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曾见过成吉思汗的宗教学者中，只有年轻的道家弟子李志常得益最多、活得最久，但注定要以最残酷的方式死去。他的教派在阿富汗与成吉思汗会面之后得到迅速发展，李志常已成为道教最受尊敬的人物。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与成吉思汗之间论道的书。因为他与这位征服者的亲密关系，他备受很多年轻的蒙古人尊崇。
1251年，蒙哥汗任命李志常掌管蒙古人统治下的所有道教机构，并传唤他到哈喇和林。蒙哥汗想要一举完成两件事。他希望给人一种印象，自己是忠实于成吉思汗并遵守他的法律的，邀请一位以前曾与他的祖父共事的人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他试图在他相互脱节、杂乱无章的帝国的各个环节巩固权力，把李志常召到汗廷对加强新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对宗教团体的控制至关重要。
虽然哈喇和林贵为蒙古帝国的首都，但李志常来到这里，发现它并不比一个用土墙围起来的草原村庄大多少。
蒙古精英宁愿住在城外空地上搭起的自家蒙古包里，因此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住在城里。哈喇和林是侍者生活的地方，为汗廷服务的官僚和工匠住在那里。首都有一个汉人工匠居民区、一个穆斯林市场区，另一个用于储藏物品，还有一个长长的仓库装满了贡品和宝藏。尽管缺乏宏伟的建筑，看上去也不是很美，但哈喇和林却有许多崇拜场所，生动地体现了成吉思汗的宗教宽容政策。法国特使威廉·鲁布鲁克和李志常差不多同时抵达哈喇和林，据他说，他看到了十二座宗教建筑，包括一座教堂和两个清真寺。城里也有道家、儒家和佛教寺庙。
尽管存在这些宗教机构，而且他母亲还是基督徒，但蒙哥汗和他的兄弟们却依赖传统的萨满。新汗和他的宫廷大部分时间住在草原上用毡毯围成的蒙古包里，远离有着众多神灵的封闭的都市。中华、欧洲和穆斯林世界来访的宗教代表们经常嘲笑蒙古汗廷依赖这些巫师和算命先生。[531]威廉颇不以为然地写道：“其人民和政府依赖占卜。”蒙哥汗告诉他：“他(神)赐给我们占卜师，我们按照他们的话行事，我们过得平平安安。”[532]威廉证实：“占卜家说的任何话，都必须马上去做。”萨满“预测做任何一件事的吉凶，因此如无他们的允许，蒙古人就不调集军队或进行战争”。[533]
蒙哥汗在他的宫廷中养了如此多的萨满，以至于在1253年，他不得不将他们分成两组：治病的和算命的。他任命他最喜欢的萨满祭司阿忽察监督献祭。萨满有许多专长，有人特别擅长控制天气、预测未来，有人则擅长举行食肉仪式和其他典礼。威廉·鲁布鲁克抱怨阿忽察是算命先生的教皇，他的帐篷离大汗的宫帐只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距离。[534]萨满与汗廷的关系比聚集在首都的外国僧侣、祭司和伊玛目要密切得多。
在哈喇和林城里，不同信仰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住在一起。这让基督徒深感不便，威廉很不高兴，因为他将不得不与从格鲁吉亚、俄罗斯、叙利亚、希腊和亚美尼亚来的东正教教士住在一起，并在强制性的和谐气氛中举行基督教仪式。他们都声称敬拜同一位神，但似乎没有一个基督徒很喜欢其他派别，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从没有在一起崇拜过。在两百多年里，东正教基督徒和天主教基督徒几乎没完没了地打仗。他们互相开除对方的教籍，并诅咒对方的信徒下地狱。当天主教徒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无法打败穆斯林时，他们经常向东正教发泄愤怒，抢劫东正教的教堂，甚至洗劫君士坦丁堡大教堂。
威廉从欧洲来到蒙古汗廷，并没有按照蒙古宫廷礼仪呈上礼物，只是高傲地吹嘘他的基督教教派代表神说话。蒙古基督徒很清楚，首先承认耶稣的礼拜者是从东方来的三个博士，因此亚洲基督徒才是耶稣的第一批门徒，而不是欧洲的天主教徒。此外，亚洲基督徒所用的圣经是用耶稣曾用过的同一种语言写成的，在他们举行的仪式上也是用耶稣曾用过的同一种语言，而欧洲人还要把耶稣的话语翻译成自己的拉丁语。宗教信仰自由，尽管被夸得天花乱坠，似乎只是鼓励不同信仰的人士更加不信任他们的对手。
萨满在汗廷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士则凌驾于其他外国宗教之上。成吉思汗在阿富汗会见老神仙丘处机后，道士一直享有特殊的地位。脱列哥那、窝阔台汗和唆鲁忽帖尼曾支持穆斯林、基督教、道教以及佛教机构，但只有道家有资格宣称，成吉思汗是自己教派的赞助人，而李志常正是那种特殊关系的亲眼见证者。
在成吉思汗去世三十年后，道教已成为蒙古帝国仅次于皇室家族的富裕机构。在李志常的领导下，他们与窝阔台汗的家人紧密地站在一起。如果唆鲁忽帖尼的儿子想要掌握所有的权力，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大张旗鼓地打击道家。若要完成针对窝阔台汗和他家人的革命，只杀掉直接的对手是不够的，蒙哥汗也需要摧毁他们家庭以外的盟友网络。因此李志常必须除掉，但他的案子需要特别处理，因为他行使的权力直接来自成吉思汗。
蒙古人殄灭了西夏，中国境内的道士不断攻击佛教僧侣和寺院，人们对此记忆犹新，这一切给蒙古汗廷带来了一个战略性问题。道教基本上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但要征服金朝和宋朝领土周边的几个小王国，或者与它们结盟，蒙哥必须设法获得佛教徒的支持。所有周边的王国都信奉佛教，包括喜马拉雅山的西藏、高丽、大理王国(在如今的云南省)，以及再向南的缅甸蒲甘王朝、位于现代越南境内的所有王国和老挝、柬埔寨。如果这些王国视蒙古人为反佛教的，那么他们就可能与南宋皇帝联手推翻蒙古汗廷。若要获得他们的支持，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蒙古人必须表现得似乎是支持佛教的。为了平息佛教徒的怒气，除了李志常个人必须剪除外，整个中国庞大的道教网络都必须摧毁。
蒙哥之所以青睐佛教徒、讨厌道士，还有一个原因——佛教僧侣都是极为熟练且机灵的战士，这一点很出人意料。1232年在高丽的一场战斗中，一个和尚射了一箭并杀死了一位蒙古指挥官。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一个和尚竟然把一个蒙古指挥官干掉了。那个高丽和尚金云湖承认，自己的作战经验很少，说：“在战斗的时候我连弓箭都没有。”[535]也许他过谦了，一个未受过训练的和尚居然把一位强大的蒙古将领射下马，这显示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给蒙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这个和尚的成功是因为他的作战技能还是来自神的启示，都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道家所提供的长生不老药方在佛教僧侣的武技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后者知道如何战斗。蒙古人想让他们成为盟友，而不是敌人。
蒙哥汗无法延揽高丽武僧加入他的阵营，便传令古老的河南少林寺的方丈福裕长老来到哈喇和林，筹建他的武术寺庙。邀请李志常和少林寺方丈住在同一座小城，他们俩注定要触发对抗，但那似乎正是蒙哥的目的所在。
佛教徒不能声称与成吉思汗有任何个人联系，因为没有哪个著名的佛教领袖曾见过他，他也没有给予佛教任何特权，但佛教武僧有一个名叫金刚手菩萨的守护神。佛教徒一般不吃肉，但少林和尚不仅允许而且坚持吃肉，这和蒙古传统信仰完全和谐。少林和尚吃肉的理由基于一个古老的传说，说的是金刚手菩萨是如何成为他们的保护神的。据说有一天，金刚手菩萨向一个刚入寺不久的少林和尚显形，问：“小孩儿，你想变得强壮吗？”这个男孩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于是金刚手菩萨告诉他必须吃肉。
“和尚不能吃肉。”男孩说。
金刚手菩萨端起一碗肉，举起“他的长刀”把肉强灌进小和尚嘴里，但他拒绝咽下去。金刚手菩萨威胁，如果他不听话，就用自己的霹雳棒杀了他。小和尚吓坏了，不得不吞下了肉。
突然，男孩活动了一下肌肉，“露出了他强健的肌肉和骨骼，他看起来几乎像神一样”。[536]然后，金刚手菩萨把武术的神圣秘密教给了他，从此，佛教武僧开始竭力捍卫其宗教的全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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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常对福裕方丈和他的少林和尚不感兴趣。佛教徒是舞刀弄棒的僧侣，而李志常则是一位学者。他对语言的武器比较有信心，而对这些新来者的武艺一窍不通。李志常一生都在著书立说，这有助于他在蒙古的等级结构中一步步爬升。他的名望主要来自一本他描写自己会见成吉思汗的书，但在其后几十年里，这本书的重要性逐渐消失了。于是他决定再写一本新书。为了对付人们对道士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李志常出版了一本书，从学术角度有力地证明他的道教对其他宗教，特别是佛教所具有的宗教优势，但这一举措被证明是一个可怕的战术失误。
他的新书对道教和佛教起源的历史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让他的门徒分发他的《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他按照《老子八十一化图》，提出了一个更清晰也更石破天惊的观点，即佛教是道教的一个分支，老子曾经是佛陀的老师。[537]在他含有大量插图的书中，李志常称，佛陀只不过是受到点化的几个西方胡人之一，并不是像他的信徒声称的那样，是自己顿悟成佛，而是由于老子教导和点化才成佛。李志常把佛教描绘成对道教的模仿，而且是不完美的模仿，而道教才是正宗的纯粹的宗教。少林僧人被这种亵渎激怒了，指控说，所谓的老子八十一个化身中有五十个是从佛教剽窃的，在一系列化身中，唯一真正的化身只有一个，就是老子自己。[538]把老子和佛陀相比，就像把一只牡鹿和一头麒麟相比一样。佛道之争正式开始。[539]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官员不能指控李志常或道士犯罪，因为他们获得了成吉思汗的个人支持。但这本新书的出版为他们提供了指控的理由。李志常声称，一种宗教可以优于另一种，这直接违背了成吉思汗的教导和法律，使得他的敌人有了指控他犯法的借口。
佛教徒发现了道教徒的弱点，也找到了尽量削弱成吉思汗与道教关系的方法，他们攻击道士最强有力的权力声索，他们开始嘲笑李志常的师父——当年曾在阿富汗见过成吉思汗的老神仙丘处机。这位圣人的弟子虔诚地声称，这位圣人与成吉思汗同年去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祷告，并且在他临终的时候“异香满室”。佛教徒反驳道，这位道教大师是在茅厕里去世的，因为他拉稀，他的床已被搬到厕所里。尽管他声称自己是不朽的，但他却一直无法治愈自己的痢疾。他们散发了一首讽刺诗，揶揄他的名字“长春”，讽刺道教徒自称得道，自欺欺人。
一把形骸瘦骨头，
长春一旦变为秋。
和濉带屎亡圊厕，
一道流来两道流。[540]
李志常本来希望自己的新书能够保护道家被赋予的特权，没料到他却掉进了一个自己挖的陷阱。蒙哥汗召见他，要求他证明在他新书中引发众怒的有关老子和佛陀的神学见解。被激怒的佛教僧侣要求他公开收回他的谎言，全部销毁他的书，没收道教财产，转送给佛教徒，作为其诽谤的赔偿。
遗憾的是，虽然术外尼当时正在哈喇和林，但他对汉人之间的神学争端没有多少兴趣。他正忙着协助他父亲为中亚战役作准备，这场战役试图将蒙古人的统治扩展到尼扎里派的土地，直至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术外尼似乎更关心蒙古朝廷的财政与哈喇和林商人们的交易，而不是来来往往的僧侣。事实上，金融问题才是他最急于关注的重中之重，僧侣们引起他的关注，只是因为别人都要纳税，而他们不用纳税。
术外尼写道，一旦蒙哥汗“稳居汗位，他的注意力不再顾及那些自私自利者和嫉妒者的案子后，他把他的思想转向征服世界上最遥远的东部和西方”。1252年，他把忽必烈派往包括契丹在内的东部地区去继续征服中国，然后他着手安排和组织他的另一个兄弟旭烈兀的事情，委托其征服西部地方，即中亚地区。[541]
术外尼是在1253年秋天离开的，但就在几个月前，另一个外国人已经来到，而他对宗教问题有着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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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鲁布鲁克于1253年春天到达哈喇和林，虽然这两个伟大的蒙古历史学家在长达六个月时间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我们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们曾见过面，或互相认识。和术外尼相反，威廉不仅见证了这场宗教冲突，而且还参与到了其中。他写道，蒙哥汗派人送信给基督徒、穆斯林、道教徒和佛教徒说：“你们各自说自己的教义是最好的，你们的文书——就是书籍也是真的。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汇聚一处，举行一个辩论会，写下各自的教条，让我本人能够知道真理。”[542]他召集他们举行大辩论，遵守明确的规则。一位蒙古官员告诉参赛者：“这是蒙哥汗的旨意，谁都不得说神的命令与它不符。”“禁止辱骂别人，或者喧闹而妨害这次辩论，违者斩首。”僧侣们洗耳恭听，噤若寒蝉。
蒙哥汗没有传召萨满参加辩论，因为他们的宗教强调的是行动，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想法。正如蒙古圣歌所唱的那样，他们的宗教是“无书之宗教，无纸之宗教，无字之宗教”。他们的宗教依赖“鼓和鼓槌，以及口舌相传的经文”。[543]萨满声称直通上天，无须争论或辩论。辩论都是外国人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宗教是书本上的宗教。萨满只是这场经文大战的旁观者。
在正式辩论之前，蒙哥汗给了相互对立的学者一定的时间研究、冥想、准备他们的意见，并进行辩论前的演练。组织辩论的蒙古人把鲁布鲁克分配到基督徒一方，但在模拟辩论中，他却扮演佛教僧侣，反对基督教。“让我们假设我是属于那个教派，因为他们说上帝不存在，现在我们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他告诉他的队友，他知道摩尼教的思想已渗透到佛教神学里。他说“他们都信奉下面的摩尼教邪说，事物一半是恶，一半是善”，并相信转世的灵魂“从一个肉体转移到另一个”。
蒙古人似乎把所有相互竞争的其他教派都看成了同一个宗教。一位蒙古官员曾恳求路易九世国王遵照成吉思汗的教义，平等地对待基督徒兄弟。这位官员在给国王发出的命令中，认真地解释道：“世界之王已经颁布命令，在神的律法中，拉丁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聂斯托里教徒和雅各教徒，以及所有那些崇拜十字架者一视同仁。因为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要求我们伟大的国王不区分他们，他将用虔诚和仁慈统治所有的基督徒。”[544]
更令这位法国特使厌恶的是，到了准备辩论的时候，相互对立的基督教教派不仅被分在同一个辩论团队里，而且他们还与穆斯林混为一体，于是辩论会上只有三派：道士、佛教徒和基督徒-穆斯林。儒士没有被列入其中。对手们很难实际上就这些问题进行辩论或比较不同的信念，因为每个小组都只想引述自己的经文，他们都觉得自己引用的经文足够充分，可以作为无可辩驳的证据。他们都以自己的根据为基础进行推理，三方一个接一个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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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会开始于1254年夏天，当时正是蒙古每年的那达慕运动会季节。这一年除了蒙古人最爱的三个体育项目——射箭、赛马和摔跤外，还有神学辩论，而这场辩论可能会吸引生活在该市的外国外交官和使节。然而，真正的观众则远远超出蒙古首都居民之外。蒙哥汗希望，有关这场辩论的信息能够传遍他的帝国内外，见证蒙古人的公正和宗教宽容，从而有助于赢得整个蒙古帝国佛教徒的更多支持。
和其他在户外举行的活动不同的是，辩论会定在大汗新搭建成的宫殿举行。鲁布鲁克写道：“这座宫殿就像一座教堂，中间是中殿，两边排列着两排柱子，有三个门向南打开。大汗坐在很高的地方，坐南朝北，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他，通向他的宝座是两行台阶：一个人端着他的杯子从一边台阶上去，从另一边的台阶下来。”附近“站立着端杯子的人，还有献礼物的使节，而他自己像神一样坐着”。男人坐在西侧，女人坐在东侧。“在南边，柱子的右侧是一排升高的凳子，像一个平台一样，他的儿子和兄弟坐在那里。在左边，安排得像时尚表演，他的妻子和女儿坐在那里。只有一个女人坐在他旁边，不过她的位子没有他的那么高”。[545]
辩论很大程度上遵照蒙古摔跤规则。在每一轮辩论结束时，会宣布获胜者，随后大家大喝一通马奶酒。没过多久，基督徒-穆斯林队被淘汰。他们并不是认真的竞争者，但他们最初的亮相使这场辩论看上去更公平，不会被认为仅仅是道教徒对抗佛教徒的辩论。
佛教徒赢得了第一轮辩论的胜利。为了锁定胜局，他们对道士发出了刑事指控。这些指控理由充分，促使蒙哥汗下令进行司法调查。辩论刚结束，司法调查便开始了。道士已成为被告，而佛教徒则是控方。
道士最主要的罪名是传播虚假经文，其他指控还包括毁坏佛像和圣物，抢夺佛教财产，对佛教造成物质和精神损害。[546]李志常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佛教徒一直嫉妒他的特权地位，但过去的两位大汗及其官员一直站在他一边保护他。他未能及时明白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没有做出积极努力，针对指控的罪行进行有效的辩护，而只是一再提醒人们成吉思汗曾赐予他的教派特殊权利。当被问到他和他的追随者是否犯有指控的具体罪行，如滥用权力、没收佛教财产、伪造证件、散布虚假信息、强迫佛教徒皈依道教、滥用其免税地位等，李声称他对这些过犯一无所知；[547]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过，那也是别人做的，他没有参与其中，也没有批准过。
少林寺方丈就这些指控全面挑战李志常。方丈要求解释，既然李志常并不清楚他的下属的不法行为，他如何能声称自己是道教掌门人？要么他知道并批准过他们的不法行为，因此犯了罪，要么他不知道，因此犯有渎职罪。无论是哪种情况，他显然不能胜任服侍大汗的重任。李志常没料到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受如此公开的羞辱，更何况是在大汗面前。此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身处险境。在夏天的酷热中，他开始汗流浃背、面红耳赤、理屈词穷。[548]他在法庭遭受了彻底的羞辱，现在他要面对他的第一个处罚。
1255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蒙哥汗颁布圣旨，命令收缴李志常的所有诽谤书，交给佛教喇嘛，所有被摧毁或损坏的佛像必须等价复原。[549]蒙哥汗羞辱了道士，但他的判决是有限的，并未完全解决谁将成为主导宗教的问题，因此佛教徒并不满意。经过这种初步的司法调查，蒙哥汗认为，由蒙古法官主导一场全面的刑事审判，像他对他的皇室成员那样，并不能服众。由蒙古人主导的审判可能被解释为对道士的迫害，甚至是对汉文化的攻击。蒙哥汗试图挑动道士对抗佛教徒，这样每一方将直接把敌意朝向对方，而不是朝向蒙古统治者。
蒙哥汗认为，如果他组织新一轮的公开辩论，让对立宗教相互攻击对方，他将能更有效地赢得中国的公众舆论。这样他将不必对一个宗教派别进行审判，因而冒犯汉人普遍尊重的一种信仰，于是他也就不必为此承担责任了。他会表现得好像支持蒙古宗教宽容政策，同时让竞争对手互相削弱对方。与任何战斗一样，谁在新一轮的辩论中取胜就显示出天意，并影响公众舆论。
到目前为止，佛教一方是由少林寺方丈代表的，他所修习的宗派在华北、高丽和日本很流行。但蒙哥想要在南方地区，特别是在西藏取得支持，这些地区一直由窝阔台家族所控制，直到最近才被蒙哥汗攫取。藏人修习的是一种更深奥的密宗佛教，该教派也在不丹和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地区广受欢迎。蒙哥汗有时会采取一种策略，即强迫竞争对手联合起来一起工作，因此他选择了一位来自克什米尔的佛教喇嘛那摩和少林方丈合作。[3]那摩会说流利的蒙古语，这是少林方丈不具备的优势。
汉人极力批评这一决定。传统中国史书《资治通鉴纲目》是一部经过增订的史书，其中就包括了元代史。该书在一则长篇评论中概述了对那摩的批评：“君权之存在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各司其职。”“唯此那摩，出身异域……游方为生，无以养亲。剃发敞怀，乃不知忠君之职。不婚无嗣，故不知为夫为父之责。蹲踞足踵，故不尊长者。离群索居，消极遁世，故不知朋友之职，无经邦济世之能。虽获‘和舍’之号，何所教也？焉能为人师也？”[550]批评者粗率地总结了他对那摩和其他僧侣的评价，写道：“物以类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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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轮辩论定于1256年7月在哈喇和林之南的帝国营帐举行。蒙哥汗把辩论安排在蒙古首都之外举行，目的是撇清自己和辩论结果的关系。[551]辩论变成了摊牌，少林寺方丈率领一众和尚控诉道士们。[552]一位汉人宗教学者和另一位汉人宗教学者对抗，蒙古人则是中立的旁观者。事实上，蒙哥甚至没有出席这次辩论会。
当蒙哥正忙着准备入侵南宋的时候，他的弟弟旭烈兀也调集军队向西进军，进攻穆斯林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辩论的结果现在已不成问题了，按照传统，蒙哥汗把控制蒙古本土的重任交给了他的幼弟阿里不哥，当蒙哥、旭烈兀和忽必烈出外征战时，阿里不哥留在后方。阿里不哥所要做的就是主持辩论，然后宣布胜利者是佛教徒。
阿里不哥是四个兄弟中最传统的。他是草原人，喜爱旷野上生气勃勃的蒙古生活方式。他对神学观点争论不怎么感兴趣，自己的哥哥们在遥远的土地上发动战役时，他却不得不待在家里监督争吵不休的僧侣们，他为此闷闷不乐。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战士，而不是一名裁判。当他的哥哥们率军在亚洲大陆驰骋时，辩论却在他的控制下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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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外尼的写作总是很生动，辞藻华丽，而当他叙述自己参加的摧毁波斯北部尼扎里教派的战役时，他的语言顿时更加鲜活起来。他怀着对尼扎里教派难以抑制的强烈仇恨加入了旭烈兀的军队。他描述了战役中引人入胜的细节，介绍了该教派的简单历史，叙述了对这个一度坚不可摧的堡垒令人难以置信的征服过程。尽管尼扎里教派曾与成吉思汗结盟，但术外尼并不掩饰他对该教派的仇恨。
占领阿拉穆特之后，蒙古人按照惯例开始对其中的一切进行彻底的调查。作为一位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学者，术外尼设法得到许可，占有珍贵的图书馆和档案，那里收藏了几个世纪的书籍和记录。他“收到并执行命令，检查他们的库房所存之物，以及图书馆收藏之物，看看其中是否存在有价值之物”。这项任务他干得很起劲，“现在我正在审查图书馆，他们曾在此存放图书很多年了，其中充斥着有关他们信仰的说谎论著和错误的教义(其中也夹杂着高贵的《古兰经》和很多好书，正如善恶交织在一起一样)，我希望从中发现珍稀资料”。从这些记录中，他急切地“把切合实际又适合放进这段历史中的一切都复制下来……引用已经被确认和验证过的事实”。[553]
无论是研究有关阿拉穆特的尼扎里教派历史，还是研究成吉思汗和伊玛目哈桑三世之间交往的历史，术外尼的记录都是唯一的原始史料。史家有时会篡改历史记录，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信仰，但很少有人有机会完全毁灭证据。作为一个天才的学者，术外尼却有着令人惊讶的道德缺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他毁掉了许多记录。[554]并不是只有野蛮人才烧书，术外尼烧毁了许多文件，理由是它们含有异端和亵渎神明的文字。他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成吉思汗与伊玛目之间的关系似乎是相当重要的，但他竭力降低这种关系的重要程度。术外尼的破坏行为只增加了这个谜团的神秘性。
术外尼选择与后人分享的只是这些异教徒的邪恶，而他对这个教派的失败感到欣喜异常。他引述了伊玛目与哈里发的秘密谈判，但却没有提到伊玛目与成吉思汗的联盟。[555]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包含有尼扎里教派伊玛目和成吉思汗之间的首次会议记录，而他一定读过这些记录。但他决心竭力降低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因此把它们全都毁灭了。他发现了精彩的记录，挑出了他想要的。“至于剩下的内容，涉及他们的异端邪说，既无圣传为根据，又无理性作支持的书籍，我全部付之一炬”。[556]他几乎是在炫耀自己做了件好事。他把尼扎里教派的覆灭和他们的图书馆的毁灭描绘成上帝的伟大作为。“这样，被他们的邪恶污染了的世界被清理了”。[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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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烈兀捕获了尼扎里派的伊玛目，把他和他的家人一起押解到蒙古，在那里他们被处决。伊玛目的追随者被打死，该教派被消灭殆尽。在消除这一障碍后，蒙古人现在做好了准备，继续向巴格达进军。
尽管旭烈兀的哥哥忽必烈在中国的战役进展缓慢，屡遭挫折，但旭烈兀对穆斯林世界中心发动的进攻却进展神速。他穿过了他祖父以前曾入侵过的领土，指挥他的军队策马驰过乌兹别克斯坦并跨越波斯北部。现在他要征服属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领土，作为他计划中的入侵叙利亚和埃及的第一步。虽然成吉思汗征服的一些国家在后来的三十年中脱离了蒙古人的统治，但没有一个国家在人口、经济、文化上完全复原。旭烈兀基本上是在重新确立蒙古人对已征服领地的统治。现在他的主要目标是巴格达，那里执政的哈里发在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的战争中保持中立，至少是一个心照不宣的蒙古盟友。
这时，哈里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当成吉思汗入侵中亚时，蒙古人没有继续前进攻占巴格达，故而他不相信他们现在会这么做。当旭烈兀的军队威胁到他正在衰败但依然奢华的都城时，哈里发以为来自所有国家的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会起来保卫他，因为他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领袖、先知穆罕默德的继任者、上帝选定的在地上的代理人。然而，没有人来。
当蒙古人包围巴格达时，哈里发只组织起一小支军队，由库尔德指挥官率领来捍卫他和这个城市。绝望的库尔德将军说：“敌人已到了大门口，但在巴格达只有区区几个骑兵与我们同在，而异教徒人数却有二十万之众。”他建议哈里发逃离：“圣主最好登上一艘船，指引藏匿他的宝物的方向，让他的家人上船，而我们也同样将在船上服侍圣主。”他催促哈里发藏身在巴士拉附近的岛屿，“直到万能的上帝来拯救他们，将异教徒打败”。[558]
旭烈兀就像一场风暴，在战斗开始之前散布可怕的心理恐怖。渡过底格里斯河后，他的军队在巴格达周围挖了一条沟，并建造了一堵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城中居民就像鸟儿被困在一张网中，插翅难逃。然后，他们开始慢条斯理地装配他们的攻城机械和强大的进攻武器，而弓箭手则发射宣传单飞过城墙，进入城市。[559]一些箭头载着安全通行证，供所有宗教学者和文人使用，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或任何其他信仰的信徒，都可使用，但哈里发例外。
哈里发曾把大量金钱花在建筑宫殿和搜罗后宫美女上，而不是在军事上，此时他依然沉溺于幻觉，声称“真主已赐给我们胜利”。过去他总是不给他的军人发军饷，于是现在很多人已经弃他而去了。一位阿拉伯诗人抨击他，说他是自作自受，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高官们忙于聚敛财富”，而“侍从们有时喝得烂醉，有时鼓瑟弹琴”。他抱怨说，哈里发的继承人沉溺于**，“到处都有皮条客与妓女”。在巴格达，亵渎被提升为伊斯兰教教义，这个城市没有法律公正或真正的宗教。[560]
巴格达的守军难逃覆灭的命运，但他们无法理解，一支异教徒军队如何能征服伊斯兰世界的首都，于是他们出城准备决战，但他们第一个致命错误是在低洼地上扎营。蒙古人善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总是能找到任何战胜敌人的优势并将之扩大。旭烈兀的工程师很快使河流改道流往低地，所以“洪水在半夜涌向他们。他们开始逃离洪水，丢盔弃甲，剑鞘泡进水里”。这些士兵一触即溃。
哈里发给蒙古人献上了丰厚的贡品，包括“钱币、宝石、珠宝、织锦、漂亮的衣服、金银花瓶和其他精致的物件”。他答应如果能饶他们一命，他就让旭烈兀做苏丹。[561]他从监狱里释放了一直扣押在那里的蒙古使节，给他们穿上漂亮的衣服，送给了他们大量的黄金和阿拉伯马，然后把他们送还给蒙古人，希望能博得蒙古人的欢心。他求旭烈兀饶了“他的儿子和女儿”的性命，并竭力把责任推给他人，可怜兮兮地为自己找借口，“所发生的那些事都是邪恶的幕僚所为”。哈里发承诺，如果蒙古人同意，穆斯林“将成为他的奴隶和臣民，并且进贡”。[562]
旭烈兀对苏丹这个外国头衔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只有蒙古大汗才有权授予别人头衔，也只有蒙古人才能得到上天的全力支持。旭烈兀向哈里发发出的信息严酷而无情：“除非你的灵魂之眼已使你盲目了，否则你应该看看太阳和月亮的作为，看看大地和时间之王把什么赐给了成吉思汗。”[563]蒙古人占领了这座城市，俘虏了哈里发和他的儿子。他们“给他戴上脚镣”，把他囚禁在一个帐篷里一周，在此期间，旭烈兀在思考如何处置哈里发。旭烈兀在给他的囚犯判刑前，“亲自到哈里发的宫殿视察宝物和新旧奢侈品。这些东西曾被藏在别处的仓库里，他把这些珍宝全部找到了，把它们挖了出来”。
旭烈兀判处哈里发死刑，下令处决他。在他被蒙古靴踩死之前，他的手下把他放在毛毡或皮革的地毯上，把周边缝起来像一个麻袋，这样，他的血就不会洒到地里。穆斯林声称蒙古人害怕让穆罕默德的继任者流血，但事实是，他们认为他的血是如此邪恶，会污染大地、玷污日光。旭烈兀赦免了哈里发的女儿和小儿子，但把他年长的儿子以同样的方式处死。
经过四十天的洗劫，死者塞满了街道。雨后，这个城市发生了瘟疫。腐烂的尸体生出了无数的苍蝇，臭气弥漫空气，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法呼吸。蒙古人粉碎了哈里发王国，建立一个新的政府统治巴格达，其官员包括基督徒、犹太人以及不同的穆斯林教派，包括逊尼派、什叶派和神秘的苏菲派。
1258年夏天，消息传到蒙古汗廷，旭烈兀占领了巴格达城，并杀了哈里发和他的继承人。术外尼再次接管了该城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在蒙古统治下的巴格达，书籍价值很高，因为食物和钱币奇缺，幸存者把书本当作钱币。[564]然而，尽管书籍如此有价值，术外尼仍然毁掉了他不喜欢的或者与他想要描写的历史相抵牾的书籍。
阿拉穆特和巴格达惨遭破坏，哈里发和伊玛目惨遭杀害，这一切都是对成吉思汗宗教宽容法令的嘲弄。与此同时，在蒙古本土，对宗教自由的另一种致命一击即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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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兄长们出去扩展帝国疆域的时候，阿里不哥一直无法平息道士和佛教徒之间的纷争。最后，他把互不相让的双方召来开会，但他却不习惯于扮演公正的角色，很快便把这场辩论弄得乱七八糟。他不仅没有使人们相信蒙古统治的公正性，反而强化了人们心目中的印象——蒙古人根本不懂宗教情感。
佛教徒来见阿里不哥，呈上一个佛像头，指控道士锯掉了它。阿里不哥命令把一位道教官员带到阿里不哥面前，不是平静地问他问题，而是非常愤怒，吼叫着责问他，之后，阿里不哥突然开始用鞭子抽打那个倒霉的道士，要他招供罪行。过了不多久，阿里不哥又拿起佛像头开始砸他。阿里不哥愤怒地叫喊着，而那个道士痛得尖叫起来，鲜血从他头部涌出。[565]
史书没有记载被打道士的名字，他很快被带离法庭，不久便一命呜呼了，他的门徒匆匆把他埋葬。只是后来才传出消息，被杀害的道士不是别人，正是李志常。他的死亡使双方都进退两难。道家被羞辱了，因为李志常被认为和他的前任一样，是不会死的。而佛教徒则声称他并没有死，这只是道家编造的小把戏罢了，目的是为了避免辩论失败。[5]为了证明李志常的确死了，阿里不哥命令把他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在草草验尸后，蒙古人宣布，他并不是死于人为的创伤。正如当年通天王的死被归因于上天的愤怒一样，官方解释这位道士死于雷击。在蒙古人眼中，这是最糟糕的死法，就像上天定点处决一样，对道士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预兆。
道士们失去了领袖，对汗的愤怒极为恐惧，一个个垂头丧气，不知所措，陷入混乱。他们不敢再参加下一场预定的辩论。阿里不哥没有表现出蒙古朝廷的贤明和大度，只是坐实了人们普遍的怀疑，蒙古人不过就是诉诸暴力解决所有问题的野蛮人而已。佛教徒看来已经通过残暴的武力赢得了辩论。蒙古汗廷竭力掩盖事实真相，以免人们知道这场辩论是以血腥方式宣告结束的，这样人们便会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道士的罪行上来，而不是他们的领袖被谋杀这个事实。
蒙哥汗不能允许辩论以这种血腥的方式宣告结束。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并修补对汗廷声誉造成的损害，他决定把解决这场辩论的重任从阿里不哥手中转交给他的弟弟忽必烈。他本人正忙于在华南的战事，无法亲自处理这种情况，而忽必烈已回到北方。忽必烈在几个兄弟中受的教育最好，但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像蒙哥汗或旭烈兀那样显赫，也没有取得耀眼的战绩。他首先决定暂停诉讼程序，然后提出在一个新的地点重新开始辩论，以免受到上次辩论丑闻的影响。
忽必烈决心不像他弟弟一样冲动鲁莽。他选择了把辩论场地移出由阿里不哥控制的哈喇和林，向南转移到他自己在内蒙古的上都。他设计的辩论要营造一种客观和深思熟虑的氛围，因为他知道，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将决定他在中国的声望。忽必烈决定，不再邀请基督徒和穆斯林参加辩论。相反，他请儒士加入这场精心设计的辩论会。这一招非常精明，让儒士参加辩论显示了蒙古人对中国传统的新态度。儒士总是权力的维护者，他们接受邀请，有助于蒙古对中国文化和知识精英统治的合法化。
三百位佛教徒和两百位儒士联合起来反对两百位道士，结果不言而喻，但这次，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精心策划。少林寺方丈继续率领佛教代表团，他选择了十七个僧侣作为他的团队领导人和辩论会主讲人。忽必烈考虑非常周到，确保所有地区，尽可能多的大城市和寺院都能派代表出席。除了这位方丈，他还从克什米尔请来了那摩，从西藏请来了十九岁的八思巴，而后者命中注定要成为忽必烈的重要喇嘛，还有其他来自云南以及遥远的中国西部绿洲城市鄂尔多斯的代表。[566]如此众多知识渊博的学者与会，使得几个会议记录得以出版，包括作为佛教团队十七位领导人之一的汉人方丈祥迈撰写的《至元辩伪录》（1264—1284），该书出版于1291年。[567]
忽必烈在开幕式的讲话中解释说，尽管我们没收并焚烧了李志常的神学作品，但是还有很多道士没有改变他们的想法或内心的感受。他宣布，输的一方必须采用获胜一方的生活方式、食物和服饰，这就意味着道士将不得不剃光头，或者佛教徒要留头发。新加入的儒士似乎被豁免了这些有辱人格的惩罚。尽管严重寡不敌众，但是道士们认为他们可以重新开始，能够捍卫他们宗教信仰的基本信条。据祥迈记载，他们急于开始战斗，“时先生每凫跃鹤列蓝袍锦绣，攘臂争前”。[568]随着他们与佛教徒的辩论进行，也由于儒士加入作为最后仲裁者，他们兴高采烈的舞蹈并没有持续多久。
道士倾向于把所有讨论和证据都限制在中文文本或中文翻译的外国经典内。忽必烈不同意，表示汉文经典只是很多伟大的历史经外传说之一。在比赛中，他承认引用任何语言的经文作为证据。如果道家引述中国皇帝的话语作为权威资料，那么别人也可以引用印度国王的话语作为权威资料。只懂汉文的道士不得不面对一群国际佛教僧侣，他们引述各种语言的文本。忽必烈批评道士不懂外语，告诉他们：“老君之名但闻此处，佛之名字普闻天下，何得与佛齐耶？”[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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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和他们的儒士盟友在最后一轮辩论中轻松驳倒了垂头丧气的道士。被击败了的道士因他们所谓的罪名和罪行被公开羞辱。他们的书大部分被禁止，他们的很多经文被公开烧毁。他们的特权被取缔，他们的道观被没收，道士被驱逐，也许损失最大的是，他们现在必须像任何其他的商业活动一样开始纳税。
忽必烈正在进行一场公关战，而他的两个兄弟则在战场上继续扩大蒙古人的统治地盘，但其成就却大不相同。当巴格达正遭到抢掠的时候，蒙哥汗继续在华南向前推进。他缓慢而稳定地在四川与宋朝军队作战，这场战役可能是地球上最复杂也可能是最大的一场战役。虽然长时间的对抗使蒙宋双方都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生命，但任何一方都不愿意退让。1259年，蒙哥打破蒙古人只在冬天作战的传统，决定在夏天继续战斗。蒙古人和他们的马匹在炎热的夏天战绩不佳，他们的弓在炎热而潮湿的南方变得缺乏杀伤力。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蒙哥汗在仲夏开始发烧病倒了。1259年8月11日，他死了。此时正好是他的祖父去世三十二周年，而成吉思汗当时也是正在中国进行类似的战役。
烧书的人也可以轻易地烧死别人。术外尼已成为蒙古人的审查官和宣传员，旭烈兀很欣赏他的忠诚，于1259年任命他为巴格达总督。这位用充满**的笔触书写历史的学者现在变成了任性滥权的酷吏。成吉思汗的正义感和失吉忽秃忽严禁使用酷刑的训令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术外尼无所不用其极，竟然把一个对手钉在一个小笼子里，以确保他完全招供。一位叫作伊本·佛瓦提的匿名历史学家记录了当时在巴格达发生的日常事件，他写道，审问者打了被指控的男子一记耳光，“用一只鞋打他的头，对着他放屁，并在他脸上撒尿”。同时，把笼子拖到巴格达街头让人观看。他的舌头已被刺上了一根金属签，“他不能再说话”，这算是对他嘲笑执政当局的报复。最后，“他们砍下他的头，把一只留着胡子的羊头安在尸体上，然后再次在城里推来推去”。[570]其他持不同政见者面临被肢解的命运，有一个人被公开肛交强奸，然后被鞭打。
现在生活在外国土地上的很多蒙古人已不再是成吉思汗所认识的那种蒙古人了。他们已成为城市居民。当帝国的重心转移到遥远的城市，蒙古人抛弃了草原，旭烈兀在经营巴格达和大不里士，而忽必烈在建造他的新首都大都。哈喇和林又变成了牧场，山羊和奶牛四处游**，而那里当年何等繁华，外国使节在大汗宝座前战战兢兢，美酒从巨大的银制喷泉中汩汩流出。如今城中的寺庙和教堂都已颓败化为废墟，消失在地里，掩埋在青草底下。当年这里曾充斥着僧人的诵经声、宣礼员呼召祈祷的声音以及基督徒的赞美声，而如今这一切都被呼啸的寒风所取代。如今这里唯一的祈祷来自在星空下或篝火旁萨满偶尔的击鼓、舞蹈和歌咏。
穆斯林哈里发已经死了，尼扎里派的伊玛目死了，道士李志常也死了。阿拉穆特的书、巴格达的书和道教经典都被焚毁了。成吉思汗所缔造的世界帝国仍在扩张，但他的法律的精神已经被无知和偏狭的火焰吞噬了。[6]如今赞美他的那些人却忽视他的教导。他们向他致敬，却忘记了他的话；他们崇拜他，却破坏了他的律法。蒙古帝国现在只是名义上的成吉思汗帝国，宗教冲突已经开始把它拆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