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迪35岁左右，个子很高，漂亮的灰色长发，淡蓝色的眼睛。他的五官长得很不错，可脸很瘦，因为经常吃面包和人造奶油，他的脸呈土灰色，看上去脏兮兮的，还很粗糙。他穿的比大多数的流浪汉要好，一件粗呢夹克衫，一条旧的、只有在晚上的正式场合才会穿的带有穗带的裤子让他看上去很不一样。很显然，他觉得裤子上的那些穗带是残存的尊严的象征，有的时候穗带松了，他就会细心地把它再缝上去。总的来说，培迪很看重自己的外表，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把剃刀和一把牙刷，别的东西如“文件”，甚至连他的小折叠刀都卖了，可这两样东西他一直留着，怎么都不肯卖。尽管如此，离100码，人家还是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一个流浪汉。他漫步的方式别有一番味道，因为贫穷，他总是弓着背朝前走。看到他走路的样子，你马上就会有一种直觉：他很快就会挨顿揍，而不是揍别人。
他在爱尔兰长大，打仗的时候在军中服役两年，然后在一家金属抛光厂工作，两年前丢了工作。他觉得当流浪汉是件极其丢脸的事，不过流浪汉那一套他却都学会了。他的眼睛不停地盯着人行道，从不错过一个烟头，甚至是一个空烟盒，他常用烟盒纸卷烟抽。在我们去爱德博瑞的路上，他在人行道上看到了一个纸包，便猛扑上去，一把捡了起来，里面装着两个只在边上咬了几口的牛肉三明治。这些东西，他非得分我一半。路上碰到一台自动取款机，他总是过去拉一下把手，他说有的时候机器失灵了，要是你拉一下的话，里面就会吐出几枚硬币来。不过，培迪可没有犯罪的念头。等我们到了拉姆顿郊区，培迪看到一户人家的门口放着一瓶牛奶，很显然是送奶工放错地方了。他不走了，一双贪婪的眼睛盯着那瓶子。
“上帝！”他说，“这么好端端的一瓶东西就浪费了。那瓶东西很轻易就会被偷走的，嗯？很轻易就会被偷走的。”
我看出来了，他心里正在盘算“把它偷走”。他打量了一下那条街，这地方很僻静，没看到人。培迪那张粗糙而病恹恹的脸伏在了那瓶牛奶上。然后他转回身，沮丧地说：
“还是别动吧。偷东西可没什么好处。感谢上帝，我还从没偷过人家的东西。”
是怯懦和饥饿让他保持了高洁。要是他的肚子里有两三顿好饭，他是会鼓起勇气把那牛奶偷走的。
他谈论的有两件事：作为一个流浪汉是羞耻的也是堕落的以及用什么办法才能弄到一顿免费的饭。我们在街上游**，他一个人喋喋不休地抽噎着说，爱尔兰腔里透露着自怜：
“在路上游**真是糟透了，嗯？沿路奔波去找那些该死的临时救济站，你的心都碎成了一片一片。可除了这个，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呢？我两个月都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我的靴子也走烂了，还有——哦，上帝！要是咱们俩在去爱德博瑞的路上能在某座该死的修道院喝杯茶该多好。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地方都有好茶。啊，要是一个人没了信仰该怎么活？我在这种修道院里喝过茶，在浸信会教友那儿也喝过，在英国的各个教堂中也喝过。我自己是个天主教徒，这就是说，我已经有17年没有忏悔过了，不过我的心中还怀有教义，还是有宗教感的，知道吗？修道院里的茶真的很不错……”他会一直这么说一整天，几乎一口气不停。
他什么也不知道，这一点让我震惊。比方说，有一回他问我拿破仑是出生在公元前还是公元后。还有一回，我隔着一家书店的窗户朝里面看时，他顿时变得非常不安，因为里面有本书的名字叫《复制耶稣》，他觉得这书名是对神的一种亵渎。“他们为什么要复制他呢？”他愤怒地质询着。他识字，却对书充满厌恶。在我们取道拉姆顿去爱德博瑞的路上，我去了一家公共图书馆，虽然培迪不想读书，可我还是建议他进来坐坐，放松放松腿脚。可他宁可在人行道上等着。“不，”他说，“一看到那么多该死的书就让我恶心。”
像大多数的流浪汉一样，他在火柴上也是吝啬得不得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有一盒火柴，不过自那以后我没见他划过一根，每次我划火柴时，他总是批评我铺张浪费。他的办法是向陌生人借火，有时他宁可半小时都不抽烟，也不愿划一根火柴。
自怜是他的性格特点。他总在想自己的坏运气，一刻也不肯停。沉默太久的时候，他总会大喊一声“一个人开始走霉运时真糟糕”或者“那家临时救济站的茶根本不是茶，是尿”似乎在这个世界上，他想不起别的来了。
看到人家比他好过（不是在钱这方面，因为钱这事他连想都不敢想，而是看到人家有工作），他总像个可怜虫那样，偷偷在心里嫉妒人家。他渴望工作，就像一位艺术家渴望出名一样。要是看到一个老人正在工作，他总会说：“瞧瞧那个老家伙，让年轻力壮的小伙儿找不到工作，”要赶上工作的是个小男孩儿，他就会换个说法：“这帮该死的小杂种正从咱们嘴里夺面包。”在他眼中，所有的外国人都成了“该死的人”——因为按照他的那套说法，失业人数这么多都是外国人闹的。
看女人的时候，他又渴望又恨。年轻又漂亮的女人他不敢想，可见了妓女，他又馋得口水直流。两个抹着红嘴唇的老妓女走过去了，培迪的脸上顿时变得粉红，他会转过头去，贪婪地盯着人家。“婊子！”他嘟囔着，就像一个小孩子隔着窗户盯着商店橱窗里的糖果时的那番做派。有一回，他跟我说他两年都没尝过女人是什么滋味了——也就是从他丢了工作那时候算起——他也忘了一个男人的目标应该高些，不应该只盯着那些妓女。他具备流浪汉的通常性格——卑贱、嫉妒心强，也有着奴才的特点。
不过话说回来，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儿，为人很慷慨，愿意把最后一粒面包屑分给朋友。他真的有一次把最后一粒面包屑跟我分着吃了。如果他能好吃好喝休养几个月，他的工作能力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这两年，他吃的一直是面包和人造奶油，他的身体被毁掉了，再也没有了好起来的希望。他靠着这种肮脏、人造的东西活着，直到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变成了劣等材料。他的成年时期就这样被毁掉了，毁掉他的不是作为本国人的缺点，而是营养不良。
居无定所
去爱德博瑞的路上，我跟培迪说我有个朋友，可以从他那儿借点儿钱，并且提议直接去伦敦，不必在临时救济站里再过一个糟糕的夜晚。可培迪最近这段时间没去过爱德博瑞临时救济站，不想浪费掉白住一个晚上的机会，流浪汉大概都是这副德行。于是我们商量好第二天早上再去伦敦。我身上只剩下了半便士，可培迪还有两先令，这点儿钱够我们睡一觉、喝几杯茶了。
爱德博瑞的临时救济站和拉姆顿的临时救济站差别不大。最坏的地方都是在门口检查时，随身携带的香烟要全部上缴，要是逮着谁抽烟，就直接让他滚蛋。依据《流浪条例》，流浪汉要是在临时救济站抽烟就会被起诉，可实际上，要想起诉他们，不管他们做什么事差不多都能这么办。当局为了减少麻烦，通常的做法是把那些不合规矩的家伙直接赶出去。不用干活儿，小屋里收拾得很干净。我们俩睡在一个屋里，睡的是“上下铺”，也就是说，一个睡木板，一个睡地上，身下铺几个草褥子，身上盖几条毯子，这些铺盖脏是脏了点儿，可没臭虫什么的。吃的东西和拉姆顿一样，只有一样不同，在这儿喝的是茶，不是可可饮料。要是有谁再想喝点茶，早上的时候可以从流浪汉头儿那儿买，每大杯半个便士，当然了，这家伙这么干是违法的。走的时候，工作人员还给了我们每人一大块面包和一些黄油，让我们路上当中午饭吃。
到了伦敦，离公寓开门还有八个小时，于是我们就闲逛了一下。有些事情以前我没注意到，现在想想真是弄不明白。伦敦我来过无数次了，可直到那天我才发现它最糟糕的一面——坐着也得花钱。在巴黎，要是你没钱，又找不到公共长椅的话，完全可以在马路牙子上坐着。可伦敦不行，坐马路牙子会被拎进监狱，天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下午四点，我们已经站了五个小时，脚被硬石子硌得似乎已经红肿了。我们饿了，把从临时救济站里带出来的东西吃了，我的烟抽完了，可对培迪来说，有烟没烟似乎差别不大，他总是捡烟头抽。后来，我们去了两座教堂，敲敲门，门锁着。然后，我们又去了一家公共图书馆，发现里面没座位。只剩下最后一丝希望了，培迪提议去罗顿酒店，依照规定，晚上七点之前是不能进去的，所以我们打算偷偷溜进去。我们走到酒店气派的门口（罗顿酒店的确很气派），装出一副很随意的样子，就像常客一样，溜达着往里走。可就在这时，在门口闲逛的一个小伙子把我们俩给拦住了，这人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看得出来有点儿权力。
“昨晚你们俩是在这儿睡的吗？”
“不是。”
“那就滚吧。”
我们俩乖乖听了话，找了个街角，又站了两个钟头。那种感觉很不舒服，不过让我懂得了不要用“街角流浪汉”这种表达方式，所以我还是从中学到了一点儿东西的。
六点，我们去了救世军收容所。没有现成的床位，八点才能订，到时候也说不准有没有空的，不过一个称呼我们为“兄弟”的官员鉴于我们花钱买了两杯茶就让我们进去了。收容所的主大厅类似于一间大仓库，墙面刷得很白，里头很干净，光秃秃的，让人觉得很沉重，没有生火。200个穿着非常体面、神情沮丧的人正挤坐在长木椅上。一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来回溜达着。墙上贴着布斯将军的画和禁止做饭、喝酒、吐痰、骂街、争吵、赌博的告示。我从这些告示中选了一则颇具代表性的，一字不落地抄在这儿了：
任何人，一经被发现赌博或者打牌，会被立即驱逐并永远不得再进入此收容所。
揭发上述行为的人有赏。
相关负责人员呼吁所有房客协助他们使此收容所永远不受赌博这种恶习的毒害。
看到“赌博或者打牌”这句话，我觉得很高兴。我原以为，这些救世军收容所尽管干净，却远比最糟糕的普通公寓还要沉闷。长椅上那些穿着体面、神情沮丧的人当中有的连领圈都当掉了，可还想着谋取一点儿公职，我在这种人的脸上看到了绝望。到救世军收容所来，这是他们能抓住最后一点儿尊严的唯一办法了，这里至少是干净的。我旁边的桌子旁坐着两个穿得很破的外国人，可一看就是绅士。他们正在用口说的方式玩西洋棋，甚至连步骤也没写。其中一个是个瞎子，我听他们说攒钱攒了很长一段时间，为的就是攒够半克朗买一张棋盘，可最后没成功。这里到处都是丢了工作的职员，个个脸色苍白，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又高又瘦、脸上没有半点血色的年轻人，正在兴奋地说话。就听砰的一声，这人的拳头已落在了桌子上，他在用一种奇怪而狂热的方式吹牛皮。趁工作人员听不见的时候，他的嘴里就蹦出了一连串亵渎神明的言辞：
“伙计们，我要跟你们说什么呢？我要说的是明天那份工作就是我的了。我可不像你们这帮该死的、没骨气的家伙。我能养活自己。看看那个——那边的招牌！‘上帝将一切都给予！’他的确给过我不少该死的东西！你们绝对看不到我信他这种事！伙计们，等着瞧吧！我马上就能得到那份工作啦……”
我看着他，他狂野、富有煽动性的说话方式让我震惊，他疯了，也许有点儿醉了。过了一个小时，我走进大厅旁边的一间小图书室。屋里没有书，也没有报纸，因此房客们很少来这儿。推门一看，只有那位又高又瘦的年轻职员在，他正跪在地上祈祷。关门之前，我瞥了一眼他的脸，他看上去十分痛苦。从他脸上的表情我猛然间意识到，他正在挨饿。
每个床位是八便士。交完钱，我和培迪身上只剩下了五便士，索性我们在“酒吧”花了，那儿的饭菜尽管没有一些普通的公寓便宜，却也不贵。茶是用茶叶末泡的，我幻想着这种茶已经被捐给了救世军，可那儿的人却以每杯三个半便士的价格出售。茶散发出一股臭气。晚上十点，一个工作人员在大厅里四处转悠着吹哨子。大伙儿赶紧站了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我感到很吃惊，于是问培迪。
“意思是说该睡觉了。听到哨响，每个人都要机灵点儿。”
在工作人员的命令下，200个人就像温顺的绵羊，排着队走向各自的床位。宿舍是一间大阁楼，就像一座兵营，里头摆着六七十张床铺。床很干净，还算舒服，只是太窄，铺与铺之间挨得又近，呼出的废气能够直接扑到临铺室友的脸上。屋里睡着两个工作人员，负责查看熄灯后有没有抽烟的或者说话的。我和培迪几乎一夜没睡，附近有个人神经方面有些问题，患的可能是战斗疲劳症，每隔一段时间，这家伙总是喊一声“噼啪”，声音很响，总是吓人一跳，就像一辆小汽车发出的鸣笛声。“噼啪”声来得没有规律，什么时候响不知道，想要睡觉那是不可能了。看来皮普（别人这么称呼他）在这个地方睡得时间不短了，每天晚上，他总会吵醒十个或者二十个人。在这样的公寓里，人们在一起睡，他这样的人总是弄得别人睡不好觉。
早上七点，哨子又响了，工作人员在屋里转来转去，看到那些没有马上起床的，就摇晃一下。从那时起，我又睡了几家救世军收容所，发现这些地方尽管在外观上有点儿小差别，可那种半军事化的管理都是一样的。床位确实便宜，可太像劳教所了，我有点儿受不了。在有些地方，每周还要做上一两次祷告，而且是强制性的，房客要么参加，要么滚蛋。事实就是，救世军收容所已经养成了一种毛病，觉得他们是慈善机构，要是不让收容所散发出一点儿慈善的臭气，他们就经营不了。
上午十点，我去了B的办公室，让他借给我一英镑。他给了我两英镑，还告诉我用钱的时候再来要，这样一来，我和培迪最起码有一周都不用为钱的事犯难了。我们俩在特拉法加广场游**，来找培迪的一位朋友，可人家从未露面，晚上，我们去了斯特兰德街附近的一条背巷内的一家公寓过夜。房费是11便士，可房间里很黑，散发着一股儿伤风败俗的臭气。原来这是“漂亮哥儿”经常鬼混的地方。楼下，阴暗的厨房里，一张长椅上坐着三个小伙儿，看上去关系很暧昧，穿着颇为时髦的蓝制服，别人都不搭理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漂亮哥儿”，跟我在巴黎见到的那些黑帮分子穿着打扮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不留络腮胡子。火炉前，一个穿得齐齐整整的人正在跟一个一丝不挂的家伙讨价还价。他们是卖报纸的。穿衣服的正在向光着身子的出售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就听这人说：
“瞧见了吧，这套衣服是最好的。外套半克朗，裤子两先令，靴子一先令六便士，帽子和围巾加一起一先令。一共是七先令。”
另外一个说了：“你真敢要啊！外套我给你一先令六便士，裤子一先令，剩下的一共给你两先令。一共是四先令六便士。”
“我说朋友，算了，这些东西你一共给五先令六便士吧。”
“好吧，给你钱，我得出门卖晚版报纸去了。”
穿衣服的那人开始脱衣服，三分钟后，他们俩的位置就颠倒了。原先光身子的那人穿上了衣服，原先穿衣服的那人用一份《每日邮报》叠了一条褶裙穿在了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