直接的屠杀要深重得多。如武昌起义后，南京出现针对宁、杭旗兵的宣传单，其中不无严厉地警告：“尔若梗顽不化，开炮乱击，但有伤吾汉人一房者，城破之后，必将尔等少壮老幼尽数全戮。尔等试举目以观，今日大势，全在汉人之手，区区两城，尚能抗拒大命乎？”
在江西，原在省城候补的满人官员纷纷扯下标有衔籍公馆的名条而忙不迭地改穿汉装，以避燃眉之祸。不仅如此，贡院附近的八旗会馆及百花洲八旗奉直公馆名牌也都纷纷卸下，内中物品搬运一空，以免遭不测。在杭州，甚至在光复以后，民军在制定安置旗人办法中规定旗人可领取一笔生活费用；但在恐慌情绪下，大多数旗人此时都已逃跑，就算知道的，也害怕由此暴露旗人身份而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
局势的混乱加上信息的不对称，辛亥年的各种谣言在旗人中四处流传。譬如称某些地方满人已经被整城杀尽，“无一逃生”，甚至大量“**悬诸城墙，以大铁锤钉其四肢，作射击之标的”，等等。另外一些传言，譬如革命军只对旗人进行简单的辨别，如让旗人说“九九九”、“六六六”（因旗人读“九”或“六”的发音不同），或通过摸他们的后脑勺（旗人因幼年多睡摇车而后脑勺较平），一旦露出马脚，便格杀勿论。当然，其中有一些也不完全是谣言。
旗人“被屠”的消息传开后，成都旗营也是谣言四起，说汉人打入后，见人就杀，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在此谣言下，地处偏远的成都旗人以为大祸临头，每个人都觉得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于是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大祸临头时自杀或殉义。
类似的“末日情绪”，在当时的旗人中间并不罕见。光复前的广州，在新任将军凤山被炸后，满人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在北京，一些满人女子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而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旗人，也在不断增加。
由虚幻的主义到具体的行动，“排满”带来的酷烈暴力在辛亥年成了可怕的现实。对于各地的驻防旗人来说，辛亥年或恐怖或痛苦的经历给他们的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如杭州驻防旗人、油画大师常书鸿，辛亥年尚年幼的他，在多年后对革命军攻打旗营时的惶恐仍记忆犹新：“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在《老舍与满族文化》一书中，学者关纪新记载了这样一则往事：1983年，他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听闻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辛亥年间，革命军与八旗驻防惨烈交战，待革命军杀入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幼年的唐圭璋因服药较少得以幸存，后被他人收养。此后，关先生因为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该书，但随即收到唐先生复信，其对欲收录其传略深表谢意，却又婉辞：“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罢……”
老舍夫人胡契青曾说，辛亥时西安出现了对旗人几乎全都杀尽的事情，老舍有一门亲戚是西安的驻防旗人，全家遇难。他们听说此事后，心里非常恐惧与难受。荆州驻防旗人、京剧名家关肃霜也曾谈到，她幼年随父辈在武汉等处跑码头卖艺时，父亲特别嘱咐，切记途中过关卡若有人叫你数数，数到“六”时千万不可以说“liu”而一定要念成“lou”，不然就会从你的京腔听出你是旗人来，轻则要挨骂，重则要挨打！
鉴于他省杀害无辜旗人事件多有发生的悲剧，江苏巡抚程德全在宣告独立时特在“六言告示”中宣布，“旗满视为一体，大家共享太平”。时在都督府任职的黄炎培在其回忆录《八十年来》中对此特别说明，足见其记忆犹新。
革命爆发后，章太炎曾发表《致留日满洲学生书》，对旗人群体表示安抚。其表示：“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
在清末鼓动“反满”的浪潮中，章太炎所起的作用不能算小。但作为饱学之士的他，事实上也很清楚当时的满汉矛盾已经很弱，绝大多数的旗人们也并不属于特权阶层。但作为一种策略，革命党刻意地唤醒并刻意刺激加强这种意识，但求目的，不问手段，一己之私，最终遗祸成千上万的无辜旗民。章大师的解释与安抚，是不是来得有点迟呢？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说，“人民参加革命仅仅是因为革命领袖鼓动他们这么做，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理解革命领袖们的真正意图，他们以自己的理解完成了革命的意图，而这种方式却决不会是革命真正发动者们所向往的”；当革命领袖“向人们保证说他们可以与先前的主人平起平坐时，这种转换就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开始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于是他们开始抢劫、纵火、杀戮，并且认为这样做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革命原则的巨大力量就在于他们放纵了野蛮的原始本能，而在此之前，这些本能一直受到环境、传统以及法律的约束”。
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内可以毁掉或者分裂一个国家，对外甚至可以毁灭整个世界，譬如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事实上，民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的产物，只抓住其中的一点而加以特别强调并赋予仇恨，这不但是一种非理性，而且具有明显的危害性。
譬如，在当年的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人认为语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不会说法语的都是可疑分子，由此导致很多无辜民众的被杀；在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一次演讲中，有人指控阿尔萨斯某些与普鲁士说同样语言（德语）的乡民有叛国嫌疑，而这实际上为都德的《最后一课》埋下伏笔——可主人公小弗朗士他们原本说的可能是普鲁士语而不是法语！
湖北革命中，军政府曾发布了这样一道檄文：“悲哉汉奸！痛哉汉奸！汉人既皆排满，公等何独不然。忘羞事仇，唯利是视，助纣为虐，同样相残。禽兽尤知爱其种类，吾独不解公等何心肝。在公等或居末职，或系大员；或任幕僚，或充军官；或为内应，或作侦探；或腰着五斗米，或脚踏两边船——无非欲谋个人之私利，无非欲博无耻之头衔。不知满奴已亡在旦夕，公等必同归于尽，虽得万乘卿相、邓氏铜山，亦不过邯郸一梦，顷刻化作云烟。”
在革命党人看来，汉人官吏不投降革命，即为汉奸，这种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绝对思维，在诸多革命中并非罕见。
辛亥年中崛起的山西都督阎锡山，他在多年后追论当时死于新军枪下的山西巡抚陆钟琦及其上司、统制谭振德时，也承认其“精神和人格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但是，革命是无理由的，因而陆钟琦在辛亥年的被杀是不便解释，也不能够解释的。
美国学者路康乐认为，在辛亥年的反满事件中，“行凶者不加区别，不仅把目标对准旗兵，而且对准了他们的亲属，包括妇女和孩子。他们基本是杀戮的牺牲品。很明显，对于很多革命军来说，其反满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华丽的辞藻。”对一些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一个“不超过1000至2000人死亡”的“小事件”的看法，路康乐认为，“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西安的旗人死亡数量就是这个数字的几倍。在革命中死亡和受伤的人数很不均衡，大部分都是满人，他们是暴烈的民族主义的牺牲品，而这一民族主义是革命派十多年来一直鼓吹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分源泉。”
归根结底，革命毕竟只是一时，而历史要追问的是，杀死满城里那些没有抵抗能力或者说根本就是无辜受害的旗人（特别是老人妇孺），那些**过后的革命党人——不管是做宣传的还是亲自动手的——他们事后会不会在心里感到有一丝不安的呢？
后人们或许要思考的是，历史上的杀戮，各种各样的杀戮，各族之间的杀戮，是否可以成为下一个新的杀戮的理由呢？如果是这样，历史在其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它是让人明智，还是让人愚蠢，甚至是凶残？
如果是后者，那历史本身也应该是“有罪”的——只知道教给人们仇恨的历史，当然是有毒的历史——但更多的情况是，历史往往被政治所利用，最终沦为政治的牺牲品，在偏激甚至有意误导下的历史观指导下，如何能培养民众的理性思维并进而营造一个理性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