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我做了一場噩夢。
那是一九二四年，我重返裏弗頓莊園。所有的門都大大敞開，絲質窗簾在夏日微風中翻起巨浪。一個交響樂團在山丘高處的古老楓樹下悠然演奏，小提琴在溫煦的天候中活潑慵懶地低吟。空氣中不時揚起尖銳的大笑聲和水晶碰撞的叮當聲響，天空如此湛藍，我們還以為戰爭早已永遠地摧毀了這一切。一名男仆穿著帥氣英挺的黑白製服，從細長酒杯堆起的高塔頂端傾倒香檳，大家拍手叫好，為眼前的這份奢華景象興奮不已。
就像其他人做夢時一樣，我看見自己在賓客中移動。我緩慢走動，比真實人生中的步履更加遲緩，其他人則化為絲綢和亮片形成的朦朧影像。
我正在尋找某個人。
然後景象為之一變，我站在避暑別墅附近，但那不是裏弗頓莊園的避暑別墅，它不可能是。那不是泰迪設計的堂皇嶄新的建築，而是一座古老房舍，常春藤爬滿牆壁，在窗戶間迂回旋轉，扼住了列柱，讓它們看起來仿佛即將窒息。
有人在呼喚我。一個女人，我認得這個聲音，叫聲從建築後方的湖畔傳來。我走下山坡，雙手刷過高高的蘆葦。有個人蜷伏在堤岸上。
那是漢娜，穿著結婚禮服。禮服前麵濺滿泥土，緊緊黏住玫瑰刺繡。她抬頭望著我，臉在陰影下顯得蒼白異常。她的聲音使我的血液凍結。“你來得太遲了，”她指著我的雙手，“你來得太遲了。”
我往下看著我的雙手，年輕的雙手，上麵沾滿河流的黑色淤泥，手中是具僵硬冰冷的獵狗屍體。
我當然知道做這個噩夢的原因。起因是一位電影製片寫來的一封信。這些日子以來，我很少收到信。有的隻是去度假的朋友覺得有責任、偶爾寄來的問候明信片，有的是存款銀行循例寄來的敷衍信件，還有的是小孩接受洗禮的邀請函，它們讓我震驚地發現那些父母早已不再是小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