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佐住的地方一晚上九便士，很大，很拥挤，可供500个人住宿。流浪汉、乞丐和小偷小摸的人聚集于此。所有种族的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一律平等。其中还有几个印度租客，我用蹩脚的乌尔都语与其中一个交谈，他竟称我为“你”——要是在印度，他这么说会使人厌恶得浑身发抖。这儿没有肤色上的歧视。随便一瞥就能看到很多怪人。比方说，其中有一个叫“爷爷”的流浪汉，已是70岁高龄，可还是每天出去捡烟头，然后把烟丝收集起来，以每盎司三便士的价格卖掉。绰号叫“医生”的租客（这人真是个医生），因为出言不逊，名字被从登记簿上画掉。他除了卖报纸，还为大伙儿提供医疗咨询服务，每次收几便士。还有一个从吉大港来的小个子水手，离开他的船以后，他饿着肚子，光着脚，在伦敦游**了好几天。他神情恍惚，无依无靠，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利物浦，我告诉他之后，他如梦方醒。波佐有个朋友，是个作家。因为妻子死后办丧事借了人家好多钱，所以他写求助信四处寄发，最后有人答应帮忙。听到这个好消息之后，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一顿猛吃面包和人造奶油，都快把肚皮撑爆了。这个家伙肮脏无比，跟鬣狗差不了多少。我跟他交谈过，发现他像多数骗子一样，对撒谎根本不当回事。这地方住着不少像他这样的人。
跟波佐在一块儿待着时，他告诉了我很多在伦敦乞讨的技巧。什么样的技巧都有，多得让人想不到。乞丐跟乞丐大不一样，有的只是乞讨，有的却想方设法赋予讨钱一点儿含金量，这两种乞丐之间有着严格的划分。靠搞点儿“恶作剧”挣钱的乞丐们的收入也有很大不同。周日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一下乞丐死时裤子里缝有2000英镑，这当然不是真的。可碰上运气好的时候，那些“高级”乞丐一把就能挣上够几个星期花的钱，这也不是虚言。挣钱最多的乞丐是街头卖艺者和街头摄影师。如果赶上好地段——比方说，剧场旁边——一个街头卖艺者每周就能挣五英镑。街头摄影师也差不多能挣这个数，不过这得赶上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做买卖很有一套。看到一个潜在的受害者过来了，一个人就会跑到摄影机后头，假装拍照片。等受害者走到他们身旁，他们就会大喊一声：
“喂，先生，给你。看这照片拍得多棒，拿去吧。一先令。”
“可我没拍照啊。”受害者抗议道。
“什么？你没让拍啊？咳，我们还以为你做了一个拍照的手势呢。瞧瞧，浪费了一张底片。这张底片的成本有六便士呢。”
一般来说，听到这话，受害者就会心生同情，表示愿意买下那张照片。这时，摄影师就会检查一下底片，说底片毁掉了，愿意免费再给他拍一张。当然了，第一张照片他们根本没拍，要是受害者拒绝的话，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像街头卖艺者一样，手风琴艺人也被人们认为是艺术家而不是乞丐。波佐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这人叫萧迪，他把他那行是怎么回事都跟我说了。他和同伴“主攻”白教堂街和贸易路上的咖啡馆和小酒馆。那种认为手风琴艺人在街上谋生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的钱有90%都是在上述场合挣的。当然了，酒馆都是很廉价的那种，高级酒店是不允许他们这种人进的。萧迪的讨钱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先在一家酒馆外演奏一首曲子，接着由他那个装着一条木腿的同伴激起顾客的一点儿同情心，后者走进酒馆，拿着帽子挨个儿要钱。当有客人要求萧迪再奏一曲时，他总是满足人家的要求。他觉得这个时候特别有尊严，同时这种想法也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而不是要完钱就被人家打发走的乞丐。他和同伴每周能有两三英镑的收入。除去每周15先令的手风琴租赁费，他们俩差不多每人每周能赚一英镑。他们俩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星期六的时候要更晚些。
马路画家有时被称为艺术家，有时则不会。波佐向我引荐过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也就是说，这人在巴黎学过艺术，给一些画廊画过画儿。他擅长模仿大师的作品，经常在石头上作画，他画得棒极了。他把自己成为马路画家的经历跟我说了：
“我的妻子和孩子正在挨饿。每天深夜我带着从画商那儿退回来的画儿回家，绞尽脑汁想从这些该死的东西上挣几先令。一天，在斯特兰德街，我看到一个家伙正跪在人行道上画画儿，人们零星地给他几便士。我从他身旁走过，他起身去了一家酒馆。当时我就想：‘要是他能靠这个挣钱，我也能。’于是一冲动，我也跪下来，开始用他的粉笔画画儿。天知道我怎么会干这个，可能是我被饿得头晕眼花了吧。问题是以前我从来没有用粉笔画过，我得一边画一边找诀窍。这么说吧，人们开始停下来，看我画画儿。说真的，我画得还不坏，最后人们给了我九便士。可就在这时，那人从酒馆里出来了。‘你在我的地盘上干什么呢？’那人说。我向他解释，说自己饿坏了，得挣俩钱儿。‘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人说，‘跟我去喝杯啤酒吧。’就这样，我喝了一杯啤酒。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一个马路画家。现在我每周能有一英镑的收入，可光靠这点儿钱养六个孩子根本不够。还好，我妻子靠缝补衣服也能挣一点儿。
“过这种日子最糟糕的是冷，其次是应付外界的干涉。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一窍不通，常常在人行道上画**人像。我的第一幅**画是在“田间的”圣马丁教堂外面画的。一个黑衣人——我猜是个教会执事什么的——咆哮着从教堂里冲了出来。‘你觉得我们能够容忍那种下流的东西在上帝的圣殿之外存在吗？’这人喊道。我只能把画儿擦掉了。其实我画的是波提切利的名作‘维纳斯’。还有一次，我在泰晤士河岸上画的也是这幅画儿。这时，一个警察走了过来，他看了一眼我的画儿，二话不说就踩了上去，用他那扁平的大脚擦掉了。”
波佐也讲了一件警察干涉的事。在我跟他相处的那段时间，海德公园内发生了一起“伤风败俗”的事件，警察们的做派令人发指。波佐以此为题创作了一幅漫画。画中除了海德公园，还有藏在树林里的几个警察，题目就叫作“猜猜看，警察在哪儿”。我向他指出，要是把标题改为“猜猜看，伤风败俗的事件在哪儿”意思就明了多了，可波佐没接受我的建议。他说随便一个警察看到这幅画儿都会把他赶走的，这样一来，他的好地盘就没了。
比马路画家低一级的是唱圣诗的、卖火柴的和卖鞋带的，还有卖用信封装着的几粒薰衣草种子的——这种东西美其名曰香水。坦白说，这些人都是乞丐，往往装出一副很惨的样子，这些人一天下来也赚不到半克朗。他们为什么要扮成卖火柴的或者卖别的东西的，而不是直接乞讨呢？这里面有原因。英国法律规定，要想乞讨就得装装样子，这一点真是可笑。依照现行法律，要是你靠近一个陌生人，开口就向人家要两便士，人家就可以报警，警方就会因乞讨罪拘留你七天。不过要是你能唱上一句“我的上帝离你近了”，或者拿根粉笔在人行道上乱写乱画，或者拿着一小盘火柴来回溜达——总之，你得给自己找点儿事做——那么你做的就是合法生意，而不是乞讨了。简单来说，卖火柴和街头卖唱都是“合法”犯罪。不过这些犯罪行为赚不到什么钱。偌大个伦敦，干这一行的一年下来也赚不到50英镑——代价却是每周在马路牙子上站84个小时，后背不时地被汽车擦伤。
关于乞丐的社会地位，我有必要说几句。因为当一个人跟他们认识，发现他们是普通人之后，就会不由得对社会给予他们的各种稀奇古怪的看法感到震惊。人们似乎认为，乞丐和普通的工人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别。乞丐是属于被孤立的群体——就像流浪汉、罪犯和妓女。工人工作，而乞丐不工作。乞丐是寄生虫，一无是处。那些认为泥瓦匠或者文学评论家是在讨生活，而乞丐不是在讨生活的看法似乎是一种共识。乞丐是社会中多余的部分，社会之所以能够容忍这类人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人情味儿的时代，但这个时代从本质上来说是可鄙的。
倘若一个人能近距离地观察乞丐的生活，便会发现他们和那些体面的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人们说乞丐不工作，那么工作是什么？卖苦力的人挥动铁镐是工作；会计搞加法运算是工作；乞丐一年四季不管天气如何都得站在户外，并为此患上了静脉曲张和慢性支气管炎这也是工作。乞丐这行也是一种营生。当然了，并不创造价值。不过话说回来，很多有名的行当也没什么用。作为社会中非常典型的一类人，在很多方面，乞丐完全可以和其他人媲美。在诚实这方面，他们可以跟大多数卖专利药品的人相比；在品德方面，他们可以跟一个经营星期日报纸的老板相比；在友善这方面，他们可以跟一个兜售分期付款购买方案的人相比——总之，乞丐是寄生虫无疑，却是一种无害的寄生虫。他们讨点儿钱，够自己生活就行，很少多要。但由于我们的道德观念，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就得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痛苦。我觉得乞丐跟其他阶层的人没什么区别，我也不认为大多数的现代人有资格去歧视他们。
然后，问题就来了。乞丐为何会受到歧视？这种现象是世界性的。我觉得原因很简单：他们失败了，没有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实际上，人们在看待某种工作是不是有用，是生产性的还是寄生性的时候，采用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能够产生利润。现在人在谈到精力、效率、社会服务以及其他方面时，除了“挣钱，合法挣钱，多挣钱”之外，里头还有别的意义吗？钱成了道德的伟大标杆。依据这个标杆，乞丐无疑是失败的，因此便会受到歧视。如果一个人靠乞讨每周能挣十英镑，那么乞丐立马就会成为一种非常受尊敬的职业。现实点儿说，乞丐就是生意人，靠偶然发现的方式讨生活。他们不像大多数现代人那样出卖自己的尊严，他们只是入错了行，而这个行业却无法让他们成为富人。
伦敦的俚语及脏话小课堂
我想给伦敦俚语和一些骂人的词汇加上一点儿注解，释义尽可能短。下面这些（那些人人皆知的没有写）是其中一部分：
gagger：乞丐、各类街头卖艺者。
moocher：公然乞讨者，不用以做买卖为伪装。
nobbler：为乞丐收钱的人。
chanter：街头歌手。
clodhopper：街头舞者。
mugfaker：街头摄影师。
glimmer：专门盯着空车的人。
gee（或者jee）：托儿。
split：侦探。
flattie：警察。
dideki：吉卜赛人。
toby：流浪汉。
drop：给乞丐的钱。
funkum：装在信封里用来出售的薰衣草或者其他香料。
boozer：小酒馆。
slang：小贩的营业执照。
kip：睡觉的地方。
smoke：伦敦。
judy：女人。
spike：临时救济站。
lump：临时救济站。
tosheroon：半克朗。
deaner：一先令。
hog：一先令。
sprowsie：六便士。
clod：零钱。
drum：壶。
shackles：粥。
chat：虱子。
hard-up：从烟头里弄出来的烟丝。
stick：盗贼用的撬棍。
peter：保险箱。
bly：盗贼用的电石气灯。
bawl：吸或吞。
knock off：偷。
skipper：睡在露天之中。
上面这些词差不多有一半都能在大型词典中查到。对其中某些词的词源进行猜测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尽管有一两个词（比如funkum和tosheroon）的词源已经无法猜测了。deaner这个词可能源于denier。glimmer（动词形式是glim）可能与glim（光、一瞥）这个古老的词有关，可它却是一个新词。因为从它现在的意思来看，它几乎不可能比motorcar这个词更老。gee这个词很奇怪，我觉得它源于gee，也就是“马”的意思，盗马贼常把马称作gee。screever这个词很神秘，它肯定源于scribo，不过在过去的150年里，英语中并未出现过类似的词；它也不可能是从法语中来的，因为法国并没有马路画家。judy和bawl伦敦东区用，塔桥西边没人说。smoke只有流浪汉才用。kip源于丹麦语，直到最近一段时间，doss这个词才有了“睡觉”的意思，不过现在早就废弃不用了。
伦敦俚语似乎变化得非常快。狄更斯笔下的老伦敦腔（把w念成v, v念成w）如今已经彻底消失了。据我们所知，伦敦腔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在其《白外套》中初次提及此事），如今早就变了。现在也很少有人再像20年前那样把face读成fice, nice读成nawce。俚语随着口音的变化而变化。比方说，25年或者30年前，“押韵的俚语”在伦敦曾风靡一时。在“押韵的俚语”中，为了韵律需要，任何词或词组都可以被别的词或词组代替，比如把kiss换成hit或者miss，把feet换成plate of meat，等等。那个时候，这种做法非常流行，有些小说中也存在这种情况，不过现在快绝灭了。也许再过20年，我上面提到的那些词也会消失。
骂人的词汇也在变——至少也在跟着潮流改变。比方说，20年前，伦敦的工人习惯用bloody（该死的）这个词。可现在他们弃之不用了，尽管有些小说家为描述需要仍在用。凡是在伦敦土生土长的人（要跟苏格兰人或者爱尔兰人的后裔区分开）如今都不说bloody这个词了，除非他是一个有点儿文化的人。实际上，这个词已经通用了，不再是工人骂人时的专用词汇了。如今，伦敦的工人往往在名词前加上fucking这个形容词，来代替bloody。毫无疑问，fucking这个词迟早都会走进千家万户，然后再被别的词取代。
骂街这事，特别是英国人骂街这事，很难说清。从本质上讲，骂街和魔术一样，都是不合常规的——没错，骂街的确具有魔术的某种特点。不过骂街也有自相矛盾的一面：我们骂街的初衷是让别人感到震惊或受伤害，有些东西不能说得太明显——比如跟**有关的东西。可奇怪的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骂人的词似乎失去了它的本义，也就是说，失去这种东西以后，它就不是一个骂人的词了。一个词之所以被认为是骂人的，就是因为它表达了某种东西，可正因为它表达了某种东西，它就不再是那个意思了。比方说fuck这个词。伦敦人在使用这个词时，不用或者几乎不用它的本义了。从早到晚，这个词都挂在他们的嘴边，这个词成了一个简单的填充词，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同样，bugger这个词的本义也处于快速流失状态。在法语中也常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foutre（该死！见鬼！）这个词现在就成了填充词。还有bougre（妈的！见鬼！）这个词，在巴黎有些人还用，可使用它的那些人中的大部分都不知道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了。人们似乎觉得，那些已经被接受了的骂人的词具有一种魔力，跟别的词不一样，其实在日常的交谈中没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