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开始感觉到了蒙古人称之为“那桑达拉大卡司”(Nasand daraydax)的事实，即年龄终将战胜身体。
虽然他击败了花剌子模军队拒不投降的最后一位领袖，但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他的军队只战败过一次，但这场失败让他失去了他最爱的孙子。1221年标志着他人生的转折点，远离家乡的他已经累了。他的长子术赤不听他召唤，待在尽可能遥远的地方，他的其他几个儿子继续在互相争吵，好像他们的父亲已经死了，他们已经接管了帝国一样。
他亲眼看到了世界，亲自体验过最好的和最坏的文明，亲身体验过人性的善与恶，他已经攀上权力的巅峰，又沉到绝望的情感深谷，他现在正踏上新的个人精神之旅，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役。他没有转向内心进行哲学思考，或寻求巫术仪式来求得内心的和谐与平静。相反，他的新追求促使他走出自我，超越自己，寻找当时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最著名的精神导师和最聪明的头脑。他非常熟悉自己的精神特点和个人习惯，但他要着手研究其他更正式的有组织的宗教，去寻找某种他不曾拥有的能缓解痛苦的知识和奥秘。他正在进行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探索，他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寻找什么，但他希望找到以后能认识它。
蒙古人喜欢在冬天作战。冬天天寒，战士们和马匹不太容易疲倦，且精力充沛、斗志昂扬。在夏天，酷热会使人马脱水，弓变得疲软，箭就失去杀伤力。在漫长的夏日里，马儿不停地吃草以储存冬季战役所需的能量。男子在白天享受摔跤，狂饮马奶酒，在夜间唱歌。在夏末的夜晚，当炎热的一天过后，成吉思汗有机会坐下来以一种更悠闲自得的方式进行交流。在蒙古人的营地，夏天是玩游戏和谈论哲学的季节。
1222年春季，一个道教学者代表团抵达他位于现代喀布尔附近的兴都库什山脉脚下的营地。几个星期前，巴尔赫刚刚遭到毁灭，成吉思汗两年前召见的中国圣人和他的门徒曾经经过那座城市的废墟。丘处机的一个门徒语焉不详地写道：“其众新叛去，尚闻犬吠。”[393]当杏花和桃花盛开的时候，这位道士到达蒙古人称之为雪山南麓的蒙古营地。
在经过阿富汗的激战和痛苦之后，花季的景观有助于疗伤止痛。耶律楚材仍然一如既往忠诚地为成吉思汗效力，他写道：“千岩竞秀清人思，万壑争流壮我观。”山上的景色激发创造力，他的思想与此融为一体，“一度思山一度看”。[394]
道教已经从有关精神和自然力量的民间信仰中脱颖而出，但经过几个世纪，它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哲学，有着得道高人以及精细完备的仪式，也有相互竞争的不同教派，各教派都有自己的大师。道教是中国老百姓的本土宗教，而儒教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所遵循的生活方式。这两种宗教都源于中国，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摩尼教则是从外国传入的。道教在哲学方面不像儒教那样复杂，没有儒教那样众人皆知，也不像佛教那样玄奥，但蒙古人发现道教崇尚自然、崇拜本地诸灵的信仰似曾相识，而且道教的许多教义与蒙古的传统信仰一致。
成吉思汗早期的汉人盟友中就有一些人是道士。早在12世纪90年代，契丹王室家族的成员已经逃离中国北方加入他的阵营，他们带来了中国的文学和精神文化的优秀知识，其中就包括对道教的热切欣赏。在成吉思汗与王罕的关系跌宕起伏的危险时刻，他们一直忠实于他。[395]早年与道士的交往使得成吉思汗激赏他们的忠诚，并认识到他们的价值，因为他们能帮助他赢得中国百姓的支持。
为此，在1219年入侵中亚之前，他召见了当时最著名的圣人、备受尊崇的老道长丘处机领导下的道士。他的子弟称丘处机为山野之人。[7]在蒙古人入侵中土前不久，丘处机承担了全真教派的领导责任。全真教，顾名思义，即完全真实或完美的教派，是相互竞争激烈的道教派系之一。在中国社会暴力盛行、道德沦丧的时代，他逐渐以乡间诗人和山野哲人的身份而出名，他远离皇宫的政治内斗和城乡的动**，以怀旧的语气歌颂淳朴的乡村生活。他的忠实信徒声称他知道长生不老的秘密。
成吉思汗承认他需要良法，也因为这位老圣人“体真履规”，是一个按照“古代君子之肃风”生活的圣人，因此他召丘处机离开家乡，前来提供咨询服务。他写信给丘处机说：“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明于诏章，诚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庶，亦岂违众生小愿哉!”[396]
丘处机天生不爱旅行。他最初对这次旅行的主要抱怨是他发现旅伴中还有一批年轻的汉人慰安妇，这些女人被征召去提振在阿富汗和伊朗前线作战的蒙古军队的士气。作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哲人，他担心与这些女人同行会让人说闲话，也可能使他的门徒受到**。他写信给大汗，认为最好“不去看激发欲望之物”。蒙古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另外安排一个车队护送他。[397]
作为中国著名的圣人，丘处机曾见过前金朝皇帝，而最近在北方新登基的金朝皇帝和南方的宋朝皇帝都已传召并邀请他前往他们的宫廷，但他都拒绝了。他认识到蒙古帝国是一个新霸权，将可能取代这两个朝廷，并统一全中国，因此明智地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邀请。当时他没想到，直到三年之后他才能从移动的蒙古总部(他恭敬地称之为“龙庭”)回到家乡。他年事已高，他从这趟长途旅行中很难获得任何个人好处，但他希望大汗能够保证善待他的教派和门徒。
这位圣人的弟子撰写了这次旅程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思维习惯已经定型的老人很难接受他所看到的新鲜事物。无论丘处机遇到的是什么，都只是强化了他早年已经得出的结论，或者和他长期持有的偏见相吻合。他不断发出抱怨，从沙漠中昂贵的小麦价格到崎岖不平的道路，他觉得眼前的一切一无是处。丘处机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在中国北方的冒险行动，而且在他这样的年龄，他对任何新的或陌生的事物都感到不自在。他对当地气候和景物的观察是一个怠倦的老人做出的平淡无趣的观察，他的评论多出于无聊乏味，而不是出于对周遭的地方、文化、人物或历史的兴趣：山很高，沙漠尘土飞扬，太阳太热，河流太湿，雪太冷，而沼泽里满布邪灵。
这位圣人鸡蛋里面挑骨头，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居然成功地找到了可厌之处。当他翻过一座山，看见一个像彩虹一样的大湖，他却说：“令人凛凛生恐惶。”他在白天赋诗，然后交给他的弟子在晚上欣赏。他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得意，因此无论多么琐碎的小事都要记录下来。在前往觐见成吉思汗途中，他在一个湖上把三只雏鹅放生后赋诗一首：
养尔存心欲荐庖，
逢吾善念不为肴。
扁舟送在鲸波里，
会待三秋长六稍。
唯一让这位老圣人感到慰藉的似乎是一路上供应的新鲜水果、酒和柔软的纯棉面料。一天晚上，酒足饭饱之后，一些当地男孩击剑舞蹈，并表演长杆上的平衡技巧，这些娱乐活动让他很高兴。除了大量的抱怨和虚浮的散文外，我们只知道人们怀着兴奋的敬畏之情接待他，被这位大师的虔诚和哲学深深打动，在他离开的时候泪如雨下。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或宗教生活，不过他却很高兴地注意到，外国人见到他的水桶的精巧和优良时有多么惊讶，至于为何如此，没人能解释清楚。[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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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终于到达蒙古营地的时候，成吉思汗刚刚遭受过人生的痛苦，他最喜爱的孙子死了，他的继承人不断争吵。他对人性和他自己必死的命运日益感到绝望，他希望能找到一些终极的真理或根本性的原则来指导他和他的帝国。像以前的回鹘和突厥领袖一样，他顽固地坚持法律原则、公正权力的理想，而这个原则恰好也是道教教义的核心观念。虽然蒙古人一般把公正权力同国家和可汗联系在一起，但是道家更关心的是个体的精神追求。早期道教学者把中文的“道”翻译成蒙古术语“脱勒”一词。[399]他们对道的追求类似于成吉思汗对正确的法律道德原则的追求。
很难想象蒙古营地究竟给这些中原访客留下了什么印象。出于礼貌，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没有记录任何负面看法，但其他一些作者记下了初进蒙古营地的观感，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用一种既敬畏又蔑视的复杂态度描写蒙古军营的生活：“只要有机会，他们便贪得无厌地又吃又喝，但当不可能暴食暴饮时，他们便只满足于温饱而已。他们吃各种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并特别珍视马肉。他们会把马肉切成块加以烹调，或者不加盐烧烤，然后他们会把肉切成小块，蘸盐水吃。有些人像骆驼一样跪着吃，有些人坐着吃。”亚美尼亚习惯于皇室成员间泾渭分明的等级差别，因而对蒙古人的平等方式感到惊讶。“吃饭的时候，主人和仆人共享同样的饭食”，当喝发酵马奶酒时，“其中一人先拿一只大碗，然后从中取一小杯酒，把酒洒向天空，然后再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洒酒。洒酒者自己喝一些，然后再让贵胄喝”。[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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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成吉思汗与这位道教圣人之间哲学讨论的记录比他的任何其他宗教对话记录都要详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录分别由两个主要的参与者写成，他们两人都是大约三十岁，都受过很好的中国文史哲教育。丘处机的观点由李志常记录下来，后者是在漫长旅程中陪伴丘处机的十八位弟子之一。[8]作为老大师的记录者，李志常出席了与成吉思汗的会见，仔细地听了并记录下了他被翻译成汉语的话。
七年后，即1228年，在成吉思汗和丘处机死后不久，李志常发表了他的《西游记》(请不要与更著名的同名中国小说、关于孙悟空的《西游记》相混淆)。[401]但不久之后，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却对这位学者的访问作了截然相反的记录和说明。耶律楚材写了一本有关他在中亚服务蒙古人的回忆录，旨在纠正他所声称的这位道家圣人和他弟子的谎言。[402]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李志常的记录是成吉思汗与这位圣人之间讨论的唯一记录，因为耶律楚材的记述从中国的图书馆和档案中消失了，以至于学者开始怀疑，这个记录从不存在。后来在1926年，一位细心的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教授在日本的帝国图书馆发现了一本。
众多宗教学者涌向蒙古汗廷，其中也有大量间谍。有一批佛教僧侣从日本抵达，借口寻求来自中国的宗教稿本，供日本繁荣兴旺的佛教界教育之用。然而，他们却竭尽全力搜集任何有关蒙古汗廷的信息。由于耶律楚材的书既涉及宗教，也谈到了政治，正合乎他们的需要，因此充当间谍的僧侣就带了一本回到日本，这本书在那里受到了重视，也得到了保护。而在中国，由于宗教和政治形势变幻莫测，加上疏于保护等原因，这本书有限的版本逐渐被毁，不传于世。这部书手稿的意外发现，提供了成吉思汗谈话的新的第一手资料，学者可以借此从不同角度比较道教和蒙古人的观点。
耶律楚材是一位具有贵族气质、仪容高雅、学识渊博的学者，他是中国北方被推翻的辽朝皇族的后裔，他以自己的祖先为骄傲。他接受过古典的中国教育，深谙儒家思想，并对失去的往昔充满怀旧的渴望。他相信，历史前进的道路总是回到从前的社会和精神的和谐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成吉思汗攻陷他所居住的金朝首都后不久，他便加入了蒙古阵营，他希望他们能够恢复他的契丹祖先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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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曾热情地支持成吉思汗把这位道教圣人召到蒙古汗廷的决定，但他很快便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了。当他见到这位享有崇高声誉的老人时，他发现丘处机让人感到厌恶。“予与丘公，友其身也，不友其心也；许其诗也，非许其理也。奏对之际，虽见瑕疵，以彼我之教异……故心非而窃笑之。”但他当时并没有提出这种批评。“若攻之则成是非。”[403]他解释说，并为自己辩护。他认为丘处机不只是宗教的离经叛道者，而且是一个贪婪之人、一位伪装成圣人的物欲横流的伪君子。总之，丘处机是个骗子。
蒙古人对道教代表团十分恭敬，至于他们的反应，耶律楚材的记载和道教的记载有显著差异。成吉思汗没有直接驳斥这位德高望重的智者，而是轻轻地逗弄他，并漫不经心地和他开玩笑，以至于这位圣人产生了误解，而他的门徒对此只字不提。[404]他召见这位圣人，是为了使他的帝国“享祚长久”，[9]并寻求这位圣人的智慧来建立一个有效率和有道德的政府，但这位圣人很快承认，“战事与理政，非吾所能也”。[405]
成吉思汗关心不朽的问题，但正如他在许多场合表明的那样，他所关心的是他的帝国的不朽和他的家世的生存，而不是他必死的身体。另一篇蒙古纪事把这位中土圣人的访问直接与统治“众多风俗习惯不同的百姓”的需要联系起来。他希望学到“掌控政府并护持生灵之法”。[406]他懂得指导游牧生活的规则，也明白武士之道，但是他需要寻求帮助来治理他的帝国中的农业和城市地区。
丘处机和他的教派不懂管理公共事务的实际原则，主要推销通过法术获得长寿之法。这位圣人设法通过身体内部的化学变化延长寿命，用道士炮制的长生不老药代替被禁止的食物，并通过秘密的技术来保护男性体内的**(妇女似乎不需要也不值得不朽)。道教炼金术士不像医生那样用植物和动物制作药剂，而是用坚硬的不会腐烂的物质制作他们的长生不老药，包括朱砂(红汞)、玉石、珍珠、黄金叶以及其他似乎能存到永远的宝石。如果黄金的灵魂可以使它永远存在而不变色，照此逻辑，吃它的人也可能活得更长久。
为了促进他们这个“制药行业”的发展，道教的医师和圣人散布故事，说道士的灵丹妙药包治百病，让人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年龄。据说有些人，比如丘处机，能够永生不死。丘处机的信徒断言他已经三百多岁了，仍然活蹦乱跳。于是几乎全中国的有钱人都来找他的门徒帮助延长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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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礼节和仪式的大多数皇宫不同，进入成吉思汗的内宫和踏进蒙古牧民的帐篷非常相像。道士们并没有叩头，或跪在他面前，他们只是“倾斜身体，合掌走进他的帐篷”。[407]道士们感到稀奇，这次与伟大的世界征服者的会面更像是聊天。李志常说：“他们的蒙古主人甚至提供大碗的马奶酒让他们放松。当圣人抱怨说他不吃肉也不喝马奶时，大汗便招待他猛吃瓜果蔬菜，猛喝葡萄酒。”
蒙古汗廷轻松的不拘一格的气氛使得成吉思汗的客人放松，让他能够对他们的个人品格作出快速而明确的评价。道士们准备好了发言稿，打算讨论他们认为最迫切的哲学问题。在聆听专题演讲之前，成吉思汗问了他们一些最简单的同时也是看似最天真的问题，让他们回答，然后作出判断。他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家庭、出生地等，都不是谦虚礼貌的客套或闲聊。访客如何回答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他对他们的评价。他使用了一个带点欺骗性的简单策略，先用花言巧语的奉承来向客人提出问题，当客人在心中慢慢地品尝赞美的滋味时，舌头便开始不由自主地转动了。
会谈开始，根据李志常的记录，成吉思汗首先对大师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来访表示感谢。成吉思汗告诉圣人，“吾深感荣幸”。然后成吉思汗问丘处机，自己应该如何称呼他，因为丘处机有各种各样的荣誉头衔。这位圣人似乎并不了解他的主人讨厌花哨的头衔。译员用蒙古语翻译他的汉文头衔，说“人们称呼你为腾日蒙哥肯”[408]，字面上的意思是天上永生的人，类似于不朽的圣人。这个头衔似乎赋予这位圣人某种神性，好像他拥有替神说话的权威，但成吉思汗似乎对这种超自然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以前在蒙古人中只有阔阔出有过这样的头衔，结果他被上天抛弃了。
“是你自己选择了这个名号呢，还是别人送给你的呢？”成吉思汗问。
这位圣人还沉浸在大汗的恭维里，以为这又是一个恭维。他以貌似谦卑的口吻自夸：“我，一介山野隐士，没有给自己取这个名字，是别人给我取的这个名字。”
这位蒙古大汗是在不儿罕山的灌木丛中长大的，也曾和乌果海山人一起生活过，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山野之人，但并没有问这位来自城市的圣人为什么也自称为山野之人。后来成吉思汗派遣一位官员再次去问这位道士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你过去叫什么名字？”同样，这位中土圣人不愿告诉他自己的真实姓名，只回答说，人们叫他“仙圣或仙师”。[409]
成吉思汗接下来讨论了有关这位老人已经活了几百岁的奇谈怪论。丘处机出生于1148年左右，在1166年他十八岁时出家修道。当他见到成吉思汗时已经七十岁出头了，成吉思汗比他年轻十四岁。当被直接问及他有多大年纪时，这位圣人含糊其词，声称他不知道自己的年龄。然而，没过几天，这位道士的弟子在一个大果园举行聚会，庆祝他的生日。他的弟子李志常写道：“十有九日，父师诞日，众官炷香为寿。”[410]
蒙古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年龄，而且似乎对此也并不是很在意，但汉人用十二生肖记岁，因此大多数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肯定知道自己出生的年份。一个一门心思给人算命的道士，对出生的年日和时辰是十分重视的。耶律楚材写道：“伪云不知，安有明哲之士不知甲子者乎？”[411]至此，耶律楚材对这位圣人产生了断然否定的看法，但成吉思汗习惯于应付各色人等，对他含糊其词的回答比较宽容。耶律楚材声称，如果圣人不能诚实地回答最简单的问题，那么他的意见又怎能被信任呢？耶律楚材对这位道士的欺骗行为感到愤怒，但成吉思汗只是礼貌地逗弄这位道士，决定用玩笑话称他为“神仙”。
当问到实际的问题，比如打雷和闪电的原因时，这位圣人用神学概念喃喃地回答说，雷声和闪电之所以出现，是大自然在对不当行为进行惩罚。他建议蒙古皇帝举行道教仪式，以便安抚祖灵，而他根本不知道这对于成吉思汗是一个多么敏感的话题，因为他曾被禁止参与祭祖仪式。成吉思汗默然不语，在无拘无束的聊天过程中，这位圣人似乎觉得自己的智慧感化了蒙古人，他为此感到很高兴，于是建议蒙古人洗澡并洗衣服，而蒙古人却认为这样做会污染自然母亲。他还建议他们对膳食加以限制，以避免地震、雷击以及类似的灾害。[412]
因为圣人的门徒声称他已经活了三百多岁了，成吉思汗请他分享长寿的秘诀。他回答道，永生的秘密并不是服用长生不老药，而是遵循正确的方法，然后他对此进行解释。由于他的全部名声和他教派的兴旺都来自推销长生不老药，因此后来他的竞争对手便嘲笑这个圣人的答案。这位老人主张通过心理和精神的戒律，剥夺身体的快感，也要克服身体的欲望。这位德高望重的智者一再给成吉思汗提建议：停止狩猎，停止**，停止向道士征税。最后，大汗只同意了三项建议中的一项。
除了他们的私下聊天外，成吉思汗还安排圣人向他的幕僚和儿子布道，除了培养他们的军事技能外，他非常希望向他们灌输道德知识。不难想象他们的反应，经过一天的战斗后，大家盘腿坐在地上，听这个干瘪老道士传讲克制的美德。丘处机于1222年11月19日发表了他最重要的演讲，十年后，他的门徒将演讲内容付梓。[413]他的讲道解释了宇宙的起源，把传统道教各方面内容与摩尼教的二元论结合起来。“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从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余生平弃亲出家，惟学此耳”。
他冗长的布道概述了道教信仰的历史，介绍了其伟大的先师，并讲述了他自己生命中的轶事。他分享了道家创造的故事：“道生天地开辟而生人焉。人之始生也，神光自照，行步如飞。”生命开始时，身体和灵魂处于完美的精神和谐状态，人类与自然之间也处于完美和谐状态。然而，人类犯了致命的错误，吃了神秘的蘑菇，打乱了神圣的和谐，并结束了地上原始的乐园。“地生菌自有滋味，不假炊爨，人皆食之，此时尚未火食，其菌皆香，且鼻嗅其香，口嗜其味，渐致身重，神光寻灭，以爱欲之深故也”。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人必须“去声色以清静为娱，屏滋味以恬淡为美”。他的教导强烈地反映了摩尼教有关食物的力量破坏灵性的教义。“眼见乎色，耳听乎声，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则散其气”。人们不仅感到奇怪，他怎么能如此鼓吹节欲节食的重要性，因为当他到达蒙古营地时，就一直在抱怨供应给他的食物。[414]
他接着谈到了性对“气”的危害，声称性对“气”的威胁比食物更甚。他说，“故学道之人首戒乎色”，并警告说，“贪婪色欲则耗乎精神，亦散其气”。道包括两个方面，“轻清者为天，天阳也，属火；重浊者为地，地阴也，属水”。蒙古人理解这种区别，但对他们来说，土和水也是两种纯物质，和火一样，只有人类的活动才会把它们弄脏。对他们来说，阴阳结合在物质和精神上似乎是完全自然的。
这时，这位圣人的话头更具体地转向成吉思汗。他告诉成吉思汗，即使是只有一个妻子的普通男人，如果与她发生太多性关系，也可能毁了自己。他问道：“况乎天子多畜嫔御，宁不深损？”虽然大家都知道成吉思汗曾派使节寻找智者来提供建议，但这位圣人指责他实际上命令这些人到“中都等拣选处女以备后宫”，他专门提到了首先向成吉思汗推荐他的那个人，指责那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皮条客，而且错误地认为在马车上的那些舞女都是要进入大汗后宫的妇女。他告诉他的主人，最好不要看到这样的女人。“‘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既见之，戒之则难，愿留意焉。”他特别建议成吉思汗独自一人睡觉一个月，“服药千朝，不如独卧一宵”。
在布道结束前，他讲到了另一个个人轶事，大概是要提醒他的听众，他们的领袖并不是他见到的第一个皇帝。他对他的听众讲述了三十多年前他与金世宗会谈的情形，当时这位皇帝六十岁，而成吉思汗现在也是六十岁。在那次会面时，那位金朝老皇帝几乎不能走路，如果没有助手一边一个帮助他，他就无法登上御座。丘处机说，他给那位衰老虚弱的皇帝的忠告和他现在给成吉思汗的忠告一样，就是避免美食和性。那位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然后“自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他骄傲地说着，并以此作为他智慧的证明，然而他的教义并不像他所说的那么神奇。汉学家阿瑟·韦利在研究这位智者的文章中指出，他“有点不诚实，因为他并没有提到，他于1188年与那位皇帝谈过话后，那位皇帝在1189年便一命呜呼了”。[415]
除了禁止性和各种各样的食物之外，这位圣人还反对狩猎和其他形式的剧烈运动。成吉思汗礼貌地听着，却不为所动。蒙古人不喜欢说“不”，所以大汗慷慨地接纳了这个建议。“易俗非易也，朕谨记神仙之言”。[416]他后来又告诉这位圣人说：“朕已深省，神仙劝我良是。我蒙古人，骑射少所习，未能遽已。”他向这位道家圣人保证，圣人的话已原原本本用汉语记录在案，并翻译成蒙古文，以供日后学习，但说他会继续像从前一样骑马狩猎。
成吉思汗最想讨论实际的管理问题，但在这方面，圣人很少能提供建议，只是对蒙古人把统治精英尽行毁灭感到惋惜，并声称他们留下的土地上已经没有合适的统治者。谈到当下世界时，他抱怨说：“如今它属于普通百姓。”他不建议创建一种新形式的政府，而是劝成吉思汗按照金朝模式，任命地方官员，直到蒙古人可以向他们学习为止。他的一些建议都是很好的常识，包括蒙古人应任命经验丰富的本地官员的建议：“有才华的官员了解本地情况，能够很好地治理。”但他提出的绝大多数具体政策都是**裸地为了自己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宣布他的家乡拥有三年的免税期，以刺激经济复苏。[417]成吉思汗礼貌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解释说这一计划很难实现。
当回到了中原后，丘处机写了一首关于他这次访问的诗，表达他对自己不能发挥更大影响的沮丧：“万里乘官马，三年别故人。干戈犹未息，道德偶然陈。论气当秋夜(对上论养坐事，故云)，还乡及暮春。思归无限众，不得下情伸。”[418]
后来，一位中国批评家写了一首短诗来回应他，嘲笑这位老圣人无法全面回答蒙古人的问题：“西行万里，不明对主之谈。”[419]
虽然成吉思汗在与这位道教学者的聊天中很少发现有用的见解，但他还是比较容忍这位老人的，而他周围的人就不同了。成吉思汗对这位圣人的纵容激怒了耶律楚材，他抱怨说，圣人“所对皆平平之语”。此外，“书及精神气之事，又举林灵素梦中絜宋徽宗游神书宫等语。此丘公传道之极致也”。
他的同事问：“亦有异闻乎？”但耶律楚材想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他说：“识者闻之”，听说他的故事，“未尝不绝倒也”。[420]耶律楚材补充说，尽管对这位年迈的圣人感觉有些同情，但他“不友其心也”。面对成吉思汗的宽容甚至对道家的偏爱，耶律楚材处理得十分谨慎。“许其诗也，非许其理也。奏对之际，难见瑕疵，以彼我之教异，若攻之，则成是非，故心非而窃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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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从神学的角度评判这位道长，但成吉思汗并不想评价他的教义是否正确，也不关心他的思想是否与中国传统哲学一致。成吉思汗认识到宗教人士对其信众的影响，因此想要争取这种力量为他的帝国服务。宗教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在哲学讨论的背后，成吉思汗和丘处机都有着具体的、非常重要的政治议程，这些以后会逐渐显露出来。成吉思汗希望这位老道长帮助蒙古人取得中国百姓的支持。到目前为止，他只征服了三分之一的中国，虽然他占领了大部分金朝领土，但还没有开始对南宋王朝的战争。蒙古人还没有完全控制中国，之后还有许多年的艰苦战斗。这位圣人的支持有助于巩固蒙古人在已控制地区的统治，也可能会吸引更多在金朝和宋朝统治下的人的支持。成吉思汗希望这位道长帮助他安抚被征服的百姓，吸引仍未征服的百姓来到他的麾下。作为异族统治者，蒙古人在中土需要某种形式的合法性，坚定地与旧的精英阶层站在一起的儒士没有表现出丝毫支持蒙古统治的迹象，但佛教徒和道教徒却不然，他们支持蒙古人。
丘处机想劝说成吉思汗皈依道教，从而使道教成为他的帝国的官方宗教。但成吉思汗自己从未考虑过皈依道教。根据耶律楚材的记载，他问道：“舍乔木之高迁，投幽谷之贱地？”[421]
丘处机未能说动成吉思汗成为道教弟子，他列出了希望大汗施以特别恩惠的事项。在启程回中土之前，他乞求税收减免和特许权。成吉思汗满足了这位老人的大多数要求与期望，期望道士向社会提供服务作为回报。他请丘处机保证让道士念诵经文为大汗和他的政府恳切祈祷。
耶律楚材曾期望这位圣人为所有僧侣或所有宗教信仰要求免差役，“既云修善出家人，僧道举在是矣”。[422]相反，“后数年方知止书道人，不及僧也”。这位道长要求得到一面“格列格”(也叫牌子，就是一面椭圆形的穿上绳子的通行证)，这将使他有权使用蒙古军事系统的驿站和马。它就像一个从来不需要支付的全能信用卡。牌子的持有者可以要求几乎任何类型的商品或服务，不需要付费，甚至不需要说明为什么需要这些货物或服务。在通常情况下，只有高级官员才能拥有牌子，因为它赋予持有者巨大威望和权力。牌子的正面说明，持牌人有从天上和从成吉思汗而来的祝福，而背面则警告，不服从持牌者命令的人“有罪当死”。[423]
尽管耶律楚材一直对道士保持敌意，但成吉思汗则不同，不管他是否同意这位道士所说的一切，他发现道教的教义并没有害处。相反，它们与成吉思汗的蒙古传统是兼容的，但更重要的是，大汗赢得了这位道长的支持。成吉思汗希望巩固这种关系，所以他答应了道长的请求，正式发布一道圣旨。这位道士被授予显示大汗厚爱的虎头金牌。[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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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成吉思汗在与宗教学者的会见中并未获得太多精神或实用的建议，但他仍然觉得，这些会面在许多层面很有用。他知道，间谍将向他的敌人报告，他正在开始掌握某种神秘知识，而这些秘密或拥有秘密本身就具有某种价值。在当时的中亚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充满异国情调的神秘国度，那里的人非常机巧，并拥有秘密知识。事实上，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道士不惜长途跋涉来向这位蒙古领袖分享自己的智慧，这本身就使他的新臣民心生敬畏，也引起了其他人的警惕。
随着成吉思汗的营地在阿富汗领土上不断移动，他也与各种宗教的圣贤和教士进行了一系列对话。为了强调其神秘性，这些会谈都是在高度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在一些场合，还为对话搭建了特别的典礼帐篷，无关人员必须离开。会谈往往在晚上举行，“左右灯烛炜煌”。[425]于是有谣言传播，说这位蒙古领导人正在举行神秘仪式，并被授予知识，获得特殊的能力。偶尔他也会邀请一些已向他宣誓效忠的地方官员参加这些仪式。这些官员不懂汉语或蒙古语，更加深了这个行动的神秘性和戏剧性。
这些场景在穆斯林学者中引发了胡乱猜测，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术兹札尼对蒙古人怀有刻骨的仇恨，因此他的话可信度不太高，他说成吉思汗具有邪恶的能力，并与邪灵频繁交往。他描绘成吉思汗“擅长巫术和欺骗，而有些魔鬼是他的朋友”。术兹札尼把他的行动和能力与萨满相比。他写道：“他时不时陷入恍惚状态，在那种不清醒状态下，各种各样的东西会从他的舌头发出。”在这时候，他理应穿特别的衣服，这些衣服平时装在一个密封的箱子里，只在需要作先知讲预言时才穿上。“每当他接受神的启示时，他的舌头便会说出他渴望发生的各种情况——胜利、任务、敌人是谁、失败、国家陷落等。”书记员会记录他在恍惚中所说的话，当他清醒时，书记员便会把他的话语读给他听，而他“便会按照这些话语采取行动，而事实上，大致上都会成为现实”。[426]
术兹札尼写道，除了能进入这些出神状态外，他也“非常熟悉通过羊肩骨进行占卜的艺术，他不断地把羊肩骨放在火上烧，这样他就会发现羊肩骨的征象”。成吉思汗不太可能亲自穿上特殊的服装进入恍惚状态或亲自解释羊肩骨，但术兹札尼的描述精确记录了有关草原萨满的活动，也使我们看到在他阵营的核心圈子里可能发生的事情。
不管术兹札尼的想象力有多么生动，成吉思汗与宗教圣贤的会面与其说产生了戏剧效果，不如说造成了更多困惑。最后，成吉思汗似乎并没有因这位道士的访问有多少改变，但丘处机则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因新恩准的权威而精神焕发。他带着大汗签署并盖印的免除他的门徒劳役的圣旨。对蒙古人来说，这份文件本身就是神圣的，在它面前，他们会低头表示尊重，因为它代表了大汗的权力和国家的威严。该法令是与成吉思汗的直接联系，由他口授，由书记官记录下来。在一个几乎没有人能阅读的社会，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表明其持有人与大汗有直接联系。
历史上一再发生这样的事：一旦宗教领袖获得一点政治权力，便变得傲慢自大，不可一世。当丘处机一路旅行远离蒙古朝廷时，便开始运用其权力，发号施令，随意索取征用，遣散道士和僧侣，代之以他自己的信徒。他没收了竞争对手的寺院，并强迫信奉其他信仰的僧侣皈依他的门派。他吸引了众多信众，因为他现在有权力承认他们是受戒教派的成员，因而不用纳税。他成了一个无人敢于挑战的小暴君。
这位道长和他的信徒们变得贪婪，并炫耀他们的权力。他的一个下属说：“或不然，常住之物，费用净尽，各操一瓢，乃所愿也。”[427]
丘处机在回家的路上写了一首诗，其中写道：“思归无限众，不得下情伸。”[428]尽管他的诗充满温情，但是当他意识到，他要养活所有这些忠实的道教弟子时，他的情绪变了。他发布命令说，因为他的一些信徒“已经证明自己是不守规矩，没有原则”，因此他的一位门徒将被赋予“全权处理此事，一旦发现他们，将予以惩处，以免道门弟子自己妨碍其神秘力量”。[429]结果他们都被驱逐。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位圣人的权力和他命令的范围不断扩大。他和他的信徒重新诠释了成吉思汗指令中的短语，以便使他们的教派获得高于其他所有道士，最终高于其主要竞争对手佛教徒的权力。道士们把他们神职人员和建筑物的免税特许权扩展到各种类型的生意，由于他们的免税地位，他们的生意迅速增长，其他商人无法与之竞争。每个道观实际上都成了仓库，里面的货物免税出售。[430]
由于获得了特殊豁免权，道家变得愈来愈强大，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相信他们不必服从蒙古法律。寺院成了经营商务、银行和制造业的免税区，其空间多用于存储货物，而非用于崇拜。它们已在帝国境内形成了一连串的免税商业中心。加入该教派的人不用服兵役和繁重的劳役，不用参加道路建设、政府运输以及蒙古地方当局所要求的其他种类的繁重劳动。道教的扩张一度威胁到了统治帝国以及支撑庞大的蒙古军队所需的收入。
这位仙人对他曾向成吉思汗传教感到非常骄傲，他相信自己的道教教派会很快被批准成为蒙古的官方宗教，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其发源地中原。他告诉他的门徒“道院皆赐敕名额”，“吾殁之后，教门当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乡”。他要求他的门徒“又当住持大宫观，仍有使者佩符乘传，勾当教门事”。[431]道教也准备像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了。
丘处机很幸运，因为他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做自己的后盾，但他也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耶律楚材的崛起才刚刚开始，他的书只是长期宗教斗争的第一步。这种宗教斗争很快便将支配中国，并在下一代加速元朝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