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我們平安無事地通過了邊境。我們乘坐的火車有一節頭等車廂和一節餐車，這還是我來西班牙之後第一次看到這樣先進的火車，不久前加泰羅尼亞的火車還隻有普通車廂。有兩個偵探在我們的列車上來回轉悠，挨個記下了每個外國人的名字。當他們在餐車上看到我們時，似乎立刻流露出了一種尊敬而略帶興奮的神情，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讓人不得不感歎世事無常。就在六個月之前，那時無政府主義者仍權力在握，似乎隻有無產階級模樣的人才能受到尊敬。當初來西班牙時，在從佩皮尼昂到塞貝爾斯的路上，一個推銷員還一臉嚴肅地對我說：“你不能穿戴成這個樣子去西班牙。趕快脫了那件高領襯衣，摘掉那條領帶，否則巴塞羅那的人們會替你把它們從身上拽下來的。”雖然他的話聽起來有些誇張，但是至少代表了當時多數人對加泰羅尼亞的認識。果然不出所料，進入西班牙邊境後，一對穿戴考究的法國夫婦便被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衛兵盯上了，我想大概就是因為他們看起來太像資本家了。然而，時至今日，一切都已是天壤之別。偽裝成資產階級已然成了一種逃命的手段。在簽證處，他們仔細查看了嫌疑犯名單，幸運的是名單上並沒有我們的名字，甚至連麥克奈爾的名字也不在名單上，這還要多虧了西班牙警察低效能的業務水平。我們從頭到腳被搜查了一遍，但沒發現任何相關的犯罪證據，除了我的那張退役批文。而搜查我的那位士兵並不知道我所在的二十九師就是馬統工黨的民兵隊。我們總算闖過了這一關。再次登上法國的土地已是半年之後。那時，我僅有的西班牙紀念品是一隻羊皮水壺和一盞阿拉貢農民用點燃的橄欖油來照明的小鐵油燈，這個小油燈是我在一個廢棄的小屋裏撿到的，其形狀酷似兩千多年前羅馬人使用的赤陶燈，我把它牢靠地塞進了行李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