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年，成吉思汗六十二岁了，他决定回家，以便能在发源于不儿罕山的土拉河畔度过晚年。与他开始入侵中亚时的闪电速度不同的是，他从阿富汗返乡的旅程缓慢而悠闲，有时在一地停留很长时间，并进行史上已知的最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四年作战期间，他的军队征服了从印度河到伏尔加河的广大领土，包括今天的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伊朗、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俄罗斯南部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土地。他的军队已经厌倦了战争和掳掠，都想要回到家园。
返回蒙古后，蒙古将士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与家人和朋友团聚，举行狂欢庆祝活动。老兵们讲述着遥远地方的奇闻轶事和壮烈的战斗故事。孩子们见到了从未见过或不再记得的父亲。很多年轻男孩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作为胜利归来的战士，他们急于炫耀自己的财富并找到妻子。年轻人四处求爱，女孩们一边取笑他们，一边和他们调情，而朋友们则嘲弄这些年轻的士兵们。这些士兵满不在乎，只管骑在马背上炫耀自己的骑术，摔跤，玩掷踝骨游戏，并享受母亲的厨艺。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庆祝，军队凯旋时还带回了许多囚犯，包括被击败的花剌子模国王的母亲及其家族成员。由于他们公然反抗蒙古人，因此被降为奴隶，受尽了羞辱。花剌子模国王的家族成员逐渐湮灭无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陌生而严酷的草原环境中经历了可怕的苦难，因而短命。蒙古人拥有这么多的奴隶，因此每个人都很富有，不用工作。他们终年狂欢。
当成吉思汗结束第二次远征回到自己的祖国后，他从童年时就认识的人绝大多数都早已死去了，但那片土地依旧。他的妻子一切安好，事业蒸蒸日上，每人都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自己的宫廷。孛儿帖控制着克鲁伦河流域及其相邻的大草原，那里是她出生的地方。这个曾经被绑架到篾儿乞部，并被强迫嫁人、几乎沦为奴隶的女人现在是女王了，而被废黜的皇后与公主成了她的仆人。忽兰管理着不儿罕山的高地和斡难河，也遂掌管着土拉河，而也速干则统治着鄂尔浑河上游和杭爱山。
虽然成吉思汗的征服改变了世界，但他的祖国几乎面貌依旧。他出生时，草原没有城市、要塞、寺庙或其他定居生活的迹象，而他有意使之保持原貌。他的百姓继续住在游牧民的帐篷里，随着季节变化放牧他们的牲畜：马、牛、牦牛、绵羊、山羊和骆驼。他们观测天象，以便知道什么时候转移到下一个牧场。
他拒绝担当征服英雄的角色，却把功劳归给他的军队和上天的祝福。他宣布：“我要向腾格里，我的圣父祈祷。”然后，“他登上山冈，摊开他的毡鞍布，把他的皮带挂在脖子上并祈祷”。他的话语简单、谦逊、直截了当：
我非因刚毅之美德而称帝，
皆因我父腾格里命我为帝!
我非因奇妙之美德而称帝，
皆因我父腾格里命我为帝!
长生天为我征服外敌![465]
成吉思汗并没有为他自己史诗般的征服战争建立纪念碑，也不允许刻写碑文。他的功绩本身就已足以证明一切。然而，他却及时地把功劳归于别人，并命令建立一座纪念碑，纪念1225年夏天那达慕比赛上最优秀的射手。蒙古人把伸开胳膊时两个指尖之间的距离称作奥德(ald)，合撒儿的儿子也孙哥射中了335奥德之远(超过480米)的目标。[466]这样的壮举史无前例，因此值得立碑纪念。
戎马倥偬几十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远近的众多民族，在此过程中，他仔细审查了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发现每个宗教都有宝贵的真理，无论是基督教、佛教、道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有可取之处。正如每一片土地出产特定的农作物和水果，每个宗教也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价值。几个世纪后，尹湛纳希在《青史演义》中写道：“每个民族的书籍和写作方式都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性，并且在主题和观点上表现出不同。例如，这个世界上最香、最美丽的东西是花朵，但并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相同，它们都有着特殊的颜色。水果好吃，但味道各异。”[467]诗歌在任何语言中都很美，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写作方法和规则。“汉人使用尾韵，蒙古人使用头韵，藏人使用节奏，女真人在演讲中使用骈体”。
所有的宗教都声称自己擅长教导和启迪。它们喜爱真善美，崇拜神和上天。它们教导美德、诚信、责任和公义。它们谴责邪恶和不法行为，谴责贪婪、嫉妒、占有欲和伤害他人的本能。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细节，在于对如何做到这些细节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在圣地，信徒应该按照顺时针方向走呢，还是逆时针方向走？他们应该忌食牛肉、鱼、禽鸟或洋葱吗？祈祷时他们应该穿黄色、黑色，还是白色呢？他们在祈祷前应该脱下鞋子呢，还是解下腰带？应该戴一顶帽子呢，还是光着头？她们应该把脸遮盖起来呢，还是素面朝天？死人应该土葬呢，还是火葬？挂在树上呢，还是喂给狗和鸟？处死一个犯了死罪的人，是砍掉他的头显得更尊重呢，还是把他勒死更尊重？神喜欢什么样的祭品？是一只羊呢，还是米和酒？是一束鲜花呢，还是一片信徒的肉？神是更喜欢听到他们用阿拉伯语诵经呢，还是用拉丁文吟唱？是用藏语诵经呢，还是用汉语祈祷，还是只是跳舞？
成吉思汗认识到，宗教信仰与实践能够满足人们普遍的精神渴望，而这种渴望超越国家和民族边界。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都存在明确的普世主义原则，这种原则似乎已成为大多数宗教信仰的基础。这种普世主义信息正是他所渴望的，因为他正要创建一个世界帝国，但他决定，他的帝国将不仅仅基于一位先知、一种经文或一套信仰。
他与巫师、祭司、门徒、僧侣、毛拉进行了很多对话，在对话结束时，他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虽然有些人显示出了真正向善的倾向，但是他相信，没有人真正明白道德、生命的意义，或神圣的性质。他们和他一样，都只是人，竭力去理解世界。他们那点有限的研究并不能使他们更接近上帝，经文、圣歌、舞蹈、仪式、药物或祈祷也无法揭示一个秘密的方式、一个隐藏的路径以找到人生的正确道路。他认为，人们不需要从先知、教师、开悟的大师、萨满或他们的经文中获得秘密知识。每个人内心都拥有相同的指南针。每个人生来就有能力通过深思熟虑、内省、简单的常识和感悟去发现和培养道德。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种信仰都可能有所裨益，但他发现，没有任何一种信仰能保证绝对能将人们引向正确的道路。[468]
每种信仰的虔诚信徒都希望人们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来判断他们，而不是根据他们真实的行为或者他们行为的真实后果来判断他们。他们虔诚地把善行都归功于自己，却把恶行都归于那些犯错的人、那些误解了教义或故意作恶的失信者。成吉思汗的世界观太重实效了，以至于无法把思想和行为分开。他不根据话语作出判断，而是根据行为作出判断，确定的目标，只有用已取得的成就来证明才能算数。
他发现每个宗教都有其不足之处和虚假的教导，都有某种荒唐话和圈套。每一种宗教都有缺陷，当其领袖不受监督，有权管理自己的事务，并滑入独裁贪婪的深渊时，这种缺陷就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坚信，抬高一种宗教置于其他宗教之上会伤害他的帝国。尽管它们自称拥有全部真理，但是每种宗教都是地方性宗教，植根于特定的区域、语言和文化，而他所要创建的帝国则是世界性的，包括所有的土地、人民和神明。每一种宗教都拥有一些重要的真理，但无论是他们的老师还是他们书中所载的，都没有唯一的、终极的道德真理。有着同样信仰的学者，读着同样的经文，却不断争吵，甚至因为或大或小的问题互相残杀。他们同时解释相同的文本，却作出相反的判断。人们怎么能信任他们，把管理社会的最重要的实际职责交到他们手上呢？只有严格的法治和强有力的统治者才可能阻止那些所谓的具有共同信仰的信徒像饥饿的小狗争夺一根骨头那样相互厮杀。答案究竟是什么？是加强控制还是减少限制？当成吉思汗进入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些关键问题困扰着他。
操练德行，就像学习射箭或骑马一样，需要身体锻炼和精神力量，而这些并不是按照规则和指示产生的。道德并不是从书本中产生的，它来自积极的实践。道德是一种能力，只能通过实践学到并加以完善。成吉思汗没有从学者、牧师或宗师那里获得分辨是非的能力，而是从身边单纯的人身上学会了道德和价值观。在他的童年时代，这些人是他的母亲和山里的札儿赤兀歹老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人变成了他周围的同伴和战友们。在《蒙古秘史》中，他对职务虽低但智慧超群的人说：“我行是则尽其力焉，我有非则直谏止焉。”[469]他公开承认，他卑微的同伴，如博尔术和木华黎的教导“乃使我至此位矣”。[470]
成吉思汗拒绝接受任何一个流行的宗教的做法使得一些学者认为，他对宗教态度冷淡，但俄罗斯学者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在20世纪初清楚地分析了宗教在蒙古成功征服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多么核心的作用。他写道：“作为一个无畏地、无条件地履行其职责的人，他必须坚信——不是从理论上讲，而是凭直觉完全相信——他个人的命运，与他人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一样，掌握在无可指责的更高存在的手中。这样一个存在一定是神，而不是人。”只有一个奴隶才会服从另一个人的权威，但道德高尚的人会在众生等级分明的结构中服从神的旨意。“遵守纪律的士兵，能心甘情愿地服从上级下达给下属的命令，他并不会因此而失去他的自尊，而是从内心自发地服从无形的超然的第一因。这与奴隶完全不同，奴隶只是出于对尘世的恐惧，为着尘世的荣华和虚荣而服从上级”。在他一生中，“成吉思汗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真挚而深刻宗教情怀的人才是对他的国家有价值的人”。[471]
在他年轻的时候，成吉思汗最亲密的伙伴一直是每天陪伴在他身边的怯薛成员。在他成为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的统治者之后，他和他的那些怯薛伴当都渐渐老去，这些人大都分散到很远的地方领军作战，从中国、伊拉克直到俄罗斯。他们的儿子、孙子，以及越来越多纳入蒙古帝国的部落可汗的儿子成了怯薛主力。虽然随着帝国的扩张，怯薛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成吉思汗和这些年轻人之间很少有情感纽带，因为在他通往权力顶峰的漫长斗争中，他们没有和他一起并肩作战。于是他越来越多地转向其他人，转向内部的管理圈子和怯薛之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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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成吉思汗似乎充分意识到，他在尘世的时光很快将结束，而他也越来越感到沮丧，因为他还没有完成征服世界的神圣使命。宋朝依旧在中国的南方紧握政权，他的士兵刚刚勉强到达俄罗斯、西藏地区、伊拉克、朝鲜和印度的边界，欧洲、拜占庭、叙利亚和埃及仍然不在他的掌控之内。
但是，只有一个国家让他一直寝食难安，那就是自称为“大白高国”的西夏王国。早在十五年前，即1209年，他们曾宣誓永远效忠于他，但蒙古军队离开后不久，当西夏统治者接到命令，派遣士兵加入蒙古军队征服花剌子模汗国的战役时，他们曾经轻蔑地嘲笑这位蒙古领导人。西夏统治者回信说，如果成吉思汗真的是世界统治者，他就不需要西夏的帮助。如果他觉得自己的士兵无法击败花剌子模国王，那么他就不应该发起攻击。
西夏统治者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使成吉思汗感到愤怒和屈辱，但在当时他未能惩罚西夏，因为他迫切需要把重点放在征服花剌子模汗国的战役上。他推迟了惩罚傲慢自大的西夏的行动，但他永远不会原谅或忘记。现在，他已接近生命的尽头，他决心要为他们的背叛而惩罚他们。
在1226年初的冬天，他出发了。他选择了他的塔塔儿妻子、聪明贤惠的也遂哈敦伴他出征。她的宫廷将成为他的总部。对蒙古人来说，战役开始时的寒冷是一个好的迹象，就如当他越过阿尔泰山去袭击花剌子模国王时就刚经历了一个炎热的夏季，正好遇上特大暴雪。但这一次的暴雪特别严酷。他们不得不给马裹上毡毯，以防止冻僵，他还命令士兵把羊毛塞进本已很厚重的袍子里，戴上狼皮帽子。[472]他从位于土拉河的营地策马出发，此地在现代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附近的黑森林地区，空气清新，但很寒冷，细小的冰晶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烁，像飘浮在风中的钻石一样闪闪发亮。吼叫的公牛拉着大车，骆驼队中发出咕噜声，众多战马打着响鼻喷着气，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层雾，在大军行进时犹如一层保护云。
不到一周，蒙古军已到达唯一流入戈壁滩的汪吉河，并沿着河向南行进。[473]虽然在冬季穿越砾石遍布的戈壁滩很艰难，但对人和牲畜来说，还是要比在炎热的夏天穿越容易得多。士兵从汪吉河中凿出大块的冰，放在牛车或骆驼背上运输。当他们在路上需要水时，便把冰块放进大锅里用牛粪火融化。
在离开汪吉河之前，成吉思汗决定停下来去打猎，猎物是一种名叫忽兰的蒙古野驴，可以在穿越贫瘠冻结的土地之前用来作军队的补给。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狩猎。他骑着一匹红灰色的战马出发追击野驴。[474]当他策马飞驰追逐猎物时，他的马受到乱窜的野驴惊吓，突然拱背猛跳，并突然前冲，把他摔倒在地。他严重受伤，痛苦不堪。领袖人物任何时候从马上摔下来都不是好征兆，而在重要军事行动开始时发生这样的事对他麾下的士兵来说可能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即便是聪明的耶律楚材也无法把这样的事故解释为吉兆。
也遂哈敦马上意识到了以他那样的年龄率军出征的严重危险性，并急切地恳求成吉思汗推迟入侵西夏的计划，返回蒙古大草原疗养，但他拒绝了。这种撤退将使他的百姓更加担惊受怕，削弱他们对他的信心，助长敌人的气焰。他命令军队继续前进，穿越戈壁，跨过被称为三美人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向西夏进军。
成吉思汗明确地作出了他的选择，而且是有意为之。他宁愿在胜利的前夜死去，也不愿在必然的失败中死去。他不会在家中病榻上等待死亡，病榻四周围满诵经的医师和哀悼的亲人，而他的整个民族将会无所事事地等待着，看着他的每一次呼吸。他要死在征途上，继续为着命运曾应许他的一切而战。如果他不能像他的孙子莫图根那样在战斗中倒下，那么至少要以相似的方式死去，从而将他自己变成坚定的榜样激励他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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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的国教是一种类似于藏传佛教的宗教，其神圣的国王取了个神的名字——不儿汗。在成吉思汗入侵时其统治者是依路出不儿汗，意即胜利之神。不儿罕山是神的圣山，但在蒙古人看来，人类自称神的名字是偶像崇拜。人类，即使是一个国王，也不能成为神。
作为一位活着的神，西夏统治者受到臣民虔诚的敬拜，而他又通过神奇的法术使自己的神性得以强化，声名远播。据传他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变形人。清晨，他“变成一条黄斑毒蛇”，中午，“变成一只棕斑老虎”，到了晚上，他“变成一个英俊的黄皮肤男孩”。[475]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他可以成为天王库尔穆斯塔[476]，据说“一只名叫库不勒的黑鼻黄狗陪伴着他”。[477]
丝绸之路贯穿西夏境内，因此西夏拥有丰富的财富。西夏周围有大片的沙漠，因此他们感到安全，可以高枕无忧地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享受着精神颓废的生活。西夏统治者建造宏伟的庙宇，竖起宝塔让自己备受荣耀，里面装饰着超过真人身高的彩绘雕像和绘画。杜松和黄油灯燃烧的气味飘**在他们举行的仪式上空，伴随着铿锵作响的铙钹、巨大喇叭的低鸣以及撼人心魄的鼓声。身穿珊瑚般鲜艳僧袍的僧侣们缓缓而行，他们用西夏版本的汉字出版插图书籍，把他们的祈祷印在迎风飘动的长丝横幅上。西夏人制作美丽的玉花瓶、雕刻木祭坛，用珍贵的金银塑造他们的神像，也用面粉、黄油、糖和沙子塑造易碎的塑像。西夏的宗教仪式抚慰视觉、听觉和嗅觉，使感官平静，甜美的言语和柔和的吟诵使人安宁。
对成吉思汗这样的蒙古人来说，在开放的山顶或在空旷的草原上祈祷会凸显个人的渺小，同时也使礼拜者直接与长生天接触。佛教徒和基督徒用砖、石和木材建造寺庙和教堂，上面覆盖着厚重的屋顶，好像他们不想让神看见或不想与上天进行个人接触似的。平民只有通过牧师才能与神联系。辉煌的艺术和建筑让站在高台上的祭司备受荣耀，那里似乎是宇宙的中心。
西夏佛教仪式和寺庙尊崇人造的物件，比如雕像、绘画和宝塔。当他们声称要崇拜一座山或一个洞穴时，他们就在那里立起人造图像和建筑，结果把山和洞穴弄得面目全非。他们更崇敬他们的祭司、僧侣和圣人，而不是崇拜上天，他们更愿意听人的声音，而不是他们的神的声音。他们的墙壁隔绝了自然，却放大了人的声音，使其在墙内回**。蒙古人喜欢露天的地方，在那里，无论人类的声音多么响亮，永远比不过席卷大地的风声、河流的咆哮声，也压不倒狼嚎声、杜鹃不住的啼鸣和黑啄木鸟的敲击声。
佛教僧侣不仅把持信仰、主持仪式，他们还占据了大部分西夏王国政府的高级职位，并充当信使、秘书、外交使节和间谍。因为他们不能结婚，因此无法为自己的后代积蓄财富，转让权力，因此他们对国王和王室构成的威胁不大。佛教寺院是一种国家机构。每个宗教任命都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所以实际上所有僧侣都担任着国家官员的职务，而他们的讲道、布道和写作都受到严格监督。未经国家批准，任何建筑物或宗教场所都不得建造，未经书面授权，甚至连一口井也不能在寺院的土地上挖掘。惩罚是迅速而严厉的，任何威胁国家或国立神职人员利益的行为将被判处死刑。[478]西夏王国和佛教信仰是合一的，因而他们的神和国王也是同等的。
国师赞助印刷了许多密宗经卷，称为“双修”，强调性活动，这样他才能借此产生“身体的大喜乐”。在写于元代末年的《黑鞑事略》中，一位记录蒙古征服西夏的观察家写道：“某向随成吉思攻西夏，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479]成吉思汗很厌恶这种做法，“成吉思灭其国，先脔国师。国师者，比丘僧也”。[480]
在征服西夏战役的大部分时间，也遂哈敦都在管理蒙古汗廷，让成吉思汗的伤病及其恶化的情况不为人所知。成吉思汗一直住在她的营帐里，外人无从窥见。他与他的来自兀良合部的大将速不台共同指挥战役。他们采取传统的进攻模式，首先攻击小城市，但他们遇到了比预期更顽强的抵抗。当夏天到来时，酷热影响了成吉思汗的恢复，于是也遂哈敦把汗廷撤到山上。他仍然在指挥，下令手下在夏季继续施加压力，他们攻下了几个小城市，但他们需要等待天气转寒之后再围攻首都银川。当河流再次冰冻时，他们于1227年初围攻首都。
西夏人处于绝望之中，但明白如果投降等待他们的下场，因此竭力抵抗，但是蒙古人的进攻更加猛烈。依路出不儿汗无法通过宗教权柄打动蒙古人，于是决定对他们大肆表示精神赞美。他急切地搜集神圣的经文、佛像以及其他珍贵的物品去献给大汗，希望能软化大汗的愤怒并乞求大汗的宽恕。当西夏统治者来投降时，成吉思汗已处于弥留之际，他拒绝接见西夏统治者，也不允许西夏统治者的宗教物件进入皇家营帐。在临终之际，他不需要敌人的经文或偶像。如果它们无法帮助这位西夏国王走上道德之路，保住他的王国，那么现在对他也没有什么用处。用《蒙古秘史》的话说，“成吉思汗心甚恶之”。[481]
成吉思汗传了个话给等候在帐门口的西夏国王说，他已经被上天抛弃，因此不能再用不儿汗这个神圣的名字。他是一个凡人，不是神。成吉思汗命令他取个新名字——士都儿古，意思是归正者。名义上把西夏统治者带回道德之路后，成吉思汗判处他死刑。西夏佛教徒教导说，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命运犹如“夏花”或“秋露”一样脆弱和短暂。一个人或整个国家的命运无非就像“浪潮中的泡沫”一样。[482]不仅西夏统治者的末日降临，他的王朝和他的国家也同样遭遇了覆亡的命运。
西夏相信轮回转世的说法，因此在杀死国王之前给他一个适当的称号可以使他投胎转世有新的机会去做正确的事。为了确保被处决的国王将来不会投胎在王室，向蒙古人复仇，成吉思汗下令灭掉整个皇室家族。他说：“自唐兀惕百姓之父母直至其子孙之子孙，尽殄无遗矣。”[483]他下令把西夏王献给他的礼物和金碗赠给刽子手。接着，蒙古勇士把他们的愤怒转向西夏人，向他们施行了惨烈的报复。他们怨恨西夏迫使成吉思汗出来作战，说西夏应该对危及他生命的那场事故负责。蒙古勇士不知道自己的领袖是死是活，只管把他们自己的恐惧和哀哭变为愤怒。
成吉思汗已经气息奄奄，无法感受到这种愤怒。他叫停了杀戮，饶了其余人的性命，并委托在此次战役中辅佐他的妻子也遂哈敦照管西夏百姓。因为西夏已不再有王室成员，她将统治他们。他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使命，使西夏民族返回正义的道路。一些蒙古史料错误地记载，说他娶了西夏国王的寡妇，但如果他那时还活着，他的身体条件肯定不允许他结婚。同样，也有记载，西夏王后自己投进黄河淹死了，但故事的细节似乎直接从虚构的元杂剧《汉宫秋》而来，而不是来自历史记载。
据《蒙古黄金史》记载，随着成吉思汗的死期临近，他曾表示，希望他身边的好伴当和他一起去阴间，但他很快又意识到，他们需要留在世上继续进行帝国的工作。“你们如今不必死了。”他在咽气前这样命令他们。他要求他们帮助他的后裔统治这个国家。他要求学识渊博的大臣为他的百姓“在平川之地指示水源，崎岖之境指示道路”。[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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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忌讳用“死”这个字眼，代之以委婉语“成圣”。因此，在1227年8月，成吉思汗成圣了。在也遂哈敦的监督下，他的遗体被用毛毡卷裹，由他的私人护卫带回家乡安葬。他死时既非佛教徒、穆斯林、基督徒，也非道教徒或任何一种宗教的信徒。他死时是一个蒙古人。他仔细观察了他所知道的每个宗教的真假圣人，和他们有过长时间交谈，他没有谴责任何信仰，但他也没有在任何宗教中找到安慰。在他于1206年创立蒙古民族时，没有外国人参加仪式，在他死时，他也不允许任何外人挨近他。他吩咐把他的遗体送回圣山不儿罕山，那里曾是他的避难所，也是他一生中精神重建的圣山。在生前和身后，蒙古人都属于自然。他不需要陵墓。成吉思汗的纪念碑不是刻在石头上，也没有珍贵的宝石装饰，他的纪念碑立在他所创建的民族的记忆里。他的纪念碑是律法之歌。
他的家人聚集在一起纪念他，和他告别，但护送他回家安葬的是他忠实的怯薛伴当们，他的墓地正是他第一次遇到札儿赤兀歹的地方。现在，札儿赤兀歹的孙子也孙脱指挥着护送大汗灵柩的卫兵回家。半个多世纪前，当铁木真离开不儿罕山时，还是一个受虐待被遗弃的孩子，当他返回家乡时，他已经是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大帝。当年，老札儿赤兀歹是他的道德导师，而如今，札儿赤兀歹的孙子则是运送他遗体回家的向导。
他的一位战士代表整个蒙古民族向他们的领袖致以最后的敬礼。战士直接对成吉思汗说话，好像他仍活着一样，告诉他，他的手下正在送他返回生他养他的土地和水源。战士饱含深情地对他渐行渐远的灵魂喊道：“你那用枣骝马鬃编制的旗纛和‘苏勒德’，你的战鼓、号角、军笳，都在那里!最重要的是，你的完整而且伟大的邦基、法律，乃在彼处!”[485]
他会死，但他的民族仍将存在。[486]他的尘世生命不会长过一“奥德”，也就是两只胳膊伸开之距离，虽然他已成为强大的汗，但他和普通人一样都会死去，因此，在死时，他带走的并不比别人重要多少。然而，他的民族，可以囊括整个世界。《宝明经》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他的一生：“铁木真生于天意，肇基上国，一统寰宇，终以圣成吉思汗闻名于世。”[487]
蒙古人为成吉思汗而哀伤，一位吊唁者在成吉思汗死后不久向这位已故征服者表达他的国人共同的痛苦，他们以前从未见到过这样一位领袖。他哭诉道：“你抛弃普土大国驾返而去了。”“你迷路了吗，我的主？”“你竟似飞翔的鹰羽而逝去吗？”他代表全民族恳求，问道：“你就把可爱的故土蒙古国遗弃了吗？”
静止的空气中弥漫着哀伤的挽歌。但对于那些记性好的人来说，成吉思汗早在四年前，在他从前线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中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