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點一刻。我們在一輛放著黑煙屁的福特福睿斯背後堵了十分鍾。這輛車哪兒都去不了，我最大的兒子蒂米在哼一首歌，我敢向上帝發誓，這首歌很像《萊拉》。他坐在前排座位上，一邊哼歌一邊沉浸在超人對蝙蝠俠的全麵世界大戰之中，因為我妻子對他說，他可以一路玩到學校門口，但必須把玩具留在車裏。耶穌他媽的基督啊，第三世界的交通堵塞是最可怕的交通堵塞，那麽多天殺的車，根本不存在的路。爸爸，“天殺的”是什麽？我最小的兒子艾登在後排座位問，我這才意識到我又把想法說出了聲。讀你的書，小甜心，我說。哦，我是說哥們兒，還是說你更喜歡我叫你小男人？孩子被我弄迷糊了。確定男性身份對四歲兒童來說似乎沒那麽複雜吧。
我們在巴比坎，這個環形路口的存在理由似乎隻是將車流引向一個不幸名叫大師傅的超市。路上擠滿了送孩子上學的有錢人，其中不少和我方向相同，也是去西裏爾學院。我左轉經過賣香蕉與芒果的女人（季節不對）和賣甘蔗的男人。要是你知道怎麽問，同樣能買到大麻。你必須比當地居民更理解這個國家的運作方式。然後你就走了。來上任之前，公司推薦我讀V.S.奈保爾的一本書，《重訪加勒比》。讓我大為驚歎的是他能夠來到一個國家，隻待幾天就一眼看穿這個國家的問題出在哪兒。我去他書裏提到的那片海灘——法國人港灣，以為會看見懶洋洋的白種男女戴著墨鏡身穿百慕大短褲，被侍應生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但就連那片港灣也沒逃過民主社會主義大浪的襲擊。
我們右轉，車流變得稀少，我們開始上坡，經過兩三層樓的寬敞房屋，其中有好些封門閉戶的，不是今天有事外出、還開著幾扇窗戶的那種暫時離開，而是業主似乎收拾細軟躲風頭去了，多半是在什麽地方等選舉結果。西裏爾學院位於山腳下。我老婆遲早會問，我們為什麽要住在底下的新金斯敦，而孩子必須上山念書？問得有道理，但她想正確還早著呢。車剛在門口停下，我最大的兒子就跳出車門。剛開始我心想，對，當然了，我的車不夠酷，但緊接著我忽然想到了。他幾乎跑進了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