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游牧人很少沿着与来时相同的路线返回。成吉思汗是从东北进入阿富汗的，因此他打算走另一条路线回到蒙古，先往南走，渡过印度河，转往东部，翻越或者绕过喜马拉雅山，跨越孟加拉和阿萨姆，然后向北转入中国。如果他走这条路线，便可以一路上继续扩大他的帝国，最后回到西夏王国，在那里他可以对西夏人施以报复，因为他们曾向他投降，然后背弃诺言，并拒绝派兵参加征服花剌子模汗国的战争。
但成吉思汗并没有选择走这条冒险的路线，而是按照来时的路回到蒙古。他作出这一决定可能出于实际的考虑。对他的将士和战马来说，印度实在太热了。湿热的气候削弱了他们的弓的力量，而他的战士经过五年的战斗，都精疲力竭了，他们很想回到故乡。穿过或绕过喜马拉雅山的道路非常漫长，极为艰难，从未听说任何一支军队曾完成过这样的壮举，因此可能仅仅是地理原因才促使他作出了较适当的选择。
但波斯史料的记载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史料里说是由于在阿富汗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才促使他改变了计划。据说正当蒙古军队准备撤离时，成吉思汗的精英保镖在薄雾中看见了一个神秘的影像。据他们说，那个幽灵似的东西似乎是一种绿色的动物，有鹿的身体、马的尾巴，前额长着一只角。
《蒙古秘史》经常提到天地的力量，但它从未提到过麒麟的故事或天上类似的标志。但在中国和欧洲的神话中，独角神兽则频繁出现。[432]有故事说，亚历山大大帝曾在同一地区遇到过一只独角兽，还有一个传说，亚历山大英年早逝是由于受到诅咒，因为他在亚洲狩猎时曾杀死过一头神圣的麒麟。[433]马可·波罗后来曾报道，亚历山大的种马比塞弗勒斯曾与本地母马**，生出一种独特类型的马，额头上有一个特殊的标记。[10]
根据那个蒙古人看见麒麟的故事，成吉思汗的士兵并没有犯亚历山大那样的错误。他们并不想把神秘的野兽当成猎物加以伤害。对蒙古人来说，任何动物，尤其是一只狼，出现在一个人面前，总是被理解为一种荣誉和一种祝福，而不是一个威胁。不论是什么动物，蒙古人都会让它安然无恙地过去，然后为它祈祷，后来还会献祭，感谢它出现在自己面前。
虽然穆斯林历史学家也重复了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很可能是耶律楚材创作的，因为这个故事和中国文献记载的孔子的遭遇有相似之处。任何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孔子于公元前551年诞生，在他出生前夕，出现了一只麒麟，据记载，那是只有一只角的鹿，携带玉璋，上书“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五，徵在贤明”。[434]麒麟的出现标志着旧王朝的灭亡，也预示着一切都将重归于好。[435]另一只麒麟出现在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前不久。不论耶律楚材是否杜撰了麒麟的故事，但正是他详细解释了遇到麒麟意味着什么。他声称，麒麟出现表明了成吉思汗得到了上天的独特祝福。这一事件发生在漫长的中亚战役即将结束之际，象征着上天对这位年迈的蒙古皇帝一生及其成就的最终认可。他已经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也已经用尽了上天赋予他的伟大命运。但在17世纪，蒙古一位匿名的佛教僧侣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释：麒麟的出现是对成吉思汗的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件幸事。他在《黄册》里改写了这一事件，声称麒麟是上天派来保护圣地——菩萨的家乡西藏和印度的，为了让它们免遭成吉思汗的入侵。[436]
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大帝都是在他们的生命即将结束之前横扫中亚的，并在阿富汗达到他们征服战争的顶峰。虽然相隔一千五百年，但他们的故事经常交织在一起。《亚历山大传奇》是根据阿拉伯语和希腊语资料写成的寓言，也是最早被译成蒙古语的西方文学作品之一。它叙述了亚历山大寻找长生不老水的神话。在亚历山大传奇的旅程中，他遍历漫长的生命之桥，爬上高山，穿越大地，探索海床，孜孜不倦追求长寿。亚历山大讲述了自己的旅程，并告诉人们：“在夕阳西下落日余晖中，我追逐着黑暗。”[437]即使到那时他已经“一千岁了”，他还想活到三千岁。如今，在他生命的尽头，亚历山大说：“没有谁我不曾见过。”[438]他终于得到了神奇的长生不老水，恰在此时他开始反思，如果他一直活到永远，他的生命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意识到，也许与其说他热爱生命，不如说他爱那些和他共同经历生命的人们。没有他们，生活就不会欢乐。在如此煞费苦心地寻找到这个难以捉摸的长生不老药之后，他却把它倒在松柏树上，于是这种树就变成了常青树。把生命给松柏树就是给了他自己一直苦苦寻求的不朽生命。他说，在那一刻，世上没有哪个国王比他更快乐了。[439]在这部史诗的蒙古语版本中，他说：“我已经成为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汗曾像我这样享受过生命。”[440]故事以一个简单的想法而终结：“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老人们啊，你们当高兴。当一个人死了，生命走到尽头，一切都是虚空!当一个人死了，生命结束了，一切都是虚空!让我们欢喜快乐吧!让我们幸福快乐吧!”[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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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总是能从积极方面解释异常现象，例如夏天下雪以及撞见独角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能力，他作为蒙古帝国幕僚和宣传者的作用才越来越大。了解他的人说他敬业，不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并使用他已经学到的知识改善蒙古帝国的政府管理。一位同事写道：“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简傲，及一被接纳，则和气温温，令人不能忘。”[442]
这位诗人是把中华古典思想和实践引进蒙古汗廷的桥梁和纽带。虽然他对佛教保持着尊敬，也赞赏道教的效用，但他特别重视儒家哲学和传统的中国方式。他交游广泛，几经转变，但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是一个贵族。当他第一次见到成吉思汗时，还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着占卜的特殊天赋，渴望冒险和加官进爵。耶律楚材于1219年第一次进入蒙古，几乎与此同时，他开始了转变。在一首诗中，他描写了自己在初抵克鲁伦河时对中华文化的反思。
河水春尽水无声，
靠岸钓鱼羡击冰。
乍远南州如梦蝶，
暂游北海若飞鹏。
梦蝶暗示了中国哲学中的一句名言：庄周梦蝶。道教学者庄子写道，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之后不知道到底是他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它是一个人。耶律楚材现在也迷惑了，他到底是假装蒙古人的汉化的契丹人呢，还是别的什么人呢？在这首诗结束时，他说自己难以前行。“试暂停鞭望西北，迎风羸马不堪乘”。[443]
耶律楚材初出道时还是一位有些天真的年轻人，但当他三十几岁离开花剌子模汗国时，他已成长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大臣和深谙宫廷阴谋的天才。然而他仍表现出怀旧的渴望，那正是他曾接受的经典中国教育的组成部分。从撒马尔罕出发踏上回家的漫长旅途后不久，他写了一首关于这座城市的诗，反映了在他最初在克鲁伦河畔写下那首冰和蝶的诗之后的短短四年里，他发生了多少改变。
黄橙调蜜煎，
白饼糁糖霜。
一从西到此，
更不忆吾乡。[444]
这位古典学者内心深处很想家，但他不只是渴望舒适的家，而是渴望他青年时代精神上的纯洁无瑕。几年后，他更忧郁地写道，不管他如何“强而坚”，他仍因远离家乡“忍不住感到悲伤和沮丧”。[445]他已经变了一个人，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仍是一个年轻的学者，急于重温历史上伟大的精神导师孔子、佛陀和老子的核心教训。他认为这些原始教义已由于摩尼教的流行和道教圣贤虚浮的名气而被败坏了。他写道：“但以去圣逾远，魔伪逼真；紫实乱朱，玟常混玉。自非上智，畴克考明。所以鼠璞滥名，周人一其贵贱；鸡凤殊状，楚俗迷其是非。故有守文曲流，拒为异端之说；巧言邪道，引为同己之谈。”[446]在这些堕落的教派中，他明确拒绝摩尼教，但他并没有公开声明，因为成吉思汗仍然活着。他只是巧妙地称摩尼教徒和相关教派为“香社”或“白袍社”。[447]
耶律楚材认为，人们只须研究某种宗教的原典，而不是训诂和解释，但他承认，即使是对受过最好教育的学者来说，这也可能是巨大的挑战。“夫古人之文章愈深，则人愈难知耳”。[448]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相通之处，虽然成吉思汗试图把所有国家都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下，但耶律楚材寻求把帝国的各种宗教统一成一个单一的集合声音。虽然成吉思汗试图保护他帝国内各种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但耶律楚材认为，只有通过统一不同信仰，人类才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才能在一个和谐帝国内和平共处。
尽管他支持所有三个已确立的中国信仰：佛教、儒教和道教，但对它们并非一视同仁。他认为佛教教义最坚实、最明晰，能提供高度个人化的道德指导，指明通往教化之路，给人心灵的平安。但是，耶律楚材认为，要引导社会、管理国家，孔子的建议是最好的。道教的价值在他心中好像不甚清楚，但他似乎认为这种宗教能给普通百姓以适当的指导。
接受传统教育的儒家学者面对成吉思汗的蒙古统治时感到精神错乱，很不舒服。儒家思想认为任何外国领袖都不能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更不用说从草原来的夷狄了。在成吉思汗生前，中国一直有两个皇室：北方的金朝和南方的宋朝，各有自己的皇帝。儒家学者教导人们，中国皇室有责任和义务去不断征服夷狄。中土以前曾被异族统治过，但在蒙古人到来之前，所有异族统治者都承认汉语言和文化的优势。他们竭力赋予儒士提供文化和精神指导的特殊地位。儒家从来没有在比中国更大的帝国中发挥过作用，当然更没有在以中国为附庸国的帝国中发挥过作用。对成吉思汗来说，中国只不过是他庞大帝国中的一个地区而已，而他的帝国幅员辽阔，其中有些地方儒士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些学者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以往难以想象的情况，所以他们多半罔顾现实，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没有一个地方是留给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因此成吉思汗也没有在他不断扩张的帝国管理中为他们留下一席之地，这并不令人感到非常惊讶。[449]耶律楚材有双重困难的任务：一方面要设法使儒家思想和汉文化合乎成吉思汗的口味，同时也要使中国的新君主成吉思汗至少能够被儒士所忍受。
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非耶律楚材莫属。他的祖上曾是草原游牧民族，虽然他们已经适应了汉语言和文化，但他仍与自己的祖先保持着强烈的精神联系，他也是最后一个能用他祖先的契丹语言读写的人。他坚定地认为，成吉思汗获得了统治中国和世界的天命。在与宋朝皇帝特使会晤时，他说得很清楚：“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450]在他看来，中国统一的步伐还不够快。这种追求成为他的一项指导原则，因此使他成了中国学者中一位颇受欢迎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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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成吉思汗有自己的怯薛军团护卫一样，耶律楚材也有一队聪明机敏的卫兵保卫，大约二十位极为聪明的人担任他的光明会成员。[451]他们大多数来自草原，或他们的祖先曾来自草原。所有人都能读写回鹘文字、蒙古语和其他语言。其中一位幕僚是镇海，一位来自突厥语族的基督徒，能讲汉语和其他部落的语言。这些人与穆斯林和汉人都不同，穆斯林的特长主要在财政、税务方面，而汉人则擅长技术服务和医药，有时也可充任出色的军事指挥官，而这些人的种族或宗教则较难确定。他们的文化取向倾向于中国，但是他们保持着精致的世界主义精神，以一种高度折中的方式，根据他们个人的风格，把许多文化的思想结合起来。
成吉思汗认同耶律楚材提出的一些儒家教导，如忠于职守、生活中言行一致等。他认为，背弃责任、怯懦、说谎和懒惰是所有罪孽中最可耻的，他赞扬那些把个人荣誉置于个人幸福甚至生命之上的人。他知道他决不能依赖那些热爱财富过于荣誉的人。术外尼写道：“这些人卑鄙、怯懦，他们都是个人本性的奴隶。成吉思汗鄙视他们，毫无怜悯地毁灭他们。”[452]他教导他的儿子们，不要羡慕历史上那些只知道存储黄金白银的君王，并解释说：“他们愚昧无知，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些财宝和尘土一样。”这样的财宝不能带来任何“好处”，也不能“避祸”。他说：“对我们来说，为了我们的好名声，我们应把我们的财富藏在人们的心坎内，并不得为明天留下任何东西。”[453]
然而，尽管他对这些基本的儒家美德有好感，但并不像他的谋士那样对儒学抱有很高的兴趣，反而规避儒学的某些最基本的教义。这种拒绝可能是出于感性，而非理性。儒家学者强烈反对一些蒙古人的习俗，如一个人死后，他最近的男性亲属应娶他的遗孀为妻。在蒙古人眼中，拒绝这样做似乎是残忍和自私的，但儒家谴责这种**婚姻，尤其不能容忍儿子娶继母的行为。成吉思汗认为，这是心胸狭隘的观点，他觉得这种观点违反了有关怜悯和责任的最基本的法律，因为一个寡妇如果不被收继，就可能没人养活她。他自己母亲被遗弃的痛苦经历肯定影响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儒家哲学中没有真正的神，其信徒也没有能力去控制天气、预测未来，也不会治病。如果上天不和他们说话，那么他们是怎么和上天说话的呢？他们的仪式很正式，一般人不能接近，让蒙古人难以接受，因为蒙古人已经习惯于骑在马上参加仪式，随意走动，以便和朋友聊聊家常、叙叙旧，也不影响崇拜。蒙古人的仪式结束时总是大吃大喝一顿。即使是最严肃的礼仪性聚会，也允许男人和女人聊天、吃喝、调情，而且可以一醉方休。一个宗教场合是一种庆祝，而不是一种庄严的国家仪式，必须有趣好玩，并能满足一些个人需要。如果萨满或牧师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那么他的表演能否吸引神灵的注意便是令人怀疑的。相比之下，儒家仪式真是太枯燥乏味了。
成吉思汗尊孔子为历史上的圣人，但他不喜欢那些自称为孔子门徒的学者。他们的教导对他来说是讲不通的，而他们对帝国征服和改造提不出任何建言。孔子的著作强调维护旧秩序的重要性，而成吉思汗则试图破坏旧秩序，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儒家教导人们不惜代价服从统治者，而成吉思汗则曾经背叛他的主人并推翻了他们；儒家强调父权制以及对亲人和祖先的义务，但这些人正是成吉思汗一生中给他带来最多麻烦的人。他的氏族抛弃了他，并阻止他参加他们对祖先的崇拜仪式，但他克服了这一残忍虐待，并成为部落乃至世界最强大的领袖。
在他一生中的某些时候，他一度违背了儒教的大多数基本戒律。他杀了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违抗他的母亲，并奋起推翻了他的主人王罕。即使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的耶律楚材也发现，很难把新主人的行为与儒家教义相调和。孔子强调，在社会中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男性血统都有着优先地位，但成吉思汗由于被男性亲属虐待过，更多地依赖女人并赋予她们权力。蒙古女人拥有财产，包括帐篷和牲畜。她们不仅有权继承亲属的遗产，而且也能在和平或战争时期通过自己的服务获得报酬，而她们常常获得支配男人的权力。成吉思汗的母亲、女儿和妻子都有她们自己的宫廷，并管理自己的土地、水域和男人。成吉思汗只有约一百万蒙古人，要控制超过一亿人的帝国，他就不得不把每个人的才能发挥到极致。由于大多数男人都要参军打仗，所以他依赖妇女来管理他的家园，控制贸易和金融，并统治许多被征服的国家，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带。
这些做法使得儒教徒形成了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草原野蛮人就是文明人的对立面。在他们看来，蒙古人就是一个部落，自称是狼和鹿的后裔，简直不能算作人。蒙古人不能适当区分辈分、阶级或性别，不懂礼仪，也不理解传统。蒙古人的政府系统完全违反了儒家观念，因为在儒家观念中，只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人才能统治，而战士和商人应排在社会结构中的低层次。成吉思汗在怯薛卫士的协助下统治帝国，因此怯薛卫士不仅拥有军事指挥权，还拥有法律、行政和宗教的相关权力。在他看来，教育和精神训练都是工艺，和织地毯、做陶器或种地一样。每种工艺都有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但这些职业都不适合蒙古人，他们天生以捕猎作战并统治别人为生。
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狂热信徒都希望推动普世宣教，但儒家经文仍然顽固地植根于中国传统中。一个人不必是阿拉伯人才能转信伊斯兰教，也不必是印度人才能修行，但似乎要实践儒家思想就必须是一个中国人。儒家教义集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要求一个领袖严格遵守一套既定的规则。成吉思汗觉得上天赋予强大的领袖固有的权力去统治他们的臣民，尤其是他们征服的臣民。他的确有兴趣倾听宗教人士的建议，但他会自己判断他们的教义是否有效和实用。他认为那只是建议，而不是命令。成吉思汗是最终发出圣旨、法律和命令的人，他对遵守别人的戒律不感兴趣。
成吉思汗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似乎远在他遇到耶律楚材之前就已经定型了，而一旦他的想法确定了，他就不愿意做出改变。耶律楚材在蒙古汗廷的地位稳步上升，并在他服务蒙古人的三十年间，坚持不懈地提出儒家思想，引用儒家的见解和做法来解决当时面对的问题。他的影响力一度是相当大的。
成吉思汗死后，耶律楚材在他的阿富汗回忆录中写道，他的目标是“首赞朝廷行文教，施善道，使流风仁政，高跨前古”。[454]为此，他提出一长串的细节：“请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如此，他将能够创造“太平”。[455]
因为耶律楚材对佛教和道教教义以及儒家思想都感兴趣，因此他设法把各种宗教结合起来，以取悦成吉思汗。他说他所接受的不同经典的训练如同沐浴在“汪洋法海”。不同的宗教都被当作“法”，每种宗教都是以各自独立而又类似的经文为基础的。[456]“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老氏之道养性，释氏之道修心，此古今之通议也，舍此以往皆异端”。[457]总之，在他看来，这三个信仰形成了哲学和宗教的三足鼎立之势。“所需要皆三圣人之教，屹立于世，如鼎之三足，彼此没有压迫和掠夺彼此，各自和平相处”。[458]
尽管他与丘处机意见相左，但耶律楚材一直比较看重三种宗教：道教、儒教和佛教。他自己认为这三种宗教是汉人的宗教。他排斥外来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认为它们可能存在危险。在蒙古社会的层级结构中，基督徒大多是妇女，或者是大汗实力较弱的女婿，而耶律楚材最初认为他们的威胁较小。相比之下，汗廷中穆斯林日益扩大的影响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他似乎很喜欢耍些小动作设法贬低他们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所谓的专业知识，而这些专业知识正是成吉思汗最钦佩的。据记载，有一次耶律楚材很开心地向人们说明，穆斯林预测的一次日食是错误的，而第二年，耶律楚材的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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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已经免除所有僧侣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但他并不像耶律楚材那样对他们有信心。他说太多和尚像寄生虫一样，依赖别人的辛苦劳动过活，却不能做点有用的事情作为回报。除非他们能证明他们真正遵循自己声称所遵循的信念，否则免除他们的兵役和赋税是毫无道理的。耶律楚材曾受过古典中国教育的系统训练，参加过科举考试，因此他建议蒙古政府考验这些僧侣，以确保他们有资格免纳税与兵役，至少看看他们能否阅读。但即使是这些简单的标准也遭到了僧侣的抵制和愤怒的反对，他们说，认字和他们的工作无关，他们只需凭记忆背诵经文即可，而阅读只是那些不够聪明、记不住经文的人的作弊手法。
一位佛教领袖反对道：“僧侣怎么能像年轻学生一样参加考试呢？”一位不识字的喇嘛抱怨，他承认：“我是一个粗和尚，从不看经文，也不识一个字。”他指出，蒙古官员并不知道如何读或写，然而他们做事并没有困难，那么为什么出家人就必须能读写才能履行他的职责呢？[459]因此，这项法律从未实行过。
耶律楚材也受到了他的同胞中国学者的诟病，因为他帮助夷狄，特别是把道教圣人带到蒙古汗廷，并授予他过度的特权。为应对他们的批评，也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他惩罚了道士，承认自己的错误：“吾过矣!吾过矣!”他在他的书中声明，这些经历迫使他更加致力于研究并推广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他敦促他的主人采用汉人的制度，即把帝国行政管理赋予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学者，但是成吉思汗并没有表现出恢复科举考试的兴趣。他选人是基于他们在生活中的成就和在战场上的功勋，而不是在教室里的成绩。他更看重勇敢坚定、积极行动的人，而不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的人。
虽然耶律楚材在学术方面所进行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他设法把汉人行政管理的许多重要做法引入了日益扩张的蒙古政府系统。蒙古人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失败王国的集合体，其中没有一个王国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入侵，而蒙古领袖对采用其失败的传统和习俗也没有多少兴趣。耶律楚材常常不得不使用隐晦曲折的方式提出一些建议，竭力隐瞒这些思想起源于中国的事实，只是将之作为简单的常识提出来。他没有把它们作为屡试不爽、行之有效的中国思想或儒家思想，而是用含糊不清但振奋精神的词语描述它们，解释“善道”是“为政之本，纵有强军，若失民助，国将不存”。[460]
耶律楚材主张改革税收并使之系统化，这样国家收入就会稳定，并具有可预测性，但他遇到了成吉思汗皇室成员的反对，这些人只想从税收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他在蒙古汗廷中一直是亲中派的核心，受到一些穆斯林官员的强烈质疑，这些人是在花剌子模汗国被吞并后进入蒙古汗廷的。这些穆斯林官员仍然受到大汗后代的欢迎，因为他们无情地甚至是残忍地从中国农民手中榨取最后一分钱，因此效率很高。耶律楚材把他们的税收征管方法描述为“恶徒之法，害之甚矣。望禁之”。[461]
尽管耶律楚材努力影响蒙古汗廷，使之更加温和，以符合中国传统的治理之道，但由于生活在成吉思汗的汗廷，他个人不由自主地也发生了改变。根据记录蒙古统治的官史《元史》的记载，有一次在皇宫参加宴饮，耶律楚材喝醉了，离开庆祝现场，在一辆车中昏睡过去。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汗也喝醉了，看见他醉卧车中，便登上车用手推他，想唤醒他。耶律楚材睡得正香，眼也不睁，很生气，嘟囔着说不要打扰自己。窝阔台汗斥责他独自醉酒，不和大家在一起玩，于是把他拖回庆祝活动中。他衣冠不整，跌跌撞撞，这个严谨的儒士此时只是一个酗酒的官僚而已。[462]耶律楚材来见成吉思汗时还是一位中国学者，但多年过去了，他已变得有点像蒙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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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吉思汗离开阿富汗的时候，他已经认识到，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他庞大帝国的管理中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他们有一些有用的技巧，但是他们敏于言而拙于行。成吉思汗寻求的是常识，而他们寻求的是启示。被带进蒙古汗廷的祭司、僧侣、毛拉和巫师经常使成吉思汗感到沮丧。他们认为，应该以讲道和教义作为所有问题的答案。每个问题都需要更多的思考、研究和分析，但成吉思汗管理亿万之众的庞大帝国，不得不需要立即拿出方案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即使这些方案并不完美，也聊胜于无。成吉思汗的一位幕僚指出，应该等待“良机”或“行教化之前”的平静形势，宗教人士和学者总是想等待。但他的问题很紧迫，他并没有充裕的时间来等待启示。一位汉人大臣抱怨说：“以吾观之，此乃真误矣!”一个人不能只是“延宕以待良机”[463]，而必须做得更多。他批评一位道士说，“汝平静自足，束手以待宁静”，但是这种虚伪的不作为犹如“冀缓饥寒，却弃粮绢”。
20世纪初，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亚洲手稿部的管理员在检查术外尼关于成吉思汗生平的一个最古老的版本时，在书稿背面发现了四行简短的题字。每行题字都是一首短诗，用中亚地区蒙古统治者所用的四种语言——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畏兀儿语写成。蒙古语题字是最古老的蒙古诗歌之一，用优雅的语言赞美知识和法律胜过财富和珠宝的价值：
知识乃一片洋海，宝石遇之则隐，知识之法，智者知之。[464]
在关于成吉思汗生平的第一本书上加上这句话作为后记，概括他生命最后几年的追求，似乎是恰如其分的。在他离开阿富汗的时候，他几乎对所有关于战争和征服的事情都了如指掌，他也积累了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多的财富，但他仍然不得安宁，他还在寻找智慧。
[1]据说他打发使者去西藏宣布一项法令：“现在，我，作为汗，为了完成国家大业，需要邀请喇嘛及其信徒来到我们蒙古，支持他们传播佛教。”
[2]海云曾任蒙哥汗和忽必烈汗的幕僚。
[3]关于尼扎里派，除了马可·波罗的神话外，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作品是20世纪30年代斯洛文尼亚作家弗拉基米尔·巴尔托尔的寓言小说《阿拉穆特》。写作目的是为了反对意大利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后来用作对世界各地的独裁者和极权制度的批判。这部小说后被改编为歌剧。
[4]撒因：蒙古语，好。——译者注
[5]这段引文出现在不同的蒙古史籍中，有的说是成吉思汗的话，有的则说是忽必烈汗的话(忽必烈汗可能曾引用他祖父的话)。
[6]莫图根的名字并未出现在《秘史》中，可能是因为成吉思汗禁止提及他的死亡，因此对《秘史》作者产生了影响。
[7]丘处机：又称做长春。
[8]丘处机的旅伴李志常详细描述了这次会面，并出版了《玄封庆会录》。
[9]成吉思汗希望找到一种长生不老药的说法似乎是中国古代神话的翻版，秦始皇(前259—前210)就曾寻求这样一种灵丹妙药，以便能够永远统治世界。在《亚历山大传奇》中也记载了这位希腊征服者几乎相同的故事。
[10]随着《亚历山大传奇》的传播，亚历山大的生平和虚构故事被改头换面进入各地的民间传说中。在史诗《格萨尔王》中，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的故事融合在一起了。英雄格萨尔是其他真实和神话人物的结合体，有时被称作格萨尔成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