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迷你巴士载我们到春季展览会。车上总共坐了八个人：六个院内老人、西尔维娅，还有一位我不记得名字的护士——她稀疏的辫子在背部晃**，扫过腰际。我想，他们认为出游对我们有好处。不过，从舒适的环境换到一堆肮脏的卖蛋糕、玩具和肥皂的椭圆形帐篷有何好处，我实在不知道。我应该待在家里才会开心，远离噪音。
市政厅后方搭了一座临时舞台，就像每年，前面放着好几排白色塑料椅，但我比较喜欢坐在纪念碑旁的小铁椅上。我今天感觉很古怪，我确定是天气闷热的关系。我醒来时，枕头是湿的。一整早，我一直无法摆脱掉这份模糊得无法描述的古怪感受。我的思绪飞快掠过，稍纵即逝。来得很快，完全成形，但在我能抓住它们前就溜走。像捉蝴蝶一般。这让我烦躁不安，喜怒无常。
喝点茶后，应该就会好一些。
西尔维娅上哪儿去了？她告诉过我吗？她刚刚还在这儿，准备抽一根烟。她又在谈论她男友的事，他们打算同居。
我脚背**出来的肌肤被太阳晒得炙热，我原本想将它们藏入阴影中，但一股无法抗拒的被虐式倦怠席卷我全身，我仍然让脚丫留在原地。等会儿西尔维娅看到我脚丫上红红的一片，就会知道她离开我太久了。
我从坐的地方看得到墓园。东侧有一列白杨树，新生的树叶在微风吹拂下颤抖。在白杨树尽头，山脊的另外一边是墓碑，其中有我母亲的坟墓。
很久以前我们便埋葬了她。一九二二年的一个冬天，土壤结冻，我的裙子被冰冷的风吹起，来回拍打着我穿丝袜的腿，一个男人的身影站在山丘上，几乎无法辨识。她带着她的秘密进入冷冽坚硬的泥土中，但我最后知道了真相。我很清楚秘密是怎么回事，它们就是我的人生。
我觉得很热，这个四月天实在太热了。毫无疑问，这都要怪全球变暖。全球变暖，北极冰盖融化，臭氧层大洞，转基因食品等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令人困扰的问题。世界变成一个险恶之地，这些时日连雨水都不再安全。那是破坏战争纪念碑的主凶。士兵石像脸的一侧遭到风吹日晒，脸颊腐蚀得到处是洞，鼻子为时间所吞噬。就像一块水果丢在水沟里太久，被腐食动物啃噬得面目全非。
但他知道职责所在。虽然遍体鳞伤，石像士兵仍在纪念碑顶端立正站好。他如此屹立了八十年，俯瞰城镇外的平原，空洞的眼神眺望桥街，望向新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一块适合英雄的土地。他几乎和我一样老迈。他，也一样疲惫吗？
他和柱子为青苔所覆盖，小植物在蚀刻的死者姓名上茂盛成长。戴维的名字也在这儿，和其他军官的一起列在顶端；收破烂小贩的儿子鲁弗斯·史密斯在比利时因战壕塌陷，窒息而死；再下方远处是村庄小贩雷蒙·琼斯，我还是小女孩时就认识他。他的儿子现在应该长大成人了，他们虽然比我年轻，但仍是老迈的男人，他们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难怪他在崩溃瓦解。要他负担无数悲剧的庞大压力，聆听无数死亡的悠悠回音，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样要求太多。
但他并不孤单：在英国的每个城镇里都有座像这样的纪念碑。他们是国家的累累伤痕；英勇丧生的疥疮像斑点般在一九一九年散播到整片土地，人们决心要治愈创伤。当时我们有如此狂热的信仰：我们相信国际联盟，以及文明世界的可能性。在这类坚定的信念下，希望幻灭的诗人显得欲振乏力。在每个T.S.艾略特，每个R.S.亨特的后面，都有五十个聪明乐观的年轻人拥抱着丁尼生式的梦想，梦想议会制，梦想联邦世界。
这股风潮当然没有持续很久。它无法持续多久。希望幻灭是无可避免之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然后是另一场战争。世界在那场战争后都改变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蕈状云中，没有新的纪念碑能以胜利、大胆，和充满希望的姿态出现。希望在波兰的集中营煤气室里死去。为战争而受创的新一代返回家乡，人们在已经存在的雕像基座上凿出第二组名字，儿子的名字排在父亲的下面。每个人都消沉地了悟到，某天，年轻人会再度凋零。
战争使历史变得简单异常。它们提供清楚的转折点，简单的分界线：战前和战后，赢家和输家，对和错。但真正的历史，或说过去，并非如此。它不是平坦地摊开来，或呈直线进行。它没有轮廓。它像**般滑溜溜的，像空间般无限宽广，是个未知的世界。而且它变幻莫测：就在你以为你看到一个模式时，观点随即改变，另一种版本出现，长期被遗忘的记忆重新浮现。
我试图定出汉娜和泰迪间故事的转折点；这些日子以来，我所有的思考都导向汉娜。回顾过往，它变得很清楚：某些在婚后第一年发生的事情成为往后事件的基石。但我那时不了解它们。在真实的人生中，转折点的行踪无比鬼祟。它们匆匆经过，无人注意。机会错失，灾难在不知不觉中获得庆贺。转折点只能在后来发现，由在纠结混乱的岁月中寻找秩序的历史学家加以界定。
我纳闷，电影会怎么处理他们的婚姻。乌苏拉会以哪个事件来决定他们不幸的发展？是黛博拉从纽约抵达吗？泰迪的选举失利？还是没有继承人这点？她是否会同意，早在蜜月时就已出现征兆——在巴黎昏暗的光线下已可看见未来的裂痕，就像二十年代透明布料的种种瑕疵：如此脆弱、美丽的薄纱无法承载希望，也无法持久？
一九一九年的夏天，巴黎沐浴在巴黎和会的热烈乐观气氛中。每每在晚上，我帮汉娜脱下衣服，脱掉一件件淡绿色、粉红或白色的新薄纱礼服时（泰迪喜欢纯白兰地和纯洁的女人），她会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他们去过的地方，她看到的事物。他们攀登了埃菲尔铁塔，漫步香榭丽舍大道，在著名的餐厅用餐。但吸引汉娜的是另一种东西。
“那些素描，格蕾丝，”某晚，在我替她脱衣时她说，“谁会想到我会那么喜欢素描？”
素描、手工艺品、人群、气味。她饥渴地追求每种新的体验。她得弥补好几年来的虚掷光阴，在过去，她留意时间的流逝，等待人生的开始。现在，她有好多人可以交谈：在餐厅碰到的有钱人、草拟和约的政治家，以及街头艺人。
泰迪将她的热切反应、夸张倾向，以及狂野的热诚看得非常清楚，但他认为她的兴高采烈应该归诸年轻。她在年岁增长后，将会摆脱这类易于受到蛊惑的倾向。但当时他并不希望她如此，他在那个阶段仍旧深爱着她。他答应来年会带她到意大利旅行，去参观庞贝、乌菲兹美术馆和圆形竞技场；他在那时几乎愿意作任何承诺。因为她是面镜子，他在其中看见他自己罕为人知的一面，不再是他父亲那单调乏味和遵循传统的儿子，而是一个魅力无穷、善变难料的女人的丈夫。
至于汉娜，她并没有常常提到泰迪。他是个附属品，一个让她的冒险成为可能的存在配件。哦，她的确喜欢他。她发现他有时很有趣（常常是在他最不尽力讨好她的时候），是个善良和愉快的同伴。他的兴趣没有她的多样，思维也没她的锐利，但她学会在必要的时候捧捧他，不过转眼又在别处寻求智性的刺激。如果她没陷入热恋，这又有什么关系？她在当时也没发觉到这点。有那么多新鲜事物等着她探索时，谁会需要爱？
一早，就在蜜月快结束之际，泰迪因偏头痛而醒来。在我后来认识他的那些年间里，他偶尔会为偏头痛所苦；这并不常常发生，但一旦发作时便严重无比，是小时大病一场后的后遗症。他这时只能乖乖躺在阴暗沉寂的房间内，连水都不太喝。汉娜首次变得惊慌忧虑，她这一生很少被不舒适的疾病缠身。
她提议要陪他，尽管连她自己都不确定她是否真有这份心意，但泰迪是个讲理的男人，不想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他告诉她，她什么也不能做，她应该出去走走，好好享受在巴黎的最后几天。
泰迪要求我陪她；泰迪认为，不论结婚与否，女士单独上街都不合礼数。汉娜不想购物，在室内待得厌烦。她想要探险，想要挖掘她自己的巴黎。我们出门后到处乱逛。她没有用地图，随性地转进任何她感到兴趣的方向。
“来吧，格蕾丝，”她一再说，“我们试试这条路上有什么。”
我们最后走到一条小巷，它比我们刚走过的街道来得阴暗狭窄。一道窄路夹在两排建筑物间，建筑物鳞次栉比，顶端几乎相互碰触，形成封闭的空间。音乐沿着小巷飘浮而来，慢慢流泻入广场。空气中有个模糊熟悉的食物气味，或者也许是某种动物死尸的味道。里面有动静、人群、声音。汉娜站在入口迟疑片刻后，就决定走入这条小巷。我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跟着她前进。
那是个艺术家小区。我现在知道了。在经历过六十年代、造访过旧金山嬉皮区和伦敦卡纳比街后，我现在可以很容易地辨识出那种波希米亚式的洒脱衣着和散发艺术气息的贫穷装饰。但在当时，这些对我而言都是崭新的事物。而在我熟悉的番红花公园，贫穷绝非艺术。我们在巷弄内穿梭，经过小摊子和敞开的门，连串的布帘分隔出区域和空间，枯枝上烟雾袅袅，释放出一种模糊的麝香气味。一位孩童有着大眼睛，澄澈的琥珀色眼瞳无神地从百叶窗里往外窥探。
一个男人坐在红色与金色相间的坐垫上，吹着单簧管；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乐器的名称，它是根长长的黑色木棍，有着闪亮的环扣和按键。在我心中，我称它为蛇。男人的手指在上头按时，它会发出音乐声：那是种我还不熟悉的音乐，让我隐约感到不快，似乎在描述亲密和危险的情愫。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爵士乐，在那个年代结束之前，我将听到很多这类音乐。
沿着小巷放着许多桌子，男人坐着阅读、聊天，或争论。他们喝着咖啡，从奇怪的瓶子里痛饮神秘色彩的饮料，我确定那些是酒。我们经过时，他们抬头看着我们，至于有无兴趣，我则分辨不出来。我试着不要直视他们的眼睛，默默期待汉娜会改变心意，转身回到光亮和安全之处。但当我的鼻孔里充满着陌生的外国烟雾，耳朵里充斥外国音乐时，汉娜似乎心神**漾了起来。她出神地环顾四周。小巷墙壁上挂着用绳子穿起的画，那些画不像里弗顿庄园的画，它们是木炭画。人类的脸庞、四肢和眼睛，都从砖块间瞪着我们。
汉娜在一张画前停下脚步。那张画很大，是唯一的一张全身画像。画中是个坐在椅子上的女人。不是扶手椅、躺椅或艺术家的睡椅，只是张普通的木椅。腿部浑圆，她双膝分开，脸直视前方。她全身**，黑色的胴体在木炭笔下散发光芒。她的脸从画中瞪向外面世界。圆睁的眼睛，高耸的颧骨，皱皱的嘴唇。她的头发在头后扎成发髻。像个战斗女神。
这张画让我震惊不已，我期待汉娜有相同的反应。但她的感觉迥然不同。她伸出手碰触它，抚摸着女人脸颊的弯曲线条。她伸出头往前看。
一个男人站在她旁边。“你喜欢吗？”他以浓厚的口音说，眼睑厚重。我不喜欢他看着汉娜的方式。他知道她有钱，他从她穿的衣服可以判断出来。
汉娜眨眨眼，仿佛从魔咒中挣脱。“哦，是的。”语气柔和。
“你想买吗？”
汉娜抿紧嘴唇，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尽管泰迪喜欢艺术，他不会赞同这幅画。她是对的。这个女人，这幅画，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充满颠覆的力量。但汉娜想要它。它让她想起过去。想起“游戏”，娜芙蒂蒂，她以童年的充沛精力所扮演的角色。她点点头。哦，是的，她想要这幅画。
不安刺痛我的皮肤。男人仍旧面无表情。他叫着某人。由于没有响应，他示意汉娜跟他走。他们似乎忘了我的存在，但我紧跟着她，她则随着男人走到一扇小红门前。他将门推开。那是间画室，只比墙壁上的黑洞要大一点。绿墙壁已经褪色，壁纸一道道剥落下来。地板——我从数百张木炭画的纸张掩盖下看得出来——是石制地板。角落有个床垫，堆着褪色的坐垫和一条棉被，空酒瓶散落在床边缘。
画中的女人就在屋内。我惊惧于她全身**。她原本兴致勃勃地看着我们，但这份兴趣随即消失，一语不发。她站起来，比我们和那个男人都高，然后走到桌前。她的动作中有某种东西，一种自由。我们都盯着她，看得出她两边**大小不同，但她也无所谓，这种姿态使我忐忑不安。这些人和我、我们不是同类。我们等待时，她点起一根烟，默默抽了起来。我将头转开。但汉娜仍凝视着她。
“女士想买你的肖像。”男人以矫揉造作的英文说。
黑女人瞪着汉娜，说了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不是法文，某种更陌生的语言。
男人闻言后大笑，对汉娜说：“那张画不卖。”他伸出手抓住黑女人的下巴。我大为惊恐，脉搏加快。甚至连汉娜都畏缩了一下，他用力握住她的下巴，转动她的头，然后放开：“只能交换。”
“交换？”汉娜问道。
“用你的画像，”男人以浓厚的口音说，耸耸肩，“你留下你的画像，就可以带走她的。”
这个可怕的想法！汉娜的画像——老天知道会**到何种程度——挂在这个阴森的法国小巷中，任由来往的人凝视！这太过惊世骇俗。
“我们得走了，夫人，”我语气中的坚决连我自己都很惊讶，“勒克斯特先生在等我们。”
我的腔调一定也让汉娜大吃一惊，因为我松一口气地发现，她点点头：“是的，你说得对，格蕾丝。”
她跟我走到门口，但当我等她经过时，她突然转头面对那个男人。“明天，”她低声说，“我明天会回来。”
回去的路上我们不发一语。汉娜走得很快，表情坚决。那晚我辗转反侧，既担心又害怕，忖度我该如何阻止她，我必须阻止她。那张素描有某种东西让我不安；当汉娜在看它时，她心中产生的某种想法也让我不安。一道明灭不定的闪光重新点燃。
那晚，我躺在**，街道上的声音突然染上一层先前未有的诡异气氛。陌生的口音、陌生的音乐，还有女人在附近的公寓里纵声大笑。我渴望回到英国，在那里，泾渭分明，每个人安于自己的身份地位。这种英国当然并不存在，但夜晚时分鼓励了这类极端的想法。
结果证实我多虑了，隔早事情顺其自然发展。我去帮汉娜梳妆打扮时，泰迪早已醒来，坐在扶手椅中。他说，他的头仍会痛，但他若让他美丽的妻子在蜜月的最后一天落单，实在说不过去。他提议他们去购物：“这是最后一天，我想带你去买些纪念品，一些会让你想起巴黎的东西。”
他们回来后，汉娜叫我收拾回英国的行李，我发现其中并没有那幅素描。我不确定是她听从泰迪的拒绝，或是她知道她最好别开口提起这件事，但我很高兴。泰迪买了一条皮草围巾给她：一条貂皮围巾，有着小小的爪子和无神的黑色眼睛。
于是我们回英国。
我很渴。有人再次坐在我身旁，但那不是西尔维娅。是一个快要临盆的女人，脚丫旁放着好几袋的编织娃娃和自制果酱。她的脸湿润而闪闪动人，妆都糊掉了。新月形黑色眼线印在她脸颊上端。她正看着我。我怀疑她已经盯着我看了一段时间。
我点点头，她似乎期待我点头。我考虑着请她帮我去拿点喝的，但马上打消这个念头。就我们两个来说，我想她看起来比较糟糕。
“天气不错，”她终于开口，“温暖舒适。”我可以看见她发际线的汗珠，沉重的**下绑着深色的布条。
“棒极了，”我说，“非常温暖。”
她疲惫地微笑，撇开头。
我们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九日抵达伦敦，就是举行和平游行的那天。司机载着我们穿梭在汽车、公交车和马车之间，沿着拥挤的街道前进，人们挥舞着旗子和彩带。《巴黎和约》上的墨水未干，条约上的惩罚会制造下次大战的苦涩和分化，但那时的英国人并不知道这些；那时还不知道。他们只是为南风不再从英吉利海峡吹来枪声而开怀大笑，这样就不会再有男孩死于法国的平原。
司机在伦敦连栋楼房前放我和行李下来，然后扬长而去。西米恩和埃斯特拉正在等这对新婚夫妇加入下午茶。汉娜想直接回家，但泰迪坚持要过去一趟。他藏起一抹微笑，他有秘密。
一名男仆从前面玄关出现，一手提着一个行李，然后消失在房子内。他将汉娜的私人行李留在我脚边。我很惊讶。我没有料到会有其他仆人前来迎接我，并隐约想着是谁命令他如此做。
我站着，用力呼吸广场的空气。汽油与温热马粪的甜美气味混而为一。我抬高头，将这栋大房子的六层楼尽收眼底。房子以棕色砖块搭建而成，前面玄关两旁屹立着白色柱廊，两边则是相同式样的建筑。在一根白柱上镶着黑色的号码：十七。格罗夫纳广场十七号。我的新家，我现在是夫人的贴身女仆。
仆人入口是一排与街道平行的阶梯，从人行道直落入地下室，旁边有一道黑色铸铁栏杆。我拿起汉娜装私人衣物的行李，走下楼梯。
门紧闭着，但微弱的愤怒声从里面渗出。我透过地下室的窗户看到一个女孩的背影，她的举止风度（汤森太太会说是“无礼”）和从她帽子下掉落的几绺活泼的红色鬈发，都给人年轻的印象。她正在跟一位矮小肥胖的男人争论，后者的粗脖子正因愤怒异常而发红。
她在传达最后胜利的声明后，将一只包甩到肩膀上，大步走向门口。在我来得及闪开前，她便将门推开，于是我们惊愕的脸相对，像马戏团镜子里的扭曲倒影。她先发出反应，开心地纵声大笑，口水喷到我脖子上。“我还以为女仆很难找呢，”她说，“欢迎你来。我才不会在人们肮脏的房子里乞讨最低工资！”
她挤过我身边，拖着行李上楼梯。她在楼梯顶端转身大叫：“再见，伊兹·巴特斐尔德。日安，伊莎贝拉小姐！”她又大笑了一阵，裙子夸张地打转，然后离开。我都来不及反应。我没能解释我是夫人的贴身女仆，而非一般女仆。
我敲着半开的门。没人回应，我便走了进去。房子里充满着蜜蜡（虽然不是斯塔宾斯公司的蜜蜡）和马铃薯的香味，但还有一种浅浅的气味，它虽然不会让人不快，却让人觉得这环境很陌生。
那个男人坐在桌旁，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站在他身后，粗糙的双手按在他肩膀上，皮肤泛红，手指甲上有伤口。他们一起转向我。那个女人的左眼下方有颗大痣。
“午安，”我说，“我……”
“我可一点也不好，”男人说，“我在几个礼拜内便失去了三位女仆，而我们在两个小时后就要举行一场派对，你要我相信这是个平安的下午吗？”
“好了，”女人抿紧嘴唇，“那个伊兹是个尖酸刻薄的女孩。她还想当算命师。如果她有那份天赋，那我就是示巴女王。她最后会在不悦的顾客手上完蛋。等着瞧我说得对不对！”
她说话的方式，嘴唇上的残酷微笑，声音中一闪而过的暗喜，使我不寒而栗。我突然想转身从来路离开，但我记起汉密尔顿先生的建议，我得鼓起勇气，面对难题。我清清喉咙，以我所能装出的所有威势说：“我叫格蕾丝·里维斯。”
他俩看着我，一脸困惑。
“夫人的贴身女仆？”
女人挺直身体，眯着眼睛说：“夫人从未提到要请新的贴身女仆。”
我大吃一惊：“她没有吗？”我不禁结结巴巴，“我……我确定她从巴黎写了指示过来。我亲自寄的信。”
“巴黎？”他们彼此对望。
那个男人似乎想起某件事。他迅速点了几次头，将女人的手从肩膀拨开。
“当然，”他说，“我们在等你。我是伯伊先生，十七号的管家，这位是提碧特太太。”
我点点头，仍然困惑不已：“很高兴认识你们，”伯伊继续瞪着我，让我纳闷他的眼光中是否还有别的意涵，“我旅行得很疲惫，”我发音清楚，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可否请你叫女仆来带我去房间？”
提碧特太太的鼻子吸了口大气，她那颗大痣旁的皮肤开始颤抖，然后变得紧绷：“没有女仆了，还没请到。夫人……我是指埃斯特拉·勒克斯特太太，她还找不到做得够久的女仆。”
“是的，”伯伊先生抿紧嘴唇，脸色惨白，“今晚我们有个派对，所有的人都得帮忙。黛博拉小姐不能忍受任何错误。”
黛博拉小姐？谁是黛博拉小姐？我皱起眉头：“我的夫人，新的勒克斯特太太，没有提到要开派对。”
“不，”提碧特太太说，“她不会料到，不是吗？这是个惊喜派对，欢迎勒克斯特夫妇从蜜月后返家。黛博拉小姐和她母亲为此计划了好几个礼拜。”
泰迪和汉娜的车子抵达时，派对的准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伯伊先生指示我到前门迎接他们，带领他们前往舞厅。他说，这通常是管家的责任，但黛博拉小姐对他下了指示，因此他得在其他地方忙碌。
我打开门，他们走进来，泰迪神采奕奕，汉娜则疲惫不已，可以猜想到她和西米恩以及埃斯特拉的聚会有多累人。“我想喝一杯茶。”她说。
“稍微等等，亲爱的。”泰迪说，他将外套递给我，在汉娜的脸颊上迅速亲了一下。她像往常般略微畏缩。“我有个小惊喜。”他边说边快速离开，手掌相互摩擦。汉娜看着他离开，然后抬起眼神看着入口大厅：新漆的黄色墙壁，楼梯上吊着相当丑陋的现代风格吊灯，棕榈树盆栽因被挂上了穿绳彩色小灯而低垂着头。“格蕾丝，”她挑高眉毛，“这究竟怎么回事？”
我满怀歉意，耸耸肩，正要解释时，泰迪重新现身，挽住她的手臂：“往这边走，亲爱的。”说完领着她往舞厅方向走去。
大门打开，当汉娜看到里面全都是她不认识的人时，眼睛大睁。一道强光直射而来，我的目光随着闪闪发光的吊灯往上看。楼梯上方有些动静。大家赞赏地吸口气，楼梯中段站着一位纤细的女人，深色鬈发围绕着她紧致瘦削的脸。那不是一张美丽的脸蛋，但它有某种惊人的气质。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一种长期追求时髦所造成的美丽假想。她高挑细瘦，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站立方式：她的肩膀微微向前探，如此一来，挂在她背上的丝质礼服几乎要滑落下来。这个姿态气势凌人，看似十分自然，冷漠自若，却经过精心设计。她的手臂上挂着一条浅色皮草，我原本以为那是保暖的手筒，后来它狂吠起来，这才发觉她抓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狗，雪白得就像汤森太太最棒的围裙。
我不认得那个女人，但我马上知道她是谁。她驻足片刻，然后缓缓走下剩下的阶梯，走过地板，宾客如潮水般分开。
“黛博拉！”当她走近时，泰迪大叫，轻松英俊的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他牵着她的手，倾身在她抬高的脸颊上留下一吻。
那个女人微笑起来：“欢迎回家，泰迪。”她语气活泼，说话大声，纽约腔调乍听之下显得乏味，但她就是有办法把那平淡无奇的口音说得特殊出众。那是个高妙的手法，化腐朽为神奇。“真棒的房子！我找了些伦敦最棒的年轻人来帮你暖房。”她对着汉娜身后一位穿着入时的女人挥舞着纤细手指。
“你很惊讶吧，亲爱的？”泰迪转向汉娜，“母亲和我想出这个点子，而亲爱的黛博拉只为策划派对而活。”
“我很惊讶，”汉娜的眼神短暂与我的交汇，“但说惊讶还不足以形容我的感觉。”
黛博拉发出她特有的贪婪微笑，一只手放在汉娜的手腕上。长而惨白的手给人白蜡变冷的印象。“我们终于见面了，”她说，“我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变成最好的朋友。”
一九二○年一开始就出师不利。泰迪输了选举。那不是他的错，时机不对。局势有变，开始失控。都是劳工阶级和他们龌龊下流的报纸的错，他们挑起争端，对抗上流社会；战后，又暗中使诈，他们的期待太高了。但如果再不小心点的话，他们就会变成爱尔兰人或俄罗斯人。没有关系。还会有其他机会，西米恩的人会为泰迪找到更为安全的席位。西米恩承诺，就在明年此时，泰迪就能进入议会殿堂，但泰迪必须放弃那些使保守党选民感到困惑的愚蠢点子。
埃斯特拉认为汉娜该生个小孩。那对泰迪有好处。他未来的选民会乐于见到他是个顾家的男人。她喜欢说，他们结婚了，而在每个婚姻中，男人都该有个继承人。
泰迪和他父亲一起工作。大家同意这样对他最好。在选举失利后，他变得郁郁寡欢，似乎在打击中遭受重创，表现出像阿尔弗雷德从战后回来时的惯常表情。
像泰迪这样的男人不习惯打败仗，但勒克斯特家族不会陷入长期的闷闷不乐。泰迪的父母开始常常待在十七号，西米恩老是重复他父亲的故事，软弱的胆小鬼或窝囊废才无法爬到顶端。泰迪和汉娜的意大利之旅无限延期；西米恩说，这样看起来好像泰迪在逃避败选的难堪，给人的观感不好；制造成功的印象才能孕育真正的成功。何况，庞贝永远会在那里。
值此之际，我尽力融入伦敦的生活。我很快便学会我的新职务。汉密尔顿先生在我离开里弗顿庄园前对我耳提面命了无数次，从像整理汉娜衣柜这类简单的工作，到维护她的高尚品格这类较为特殊的职责等等，我确定这些我都办得到。尽管如此，我在我的新家中毫无头绪。在不熟悉的环境中，于孤独的海上漂流。提碧特太太和伯伊先生并非不够诚实，但他们从来不把话说明，老是拐弯抹角。他们总是在一起，显然从彼此的陪伴中得到强烈的乐趣，而且相当排斥外人。更有甚者，提碧特太太似乎从这类排外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别人的愤愤不满使她快乐。别人没有特别感到不悦时，她便会为这些没有警觉心的人制造不幸，并且丝毫感觉不到任何良心的谴责。我很快就学会，要在十七号生存下去，我得独来独往，不轻易吐露心声，并随时防范暗箭。
那早下着毛毛雨，我发现汉娜单独站在起居室内。泰迪刚离开去城里上班，她正呆呆望着街道。街道上，汽车、脚踏车、忙碌的人来来回回，到处都是。
“你想喝茶吗，夫人？”我问。
没有回应。
“或者，我该叫司机把车开来？”
我走近些，察觉汉娜没有听到。她正陷入沉思中，我不必太费力就可以猜到它们的内容。她感到无聊厌烦，我认得那个表情：那些在里弗顿庄园的漫漫长日，她会站在育婴房的窗户边，手里拿着中国盒子，焦躁地等待戴维抵达，渴望玩“游戏”。
我清清喉咙，她抬头看我。她看见我时，表情瞬间变得较为快活。“你好，格蕾丝。”她说。
我重复我的问题，问她想在哪里喝茶。
“我要读书，格蕾丝，”她说，“我有一本书。”她举起破破烂烂的《简·爱》。
“再读一次，夫人？”
她耸耸肩，微笑着：“再读一次。”
我不知道为何感到不安，但我的确有此感觉。我心中响起微弱的警铃，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该仔细聆听。
泰迪工作勤奋，而汉娜也试图适应环境。她参加他的派对，和商场同事以及政治家的母亲开心地聊天。男人之间的话题永远不变，金钱、生意和下层阶级的威胁。西米恩像他同类的男人一般，对那些他称之为“波希米亚人”的团体抱着猜忌和不信任的态度，泰迪虽然心地善良，最后还是和他父亲站在同一阵线上。
汉娜情愿和男人讨论真正的政治。有时，当她和泰迪晚上回到相邻的套房里休息时，我梳着她的头发，汉娜会开口问他某人提到爱尔兰宣布执行戒严法的事，这时泰迪会疲惫但又兴致勃勃地看着她，告诉她，她不用担心，那是他分内的工作。
“但我想知道，”汉娜说，“我有兴趣。”
泰迪摇着头：“政治是男人的游戏。”
“让我玩。”汉娜说。
“你正在玩，”他回答，“我们是搭档，你和我。你的工作就是取悦那些妻子。”
“但那很无聊，她们很无聊。我想聊些重要的事。我不懂我为何不行。”
“哦，亲爱的，”泰迪直截了当地说，“因为这是规矩。我不喜欢这些规矩，但我得照办。”然后他会微笑，抚摸她的肩膀，“没有那么糟吧，嗯？你至少有母亲帮助你，还有黛博拉。她很愿意帮你，不是吗？”
汉娜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能勉强点头。的确如此，黛博拉总是在一旁帮她。她还会继续帮她，现在她决定不回纽约了。一家伦敦杂志给她一份工作，要她写有关上流社会的时尚趋势，她怎能拒绝呢？装饰和控制一整个新城市的女士？直到她找到适合的住处前，她都会住在汉娜和泰迪这里。埃斯特拉则认为没有必要急着找。十七号是个大房子，有很多空房间；尤其，他们又没有小孩。
那年的十一月，埃米琳来伦敦庆祝她的十六岁生日。这是自汉娜和泰迪结婚后，她第一次前来拜访他们。汉娜很期待她们的相聚。她整早都在起居室里等待，每当有汽车在外面缓驶下来，她便冲到窗户前，但每次都失望而返，只好瘫坐在沙发上。
最后，她因为变得过度沮丧，竟然错过了车子。直到伯伊敲门宣布前，她都不知道埃米琳已经抵达了。
“埃米琳小姐，夫人。”
伯伊带埃米琳进房间时，汉娜尖叫一声，跳起身来：“你终于来了！”她紧紧拥抱她妹妹，“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她往后站，转向我，“你看，格蕾丝，她不是很美丽吗？”
埃米琳略略微笑，但她的嘴唇旋即闷闷不乐地噘起来。尽管她表情如此，或说正因为如此，她看起来才美艳动人。她长得高挑纤细，脸有了新的弧度，让人注意到她丰满的嘴唇和大大的杏眼。她有一种慵懒的轻蔑态度，非常适合她的年纪和这个时代。
“过来，坐下，”汉娜说，领着埃米琳到沙发边，“我叫人送茶来。”
埃米琳瘫入沙发角落，趁汉娜不注意时，抚平裙子。那是上一季的简单样式，有人费心重新缝补，让它吻合这季较新的篷松款式，但还是看得出原始样貌的轮廓。汉娜摇完铃转身后，埃米琳停下手的动作，以夸张的冷漠眼神环顾房间。
汉娜大笑：“哦，这是最新的流行款式；每次潮流都是艾尔西·德·沃尔夫挑起的。真是惨不忍睹，不是吗？”
埃米琳抬起眉头，慢慢点点头。
汉娜坐到埃米琳旁边：“我好高兴你能来，你这礼拜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可以到古特去喝茶，吃胡桃蛋糕，还可以看表演。”
埃米琳耸耸肩，但我注意到，她的手指一径儿在抚平裙子。
“我们可以去博物馆，”汉娜说，“或到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她迟疑下来。埃米琳心不在焉地点着头。汉娜不安地再度大笑，“看我，唠叨个不停，你才刚到，我已经在计划这一个礼拜的活动了。我都没让你说话，都没问你过得如何。”
埃米琳看着汉娜。“我喜欢你的礼服。”她最后说，然后抿紧嘴唇，好似她不该说这句话。
汉娜耸耸肩：“哦，我有一整柜的礼服，泰迪每次出国时都会买几件回来。他认为新礼服可以弥补不带我去旅行的遗憾。女人出国不就是为了买礼服吗？结果，我有一衣柜的礼服，却没地方……”她警觉地打住话，恍然大悟，按捺住一个微笑。“我的礼服多得我根本穿不完。”她假装不甚在意地盯着埃米琳，“你想不想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你一定得帮帮我，让我的衣柜空出点空间。”
埃米琳迅速抬头，掩饰不住她的兴奋：“我想我可以帮帮你。”
汉娜让埃米琳的行李增添了十件巴黎礼服，我则奉命将她带来的衣服改得更符合当前的流行款式。拆开南希粗枝大叶的缝线时，我突然很想念里弗顿庄园。我希望，南希不会觉得我的重新缝补是在藐视她。
在那之后，姊妹之间的生疏烟消云散：埃米琳褪掉冷漠的消沉，在那个礼拜快结束时，她们又重拾了过去的情谊。两人之间的紧张消散，气氛变得放松，拾回自在的手足之情。能恢复原状让彼此松了口气。我也松了口气——汉娜最近怏怏不乐。我希望在埃米琳回去之后，她仍能维持这份雀跃的心情。
在埃米琳拜访的最后一天，她和汉娜分坐在早茶室沙发的一端，等着里弗顿庄园的车子来接。黛博拉待会儿要开编辑会议，此时正坐在书桌前，背对着她们，匆忙地写封安慰信给一位最近丧失亲人的朋友。
埃米琳慵懒地斜倚着，叹了一口气，充满渴望：“我可以每天都在古特喝茶，永远不会吃腻核桃蛋糕。”
“这样的话，你的腰就不会那么纤细了，”黛博拉拿着笔，潦草地在信纸上写着，“稍微放纵一下，就完了。”
埃米琳对汉娜眨眨眼睑，汉娜则极力按捺住想要大笑的欲望。
“你确定不要我留下来吗？”埃米琳说，“一点也不麻烦的。”
“我觉得爸爸不会同意。”
“呸，”埃米琳说，“他才不会在乎。”她探出她的头，“我可以安静地住在衣柜里，你知道。你根本不会察觉到我在这里。”
汉娜看起来似乎真的在考虑这个可能性。
“我不在，你会很无聊。”埃米琳说。
“我知道，”汉娜故作陶醉地说，“没有你，我怎么活得下去？”
埃米琳大笑，将坐垫丢向汉娜。
汉娜抓住它，坐着把玩流苏片刻。她眼睛盯着坐垫说：“爸爸……埃米琳……他……他好吗？”
我知道，她和弗雷德里克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让汉娜感到懊悔。我不止一次发现书桌上放着希望和解的信件，但都写到一半，从没寄出去。
“爸爸就是那样，”埃米琳耸耸肩说，“还是和以前一样。”
“哦，”汉娜闷闷不乐地说，“那就好。我没有他的消息。”
“不会有的，”埃米琳打着哈欠，“嗯，你知道爸爸下定决心后会怎么样。”
“是的，”汉娜说，“但我还是觉得……”她的声音变得微弱，她俩之间沉默片刻。虽然黛博拉背对着她们，但我可以看见她竖起耳朵，饥渴地想听些八卦新闻。汉娜一定也看到了，她挺直腰杆儿，改变主题，语气假装快活，“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提过，埃米琳——你走后，我要去工作。”
“工作？”埃米琳说，“在服装店吗？”
黛博拉大笑起来。她封住信封，在椅子上转身。当她看见汉娜的眼神时，停止大笑：“你是认真的？”
“哦，汉娜很少开玩笑。”埃米琳说。
“我们几天前在牛津街时，”汉娜对埃米琳说，“你在做头发，我看到布列森兰这家小出版社在窗户上贴了征人启事。他们在找编辑。”她耸起肩膀，“我喜欢阅读，我对政治有兴趣，我的文法和拼字都比一般人强……”
“别荒谬了，亲爱的，”黛博拉将信递给我，“早上将信寄出去。”她转向汉娜，“他们不会雇用你。”
“他们已经雇用我了，”汉娜说，“我当场向他们应征。老板说他急着请人。”
黛博拉用力吸口气，慢慢浅浅一笑：“但你知道这不可行。”
“怎么说？”埃米琳假装热切地说。
“正不正确的问题。”黛博拉说。
“我不知道还有正不正确的问题，”埃米琳开始大笑，“答案是什么？”
黛博拉深吸一口气，鼻翼随之收紧：“布列森兰？”她轻蔑地对汉娜说，“就是印制那些胡说八道的小红手册，让军人在街角到处发的出版社吗？”她眯起眼睛，“我哥听了会昏倒。”
“我并不这样认为，”汉娜说，“泰迪一向对失业的人很有同情心。”
黛博拉的眼睛睁得更大，惊讶于捕猎者竟然对猎物产生了好感：“你误判了局势，亲爱的，”她说，“泰迪可不想吓跑他未来的选民。何况……”她在镜子前以胜利的姿态站着，在帽子上别上别针，“不论他同情与否，你加入那些在选战中印制肮脏的文宣、结果害他输选的人的行列，我认为，他如果知道了，不会太开心。”
汉娜的脸垮下来，她不知道这件事。她偷瞥埃米琳，后者同情地耸耸肩膀。黛博拉在镜子里观察到一切，按捺住一个微笑，转身面对汉娜，失望地发出啧啧声：“亲爱的，你真不够忠诚！泰迪发现后一定会很伤心。他受不了这个打击。”
“那就不要告诉他。”汉娜说。
“你知道我，我一向谨言慎行，”她说，“但你忘了其他人没有我这层顾忌。当他们在宣传单上看到你的名字、他的姓氏时，会幸灾乐祸地跟他报告。”
“我会告诉他们我不能接受那项职位，”汉娜平静地说。她将坐垫放在一边，“但我会找别的事做，其他适合的工作。”
“亲爱的孩子，”黛博拉大笑着说，“别想这件事了。你没有合适的工作可做。我是说，那给人什么观感？泰迪的妻子出去工作？人们会说什么？”
“你就在工作。”埃米琳狡猾地低下眼睑。
“哦，但情况不同，亲爱的，”黛博拉理所当然地说，“我还没认识我的泰迪。如果我找到合适的丈夫，我会马上放弃工作。”
“我需要做点事，”汉娜说，“我不想整天坐在这里等着看有没有人来拜访我。”
“嗯，当然，”黛博拉从书桌拿起皮包时说，“没有人愿意游手好闲。”她挑高一边的眉毛，“但我想，除了坐在这里等之外，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家务总得有人管，你知道。”
“没错，”汉娜说，“我会很高兴接过一些家务……”
“最好做你擅长的事，”黛博拉边说边走向门口，“那是我的名言。”她停下脚步，抓住开着的门，然后转身，脸上浮起一朵狡猾的微笑。“我知道了，”她说，“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她抿抿嘴唇，“我会跟母亲提这件事。你可以加入她的保守党女性团体。她们在为即将来临的节庆寻找志愿者，你可以帮忙写宾客卡、画画装饰，探索你的艺术天分。”
汉娜和埃米琳的眼神交汇，伯伊来到门口。
“埃米琳小姐的车来了，”他说，“我要帮你叫出租车吗，黛博拉小姐？”
“不用麻烦你了，伯伊，”黛博拉快活地说，“我想呼吸点新鲜空气。”
伯伊点点头，留下来的督导男仆将埃米琳的行李放入车内。
“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黛博拉说，对着汉娜开朗地微笑，“你和母亲肯花时间相处的话，泰迪会很高兴！”她歪着头低声说，“这样的话，他就永远不需要知道其他不幸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