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又黑又挤，摆了15张床。尿臊味儿臭不可闻，刚开始的时候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地往肺里吸，不敢吸到底。我刚躺在**，黑暗中就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人俯向我，开始醉醺醺地胡言乱语，听上去还挺有教养：
“老校友吧（他听到我跟培迪说话了）？这儿碰不上什么老校友。我是老伊顿人。一晃都已经20年过去了。”说完，他开始用颤音唱伊顿校歌，唱得并不在调：
天气宜人，正是划船的好时候，
收获节的微风裹着干草的味道——
“快他妈别唱了！”几个房客同时喊。
“都是些粗俗的人，”老伊顿人说，“非常粗俗的家伙。对你我来说，这地方有点儿可笑，是不是？知道朋友们都对我说什么吗？他们说，‘先生，你没救了。’说得非常对，我的确没救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堕落着，可不像这帮家伙，要是努努力就不会堕落。咱们这些没落的小伙子应该相互扶持。知道吗？青春仍会浮现在我们脸上。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他拿出一瓶樱桃白兰地，与此同时也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倒在我的大腿上。正在脱衣服的培迪把他拽了起来。
“回**去，你这个老蠢蛋！”
老伊顿人摇晃着身子走到床边，衣服也没脱，甚至连鞋也没脱，就钻到被子底下。夜里，我听他嘟囔了好几回：“先生，你没救了。”似乎这句话对他有着一种莫名的吸引力。第二天早晨，他仍穿衣服睡着，怀里紧抱着那瓶酒。他50岁左右，一张文雅的脸上透露出憔悴，穿得颇为时髦，这一点很奇怪。看着他那双从脏脏的被子底下露出的高档漆皮鞋，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有，那瓶樱桃白兰地的价格肯定能抵得上两个礼拜的房租，这样看来，他不可能一贫如洗，他之所以经常光顾这些普通公寓，或许就是为了找那些“漂亮哥儿”。
床与床之间的距离不到两英尺。将近半夜，我醒过来后，发现隔壁**的那家伙正要偷我压在枕头下的钱。做这事的时候，他假装在睡觉，他的手从我枕头下滑出去，动作就像一只耗子那样轻柔。我把这事跟培迪说了，听完之后，他大笑着说：
“上帝！你得习惯这一点。旅店里到处都是贼。在有些地方，你得穿着衣服睡。以前我曾见这帮家伙从一个瘸子身上偷走了一条木腿。还有一回，我看见一个14岁的小伙子——这人是个石匠，兜里装着四英镑十先令——走进了一家公寓。他把钱放到床垫下面，说：‘要是那帮人想偷我的钱，就得隔着我的身体干。’可那帮人还是把这事做成了。第二天早上，等那小伙儿醒过来一看，发现自己正躺在地板上。四个贼就像拎一片羽毛那样把他拎起来，然后一人拎一角，把床垫抬到一个角落，把他的钱弄走了。自那儿以后，这个小伙儿再也没有见过他那四英镑十先令。”
马路画家波佐
第二天上午，我和培迪继续出去找他的朋友，这人叫波佐，是个马路画家，也就是说是位街头艺术家。培迪没有这人的地址，可总是模糊觉得，在朗伯斯区就能找到他，果不其然，最后我们在泰晤士河岸上撞见了他。波佐已经在那块儿安定了下来，那儿离滑铁卢大桥并不远。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跪在人行道上，在一个价值一便士的笔记本上临摹一张丘吉尔的素描画，身旁放着一盒粉笔。他画得不错。波佐是个小个子，皮肤黑黑的，长着一只鹰钩鼻子，留着一头短短的鬈发。他的右腿处于极度变形状态，脚朝脚跟处弯着，恐怖得让人不敢看。从他的长相上判断，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犹太人，可他总是竭力否认。他说他的鹰钩鼻子跟罗马人的一样，还颇以自己酷似一位罗马皇帝为傲——我觉得他说的那位罗马皇帝就是韦斯巴芗。
波佐说话的方式很奇怪，极具伦敦佬的特征，他可以表述得非常清晰，并且让人回味无穷。他似乎读过很多好书，觉得语法上的问题从来不是问题。我和培迪在泰晤士河岸上待了一会儿，趁此机会，波佐为我们详细地讲述了马路画家这一行。我把他说的写了下来，尽量用的是他的原话：
“人们称我是一位严肃的马路画家。我不像别人那样，用那种在黑板上写字的粉笔画画儿。我用的是画家们用的专业颜料，这种东西贵得要死，特别是红色的那种。一般来讲，一整天下来，我的颜料费就高达五先令，最少也不会少于两先令。我擅长画漫画——知道吗？就是关于政治那类东西。瞧瞧这儿”——他把他的笔记本给我看——“全都是那些政客的素描画，都是我从报纸上临摹下来的。每天我都要画一幅漫画。打个比方，当国家预算上调的时候，我就会画一幅丘吉尔试着推一头大象的漫画，标题是‘债’，下面我还要写上一行字——‘他推得动吗？’明白了吗？各个党派的漫画都能画，可千万不能画支持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警方不允许。有一回，我画了一幅大蟒蛇吞掉小白兔的漫画，大蟒蛇象征的是资本家，小白兔象征的是工人。一个警察走过来看见了，他说：‘把那东西擦掉，下回注意点儿。’我只好擦了。警察会因为你逗留把你赶走，人家有这个权力，跟他们对着干没好处。”
我问波佐马路画家这一行的收入怎么样。他是这么说的：
“每年的这段时间，要是不下雨的话，从星期五到星期天，我能赚三英镑——人们一般星期五领薪水，知道吗？赶上下雨，我就不出来，否则颜料会直接被雨水冲刷掉。一年算下来，我平均每周能收入一英镑，因为冬天的时候活儿不多。要是赶上划船比赛和足球决赛，我就能赚四英镑。不过，这个钱你能从人们身上挣，知道吗？要是你只是坐在那儿，盯着人家看，你连一英镑都赚不了。半便士是常有的事，就这点儿钱也是老天爷的恩赐，你得跟人家主动交谈，说话还得风趣幽默。有时候人们答应你了，要是不给你点儿，就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最好的办法是常有新画作推出，因为人家看到你画新东西，就会停下来盯着你看。问题是，你拿着帽子转着圈朝人们要钱时总有乞丐过来跟着添乱。碰到这种情况，你真的需要一个助手。你在全神贯注工作，一大群人在看着你，你的助手就会像一个没事的人那样溜到人群后面。人们不知道他是你雇来的人。突然，他把帽子摘下，开始要钱，而你呢，也朝他们冲过去，这样人们就处于一种腹背受敌的状态，想跑都跑不掉了。不过，从上层人士那里，你要不到一分钱。给钱的多是一些穿着不怎样的笨家伙和外国人。我从几个日本人和黑人身上就要过六便士。他们可不像英国人那样一毛不拔。还有一件事需要注意：你得把钱盖起来，只在帽子里留一便士。人们要是看到你已经挣了一英镑或两英镑，就不会再给你钱了。”
对泰晤士河岸上的其他马路画家，波佐总是抱以最深的鄙视，还把他们称作“鲑鱼镀金匠”。那时候，在泰晤士河岸上，几乎每隔25码就有一个马路画家——25码是被街头艺术家们认可的彼此之间的最小距离。波佐一脸鄙夷地指着50码外的一个白胡子老画家说：
“瞧见那个老傻蛋了吗？这家伙十年来每天都在画同一幅画儿。他把那画儿叫作‘最忠诚的朋友’。画的无非是一条狗把一个孩子从水里拉了出来。那个老傻蛋画得还赶不上一个十岁的孩子。那家伙画那幅画儿用的是估量法，就跟你猜字谜时用的办法一样。这儿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时，这帮家伙还挖苦我的想法。不过我不在乎，这帮傻蛋脑子里想不出别的，我总是超他们一大截。画漫画最重要的是与时俱进。有一回，一个孩子把脑袋卡在切尔西大桥的护栏里了，这事我听说了。这么跟你说吧，那孩子的脑袋还没从护栏里出来，我的画儿就已经出现在人行道上了——我就这么与时俱进。”
波佐似乎是个挺有意思的人，我迫切地想对他有多一些了解。当天傍晚，我又去泰晤士河岸找他。他之前说要带我和培迪去南岸的一家旅社。我到那儿的时候，看到波佐正在人行道上给他的画儿上色，清点这一天的收入——差不多16先令。他说除去成本能赚12或者13先令。我们步行去朗伯斯区。波佐的脚跛得厉害，走得很慢。他走路的姿势很奇怪，跟螃蟹差不多，他的身体朝一边歪着，拖着那只烂脚朝前走。他一手拿一根棍子，装颜料的箱子在膀子上背着。过桥时，我们在路旁的一个小亭子内休息。他沉默了一两分钟，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这让我着实吃了一惊。他碰碰我的胳膊，用棍子指着天空说：
“喂，看看毕宿五！看看那颜色，就像一只血红的大橙子！”
从他说话的方式看，你可能会觉得他是画廊中的一位艺术评论家。我惊呆了。我很坦诚地说自己不知道哪颗星才是毕宿五。真的，我从来没有注意过星星也有不同的颜色。波佐指着天空中的几大星座，开始告诉我一些天文学的基本知识。他似乎很在意我的无知。我吃惊地对他说：
“你好像对星星很有研究。”
“知道得不多，只知道一点儿。我收到过皇家天文学家写来的两封信，感谢我给他们写的一点儿关于流星的东西。我有时在夜里出去，观察流星。群星是一场免费的表演，只需用眼睛看就行了，不会花费你一分钱。”
“一个多棒的想法！我永远都不会想到。”
“嗯，一个人得有点儿爱好。一个人在路上流浪，不是就只能想一杯茶和两片面包这点儿事。”
“可这辈子要想培养点儿爱好——比方说，对星星这样的事发生兴趣——却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不是吗？”
“你指的是在街上画画儿？没必要。培养兴趣用不着变得下贱，前提是你真心喜欢那么干。”
“可很多人都变成了那个样子。”
“没错。瞧瞧培迪——一个只会大口喝茶的老乞丐，这辈子只适合捡烟头。像他这样的人大部分都变成了这副德行。我看不起他们。但你用不着跟他们学。要是你有点儿知识，哪怕余生都在路上过也没有关系。”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说，“我觉得要是一个人没钱了，就什么事也不能干了。”
“不，不是这样。要是你真心喜欢这种生活，不论是穷还是富，日子都是一样的。你仍可以写你的书，坚持你的观点。你只需想‘我此时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就行了。”他敲敲自己的脑门，然后又说，“我觉得你没问题。”
波佐继续滔滔不绝地说，我认真听着。他似乎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街头艺术家。还有，他是我听说过的唯一一个认为贫穷并不重要的人。接下来的几天一直下雨，他不能出去干活儿，所以我对他的了解更深入了一些。他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我，的确是很奇怪的经历。
波佐的父亲是个破产的书商。18岁那年，波佐成了一个房子粉刷匠。一战期间，他在法国和印度服役了三年。战争结束后，他在巴黎找到了一份房子粉刷匠的工作，并在那儿待了几年。他鄙视英国。他说跟英国比他更喜欢法国，他在巴黎干得不错，攒了点儿钱，跟一个法国姑娘订了婚。一天，这个姑娘惨死在公共汽车车轮之下。波佐喝了一个星期的酒，之后身体摇晃着去工作。就在当天上午干活儿的时候，他从40英尺的平台上不慎跌落在人行道上，右腿被摔成了一团糨糊。出于某种原因，他只得到了60英镑的赔偿金。之后，他返回英国，花钱找工作，在中塞克斯街头市场上卖过关于猎鹰的书，还端着托盘卖过玩具，最后才成为了一个马路画家，并安定下来。从那时起，他的日子过得异常凄惨，冬天总是饿着肚子睡觉，临时救济站和泰晤士河岸上也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我认识波佐的时候，他除了身上穿的那套衣服、一些颜料和几本书外，什么都没有。他的衣服是乞丐们常穿的那种，不过他给自己添了一个领圈和一条领带，并颇以有这两样东西为傲。那个领圈他戴了有一年多了，因为经常在脖子上蹭来蹭去，都磨破了。波佐从衬衣后面剪下来一块布补上，这样一来原本过大的衬衣也不露着尾巴了。他那条坏腿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极有可能需要截肢。因为经常跪在石路上，他的膝盖上已经磨出了一层肉垫儿，厚得就像鞋跟一样。他的命运已经很清楚了，除了乞讨，死在救济院，再没有别的出路。
可即便这样，他却从不恐惧、悔恨、羞愧和自怜。他勇敢地面对自己，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哲学。他说，当乞丐不是他的错，他不后悔干这行，也不会因此感到苦恼。他是这个社会的敌人，一旦瞄准机会，他非常愿意去犯罪。他从不存钱。夏天，他把挣来的钱都用在喝酒上，因为他已经不在乎女人了。冬天，要是赶上他身无分文，社会也会救济他。要是慈善机构不用他说声谢谢，他是愿意从他们那儿弄钱的，能弄多少就弄多少。不过，他竭力避免跟宗教性的慈善机构打交道。因为他说为了要几个小面包就得唱圣歌，这让他有种如鲠在喉的感觉。他对尊严有几点自己的看法，比方说，他常吹嘘即便是在快要受不了的情况下他也从来没有捡过烟头。他觉得自己的身份比那些乞丐高。他说那些乞丐都是下贱货，甚至连忘恩负义这种事都干得那么没教养。
波佐的法语说得还算过得去。他读过左拉的几部小说、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格列佛游记》和一些随笔。在描述自己的经历时，他用词独特，使人很难忘记。比如，谈到葬礼时，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见过焚烧尸体吗？我见过，在印度。他们把老人放到火上，下一秒，我吓得连魂儿都没了，因为那尸体开始蹬腿。尸体受热，肌肉发生萎缩，就是这么回事，可还是把我吓了一跳。然后，那尸体扭动了一会儿，就像热炭上正在烤着的鲱鱼，接着肚子就开始膨胀，随即就听“砰”的一声巨响，肚子裂开了，那声音50码开外都能听到。自那以后，一听到火葬，我的心里就发毛。”
然后，他把话题一转，谈到了自己的那次事故：
“医生对我说：‘小伙子，你只是单腿着地。跌下来的时候，没有双腿着地，你真是太幸运了。要是双腿着地的话，这会儿你早就变成一架六角风琴了，大腿骨早就从耳朵里伸出来了！’”
很显然，这段话不是那医生说的，而是波佐说的。波佐在词汇的运用上很有天分。他时刻让自己的脑子处于清醒和警觉的状态，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屈从于贫困。他可能会衣衫褴褛，受冻，甚至挨饿，可只要能读书、思考和观察流星，他就能放飞自己的思想（他的原话）。
波佐是个痛苦的无神论者（不喜欢上帝，可也不是不信上帝），认为人类永远都不会变好，从这种想法中，他获得了某种快乐。他说，有时睡在泰晤士河岸上，抬头看到天上的火星或者木星，想到上面也可能会有睡在泰晤士河岸上的人时，心中就会涌出一种安慰。他说地球上的生活很残酷，因为缺乏生存必需品。火星上因为气候严寒，缺乏淡水，比地球要穷得多，生活会更加残酷。可话说回来，在地球上偷六便士会坐牢，而在火星上，很可能就会被活煮。这想法让波佐快乐，个中原因，我弄不明白。他的确是个很特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