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是谁和谁在对打，又是谁占了上风，起初很难搞清楚。巴塞罗那人早已习惯了巷战，对地形环境也十分熟悉，所以，单凭直觉他们就能分辨出哪个政党会控制哪些街道或是哪些建筑物，这是任何一个外来人员所无法企及的。站在瞭望塔向外望去，一眼便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其中一条主要街道——兰布拉大道，形成了整个城市的一条分界线。在兰布拉大道以东，无政府主义者牢牢地占据着工人阶级的阵营；在以西的方向，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巷中，正进行着一场毫无头绪的战斗，而在这场战斗中，似乎加联社党和警卫队都或多或少地占有主动权；而在兰布拉大道以北，加泰罗尼亚广场周围的地形情况十分复杂，若是每幢大楼上不挂上一面党旗，是很难辨别那里是属于哪个党派的。这里的主要建筑就是科隆旅馆——也就是加联社党的总指挥部，掌控着加泰罗尼亚广场。科隆旅馆这栋大楼仅有的靠近广场的一扇窗户里，架起了一挺机枪，选在这个位置作为机枪射击点，其威力足以横扫整个广场。在兰布拉大道南面，在我们以东一百米的地方，加联社党的青年联盟（相当于英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占据着一家大百货商店，他们将店内正对着我们瞭望塔的窗户用沙袋堵了起来。他们降下了他们的党旗，升起了加泰罗尼亚的国旗。对于电话局来说，所有冲突的起因都是加泰罗尼亚的国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党旗在并排飘扬着。那里已经达成了某种暂时性的协议，电话局的工作并未中断，大楼里暂时并没有人开火。
而此时，我们这边出奇的平静。摩卡咖啡馆的那帮警卫队已经关上了铁窗，用咖啡馆的家具堆起了一道路障。不久，就有六个人爬到了我们对面的屋顶上，用床垫搭起了另一座壁垒，而且还挂上了加泰罗尼亚的国旗。但是，看得出他们并不想主动开火。柯普和他们达成了明确的协议：如果他们不向我们开枪，我们也绝对不向他们开枪。上次交涉之后，柯普已经和那帮警卫队的士兵相处得很好了，并且还去咖啡馆对面拜访过他们几次。当然，警卫队已经将咖啡馆里所有能喝的东西洗劫一空了，他们送给柯普十五瓶啤酒当作礼物。作为回报，柯普竟然把我们的一支步枪送给了他们，用来补偿他们前一天无故不知去向的一支枪。然而，蹲守在屋顶上的确感到一切都是那样的荒诞离谱。有时候，我会油然升起一种莫名的厌恶感，对那些可憎的声音置若罔闻。我常常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看企鹅出版社的系列读物，幸好几天前我买到了几本。偶尔，我也会意识到在五十米外有士兵正在盯着我。我仿佛又回到前线的战壕里，有好多次我意识到我竟然差点把警卫队叫成了“法西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让自己从这个习惯中摆脱出来。我们总共有六个人守在那儿，每一个瞭望塔内都安排有一个守卫，而其他人则都坐在下面的铅板屋顶上，那儿除了一道石栏杆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做掩护。我心里很清楚，警卫队随时都可能接到开火的命令。虽然他们已同意在开火之前给我们警示，但是也很难保证他们不会首先破坏协定。然而，只有一次，我以为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那时对面的一个警卫队士兵蹲下来朝着壁垒开枪，当时我正好在瞭望塔站岗，见他开枪我便立即把枪口对准了他，朝他大声喊道：
“喂，不要开枪！”
“什么？”
“不要朝我们开枪，否则，我们就要还击啦！”
“不要，不要！我并不是朝你们开枪。你看下面！”
他用枪口指了一下通往我们大楼的一条小街道。那里有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把步枪，在街角鬼鬼祟祟的。显然，这个人刚向屋顶上的警卫队开过枪。
“我刚才是朝他开枪呢，是他先开的枪。”（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不会向你们开枪的。我们跟你们一样，都只是工人。”
他向我敬了一个反法西斯的礼，我回敬了他。我朝对面高声喊道：
“你们还有啤酒吗？”
“没有了，都喝光了！”对方大声回应道。
而就在当天，当我无意间把头探出窗外的时候，加联社党青年联盟的一个士兵在街边不远处的大楼里，毫无缘由地突然向我开了枪。也许是因为我太过惹眼了。我并没有还击。虽然他离我只有一百米左右，但子弹还是离我偏出了好几米远，连瞭望塔的屋顶都没打着，像往常一样，西班牙人的射击水平又救了我一命。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遭到从这幢大楼里发出的袭击了。
万恶的枪声仍旧响个不停。但是，就目前形势来看，双方都是出于自卫才开枪的。人们都只是待在自己的大楼里或壁垒后面向对方射击。离我们大约半里地的地方有条街道，那里的全国劳工联盟办公室和劳工总会的办公室几乎是面对面，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声音最为可怕。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天，我经过那条街道时，还能看到橱窗的玻璃被子弹打得像筛子一样。（巴塞罗那大部分店铺的窗户都用长纸条交叉着封贴起来，这样就可以避免子弹打到窗格上的时候，玻璃会被震碎）。步枪和机关枪开火的嗒嗒声时不时地被手榴弹的爆炸声所掩盖，而远远地人们就能听到沉重而响亮的爆炸声。这样的声音差不多有十几次，而且每一次都间隔挺长时间，我当时也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听起来像是空投炸弹，但又不可能是空投炸弹，因为周围根本没有出现过飞机。后来才有人告诉我，事实上很有可能是内部间谍故意一次性引爆了一堆炸药，为的就是制造更大的动静，造成更大的恐慌。不过，我并没有听到火炮声——我一直在等着听大炮的响声，因为一旦有大炮的轰鸣声响起，就意味着事态已经很严重了（火炮在巷战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后来，报纸上刊发了有关街道壁垒遭枪击的小道消息，却没人能够确切地指出哪幢楼房遭到过炮击。因为不管怎样，对于早已习惯了枪声的大众来说，发布壁垒遭到枪击的消息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食品短缺从一开始就是个难题。为了给守卫马统工党大楼的那十几个民兵弄到吃的，我们只能在黑夜的掩护下克服重重困难，溜到猎鹰旅馆那儿找点吃的（因为那些警卫队的士兵常常埋伏在兰布拉大道一带）。但是吃的根本不够分，因此，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必须尽可能地去大陆旅馆吃饭。大陆旅馆已经被自治政府“集体化”了，这儿和其他被全国劳工联盟或劳工总会控制的旅馆不同，它被视为是中立地。因此，战争一开始，这个旅馆就被一大群人挤得满满的，数都数不过来。其中有外国的新闻记者；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嫌犯；有为政府服役的美国飞行员；还有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的政治观点、属于不同派别的共产党特工，其中有一个肥头大耳，一脸凶相的俄国人，据说他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的人，绰号查理·琛，他腰带上别着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枚小巧的手榴弹；看起来很像是亲法西斯的西班牙有钱人；有两三个负伤的国际纵队士兵；有因战争受阻而无法把橘子运回法国而滞留的法国卡车司机；还有许多人民军的军官。人民军作为一个集体，在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中立，尽管也有少数士兵溜出来自立门户。在星期二的上午，我在马统工党的兵营里就见到过其中的几个人。刚开始，在食物短缺的形势还不是十分严峻、报纸还没有开始借此挑起仇恨之前，多数人都把整个事件当成一个玩笑。大家都说，这种事在巴塞罗那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位意大利新闻记者走了进来，他叫乔治·提奥利，是我们的一位很了不起的朋友，他的裤子淋满了鲜血。原来他只是出去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在人行道上遇上一个伤员，便给他包扎伤口，不料竟有人像开玩笑似的向他扔了颗手榴弹，幸好他伤得不是特别重。我记得他当时感慨道：巴塞罗的铺路石是应该计算一下数量的，这样修筑和拆毁街道的壁垒时就少了好多麻烦。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换岗后饥肠辘辘、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满身污垢地走进旅馆时，看到房间里坐着两个来自国际纵队的队员时的情景。他们的态度完全是中立的。我想，假如他们是自己政党忠实的拥护者，他们一定会极力劝我改变立场，或者干脆把我绑起来，拿走我满满几口袋的弹药。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他们只是十分同情我在休假期间还坚持在房顶上值勤。而他们对这场巷战的态度大致是：“这只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警察之间的一场小冲突，它并不代表什么。”不管战斗进行到什么程度，不管有多少人伤亡，我相信，较之官方所谓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起义的说法，他们的说法倒是更有几分贴近事实。
一直到星期三，也就是五月五日，这一切似乎都发生了改变。街道两侧家家户户铁窗紧锁，安静得可怕，即便有几个行人也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才出来，出来的时候也是一边蹑手蹑脚，一边高举着白色的手帕向周围的武装力量示意他们无意做出任何冒犯的举动。在兰布拉大道中间有一处还算比较安全的角落，几个卖报的人站在那儿朝着空****的大街叫卖。无政府主义者出版的《团结报》在星期二刊登的内容里，把电话局遭到攻击称为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挑衅”（或是其他类似的描述），而一转眼到了星期三，这家报纸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并开始劝导人们回去上班，语气中似带着几分恳求。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们也发布了同样的消息。马统工党报纸印刷厂的办公室——报纸的名字叫作《战斗报》——几乎和电话局同时遭到了突袭，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警卫队占领了。但报纸仍在印刷出版，而且利用一些其他的渠道把消息散布了出去。我极力劝说大家要待在壁垒后面。在这个时候，人心惶惶，大家都想知道整个事件将会如何收场。也许目前还没有人离开壁垒，但我敢肯定每个人都已经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枪战达到了极度厌恶的程度，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没有人希望整件事最后演变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内战，那只能意味着彻底输掉了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的战争。据我了解，这种担忧不止存在于一个党派中，每一个党派，每一个人几乎都对此忧心忡忡。到目前为止，我们不难发现，从广大的全国劳工联盟成员的一贯主张和既得利益来看，他们的要求只有两个：一是拿回电话局的控制权；二是解除令人憎恨的警卫队武装。如果政府能答应这两个条件，并承诺不再牟取食品暴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用不了两小时壁垒就会被全部拆除。但是，显然自治政府没打算妥协，而此时，谣言仍在四处散播。有传言称，巴伦西亚政府已派出六千多名士兵前去占领巴塞罗那，而五千多名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民兵则已经离开了阿拉贡前线，准备对抗政府军。事实上，只有第一个传言是真的。从瞭望塔望去，我们看到了浅灰色船只已驶进港口，看上去像是军舰。水手出身的道格拉斯·莫利说，那东西看起来像是英国的驱逐舰。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那就是英国的驱逐舰。
我听说那天晚上在西班牙花园广场，有四百名警卫队士兵向无政府主义者缴械投降了，还有消息称，全国劳工联盟好像已经在郊区（主要是工人阶级居住区）控制了整个局势。从这些消息来看似乎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但是就在同一天晚上，柯普派人找我过去，他表情凝重地告诉我，根据刚刚获得的情报，政府即将取缔马统工党，并宣布因为此决定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这个消息简直就像三月天的响雷，着实令我震惊，而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消息是此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真正理由。我隐约感到，一旦战争结束，所有的一切罪名都会落到马统工党的头上，因为它是力量最弱的一个党派，让它做替罪羊再合适不过了。同时，我们在这里的中立立场也将宣告结束，一旦政府向我们发难，那么我们除了自卫别无选择。而且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此时驻扎在行政大楼对面的警卫队一定会收到向我们开火的指令，因此，我们只能先下手为强。柯普在电话旁等候命令，如果马统工党的确被宣布以非法党派的名义取缔，那么我们必须马上做好占领摩卡咖啡馆的准备。
我至今依然记得那个漫长的、梦魇般的夜晚，我们一直在加强大楼的防卫措施。我们锁上了大楼前门的铁窗，在前门的后面，用工人们弄来的备用石板筑起了一道壁垒。我们仔细检查了军械库。加上波利欧罗马屋顶上的六支步枪和一支坏了的手枪，我们总共有二十一支枪，每支枪大约有五十发子弹，还有几十枚炸弹。若不是我发现了这个军械库，除了几支手枪外，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现在我们有十二个士兵，其中大多是德国人，他们都表示一旦开战，他们愿意主动进攻摩卡咖啡馆。当然，如果要开战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午夜刚过的时候从屋顶上向他们发起突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他们虽然人多，但我们士气更高涨，尽管这么做肯定会有人牺牲，但是我们最终必然能够攻下咖啡馆。我们大楼里除了有些巧克力外，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而且到处有传言称“他们”要给我们断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是掌管着供水的政府，还是全国劳工联盟，我们无从知晓）。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把盥洗室的所有水盆，以及我们能够找到的每只水桶都装满了水，最后，连警卫队送给柯普的十五个早已喝光了的啤酒空瓶子里也灌满了水。
我已经差不多六十个小时没有好好睡觉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情绪已接近崩溃。现在已是深夜了。楼下的壁垒后面睡了满地的人。楼上的一间小房间里放着一张沙发，我们打算把这里作为伤员包扎室。尽管毫无疑问，在这幢大楼里既没有碘酒，也没有绷带。我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此时，哪怕在攻打摩卡咖啡馆之前睡上半个小时也是好的，而之后我便很有可能会在战斗中身亡。我至今仍会想起当时我在睡梦中仍能感受到别在皮带上的手枪勒得我的腰部疼痛难忍；另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便是当我突然醒来，惊讶地发现我的妻子站在我的身边。原来，我的妻子早已从旅馆里跑了过来，她打算临时充当一名护士以备不时之需。天亮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政府没有向马统工党宣战，也没有停水，除了零星的几声枪响，街道上一切正常。我的妻子说她不忍心叫醒我，就在外面房间的扶手椅上睡了一晚。
这天下午出现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休战。随着战火声渐渐消失，街上随之便挤满了乌泱乌泱的人群。有几个商店已经打开了铁窗开始做生意，市场里货摊上的货物已经所剩无几了，外面还是被一大群疯狂抢购食物的人挤得水泄不通。然而，这里不得不说一下，电车还没有开始运行。警卫队仍然守在摩卡店的壁垒后面，两边的防御工事并没有拆除。人们为了购买食物而四处奔走。在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到这样的担心：“你说这算是停战了吗？你觉得还会再打起来吗？”人们所议论的这场战争，就像是突发的自然灾害，就像是一场凶猛的飓风或强烈的地震一样，无情地降临到每个人身上，谁都无力阻止。果不其然，我原以为会休战几个小时，但是好像仅仅消停了几分钟而已。突然一阵枪声响起，就像是六月的暴风雨一样，所有人闻声便吓得撒腿就跑，只听人们哗哗地将门窗紧锁起来，街道上像变魔术一样瞬间变得空无一人，壁垒后面的人们又迅速地各就各位，人们所担心的噩梦又开始了。
我带着满腔的厌恶与愤怒重新回到屋顶的岗位上。我想，如果当一个人置身于类似事件的时候，他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自己是在创造历史，按理说至少应该觉得自己是一个历史人物。但此时此刻，如果你身在其中，你是绝对不会这么想的，因为这时，你的身体极限以及对现实的承受能力已经远远重于一切。在战争期间，我从未对那些离战场数百里远的记者们想当然地做出的形势报道进行过所谓正确的分析判断，此时我更加关心的并不是这场两败俱伤的、灾难性的战争的是非对错，而是如何能尽早地结束这没日没夜的待在屋顶上的那种按捺不住的不安和烦躁，还有越来越难以忍受的饥饿——要知道，从星期一到现在，我们一顿像样的饭都没吃过。我心里暗自发誓，等这差事一结束，我就立马回到前线去。我在这儿几近崩溃了。我已经在前线的阵地上待了足足一百一十五天了，本想着回到巴塞罗那能够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可到头来不仅没能如愿，反而只能在屋顶上度日如年地这么待着。对面屋顶上的警卫队士兵也跟我一样。他们总是隔段时间就向我挥手，告诉我他们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们开枪），但是，如果他们一旦接到开火的命令，是势必会向我们开枪的。如果说这是历史，那这一切绝不像是历史的真正面貌，而更像是一段在前线最难熬的日子。由于士兵人数匮乏，我们每个人只能超负荷地比往常多站好几个小时的岗，绝不是为了逞英雄，只是尽忠职守罢了。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身心倦怠，严重的睡眠不足导致我们常常几次三番地晕倒在岗哨上，而对于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丝毫无暇顾及。
在旅馆里面，那些神色各异、不同类型的乌合之众连鼻子都不敢伸出门外，而此时，最为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旅馆里的人开始相互猜疑起来，对间谍变得有些神经质的人们，疑神疑鬼地走来走去，不时地小声嘀咕着某某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或托洛茨基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那个肥头大耳的俄国特工，不停地纠缠着那些外国难民，并大肆渲染整个事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因为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一个以撒谎为职业的人——当然，那些新闻记者是不算在内的。和着窗外噼噼啪啪的枪声，在紧锁的铁窗后面，人们依旧上演着一场时髦的旅馆生活闹剧，这种场景实在令人憎恶至极。射进来的子弹击毁了位于大楼正面餐厅的一根柱子，现在餐厅已经停用了，客人们都挤到后面一个漆黑的小屋里，屋里的座位根本不够。旅馆已经分批裁减了一部分服务员——他们中有一些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曾经参加过大罢工。现在，虽然这些服务员已暂时脱下了工作服，但是他们仍然在尽职尽责地提供着服务。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食物可以提供，这看起来多少有些讽刺。星期四的晚上，旅馆里的主食仅仅是每人一条沙丁鱼，面包已经很多天没有供应了，甚至连酒也很难供应，迫不得已，我们只得享用那些年头越来越久、价格也越来越贵的酒。就在战事结束后，这里的食品短缺问题仍然持续了很久。我记得，接连三天，我和妻子的早餐只有一小块山羊奶酪，没有面包，而且连喝的都没有。而这里唯一不缺的就是橘子。法国卡车司机把他们无法运回国的大批的橘子拿到旅馆来卖。他们都是一些长相很粗鲁的汉子，身边总是跟着一些俗气的西班牙女孩，身后还有一个穿着黑衬衫的大块头搬运工。若是在平日里，略微有些势力的旅馆经理会千方百计地整得他们不舒坦，事实上会拒绝他们在大楼内留宿。但是现在这些人却很吃香，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一样身上连粒粮食都没有，他们拥有一间私人面包房，我们这些人都必须低声下气地从他们那儿设法买点面包吃。
最后一个晚上，也就是星期五晚上，我在屋顶上整整守了一夜。第二天，看起来战争像是真的要结束了。我记得，那天没有多少枪战，没有人敢确定巴伦西亚方面的军队是否已经来了——其实，他们在那天傍晚就已经抵达了。政府用一半安抚一半威胁的口吻广播，要求每个人都立即回家，并声称一个小时后如果发现任何人携带武器，都将被抓捕。虽然人们对广播并没有太在意，但是，街道壁垒后面的人群却是逐渐地散去了，我相信，散去的主要原因多半是食物匮乏。不管是从哪里发出的声音，大家的想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没东西吃了，我们得回去上班了。”而对于警卫队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只要城里还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他们就能得到供应，也就能继续坚守阵地。到了下午，虽然四周空****的壁垒仍原封不动地立在那里，但街道上似乎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样子，兰布拉大道人头攒动，商店也差不多都已经开始营业了，而看起来最让人放心的是，在封锁的街区停运已久的电车已经开始运行了。警卫队仍然占据着摩卡咖啡馆，虽然他们并没有拆除街道上的壁垒，但是有些人已经拿了把椅子坐在人行道上，毫无警惕地把枪横放在腿上。当我无意间从一个警卫队士兵身边经过时，他还善意地朝我眨了眨眼睛，对我露出了友好的微笑，他当然知道我的身份。电话局的大楼上，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降了下来，只有加泰罗尼亚的国旗在迎风飘扬着。这就意味着工人们一定是吃了败仗。现在我才意识到——由于我对政治意识的缺乏，对本该清楚的事却仍然不是很清楚——那就是政府心知肚明，工人们是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是，当时我对这些事不感兴趣，我所关心的是，这场可恶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可以在返回前线之前吃上饱饭，可以稍微平静地休息一下了。
从巴伦西亚开来的军队最初出现在街道上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都是突击卫队——一种类似警卫队和卡宾枪手之类的队伍（主要从事警察工作），是共和国的精锐部队。他们像是突然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似的，每十个人分成一个小组，在街道上到处巡逻。他们个个身材魁梧，身着灰蓝色的制服，肩上背着长枪，每个巡逻小组还配有一把冲锋枪。而就在这时我们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我们在瞭望塔上驻守时用的六支步枪还放在那儿，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把枪弄回马统工党的大楼，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虽然只是把几支枪送到街对面看似距离很近的地方，但是这些枪是属于这栋大楼日常军备的一部分，要将枪支运到街上，就违反了政府命令，如果运送时被政府的人发现，那我们肯定会被逮捕。更糟糕的是，这些好不容易弄来的枪会被统统没收。大楼里一共就只有二十一支枪，这六支枪我们可损失不起，无论使出任何手段都必须把它们运回到大楼里。可是怎样才能穿过街道而不被发现呢？仔细研究了一番以后，我们终于想出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方案。我和一个红头发的西班牙男孩开始往外偷运枪支。其实，想要避开巡逻的突击队是很容易的，真正对我们构成威胁的是在摩卡咖啡馆的警卫队。他们很清楚我们在瞭望塔还有枪，要是被他们看到我们在往外搬运枪支，事情就全部暴露了。我们脱掉了上衣，把枪带挂在左肩，枪口朝下，枪托夹在腋窝，枪管藏在裤腿里，但可惜这些都是长毛瑟步枪，即使是我这么高的个子，要想把它舒舒服服地塞在裤腿里也是很难的。我们拖着一条完全僵直的左腿，一步一步地从瞭望塔的螺旋状楼梯上走下来，别提有多难受了。下了塔楼，走到平坦的大街上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往前走的唯一方式就是要走得特别慢，慢到你根本不用弯曲你的膝盖。当我以乌龟前进的速度走到电影院外面时，我看到有一群人不住地盯着我，神色颇为好奇。当时我就想：他们会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呢？或许是以为我在战斗中负了伤吧！然而，无论如何，所有的枪支还是有惊无险地被偷运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