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去他妈的法西斯主义！你如果非要一个回答，那我就告诉你，碾碎得够多了。”
小个子托洛茨基分子插嘴说起社会爱国主义和对工人阶级的背叛那一套，不过另外几个人打断了他的话：
“你想的是1914年的事，那只是一场普通的帝国大战。可这次不一样，听我说，当你听到德国人正在干什么时，听到集中营和纳粹分子用橡胶警棍把犹太人打个半死，让这些受害者彼此朝对方脸上吐口水时——你不热血沸腾吗？”
他们永远都在谈论热血沸腾。我记得，战争期间也有同样的话。
“1916年我就不沸腾了，”我告诉他，“要是你们知道战壕里头是什么气味儿的话，也就不沸腾了。”
突然，我似乎看到他了。似乎直到那一刻，我才切切实实看到了他。
一张非常年轻而热切的脸，可能还是个上学的孩子，很漂亮，蓝色的眼睛，亚麻色的头发，正凝视着我的脸。有那么一会儿，他的眼里竟涌出了泪水，跟那些德国犹太人的感觉一样强烈。不过，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壮小伙儿，很可能还参加过银行举办的橄榄球比赛，也有脑子，他是干这个的：在一个不虔诚的郊区做了一名银行职员，坐在毛玻璃窗后面，在分户账上填写着数字，数着一沓沓的钞票，拍着经理的马屁。他感觉自己的生活正在烂掉。与此同时，在欧洲，大事正在发生。炮弹在战壕上空爆炸，潮涌般的步兵从硝烟中穿过。很有可能，他的几位伙计正在西班牙作战。当然了，他肯定是想迫不及待地参战了。你怎么能怪他呢？一时间，我有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觉得他是我的儿子，就年纪来说，他差不多。我想到了那年八月的那个热天，卖报纸的孩子贴出来的海报，上面写着“英国对德宣战”。当时，系着白色围裙的我们都跑到人行道上，欢呼着。
“听着，孩子，”我说，“你搞错了。1914年，我们觉得打仗是无比光荣的事。可实际上不是。战争是血腥的，要是再打仗，你就该躲着它。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身体被子弹打成筛子呢？还是把它留给某位姑娘吧。你觉得打仗是英雄的行为，你会得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可我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如今，端着刺刀往前冲那种事是没有了，即便是有，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没有做英雄的感觉，你知道的只是三天三夜没睡觉，身体臭烘烘的，像只臭鼬。你怕得要死，小便都把书包弄湿了，你的手冰冷无比，连枪也握不住。不过，这他妈的还不算个啥。要命的是战后。”
当然了，说也是白说。他们只会觉得你是个老古董。还不如站在窑子门口发传单。
人们开始走了。乌奇特准备送演讲家回家。三个共产党员和小个子犹太人一起来到街上，开始新一轮的争论，谈到了无产阶级要团结一致、辩证法中的辩证法、托洛茨基在1917年都说了些什么。其实，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个晚上很黑，很潮湿。路灯悬在黑夜中，像星星，并没有把路照亮。远处，火车轰隆隆着正通过大街。我想喝一杯，可快十点了，最近的酒吧也在半英里之外。还有，我想找个人说说话，但不是酒吧里的那种闲扯。我的脑子这一天都想了些什么啊，想想真是可笑。我很是神清气爽，一方面是因为今天没去上班，当然了，还有那副假牙。一整天，我都在沉思过去和未来。我想谈谈那些可能会来也可能不会来的糟糕日子，想谈谈口号、五颜六色的衬衫和那些来自东欧的要把古老的英国打得东摇西晃的流线型的人。跟希尔达谈是没有希望的。突然，我想起一个人来，老博蒂斯，他是我的好友，总是晚睡，去看看他吧。
老博蒂斯以前是个校长，现在退休在家。他有幸住在一楼，就在老城区那儿靠近教堂的地方。当然了，他是个单身汉，你不敢想象那样的一个人要是结了婚会是什么样：跟书和烟斗住在一起，楼上还住着个女人。他是个博学的家伙，懂希腊语、拉丁文和诗歌这类东西。我觉得如果当地的左翼读书俱乐部代表的是进步，那么老博蒂斯代表的就是文化。不过，这两样东西在西布莱奇利都没什么用。
他把我推进火炉旁那把古老的皮扶手椅中，递给我一杯威士忌苏打水。他的客厅总是烟雾缭绕，我从未看清过。屋顶熏成了黑的。房间很小，除了门、窗户和炉子周围的一点儿空间，墙壁上堆满了书，从地上一直堆到屋顶。壁炉上的那些东西不说你也能猜到，一排欧石楠根制成的烟斗，都是肮脏无比的，几枚希腊银币，一个刻着老博蒂斯执教大学校徽的盛烟丝的罐子，一盏用陶土烧制的小台灯，他曾跟我说，这东西是他从西西里的某座山中挖来的。壁炉上面的墙上是一些希腊雕塑的照片。中间有一张大的，是一位长着翅膀的无头女士，那架势像是在追赶一辆公共汽车。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啥都不懂的我问老博蒂斯为什么不给它加上脑袋，当时他那震惊的样子现在我仍然记得。
老博蒂斯从壁炉台上的罐子里拿出些烟丝开始重新装烟斗。
“楼上那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女人最近买了一台无线电，”他说。“我一直希望余生能在免于那些东西发出的侵扰声音中度过。我觉得，对于这种事，一个人是束手无策的，你看呢？关于这种事，有没有法律上的相关规定呢？”
我自己就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可我喜欢听他说话。他围着书架转悠，随手抽出一本书，然后再抽出一本，在两袋烟的间隙，不时为你读点东西。通常情况下，语言是从拉丁文或者别的什么文字翻译过来的，这取决于他抽出来的是什么文字的书。他的语调平和而圆润。他那种拿腔拿调的样子有点儿像校长的做派，可不知为什么，他的声音能抚慰你的神经，让你放松。听着听着，你便觉得你已经离开了你那个充满火车、煤气账单和保险公司的世界了。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庙宇、橄榄树、孔雀和大象，到处都是古罗马角斗场里拿着网和三叉戟的勇士，到处都是长着翅膀的狮子、大型海船和石弩，到处都是身披铜盔铜甲的将军策马飞过士兵的盾牌。他竟然会跟一个我这样的家伙处得这么融洽，还真是滑稽。不过，胖子就有这点好处，几乎跟什么样的人都能打得一团火热。有时，我俩会聊到下流故事，这个话题我不陌生。这算是他关注的一样现代的东西，尽管他屡次提醒我，其实这些故事一点儿都不现代。他是一个很古板的人，很有老处女的做派，讲这种故事的时候总是遮遮掩掩的。有时，他选出某位拉丁诗人的诗，用某种很猥琐的韵律翻译出来，留给你很大的想象空间，或者给你讲点某位罗马皇帝的秘史和阿什塔罗斯庙宇内发生的风流事。似乎那些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是一帮色鬼。老博蒂斯从意大利的某个地方搞来了一些壁画，收藏着，内容令人作呕。
受够了生意上的事和家庭生活，出来跟老博蒂斯聊聊天对我是很有好处的。不过今晚似乎不是这样，我一整天都在想的那件事现在仍在想。左翼读书俱乐部举办的演讲我没怎么听进去，今晚老博蒂斯说的那些话，我也没怎么听进去，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不过，小个子演讲家的声音我记得很清楚，老博蒂斯的却没感觉。他的声音太平静了，太牛津式了。最后，他说话只说到一半的时候，我插了一句：
“告诉我，博蒂斯，你对希特勒是怎么看的？”
老博蒂斯正用双肘支着身体，一只脚搭在炉围上，修长的身材，姿势甚是优雅。听到我这么问，他惊得烟斗差点从嘴里滑落。
“希特勒？那个德国人？我亲爱的伙计！我对他不怎么看。”
“可问题是，这个该死的家伙临死前拼了命也要做点事让人们记得他。”
听到“该死的”这个词，老博蒂斯身体缩了一下，他不喜欢这么说，尽管处事不惊是他的风度之一。他开始来回踱步，大口抽烟。
“我觉得没有理由去关注他，他只是一个冒险家。这类人来了又去了，瞬息之间的事，纯粹是瞬息之间的事。”
我拿不准“瞬息之间”什么意思，但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你弄错了，希特勒不一样，他可不像过去的那帮家伙，仅仅为了好玩儿，就把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砍掉人的脑袋。他玩儿的是很新的一套东西——以前从未听过的一套东西。”
“我亲爱的伙计！太阳底下可没什么新鲜事啊。”
我们又争论了一会儿。一整天我都在想找个人说说这事，很荒唐。我不是傻瓜，也不是多有学识的人，上帝知道，换作平时，对于我这样一个每周只能挣七英镑、又有两个孩子要养的中年男人来说，对这种事是没有多少兴趣的。不过，我还是能感觉出，我们过惯了的古老生活正在被改变，我能感觉到这事正在发生。我能看到战争正在临近，我能看到战后的情景，排成长队等待领取救济食物的人们，秘密警察，还有告诉你该想着什么的扩音器。在这件事中，我不是个特殊的例子，还有几百万像我这样的人。我在各个商店遇到的那些普通人、在酒吧里遇到的那些普通人、公交车司机和五金公司里的旅行推销员都有这样感觉：这个世界出错了。他们感觉到所有的东西都在脚底下破裂、崩溃。可这个博学的老家伙，一辈子跟书生活在一起的老家伙，整天泡在纸堆里，直到身体上的每个毛孔都露出古旧气息的老家伙，却不能感觉到世道正在发生变化。他觉得希特勒没什么大不了的，拒绝相信另一场大战正在临近。话说回来，上次大战他是没有参加的，他没什么感觉——他觉得跟特洛伊围城相比，那不过是一场低劣的表演。他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会为标语、扩音器和五颜六色的衬衫感到不安。聪明人关注这个干啥呢？他总这么说。希特勒会死的，可老博蒂斯那所谓的“永恒的真理”是不会死的。当然了，这只是换了种说法，对一个人来说，事态的发展程度永远都会跟他的认知能力保持一致，永远永远。这位有教养的牛津老毕业生会在一间堆满书籍的书房中来回踱步，引用陈腐的拉丁文警句，从一个饰有校徽的罐子里取出上好的烟丝塞进烟斗里抽。真的，跟他说话纯属白费口舌。我从那位亚麻色头发小伙儿身上感到的变化要更多。慢慢地，还像往常那样，谈话又偏离了方向，转到了公元前的一些事情上来，然后又转到了诗歌上面。最后，老博蒂斯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开始为我朗诵济慈的《夜莺颂》（也许是《云雀颂》——我忘了）。
就我而言，诗这东西我受不了。不过，奇怪的是，我很喜欢听老博蒂斯大声读诗。他读得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他读惯了——过去常在班上给男孩儿们读。他很懒散地靠在什么东西上，嘴里衔着烟斗，一缕缕青烟冒出来，他的声音随着诗时而高昂，时而低沉，抑扬顿挫。你能看出，诗在某些方面触动了他。我不知道什么是诗，也不知道诗是干什么用的。我幻想它对人的神经有某种影响，就像音乐一样。他读的时候，我并不在听，也就是说，他读的那些东西我不懂，不过有时候，那种声调给我的心注入一种平静。总的来说，我是喜欢诗的。可不知为什么，今晚他的诗对我没起什么作用。似乎有一股气流进入了屋内。我只觉得诗这种东西真是扯淡的玩意儿。诗！什么是诗？只是一种声音，空气中的一点儿旋涡。哦，天啊！这东西跟机关枪抗衡起来又有什么用？
他斜靠在书架上，我注视着他。这些从学校里出来的家伙真可笑，一辈子都是个书呆子。一辈子都在绕着母校、那点拉丁文、希腊文和诗转悠。突然，我想起来，我第一次听老博蒂斯读诗时，他给我读的就是今晚这首！他读的方式还是那样，读到同一个地方（好像是那儿有魔力窗户），声音还是那么颤一下。这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想法：他死了，他变成了鬼，这样的人都是死人。
我又想到，看看街上，好多人都在四处溜达，其实都是死人。我们说一个人死了，指的是他的心脏不跳了，不再像以前那样跳了。这似乎有点儿匪夷所思，比方说，你的身体上有些器官停止了工作，可头发还在长。也许一个人真正死了，指的是他的脑子停止了运转，他失去了接收新事物的能力。老博蒂斯就是这样的人，博学得很，品位高得很——却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一遍遍，说的总是同样的事，想的总是同样的事。有很多这样的人，脑子死了，停止了运转，只是在一条相同的小路上来回晃**，变得越来越虚弱，就像鬼一样。
我猜从日俄战争开始，老博蒂斯的脑子就停止了运转。可怕的是，几乎所有好人，那些不想四处晃**着用扳手打烂别人脸的人也是这样。他们是好人，可脑子停止了运动。不管遇到什么危险，他们都保护不了自己，因为他们看不见，哪怕那危险就在眼皮底下。他们觉得英国永远都不会变，英国就是整个世界，完全不明白英国只是一点儿剩下的东西，一个非常小的角落，炸弹碰巧把它忽略掉了。可东欧那些新成长起来的流线型的人，那些用口号思考、用子弹交谈的人在干什么？他们在追我们。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赶上我们。这些家伙可不讲什么拳击规则。所有的好人都被吓呆了。要么死掉，要么变成暴徒。似乎没有任何中间的选项。
又过了大约半小时，看到我根本说服不了老博蒂斯，让他接受希特勒不是小人物的事实，我走了。穿过那些冰冷的街回家时，我仍在想那件事。有轨电车歇了。房子里黑洞洞的，希尔达睡了。我走进浴室，倒了杯水，把假牙放到里面，穿上睡衣，碰碰希尔达，让她挪到床另一边。她翻了个身，没醒，肩膀之间凸出来的那部分正对着我。夜深了，那种巨大的忧伤将我抓住，有时，这种感觉真可笑。在那一刻，对我而言，欧洲的命运似乎比房租、孩子的学费和我明天必须要做的工作还要重要。对任何一个苦苦谋生的人来说，这样的念头简直愚蠢无比。不过，我无法将它们从我脑子里赶走。我又看到了那五颜六色的衬衫和嘎嘎响的机关枪。睡着前，我记起的最后一件事是：为什么他妈的一个像我这样的家伙会关心这些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