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费了这么大劲儿。当我们再次把衣服拿到那家当铺时，刚才招呼我的那个伙计又没要。他跟我说，我带的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不齐备，必须出示护照或者写有暂住地址的信封。（从这件小事中就能看出法国佬那种爱折腾人的卑劣品性！）伯里斯有很多这样的信封，但他的身份不合法（为了避税，他没有续签）。这样一来，这两件衣服就不能以他的身份当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迈着疲惫的步子回到我的旅馆，拿上必要的文件，把那两件衣服送到位于皇家港口大道的一家当铺。
我把伯里斯留在家中，一个人去了那家当铺，等到那儿以后才发现铺子已经关了，下午四点才开门。现在是下午一点半，我已经走了12公里的路，60个小时没吃一点儿东西了。命运似乎正在跟我开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令人讨厌的玩笑。
然后我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当时我正在布罗卡街走着，突然我看到地上有个闪光的东西，拿起来一看，是一枚五个苏的硬币。我猛扑过去，把它捡起来，一路跑回旅馆，又拿了另外五个苏，买了一磅土豆。酒精炉里剩下的酒精只够把它们煮熟的。我们没有盐，却把它们连皮一块儿吞进了肚子里。吃完以后，我们俩顿时觉得不一样了，坐着玩牌，一直玩到当铺开门。
四点，我重新回到那家当铺。我没抱什么希望，因为我觉得要是这两件衣服成色还行，当70法郎应该问题不大，但对现在装在破箱子里的这两个破烂儿，我还能抱什么期望呢？伯里斯说能当20法郎，但我觉得只能当10法郎，甚至5法郎。我觉得更糟的情况无非就是像以前那个可怜的83号一样被人家拒绝。我坐在前排长椅上，为的是在店员说5法郎时不去看那些笑话我的人。
店员终于喊到了我的名字：“117号！”
“是我。”我站了起来。
“50法郎怎么样？”
我受到的震惊不亚于先前听到这家伙喊70法郎时的感受。我觉得这家伙肯定是把号码搞混了，这两件破衣服怎么都不可能值这个价。我急匆匆赶回旅馆，双手背在身后进了屋，什么也没说。伯里斯正在玩棋盘。他抬起头，一脸渴望。
“当了多少？”他大声问，“什么？连20法郎都没当？这么说只当了10法郎？不会只当了5法郎吧？真是太过分了！伙计，可别说只当了5法郎。要是你说只当了5法郎，我真的会开始考虑自杀的。”
我把那50法郎扔在桌子上。伯里斯的脸顿时变得煞白，然后他就像弹簧那样一跃而起，抓住我的一只手，使劲儿握了一下，我的骨头差点儿被他捏碎了。我们俩急忙跑出去，买来面包、红酒、一块肉和烧酒精炉的酒精，然后一顿猛吃。
吃饱喝足以后，伯里斯变得更乐观了。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见他这样乐观过。“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他说，“命运之战！今天早上咱们还只有5个苏，可是看看现在。我常说再没有比挣钱更容易的事了。哦，我想起来了，在丰达利街我还有个朋友，咱们可以去找找他。这家伙是个贼，骗过我4000法郎。清醒的时候，这家伙是最了不起的贼。可奇怪的是，只要一喝醉，这家伙就变得无比诚实。我估摸着下午六点左右这家伙会喝醉。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也许他能先给我100法郎，也许能先给我200法郎！出发！”
我们去了丰达利街，找到了那个人，他的确喝醉了，却不肯给钱。伯里斯和他一见面就开始在人行道上猛吵。那人信誓旦旦地说不欠伯里斯一分钱，伯里斯反而欠他4000法郎，然后两个人纷纷叫我评理。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吵啊，吵啊，一开始在街上吵，接着在一家酒馆吵，然后在一家我们就餐的平价餐馆吵，然后又在一家酒馆吵。最后，俩人互骂对方是贼，一直骂了两个小时。然后俩人找到一家酒馆拼酒，直到伯里斯身上带的最后一个苏花光才罢休。
当天晚上，伯里斯是在一个制鞋匠那儿睡的。这人也是俄国难民，在贸易地铁站附近住。而这时我身上也只剩八法郎，不过我买了很多香烟，眼前都是吃的、喝的。过了两天糟糕透顶的生活，我的日子算是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秘密组织”的骗局
现在，我们俩手头上一共有28法郎，又能开始找工作了。伯里斯仍在那个制鞋匠那儿住，两个人的关系挺神秘。还有，他从一个俄国朋友那儿借了20法郎。在巴黎，他有很多俄国朋友，多数是以前的军官。这些人有的在当侍者或者洗碗工，有的在开出租车，还有几个靠女人养活着，另外有些人从俄国成功地把钱带了出来，成了修理厂或者舞厅的老板。总的来说，俄国难民干活儿都很拼命，他们学会了忍受不幸，就这一点来说，英国人远远不是对手。当然了，也有例外。有一回，伯里斯跟我说他认识一位俄国的流亡公爵，两个人以前见过，他说这位公爵经常出入高级餐厅。每次吃饭前，这人总是打听侍者里有没有从俄国来的军官。要是有，吃完饭之后，他就会把那人叫过来，然后非常友好地说：
“啊，这么说你跟我一样以前也是军人了？那段日子可不太好过，对吗？是的，是的，但俄国士兵什么都不怕。当时你在哪个团？”
“某某团，先生。”侍者会这样回答。
“那可是挺英勇的一个团！1912年我检阅过。对了，我不小心把支票忘家里了。我知道一个前俄国军官是愿意借给我300法郎的。”
如果这个侍者有300法郎就会把钱递过去。当然了，这钱就打了水漂儿。这位公爵通过这种办法骗了不少钱。也许那些侍者并不介意被骗。公爵毕竟是公爵，流放不流放都是。
伯里斯从一个俄国难民那儿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有个办法能弄到钱。我们当掉外套的第三天，伯里斯异常神秘地对我说：
“伙计，告诉我你有政治上的信仰吗？”
“没有。”我说。
“我也没有。人人都是爱国者，不过——难道摩西没说过毁掉埃及人吗？作为一个英国人，你肯定读过《圣经》。我的意思是说你反对从共产党那儿挣钱吗？”
“不反对，当然不反对。”
“那好，我听人说巴黎有一个俄国人的秘密组织，也许能为咱们做点儿什么。这些人是共产党，说白了就是布尔什维克派来的密探。他们的社团名义上是一个教会组织，其实是专门跟被流放的俄国人接触，鼓动这些人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我有个朋友就加入了，要是咱们也加入，说不定他们就会帮咱们一把。”
“可他们能为咱们做什么呢？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帮我，因为我不是俄国人。”
“问题就在这儿。这帮人似乎是莫斯科某报纸的记者，想要一点儿关于英国政治的文章。如果咱们能去投靠他们，也许他们就能让你写文章了。”
“我？可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这帮人也不懂。谁会懂政治呢？这事其实很简单。从英国报纸上照抄就行了。不是有一份巴黎版的《每日邮报》吗？从那上面抄。”
“可《每日邮报》是保守派的报纸，他们反对共产主义。”
“这好办，《每日邮报》上写什么，你反着写就是了，这么干不会错的。伙计，咱们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说不定能赚几百法郎呢。”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巴黎警方对待共产党一向严厉，尤其是外籍分子，而我早就受到怀疑了。几个月前，有个侦探曾看到我从办共产党报纸的办公室出来，警方已经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如果他们看到我进出这个秘密组织，很可能会将我驱逐出境。不过，似乎这是个不能错过的绝好机会。那天下午，伯里斯的另外一个当侍者的朋友过来把我们俩带到了那个俄国共产党的据点。我不记得那条街叫什么名字了——反正是一条很破烂的街，在塞纳河南边，靠近众议院的某个地方。伯里斯的那个朋友再三叮嘱我们要小心行事。我们俩装作没事一样在那条街上晃**，记住了我们要进的门——是一个洗衣房的门——然后又溜达着折回来，密切注视着所有窗户。如果这里真是共产党常来的地方，那么我们很可能已经被盯上了。要是看到任何疑似侦探的人，我们俩就回家。我很害怕，但伯里斯却很喜欢这种搞阴谋的做法。他早就忘了这些即将跟他做交易的人是杀害他亲生父母的刽子手。
确定河岸上无人之后，我们俩飞快地蹿进门内。洗衣房里一个法国女人正在熨衣服，她告诉我们那几位“俄国绅士”就住在院子对面的楼梯间里。我们爬上几级黑乎乎的楼梯，来到一个平台上。一个面露凶相、身强体壮、留着短发的年轻小伙儿正站在楼梯口。我刚一上去，他就一脸怀疑地盯着我，用胳膊挡住我的去路，用俄语说了句什么。
“暗号！”见我没说话，他尖厉地说。
我愣住了，吓了一跳，没想到还得用暗号。
“暗号！”俄国小伙儿又说了一遍。
伯里斯那个一直跟在后面走的朋友这时走过来，用俄语说了几句什么，既不是暗号也不是解释。听完伯里斯那个朋友说的话，这个一脸凶相的俄国小伙儿似乎觉得满意了，把我们领进了一间装有毛面玻璃窗的破烂不堪的小屋。小屋看起来像一间非常破烂、简陋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俄文的大幅标语和一幅巨大而粗糙的列宁画像。桌子旁坐着一个胡子拉碴的俄国人，身上只穿着一件汗衫。他正在一大堆邮包上写姓名和地址。看到我们进来，他用法语跟我们说话，他的口音很重。
“真是粗心！”他大惊小怪地嚷起来，“怎么来的时候也不带一个装衣服的袋子？”
“衣服？”
“到这儿来的人都随身携带一袋子衣服，看上去就像是要去楼下的洗衣店。下次带一个大包来。我们可不想让警察盯上。”
这比我事先预料的要隐秘得多。伯里斯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屋子里响起了持续不断的用俄语说话的声音。只有那个胡子拉碴的俄国人在说，那个一脸凶相的小伙儿靠在墙上。他仍在盯着我，似乎对我还是不太放心。站在一间墙上贴着革命标语的秘密小屋里，听别人谈话，而谈的是什么我一个字也不明白，这感觉真是奇怪。俄国人的语速很快，说得很急切，脸上挂着微笑，肩膀不时耸一下。我想知道他们究竟在说什么。我觉得他们应该互称“小父亲”“小鸽子”或者“伊万·亚历山大维奇”，就像俄国小说里的人物。他们谈论的也应该是革命。那个胡子拉碴的人应该说：“我们从不争论。争论是小资产阶级的消遣行为。我们的争论就是行动。”但是，我推测出他们谈论的并不是这个。那人要求我们交20法郎，显然是入会费，伯里斯同意了。当时我们俩身上的钱加一块儿只有17法郎。最后，伯里斯从我们的救命钱中拿出五法郎交了会费，剩下的以后再给。
看我们交了钱，那个俄国小伙儿脸上的疑虑消了不少，在桌子边上坐了下来。那个胡子拉碴的俄国人开始用法语问我问题，还不时地在一张小纸条上记着什么。他问我是不是共产党。为了言行一致，我说自己没参加过任何组织。他问我对英国的政治环境是否了解。哦，当然了解，当然了解，我还提到了几位首相的名字，并发表了一些鄙视工党的言论。然后他又问我对体育怎么看（在这个大陆上，足球和社会主义有着某种神秘联系），能不能写一些有关体育的文章。哦，我又回答说没问题。那两个人严肃地点了点头。那个胡子拉碴的人说：
“看得出来，你对英国当前的局势了解得还很透彻。你能不能为莫斯科的一份报纸写几篇文章？题目我们来安排。”
“当然能。”
“那么这样，同志，明天上午听消息吧。也许是邮局第一批送出的邮件，也许是第二批。每篇文章我们会付你150法郎。记住下次来的时候一定带包衣服。同志，后会有期。”
我们走到楼下，朝洗衣店外四处瞧了瞧，看着四下无人，我们溜了出去。伯里斯高兴得都要疯了。在一种献祭时才会有的狂喜的驱使下，他冲进最近的一家香烟店，花50生丁买了一支雪茄。出来的时候，他一边用拐棍猛击路面，一边眉开眼笑地说：
“终于成了！终于成了！伙计，咱们就要挣大钱了。你骗得他们可不轻。一篇文章150法郎——天哪！咱们的运气真不错！”
第二天早晨，一听到邮递员来，我就赶紧跑下楼冲进酒馆去取信，信没来。我待在旅馆里，等着第二波邮件的到来，仍没有我的信。三天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收到那个秘密组织写来的信。我们放弃了希望，想着人家肯定让别人去写那些文章了。
10天后，我们又去了那个秘密组织的办公室。这次我们带了一包衣服，装作去洗衣服的样子。到那儿以后才发现，那个秘密组织竟然消失了！洗衣房里的那位女士对这事一无所知——只是说那几位先生几天前就离开了，为房租的事还跟她大吵了一架。我们俩拎着衣服站在那儿，看上去是那么傻。不过我们只付了五法郎，也算是得到了一点儿安慰。
从那儿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秘密组织的消息。他们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没人知道。我觉得他们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只是一些专门在俄国难民身上打主意的骗子，怂恿人家加入一个不存在的秘密组织，从而骗取入会费。这种行当没什么风险，怪不得在别的城市他们仍在做这种勾当。他们都是一些聪明的家伙，玩这一套玩得真是叫人佩服。乍一看上去，他们的办公室跟共产党的一模一样。至于那个“下次来的时候一定带包衣服”的小手腕儿真是天才之举。
工作，工作
我们继续在外面游**，又找了三天工作。钱不多了，面包和粥只能少吃。现在，我们有两个希望：一，伯里斯听说协和广场附近的X酒店在招人，他有可能会得到这份工作；二，贸易街上那家即将开业的餐馆的老板终于回来了。那天下午，我们去找他。路上，伯里斯跟我说，要是我们能得到这份工作，就能挣一笔大钱，他还说给老板留下一个好印象是非常重要的。
“伙计，外表——外表永远是第一位的。给我一套新衣服，晚饭前我就能借来1000法郎。咱们有钱的时候我竟忘了买一个新领圈，真可惜。今天早上我把领圈翻过来，可有什么用呢？里面跟外面一样脏。伙计，你觉得我看起来像个饿肚子的人吗？”
“你的脸色挺苍白。”
“一个人整天光吃面包和土豆能有什么好脸色？看上去一副饿坏的样子，这一点是致命的，会让人家不要你。等一下。”
他停在一家珠宝店的橱窗前，狠抽自己的脸，脸上有了血色。然后，趁血色还没有消退，我们俩赶紧走进餐馆，向老板做自我介绍。
老板是个矮胖子，一头灰色鬈发，看上去挺有派头。他上身穿一件双排扣法兰绒外套，喷着香水。伯里斯告诉我，这人以前是一个俄国军官。他的妻子也在那儿，是个法国人，长得很胖，很难看，一张惨白的脸搭配上血红色的嘴唇让我想起了冻牛肉和冻西红柿。老板友好地跟伯里斯握手，然后两个人用俄语谈了几分钟。我站在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准备向人家撒一个弥天大谎，就说自己以前干过洗碗工。
这时，老板朝我走来。我局促不安地来回走动，竭力装出一副卑贱的样子。伯里斯曾反复对我说，洗碗工连奴隶都不如，我料想这个老板肯定会像对待垃圾一样对我。但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竟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
“这么说你是英国人了？”他大声喊道，“你长得可真迷人！不用说，你肯定是个玩高尔夫球的高手了？”
“当然。”看到他希望我这么说，于是我就说了。
“我这辈子一直想玩高尔夫。我亲爱的先生，你能否为我演示一下几种基本的击球方式呢？”
看得出来，这就是俄国人做生意的方式。这个老板认真地听我讲1号球棒和头球棒的区别，然后就突然告诉我面试已经结束。餐馆一开张，伯里斯就是经理，我就是洗碗工。如果生意好的话，我还有被提拔为盥洗室主管的机会。我问餐馆什么时候开张。“两个礼拜以后开张。”这个老板自命不凡地说（说这话的时候，他边摇手边弹烟灰，看上去挺有派头），“两个礼拜以后准时开张营业，准时为大伙儿提供午餐。”然后，他带着一脸得意，领我们把餐馆上上下下转了个遍。
餐馆不大，有一间酒吧，一间餐厅和一间比浴室大不了多少的厨房。装修的时候，老板特意选了一种华丽的风格（他把这种风格称为“诺曼底式风格”，也就是制造一种光射在灰泥墙上的感觉，差不多就是这样）。他还打算把这间餐馆称作“杰汉·科塔德小客栈”，从而给人一种中世纪的感觉。他印了一堆宣传册，说这个地方很有历史感，其实写的都是假的。宣传册上还说这地方原来就是一家小客栈，查理大帝经常来这里。老板对这种伪造的联系很满意。他还从巴黎美术展览会上聘请了一位画家为他的小店创作几幅粗俗的画。最后，他分给我们俩每人一支昂贵的雪茄，我们俩待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们从这家餐馆得不到任何好处。我觉得老板是个骗子，更糟的是，还不完全是个骗子。刚才，我清清楚楚看到有两个要账的人在后门附近晃**。但伯里斯看到自己就要当经理了，是不会露出失望的样子的。
“这事就算是成了，只不过还得晃**两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意思是什么？找吃的东西？好好想想，三个礼拜以后，我就又能泡妞儿啦！我不知道她长得黑，还是长得挺漂亮的。不过我不会介意，只要别太瘦就行啦。”
接下来是糟糕的两天。我们只剩下60生丁。我们用这点儿钱买了半磅面包，然后在上面抹上一层蒜泥就着吃。这么干的目的是，蒜味儿会一直留在嘴边，给人造成一种刚刚吃过饭的假象。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植物园里坐着。伯里斯用小石子儿打驯养的鸽子，却总是打不着。坐得无聊了，我们俩又在信封背面写菜谱。我们俩太饿了，除了吃的东西，脑子里想不出别的。我还记得伯里斯最后为自己点的那几道菜：12只生蚝、一碗俄罗斯甜菜汤（汤是红色的，上面漂着一层奶油，很美味）、一份龙虾、一份羊油布丁、一份李子炖牛肉、几个新土豆、一份沙拉、一份罗克福羊乳酪，外加一升勃艮第葡萄酒和一些陈酿白兰地。
伯里斯在吃这方面可以说是颇具国际口味。后来，我们发达时，我还偶尔见他毫不费力地胡吃海喝一顿。
钱用完了，我也不再找工作了，又饿了一天。我不相信那家杰汉·科塔德小客栈真的会开张营业。我也没了别的盼头，我太懒了，一动也不想动，每天都在**躺着。突然，我的命运就发生了转变。那天晚上，10点钟左右，我听到街上有人急不可耐地大嚷大叫。我下了床，走到窗前，是伯里斯。他正朝我挥舞拐杖，热情地微笑。他从口袋里拽出一块弯弯曲曲的面包，扔给我，然后才开始说话：
“伙计，我亲爱的伙计，咱们得救啦！你猜是怎么回事？”
“还能是怎么回事，你找到工作啦！”
“在X酒店，就在协和广场附近。一个月500法郎，还管吃。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哦，上帝，我吃得那个美啊！”
拖着他那条瘸腿工作了10个或者12个小时后，伯里斯首先想到的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他走了三公里，来到了我的旅馆下面。还有，他让我第二天中午他歇班的时候在杜伊勒里公园等他，说不定他能给我偷出点儿吃的来。按照约定时间，我去了，看到伯里斯正在一张长椅上坐着。他解开外套，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大报纸，里头有一些切碎的小牛肉、一块楔形卡门贝干酪、一块面包和一块长条蛋糕，它们全部混在了一块儿。
“哦，”伯里斯说，“我就能给你偷这么多了。看门的那家伙是个狡猾的人。”
在公共场合从报纸里拿东西吃的确挺丢脸，特别是在杜伊勒里公园这样的地方。这地方漂亮姑娘很多，但我饿坏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吃的时候，伯里斯跟我说，他在X酒店的那间咖啡厅上班，也就是英语里所说的茶水饮料调制室。他工作的那间咖啡厅似乎是酒店中最低级的，对一个以前当过侍者的人来说，可以说地位是一落千丈。不过话说回来，先在那儿凑合干着，等杰汉·科塔德小客栈开张以后再过去。就这样，每天我都会在杜伊勒里公园等他，每天他都会大着胆子尽量往外多偷些东西。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天，每天我都靠伯里斯偷出来的食物活着。然后，我们的苦难结束了，因为X酒店有个洗碗工辞职不干了。在伯里斯的推荐下，我得到了这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