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红的柜台后头有位戴着高顶白帽的姑娘，正鼓捣一台冰箱。后面某个地方，电台正在播放叮叮咣咣的歌曲，听不太清。他妈的为什么我要到这种地方来？进去的时候我这样想着。这种地方的气氛让我打不起精神。什么都是滑溜溜的、亮闪闪的、流线型的。镜子、搪瓷，还有铬质餐盘，不论你走到哪儿，眼前都是这样的东西。一切都是为了装修考虑，就图个外面光亮，可在食物上，他们是不太上心的。说实在的，这种地方连能吃的东西都没有。菜单上那一长串的菜名都是美国人才吃的，都是些徒有其名的东西，你连尝一尝的想法也没有，你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食物。吃的都是用硬纸盒装着的，要么就是用罐子装着的，要么就是从冰箱里拽出来的，要么就是塞子里喷出来的，还有，要么就是从管子里挤出来的。这地方一点儿都不舒服，也没有隐私。高高的凳子，吃饭的台子窄得不行，周围有无数面镜子在照着你。一阵宣传什么的声音时不时飘过来，跟收音机里传出的噪声混在一起，除了光亮、滑溜和流线型，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了。现如今，什么都成了流线型的，甚至连希特勒给你预备的子弹都是流线型的。我点了一大杯咖啡和几根法兰克福香肠。戴高顶白帽的那姑娘把东西扔给我，那种劲头儿就好像是在扔蚂蚁蛋喂金鱼。
铺子外面有个卖报纸的孩子在大声嚷着“特大新闻”。我瞧见了他膝盖上啪啪拍动的海报，上面写着：腿。瞧见了吧，只剩下了“腿”这个字。两天前，人们在一座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发现了两条女人的腿，用棕色的报纸包裹着，接着报纸就对其进行大肆报道，好像整个国家的人突然之间就对这两条被炸烂的腿发生了兴趣，以至于别的新闻大伙儿都不需要了。此时此刻，报纸上登载的都是关于这两条腿的事。真是不可思议，现如今，凶犯竟变得这么笨，吃卷饼的时候我这样想。把人一杀，把尸块扔到荒郊野地不就行了，怎么连过去曾在国内上演过的那些极具毒害功能的戏剧的皮毛都没学会呢？我觉得除非一个人相信自己会因杀人而去地狱中煎熬，否则他是不会成为一个好杀手的。
此时此刻，我咬了一口法兰克福香肠，然后——上帝啊！
坦白说，这种东西我没希望有多好吃。我想着它应该跟卷饼一样，是没什么滋味的。可这个——这么说吧，这种体验很不同寻常。下面，我要好好跟你描述一下。
法兰克福香肠外头是一层橡胶皮，这个是自然的了，可我嘴里这副新假牙吃这种东西还是不太习惯。我得先做一系列的拉锯式的动作，然后才能让我的牙咬破这层橡胶皮。然后，突然——就听砰的一声，这东西就像一只烂梨一样在我的嘴里爆炸了。一种令人讨厌的、软乎乎的东西布满了我的整个舌头。可那味道！有那么一会儿，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东西竟是这个味儿。接着，我把舌头一卷，又尝了一口。是鱼的味道！一只香肠，一只被称作法兰克福的香肠，里头却都是鱼肉！我站起来，连桌上的咖啡也没碰，就直接出了门。只有上帝才知道那是什么味儿。
戴上新假牙，我感觉好多了。假牙跟牙龈契合得很好，瞧上去挺漂亮，挺平滑。有这样一种说法：假牙让人看上去年轻。想想真是可笑，不过的确会有这样的效果。在一家商店橱窗面前，我照了一下镜子，效果的确很不错。华纳尽管小气，却有点儿艺术家的气质，不会叫你瞧上去像是给牙膏做广告。他的假牙有好几大箱子——有一回，他给我看过——都按照尺寸和颜色分好了等级；他精心挑选假牙的样子就像一位珠宝商在为一串项链选宝石。十之八九的人都会觉得我的牙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路上，经过另外一家商店的橱窗时，我又把自己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这次我有了一个惊人发现：我的身材并不是那么差劲。无可否认，我的侧面有些胖，不过胖得并不讨人厌，是裁缝说的那种“长得很圆实的人”。我的脸是红的，可有些女人偏偏喜欢这个。我觉得在我这个老家伙身上还是有些活力的。这时，我想起了自己那十七英镑，立即做出了决定：找个女人花了。酒馆还没关门，喝上一品脱还是有时间的，就算是为新牙洗个澡。兜里装着十七英镑，我觉得自己成了个有钱人，于是在一家香烟店前站住脚，买了一支价值六便士、我挺喜欢的某个牌子的雪茄。这种雪茄长八英寸，里头装的都是纯正的哈瓦那烟叶。我觉得哈瓦那也跟别的地方一样，是长卷心菜的。
走出酒馆，我顿时觉得自己变了个人。
我喝了几品脱，从里到外，我的整个身体都是热乎乎的，雪茄上冒出的烟雾萦绕在我的新假牙周围，我有了一种清新、干净、踏实的感觉。突然，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位多思的哲人，有几分原因是因为今天我不用去上班。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战争这件事上，今天早上，那架轰炸机从火车上面飞过时，我想到了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像先知，预见了世界末日，并从这件事中得到了某种乐趣。
我向前看，看到了几年后的情景。我看着这条街，仿佛已是在五年后，要么三年后，那时战争已经开始。
我听到空袭警报声在响，扩音器中在轰隆播报，说我们的伟大军队已经俘敌一万。我在伯明翰看到一栋楼的顶楼后面，一个五岁的孩子哭嚎着要面包吃。猛然间，那位母亲再也受不了了，吼了一声：“快闭嘴，你这个小杂种！”说完，把孩子的衣服撩起来，狠狠揍屁股。因为早就没有面包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这一切我都看到了。我看到了海报和排着长队等食物的人；我看到了蓖麻油和橡胶警棍；我看到了机关枪的子弹从卧室的窗户里射出来。
这一切会发生吗？我不知道。有时，我觉得这事不会发生。有时，我对自己说，这只是报纸上刊载的一些危言耸听的文章。有时，我从骨子里认为，这种事是无法避开的。
快走到查令十字街时，我听卖报的孩子们在喊稍晚一版晚报上的文章。关于这起谋杀案，又增添了一些胡言乱语：腿，著名医生的声明。接着，另外一张海报吸引了我的注意：索古国王的婚礼被取消了。索古国王！什么样的名字！没有理由不相信，能叫这种名字的人肯定是一个黑得像炭一样的黑人。
不过，就在此时，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索古国王的名字——今天这个名字我已经听过几次了，我开始把它与拥挤交通中的某种声音，或者马棚中的气味儿，或者什么东西联系起来——在我的心中已经开始扎根。
过去是一样奇怪的东西，终生陪伴着你。我觉得每过一小时都会想起二三十年前的事，不然，这一小时就过不去。尽管多数时候，你想的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只是你学到的一些事实，就像你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那些东西。然后，偶尔听到的某种声音，偶尔看到的某样东西，偶尔闻到的某种气味儿，特别是气味儿，就会让你的思绪飘走。过去不是简简单单回到了你的面前，而是你切切实实地走进去了。这一刻，我的感觉正是这样。
那段日子，我差不多有四英尺高。为了能看到前面的事，我站在祈祷时用的垫子上，我能感受到母亲的黑布裙子在我的手下，我能感受到包裹住我的膝盖的长袜——过去，我常这么穿——还有每到礼拜天家里人就会硬让我戴上的只有在伊顿公学上学时才会戴的那种有锉锯齿的硬领。我听到风琴在呜呜响，有两个人大声唱出了一首赞美诗。在我们那片儿的教堂内，有两个领唱的男人，他俩在唱诗的时候总是抢风头，别人要想插进去非常费劲。其中一个叫舒特尔，是个卖鱼的；另外一个叫维泽罗尔，是个老头，身份是木匠，也在殡仪馆中干活儿。他俩常坐在教堂中间，面对面，一边一个，就在离讲坛最近的地方。舒特尔是个矮胖子，浑身上下都是通红通红的，脸上很光滑，鼻子很大，胡子向下垂着，下巴都快从嘴那儿掉下来了。维泽罗尔就大不一样了。他是个大个子，很瘦，年纪在六十岁左右，不过很有力气，瞧上去像个恶魔。他有一张死人脸，灰色的头发很硬，有半寸长，根根立在脑袋上。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个活着的人跟他一样，长得和骷髅这么像。在他的脸上，头骨上的每一条纹路都能看见，他的皮肤就像山羊皮，他的下巴又瘦又长，嘴里长着一口黄牙，上下动着，就像解剖学博物馆里的骷髅。尽管瘦，可他却像一根钢筋那样壮实，似乎他会活到一百岁，等到为教堂里的每个人都打好棺材之后再死。他俩的声音也很不一样。舒特尔的是一种绝望而痛苦的吼叫，似乎有人在用一把刀子顶住他的喉咙，他在用最后一口气喊救命。而维泽罗尔的却是一种巨大的、极具冲击力的、隆隆作响的噪音从深深的胸腔之中发出，就像一个个巨大的木桶在地面上来回滚动。尽管他弄出的声音这么大，可大伙儿都知道，他还是留着一多半的力气的。孩子们因此给他起了个“吼叫的肚子”的外号。
看到那张索古国王的海报，我的思绪就回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中去。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不仅是想起了它，而且置身于它之中了。当然了，这样的感觉是不会持续很久的，几秒钟就算长了。又过了一会儿，当我重新把双眼睁开时，我还是那个四十五岁的我，斯特兰德街上仍是那么堵，不过余效还在。有时你从一连串的思绪中出来，你感觉自己是从深水中出来的，但这次不同，我感觉自己回到了1900年，那时我一直在呼吸清新的空气。这么说吧，甚至是现在，当我睁开双眼，看到街上这些该死的傻瓜走过来走过去，看到那些海报，闻到汽油发出的刺鼻的气味儿，听到汽车引擎发出的巨大轰鸣声时，我觉得这一切比三十八年前我在下宾菲尔德度过的那个礼拜天的早晨还不真实。
一切就这样永远逝去了吗？我不太确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我属于它，你也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