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轟炸機低空飛過頭頂。有那麽一兩分鍾，它似乎在緊緊咬著那列火車。兩個穿著破大衣的粗俗家夥，一眼就能看出是那種做最低等事的，很可能是讓人家訂報紙的。他們坐在我對麵。其中一個讀著一份《每日郵報》，另一個讀著一份《每日快報》。從他倆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他們把我看成了同類人。在車廂另一頭，兩個帶著黑色公文包的律師辦事員正在交談，談話中充滿了法律詞匯，那意思是說，他們跟我們不一樣，不是普通人。
我看著一棟棟房子的背麵一閃而過。從西布萊奇利開出的這條線途經的大多是貧民窟，卻給你一種很安靜的感覺。隨便瞥上一眼，就能看見一個個小小的後院，裏麵種著些花，是種在箱子裏的；還有那平平的屋頂，女人們正在晾衣服；還有牆上掛著的一個個鳥籠子。那架巨大的轟炸機在空中晃了一會兒，然後就嗡嗡響著飛到了火車頂上。我看不到它了，因為我是背對火車頭坐著的。那兩個推銷報紙的其中一人抬頭看了一眼飛機。我知道他在想什麽，因為那是每個人都在想的事。如今，想這些事的不一定非得是知識分子。再過一年，兩年，當我們看到這種東西時，我們會在做什麽？衝進地下室，因為害怕，書包都被汗水浸濕了。就這樣。
那個拿著《每日郵報》的家夥把報紙放下了。
那兩位律師辦事員找到了一個新話題，在談論律師費的事——說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另外一個推銷報紙的家夥把手伸進大衣口袋，摸了摸，拿出一根壓彎的忍冬牌香煙。他在另外一個口袋裏又摸了摸，然後朝我俯過身體。
“胖子，有火嗎？”
我掏兜摸火柴。你注意到了嗎，這家夥稱我是“胖子”。這還真有意思。有那麽幾分鍾，我不再想轟炸機的事，開始把心思放到我的身材上來。今天早晨，在浴室裏，我可是對它進行了仔細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