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的说，无论是摄政王载沣还是隆裕太后，他们治国或许无方，但从人品上说都不是什么坏人。至少，他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首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谈判和平移交政权的先例，而这也使得国家免于分裂对立，人民免于兵燹浩劫。这种姿态与举动，无疑是识大体的，不应抹杀，更不应贬低。
如放宽历史的视角，清帝退位不到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战争进行中或结束后，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的皇帝们都陆续步清帝之后尘而走下皇位。从这个角度上说，辛亥革命或许是一种世界历史进程的趋势所在，而不能简单归结为一场国内革命。事实上，相比于沙皇或德皇的遭遇，清帝的退位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出悲剧。
1913年2月22日，在清廷覆亡一年零十天之后，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去世。就在一周前，她刚好度过了自己的46岁生日。弥留之际，这位背负了大清灭亡责任的女人对年仅7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她又对旁边侍立的内务府大臣、太保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待亡之人，语意凄惨悲凉，令人不堪卒读。
隆裕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太后。鉴于中国的王朝史在这位才智平庸的女人手中终结，她的去世无疑具有强烈的历史象征意义。隆裕太后死后，民国政府给予了极为隆重的礼遇。大总统袁世凯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二十七天，全体国务员亲往致祭。
不仅如此，袁大总统本人还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以示对旧主的哀悼。随后，袁世凯政府又安排在太和殿举行了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亲自主祭。开祭之日，就连当时已退隐青岛的前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遗老徐世昌，也拖着条小辫子赶来祭奠。
隆裕太后赞襄共和之举，于民有利，于国有功，加上其夫光绪皇帝为人所同情，她在丧后有如此待遇，倒也还算说得过去。当年冬天，在光绪皇帝和隆裕太后奉安之际（即将两人遗体合葬入崇陵），遗老们还在梁各庄的灵棚里演出了这样一出活剧：
活剧的两位主角，一个是前清进士、原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广东宣慰使梁鼎芬（后成为溥仪的师傅），另一位则是自命“孤臣”的前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这两人正在倾情哀号时，突然看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带领国务员前来致祭。赵秉钧等人还算识礼节，他们来后即脱下民国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三跪九叩大礼。
梁鼎芬见后十分兴奋，也不知道那根筋搭错了，他突然跑到一个没有穿清朝袍褂而仍旧着西装大礼服的国务员面前，并指着其鼻子大骂：“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被梁鼎芬骂的是谁呢？原来是前山东巡抚、现民国政府外交总长孙宝琦。孙宝琦之父孙诒经被遗老们视为同治光绪年间的名臣，孙本人与梁鼎芬也不算陌生，他当时被这个老朋友骂得莫名其妙。正发愣间，梁鼎芬却气得满脸通红，他手指头哆嗦着，指着孙宝琦大骂道：“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着这身衣服来见先帝先后，行这样的礼，你、你还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正当周围人一片愕然之时，正在哀嚎的劳乃宣也赶来帮腔：“骂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梁鼎芬和劳乃宣的一唱一和，把更多的人招来，孙宝琦尴尬之余，只好低着头连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民国后，妄图复辟的遗老遗少们虽然已完全被社会边缘化，但死抱着过去君主制理念的铁杆拥趸还是有这么几位。譬如在清帝退位后仍试图顽抗的前陕甘总督升允，他在交出军权走往西宁后仍旧“贼心不死”，随之又辗转经西伯利亚及东北后流亡日本，随后仍积极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
1913年春，升允潜回库伦（即乌兰巴托）纠集旧部，并勾结沙俄及蒙古王公阴谋起兵复辟，但因计划仓促而未能得逞。同年12月，升允又潜入青岛继续复辟活动。1914年日军借口对德国宣战而侵占青岛后，升允曾向日本守备军司令官大谷寻求支持未果。张勋复辟前夕，升允与前清遗老郑孝胥等人书信往来频繁。他还曾致函率兵入京的辫帅张勋，要他抓住大好机会，完成“复辟大业”。
1917年7月，张勋拥逊帝溥仪二度登基，实行复辟。长期以来“忠心耿耿”的升允，也被封为了大学士。但正当这位“大学士”兴致勃勃地准备赴京上任时，短命的复辟在十余天后即宣告失败。大失所望之余，升允从此一蹶不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升允病死于天津租界。尽管当时溥仪已被赶出紫禁城，但“小朝廷”仍旧给升允赐谥号“文忠”，算是对其长期支持的一个回报。
再说那位“力保大清不亡”的恭亲王溥伟。按说，溥伟继承了恭亲王府的庞大家业，不说安享荣华富贵，至少也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但是，这位三十出头的小王爷对“亡国”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无日不思如何恢复祖先基业，由此而走火入魔，一发不可收拾。
溥伟年轻时运气好，18岁即承袭了恭亲王的爵位。但是，出身贵胄的他年纪既轻，又缺乏社会阅历，平时喜欢说大话，放大炮，可谓是志大才疏，少不更事。这德性，就连当时其他宗室亲贵们也不待见他。据说，溥伟袭爵后自以为得意，每次遇见重臣李鸿章时总是大呼“少荃、少荃”，还以为是亲贵对大臣的亲热。李鸿章被这么叫了几次，有一次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板着脸把溥伟叫住：“令祖老恭王在日，承他老人家爱护，总称呼我‘老中堂’，小王爷大概不知道！”
清帝退位后，溥伟避居青岛并试图与德国人搭上线。但德国领事知道他的来意后，只允他在租界居住而对他前往德国考察的要求拒之千里。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此时正如日中天，而他这个前朝王爷如今早已过气，如何会把宝压到他的身上。对此，溥伟也是无可奈何。
随着清廷的垮台，曾经的巨额俸禄与赏赐已成泡影，但溥伟仍不忘摆出王爷的派头，家中的仆役依旧成群，外出也还像以前那样前呼后拥，风采不减当年。更有甚者，其租住天津租界时，家中的一切吃喝日用，仍全部从北京采买，就连鸡鸭鱼肉、咸菜点心，也都只要从前的老字号，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等等，不一而足。过惯了好日子的溥伟，在收入锐减的情况下依旧挥霍无度，全然不知坐吃山空的危险，其家中每月开支三五千元，仍不够花销。由于年年寅吃卯粮，最后恭王府也卖给了辅仁大学，但这买卖却惹起一场官司（堂兄弟溥心畲、溥僡认为恭王府也有他们的一份）。
家庭开销还是小事，溥伟更迷恋于复辟大业，为此白白花了许多冤枉钱。在沙俄革命后，一些逃到中国的白俄将领主动找上门大表忠心，称愿在复辟时充当先锋。溥伟听后大乐，于是厚加赏赐，企图收为己用。失势的蒙古王爷听说后，也纷纷上门求见，大肆吹嘘说蒙古铁旗已经蓄势待发，只待王爷一声令下……对此厚意，溥伟不免又要犒赏三军，这一来二去，家财散尽，最终却是一事无成。
自命天潢贵胄的溥伟不仅志大才疏，更多的则是智慧不足，荒唐有余。其空有复辟的野心而昧于历史潮流，每每逆势而动，当然不会有好结果。德国人被赶出青岛后，溥伟又迁到大连企图投靠日本人。期间，他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拉上关系，后者也对他颇为看好。据说，内田曾向日本内阁建议，扶持溥伟在沈阳登基，建立“明光帝国”。
1931年，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溥伟在日本警察与宪兵的保护下，身着亲王朝服前往沈阳祭陵。这一举动，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很多人认为溥伟将取代溥仪成为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但是，日本军部对满铁的动议不以为然，其认为溥仪的“皇帝”头衔比溥伟来得更有价值，更加名正言顺，而且年纪更轻的溥仪也比溥伟更好操控。于是乎，溥伟的帝王美梦就此破裂。
倒是溥仪，他被日本人扶上台后对堂兄的野心颇为警惕，自以为忠心耿耿的溥伟始终未曾得到任何实差，就连零花钱也不曾接济。1936年1月，56岁的溥伟在贫困交加中死在长春新华旅社，结局颇为凄惨。
宗社党中，还有一个颇具人望与能力的人物，那就是肃亲王善耆。善耆在清末王爷中可谓“新潮人物”，最早安装电灯的王府是他家，最先接上自来水的也是他家，还有坐沙发，睡席梦思，善耆都是皇族中“吃螃蟹”的第一人。更牛的是，善耆特别能生孩子，他共有21个儿子、17个女儿（其前辈康熙老爷子共35子、20女）。这38个孩子中，有36个留洋（其中24个留日，其他留学英国、德国、比利时）。
和其他旗人一样，善耆也喜欢听戏唱戏。虽然他的嗓子不行，但他善演武戏，并曾得名角盖叫天的悉心教导。在王府的堂会上，善耆演的郑成功和多尔衮轰动一时。盖叫天也曾说：“我死后，得我真传的唯肃王爷一人也。”
唱戏若能唱成职业、唱成名角，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惜的，善耆对复辟的兴趣更大。1912年2月2日，善耆在日本陆军大佐高山公通的护送下从北京出走。为此，日本人特地在山海关将火车阻断，随后又出动军舰将其诱到旅顺，并赠给他一处别墅。出关前，善耆吟出了一首意味深长的五言绝句：“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民国后，善耆成为满蒙独立及建立“满洲国”的先行分子，其与日本人的关系越走越近。就连他最喜欢的一个女儿，也送给了日本浪人、老牌的“中国通”川岛浪速作为养女。这就是后来知名的女谍川岛芳子。
但可惜的是，日本人最终没有把宝压到他的身上，善耆的一片“痴心”换来的全是迷梦。1922年，困居旅顺的善耆在抑郁中一病不起，终年57岁。次年，善耆的灵柩由火车载送回京安葬。离奇的是，在善耆的灵柩被抬下火车后，从前门火车站到劲松祖坟所在地的一路，其家人都命人用纸钱覆盖，最终以“走阴路不走阳路”的方式圆了这位前清王爷生前所发的那个誓：“无论生死，不履民国寸土。”
前清皇室的显赫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摄政王载沣。在解除王职之后，载沣黯然退居醇王府。不过，就载沣本人来说，也或许称得上是一件幸事。对于安于现状、生性淡泊的载沣而言，执政的三年才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三年。至于“清帝退位”一节，载沣事后说了这样一句不无清醒的话：“共和是潮流，专制的灭亡不可避免。退位减少了杀戮，对国家有利。”
民国以后，载沣的生活平静低调，他不曾参与任何复辟活动而只求维持对皇室的优待条件，保持现状，不温不火则足矣。1912年8月，孙中山到北京时曾拜访过他，并送了一张留有亲笔签名的照片。载沣一直将之留在身边，作何用途，不得而知。（载沣死后，照片由其第四子溥任上交政府，现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载沣表现得很没有兴趣，从头至尾他都未参与，而只是冷眼观看了这幕只有12天的复辟闹剧。退政后的载沣，读书藏书是其主要嗜好，并自号“书癖”。他每天除了给老福晋请安和吃饭，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大书房“宝翰堂”度过。载沣的书法不错，也喜欢写字，写得最多是四字条幅：“端正和平”。
对于王府的事务，载沣一般都不插手。老福晋刘佳氏在时，都由她处理；刘佳氏死后，则是自己的侧福晋邓佳氏处理。下面的人有事向他请示，他的回答通常都是“照老例办”，就连什么季节穿什么衣服，看什么病吃什么药，载沣也是一律“照例”。
在皇族中，载沣对新事物算是比较开明的。譬如他是最早剪去辫子的，安电灯、装电话，穿西服、买汽车，他也是比较早的（溥仪在回忆录中就曾抱怨，王府可以有的东西，皇宫却不准有）。载沣的开明，或许与他曾出使德国见过世面有关，但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们在私下里很是不满，特别是剪辫，甚至有人骂他“忘本”。
载沣的性格为人宽厚，待人和蔼，但讷于言词，不善应酬。即便在亲友面前，他也总是一位沉默的旁听者。这位曾经的最高权力者，在日常生活中却最讨厌应酬与交际。据说，醇王府的访客，无论呆多久，载沣都不轻易留饭，其态度通常是淡漠而敷衍。即便出席一些不得不去的场合，他也只是露个面，寒暄几句，随后就起身告辞回家。
日常生活中，载沣的趣事倒不少。有一段时间，载沣对天文特别着迷。他不仅自己观测星象，而且还让孩子们参与。有一次碰上看日食，载沣亲自给玻璃片熏煤烟，然后带领孩子们一起观看。和溥仪一样，载沣也喜欢养狗。他曾养了一条名叫“花花”的小狗。虽然这条狗并不是名贵犬种，但载沣非常喜欢，每天都亲自喂它。他家里人养了另一条名贵犬名叫“香香”，载沣却一点也看不上。由于“花花”吃的食物比“香香”好，每次“香香”前来抢食时，载沣都要将“香香”赶走，说：“你有你的饭！”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溥仪被逼出宫，载沣平静了十多年的生活一下被打乱了。他显然意识到，过去北洋大佬们庇护下的生活即将结束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载沣）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语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
庄士敦也回忆说：“在我说话时，他（载沣）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无目的。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我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然要比皇帝惊慌。”
冯玉祥驱赶溥仪出宫并不奇怪。早在1901年底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路过保定时，时为袁世凯新军士兵的他就曾作为卫兵亲眼见过慈禧太后而心中充满恨意。清末时期，冯玉祥受革命思潮影响而参与过滦州起义，但起义不幸失败，组织者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人被害，冯本人也被开除军籍，递解回籍。所幸的是，被押解途中，冯玉祥在北京偶遇之前的长官陆建章。陆对冯比较欣赏，而当时他受袁世凯之命组建五路备补军，手里正急缺中下级军官，于是命令押解人（也是陆之前的部下）将冯玉祥留下效命。由此，冯玉祥咸鱼翻身，并在袁世凯时期由营长递升到十六混成旅旅长。
1917年7月，在段祺瑞的命令下，冯玉祥率十六混成旅驱逐张勋的辫子军。按他的说法，如果不是老段的阻止，他原本是要带兵冲进紫禁城的。1924年政变后，成为北京“新主人”的冯玉祥当然不会对前清逊帝客气。
作为前清皇族，载沣也明显感觉到了冯玉祥的敌意。在之后一段时期里，载沣在西什库教堂租下一些房子，全家都住了进去，企图以此获得外国教会的保护。一年多后，段祺瑞、张作霖入主北京，载沣这才重新搬回了王府。但随后几年的局势变化极快，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原北洋大佬们被国民党新势力扫**一空，载沣在新的当权者中已经见不到之前的熟人。为安全考虑，载沣又带着全家搬到了天津租界居住。
在这段时期里，对载沣及整个皇族刺激最大的是“孙殿英盗陵事件”。孙殿英是一位集盗贼、土匪、兵匪、教匪于一身的乱世枭雄。他在军阀混战期间投靠了民国时期的另一位“混世魔王”张宗昌，尔后做上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在之后的北伐战争中，孙殿英又弃张宗昌而投降蒋介石。1928年夏，被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所部正好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这也是清东陵的所在。
清帝退位时，民国政府承诺按南北谈判时的和议保护前清宗庙陵寝，但民国后的政局一直混乱不堪，这一规定也就成为一纸空文。前清时期，清东陵、清西陵原本都有护陵机构，而且有旗兵、包衣驻陵守护。但随着世事的变迁和“小朝廷”的式微，两陵也就渐渐脱离清室的掌握，所谓护陵机构，不过名存实亡。
1928年春，孙殿英以追剿奉军余部马福田匪军为借口进入清东陵，随后又声称部队要搞军事演习而将全部守陵人员驱逐并封锁关隘。之后，孙殿英所部“匪性大发”，随即进行了极为野蛮而有计划地盗墓行动。皇室陵墓一般都修得十分坚固，匪兵们盗墓并不专业，于是使用各种野蛮手段，用炸药炸，到处乱挖乱刨，最终将乾隆及慈禧太后的陵墓挖开，随即开始了疯狂的抢劫和破坏，连死者的棺中尸骨也被拽了出来，扔在泥水之中。
事后，孙殿英等用二十多辆大车满载珠宝而归。直到事发一个多月后，事情才被公开曝光，一时轰动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特大新闻。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挖人家的祖坟终究是极不道德之事，何况前清陵墓已不单纯的是清室所有。更大程度上说，它是中国历史的见证，具有宝贵的历史与文物价值。孙殿英匪兵的所为，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文化破坏。
对东陵被挖事件反应最大也是最痛心的当然是原皇族成员。之后，清室及前清遗老们分别向蒋介石及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还有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赔修陵墓。得知此事后，蒋介石最初的反应还算积极，阎锡山也抓获了盗墓重犯、孙手下的师长谭温江。但清室此时已是泄气的皮球，事件在各方利益交换中不了了之，孙殿英继续高升，被抓的师长也被释放。
最离奇的是，孙殿英事后还曾振振有词地狡辩：“吾发其冢，利者有三：其一，昔彼入关之时，大兴文狱，网杀士人，若吕留良，戴名世之辈，皆遭开馆戮尸之祸，吾虽不才，亦信佛，佛经八部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此诚一大功德也；其二，彼治汉土垂三百年矣，搜刮剽掠之财帛不知凡几，更穿地藏资于鹿鼎山、清东陵各处，致使吾民日匮，无以为继，今吾发陵，是为通天下财货，收运转之利，丰藏国库；其三，民间向有谣曰，清帝弘历者，本海宁陈家子，清室亦苦于不能自清，今吾发其棺，代其验之，还彼清白，彼不言谢，反以诬我，是何道理？廷辩良久，月上中天，月光皎皎，星汉迢迢。殿英自褪其甲，袒左臂，现刺青，上刻‘赤心许国’四字。旁人观之，血痕斑然，众人赞之。”
颇为可笑的是，孙殿英辩词第一条把自己等同于喜好“开馆戮尸”之流，这尚可以理解；第二条说盗墓是为了“丰藏国库”，但据说他曾送了一颗慈禧太后的夜明珠给宋美龄之外，其他宝物又何尝献公（即便宋美龄之所得，恐怕也不能称之为“公物”吧）；第三条就更令人发噱了，如乾隆是汉人之后，驱除鞑虏何为？革命岂非失去了合法性。至于什么“赤心许国”，自比岳武穆，更是不知所云。
应该说，国民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不当，对溥仪后来的叛国有相当影响。自从被驱逐出宫后，溥仪在醇王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又秘密迁往天津租界，并与日本人来往频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被秘密送到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最终成为可耻的叛国者。
对于溥仪的政治冒险，遗老遗少们兴高采烈，唯独载沣认为其“凶多吉少”而坚持反对态度。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曾多次要父亲及全家搬到长春居住，但载沣除1934年去长春住了一个多月外，从此再未去过。从心眼里说，载沣并不认为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能搞出什么结果。因而，他在回天津时将小儿子溥任及女儿韫娱、韫欢全部带回，并一直留在身边不放。
1939年，天津突发大水，载沣的公馆被淹，很多名贵的字画被泡在水里，损失很大。之后，载沣重新回到北平，再未离开。抗战结束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算起来是他的侄孙女婿，但王府正宅仍旧被国民党军队占据。当时载沣已经卧病在床，也是无可奈何。北平和平解放时，载沣将2万册殿本书全部捐给了北京大学，由汤用彤先生负责接收。解放后，经彭真首肯，醇亲王府卖了一亿元（折合新币一万元），之后全家搬入西扬威胡同的一所普通四合院内居住。1951年2月3日，这位历经了几十年乱世风云的前摄政王在平静中去世，享年68岁，后葬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
载沣的两个兄弟，贝勒载洵与载涛，他俩在清帝退位后也未参与过政治，一直是低调做人。载洵的独子溥侊是个花花公子，无论是玩乐还是婚姻，他一直都是小报上的热门人物。后来，溥侊为娶一青衣伶人而休了原配，改信清真教，轰动一时。十余年后，载洵家道败落，西单背阴胡同的贝勒府也卖给了军阀万福麟，后来万将贝勒府的南边开成了西单商场，此后之繁华，即从此开始。载洵死于1949年，其子溥洸在20世纪60年代初去世，父子均在默默无闻中死去。
相比而言，多才多艺的载涛则比两位兄长要活得精彩得多。据庄士敦所说，载涛“不仅马骑得好，还喜欢开车，特别喜欢德国车。他是一个聪明而活跃的人，还出过国，见过世面，气质优雅。……这些都值得赞扬，但引人注意的是，他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务，而且亲自经营”。
不仅是自己家的事务，在民国后的皇族内部事务中，载涛经常充当仲裁或见证人。而在当时的梨园界，载涛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就算是红透半边天的名角，也得卖“涛贝勒”一个面子。事实上，载涛在戏曲界也算是半个专家了。
解放后，由于载涛的骑术闻名一时，后被委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在养马、驯马事务上发挥专长，而这也是他在溥仪退位后的第一次任职。之后，载涛作为前清皇族及旗人的代表，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70年，82岁的载涛因中风而去世。
至于其他的皇族，大多随着“树倒猢狲散”的不可逆转而相继走向了败落。按说，这些皇族应该有不菲的财产，但因为管理不善、坐吃山空等原因，这些家产最终也是难以为继。
如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的，“清室王公富有庄田，其地租归直隶州县代征者不少。……但王公佃之于民，设庄头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统之。年深代远，子孙不知田之所在，册籍亦苦难勾稽。层层侵蚀，岁岁消磨，则庄头与管家富，而主人贫矣。忆在部时，八旗地租，州县因催征不力议处者，不少官样文章，其民欠是真是假，无由诘也。溥倬云尝对余言：‘我王府庄田有名无实，若照原额收租，我家何至如此拮据？’大抵天潢贵胄，凡事诿诸管家，犹之民间富贵人家，财产属他人经理，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然也。”
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一些皇族仍旧讲排场，不忘旧日习气。如睿亲王多尔衮的后代、民国报界文人金寄水在《王府生活实录》中说的，从辛亥革命后到“小朝廷”结束（指1911至1924年）的这十几年间，虽然“鼎已革而‘小朝廷’犹在，诸王府亦未完全解体，一切力图率由旧章，实属史无前例。由于清王朝已丧失了对我国的统治权，事实上已不可能再同往昔一样，无非苟延残喘而已。但对当事者来说，却毫无‘舆图换稿’之感，依旧昏昏然地醉生梦死，踵事增华”。民国后，金寄水因天潢贵胄的身份而常遭奚落戏弄，为此他大发感慨：“无故人前遭白眼，姓铜也比姓金强（民国后前清宗室姓‘爱新觉罗’多改姓‘金’）。”
晚清的王爷们，除恭亲王奕訢还算精明，其他大多昏庸无能。如礼亲王世铎，其世居高位，而一向“混日子、和稀泥”著称。再如睿亲王魁斌，其听说革命党的新闻后闹了个笑话，说：“革命是不是白莲教改名？难道他们不怕王法吗？”这也真够朴实的。
清末显赫的庆亲王奕劻在民国后避居天津，1917年死时溥仪还为谥号的问题与之闹别扭，非要给他“谬”、“丑”、“幽”、“厉”等恶谥。在陈宝琛等师傅和载沣的一再劝说下，最后才定谥号为“密”，意为“追补前过”。奕劻的儿子，即清末做过商务部尚书的载振，在色情贿赂案“杨翠喜”事件后退职，后再未出仕，最后坐吃山空，死于1948年。
在宣布退位前，隆裕太后将各王公的府邸、旗田、园寝等公产赐为私产，所有者可以自行处分。到民国后，这些前清王爷们倒是经常上报纸，不过大多是出卖王府的新闻，如末代克勤郡王晏森在将王府卖给了总理熊希龄后，接着又卖祖坟、卖陵木，连陵墓中最为气派的御赐驮龙碑（其先人福彭之碑）也卖给了张学良，后来这块碑被辗转运到东北，树在了张作霖的墓前。
再如清末煊赫一时的度支部尚书、辅国公载泽，由于对家业经营不善，以致其死后竟无钱安葬。在债主的催逼下，据说其女竟准备卖身葬父，幸亏“事为熊希龄所闻，念及昔受载泽之知遇，亲诣泽府，自任为之办理身后诸事”，这才使得载泽得以入土为安。
卖王府、卖东西还不算最惨，更有几位王公被称为“车王”的。1931年，北平报刊曾刊登过一则“铁帽子王拉洋车”的新闻，据说这不是别人，正是晏森本人。而据《顺天时报》的报道，原靖海侯施琅之后裔，一位世袭罔替的侯爵夫人，因为丈夫病故，为谋生而双日拉车，单日卖萝卜。类似的报道，并不罕见。
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后，次年又没收王府旗产旗地，更是引发了一场出卖王府、宅邸的热潮（因为怕没收）。事后，昔日的王府依旧气派，但大都换了主人，如庄王府卖了20万银元，豫王府卖了12万，顺承郡王府卖给张作霖，报价15万，结果给打了对折，而且除细软外家具摆设一律留下，没得商量。好在老福晋精明，除了给老张家留下空****的王府外，一个物件也没留下。原怡亲王的后人溥斌，从清末就卖东西上瘾，一卖就是40年。
正所谓，“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昔日的这些“王谢堂前燕”，几十年后也就化入了“寻常百姓家”。历史就是这样，它像一条大河，无声无息但舒展有力，所有的人与物，最终都被卷入了它的波涛浪潮当中，最后东流入海，万物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