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末，我负伤了。
我们刚从战壕里头出来，正行进在一条长约一英里的路上，准备去后方，那里可能安全，谁知却进入了德国人的射程范围之内（德国人在我们行动之前就占据了那个地方）。突然，他们开始向我们发射炮弹——都是巨型炮弹，里头装的都是烈性炸药，一分钟只发射一炮。先是嘶嘶的声音，然后就听砰的一声巨响。炮弹落在了我们右边的一块地里。我觉得是第三颗炮弹击中了我。听到它来了，我觉得自己这下肯定是完了。炮弹的语言你是懂的。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的炮弹。它说的是“我跟着你呢，你这个婊子养的——你，你这个婊子养的——你！”在天空中，这样的话它说了三秒钟。最后说出那个“你”的一刹那间，它爆炸了。
我感觉有一只巨大的空气手把我猛推到一旁。顿时，我掉在了路另外一侧的一堆旧易拉罐、碎木头、生锈的电线、粪便、空弹箱和别的什么垃圾之中，有一种崩开、被撕裂的感觉。战友把我从坑里拉出来，扫净身上的脏东西，才发现我伤得并不重。我的屁股和大腿后面只有几个弹片。幸好我在降落的过程中有根肋骨断了，这刚好够我返回英国的条件。那个冬天，我就是在离伊斯特本不远的一块开阔地上的一座战地医院中度过的。
战争对人造成的影响不可思议。当初我还是个生气勃勃的年轻店员，系着白色的围裙，俯在柜台上，一口一个“是的，夫人！当然啦，夫人！能排一下队吗，夫人？”地说着，想着以后能开家属于自己的食品杂货店，也差不多想要成为一位军官，弄个骑士的身份。现在，我就是这样了，竟然戴着军帽和一个黄色的硬领，迈着大步逛来逛去，跟一群别的临时绅士，有的甚至连临时绅士都算不上的人挤在一起苦撑。真的是这样，一点都没有奇怪的地方。在那个年代里，似乎没有任何奇怪的事。
战争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将你紧紧抓住，做什么事都由不得自己，与此同时，你也不想反抗。人们如果不这么想，战争连三个月都持续不下去，部队就会打包回家了。我为何要参军？征兵尚未开始，为何会有几百万个别的傻瓜要踊跃参军？部分原因是觉得好玩，部分原因是英国是我的英国，英国人永远千秋等这些东西。可这种感觉会持续多久？反正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大部分人还没到法国就把这种感觉忘了。战壕里的兵不爱国，不恨德国皇帝，他妈的根本不在乎勇敢的小比利时，他妈的根本不在乎在布鲁塞尔大街上德国兵把修女按在桌子上（总是按在“桌子上”，似乎这种说法让这种恶行变得更加恶劣）施暴。从另一方面讲，他们没想着要当逃兵。这台机器将你抓住，想对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它将你拎起，然后扔到你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某个地方或某些东西里去，它要是将你扔到了月球表面上，这也不算很奇怪。从我参军那天开始，过去的日子即宣告结束。似乎它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从那天起我只回过一次下宾菲尔德，而且还是回去参加母亲的葬礼，我说这话你会相信吗？放到现在，这事听上去真是不可思议，可在那时再自然不过了。我得承认，我回去，一方面是因为艾尔茜，参军两三个月后，我就不再给她写信了。无疑她已经跟别的男人好上了，可我并不想见她。不然的话，等我有了一点小假期的时候，我定会回去看母亲的。我参军时，她得了突发病，不过她肯定会为一位穿上军装的儿子感到骄傲。
父亲死于1915年，当时我在法国。毫不夸张地说，与那时相比，父亲的死让我现在更伤心。当时我只觉得这是个有点不好的消息，几乎没什么兴趣地接受了。在战壕里，一个人的脑袋变得空洞、麻木，什么都可以接受。我记得自己从防空洞里爬出来，找到一个足够亮堂的地方读信，我记得信纸上母亲的泪痕，我膝盖上的疼痛，还有那污泥的气味。父亲的保险大部分抵押掉了，可银行只给了一点钱，萨拉金斯准备把他店里的余货全部买下，出于好心付一点钱。不过，话说回来，除了家具，母亲还有两百多英镑的积蓄。她暂时跟她的表妹住一起，她这位表妹的丈夫经营着一块土地，战争期间，经营得很不错，就在德克利，离华尔顿另一头几英里的地方。母亲在那儿只是“暂住”。那个时候，什么事都给人一种暂时的感觉。过去那段日子，事实上还没过去一年，我们家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灾难。父亲死了，铺子卖掉了，只剩下了母亲一个人，还有那两百多英镑，在你的面前有一场十五幕的悲剧正在拉开，最后一幕是一位穷人的葬礼。可现在，战争和那种不由自主的感觉把一切都遮盖住了。人们早已想不起诸如破产和救济院这些事情来了。母亲同样如此，天知道为何她对战争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还有，她正在走向死亡，尽管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个。
我在伊斯特本住院时，她碰巧来看过我一次。从那次见面算起，两年多过去了，她那时的容貌让我略微感到震惊。她似乎正在慢慢逝去，不知是怎么回事，整个人开始萎缩了。一方面是因为我长大了，去了不少地方，见的多了，所有的事都在我眼中变小了，不过她的确变瘦了，变黄了，这是没有疑问的。她还像过去那样唠叨，谈到了玛莎姨妈（跟她住一块的那位表妹），战争开始后下宾菲尔德的变化；谈到孩子们都“走”了（意思是都去参军了），她的消化不良症加重了；还谈到了父亲的墓，他死的时候表情有多安然。还是老生常谈，我都听了很多年，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那次是鬼在说话。那谈话不再让我感到忧虑了。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是某种巨大的、了不起的保护神的形象，有点像船头上的雕饰，又有点像一只就要孵卵的母鸡，可现在她成了一个穿着黑衣的老太婆。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一切都在逝去。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时的母亲。接到电报，说母亲病重，当时我正在科尔切斯特的一家培训学校上课，我赶紧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往家赶。可太晚了。我到德克利时，她已经去世了。她和大家原本都以为是消化不良，其实是胃里长了个肿瘤，后来她突然感到胃寒，就这么去了。医生为了不让我那么难过，说这个肿瘤是“仁慈的”，我心里明白正是这种东西害死了母亲，可医生还这么说，真是莫名其妙。
你不要就此认为我对母亲的死没有感觉，我是有感觉的。我再也不用待在战壕里了，我为一个人的死感到伤心。不过我他妈的真正不在乎的，甚至还没有觉察出正在发生的，却是那种我所熟悉的过去的生活正在逝去。葬礼结束后，为自己能有一位当“真正的军官”的侄子感到无比自豪的、要是经我同意就会把葬礼办得风风光光的玛莎姨妈，返回了德克利。我坐出租马车到车站，准备乘火车先去伦敦，再去科尔切斯特。我们经过了我家原来的铺子。父亲死后，没人再接手。铺子关着，窗框上都是灰尘，变成了黑的，他们用水管工专用的喷灯把招牌上的“S．保龄”抹掉了。我家那房子还在，我的童年时期、青年时期就是在那儿度过的，我曾在厨房地板上四处爬来爬去；闻过驴食草的气味；上中学时曾在里面做过作业；搅拌过面包糊糊；补过自行车胎；试着戴我的第一个高领。它就像金字塔，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要是我再次踏进去，那也属于偶然了。父亲、母亲、乔、跑腿儿的孩子、小猎犬老内勒、内勒之后叫斯堡特的那条狗、叫杰克的红腹灰雀、猫，还有阁楼上的老鼠——都不见了，只留下了尘土。我他妈的才不在乎呢。母亲没了，我伤心；父亲没了，我更伤心，不过自始至终，我的心都在别的事情上。坐在马车上，镇上的人们盯着我看，我有点飘飘然，对此我还没习惯，我在想我的新呢料马裤真合身，在想我的军官专用油膏是多么光滑，跟普通士兵必须用的那种粗糙的东西有多不一样，在想科尔切斯特的伙计们，在想母亲留下的那六十英镑，在想用这些钱跟伙计们狂吃一通。还有，谢天谢地，我没有撞上艾尔茜。
战争对人造成的影响不同寻常。与杀人相比，更为不同寻常的，是它有时并不杀人。这就像你身处一场巨大的洪水中，它冲击着你，你感觉就要死了。可突然间，它把你扔进一片死水中，在那儿，你发现自己正在做一些不可思议、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并且为其付出了额外的代价。部队在沙漠中修路，路不知要修往何处；有些人被送往某个海岛，负责监视德国人早在数年前就已沉没的巡洋舰；这样的部那样的部不计其数，成批的职员和打字员在里面工作，可因为某种惰性，它们早就没用了，却仍然存在了几年。人们被扔进没有意义的工作中，接着被当权者遗忘了数年。我的经历正是如此，不然就不会在这儿了。一系列事件的结果真是有意思。
“你是位绅士吗？”
“不是，先生。”
“好极了。有些活儿可能需要你做。”
用了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他已得知我没有秘书经验，不懂得速记法，不会使用打字机，并且知道了我曾在一家杂货店中干过，每周薪水二十八先令。不过，他说这份工作我能应付，这个该死的部队里虽然绅士不少，可他只想找一个能够数到十以上的人。我喜欢他，盼着能为他工作，可就在这时，那种贯穿于整个战争的神秘力量再次把我们分开。好像正在组建什么西海岸国防军，或者只是传闻，说是要在海岸上的几个据点建立食物配给站和一些商店。约瑟夫爵士负责英国西南部一带食物配给站的筹建工作。去他办公室干的第二天，他将我派往一个叫十二英里配给站的地方，就在北康沃尔海岸。其实我的工作就是看看那儿是否有商店存在。那儿到底有没有商店，这事似乎没人清楚。我去了，发现那个商店里只有十一罐腌牛肉，这时电报从战时办公室发过来了，让我在十二英里配给站看好这家店，然后等待下一步指示。我赶紧发回电文，说“十二英里配给站没有商店。”可太晚了。第二天，任命状传过来了，我被任命为十二英里配给站的指挥官。这就是故事的结尾，真的，在余下的战争岁月里，我一直在十二英里配给站当指挥官。
天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别问我西海岸国防军是什么东西，是准备用来做什么的，我不知道。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也没人知道。不管怎么说，反正它根本没存在过。那只是别人脑子中划过的一个想法，尚停留在计划阶段——我觉得是因为有传闻说德国要入侵爱尔兰，所以在准备成立这样一个部门——那些准备在海岸上设立的食物配给站也只是想象中的。整件事存在了大概三天，就像某种气泡，接着就被忘掉了。在我之前，几位军官去十二英里配给站执行某项神秘任务，那十一罐腌牛肉就是他们留下的。他们还留下了一个叫普莱维特·利伯德的老头子，聋得非常厉害。利伯德准备在那儿干什么，我没弄清楚。我就看着这十一罐腌牛肉，从1917年中一直看到1919年初，这事你相信吗？很可能你不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在那个时候，这种事似乎没有什么奇怪之处。1918年之前，人们不再按常理判断事情会怎样发生了。
每月一次，他们给我寄来一份巨大的正式表格，让我把掌管的鹤嘴锄、战壕挖掘工具、铁丝网、毯子、铺地防潮布、急救装备、波状铁皮、罐装李子和罐装苹果酱的数量和情况填写清楚。我只是在每一项下面画个圈，就送回去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在伦敦，有人在安安静静地填表，然后人家会寄送出更多的表格，他又要填这些，一直这样持续下去。那个时候的事就是这样。掌控战争全局的神秘高层忘了我的存在，我无法唤起他们的记忆。我在一潭死水中，哪儿也去不了。在法国待了两年，我心中的爱国主义情怀燃烧得不那么旺了，我想从战争中出来。
那是海岸上一个非常孤独的地方，除了几个不知道打仗这回事的乡下人外，再没有别的人了。走四分之一英里，来到一座小山的下面，海水正隆隆作响，冲上巨大平滑的沙地。一年中有九个月都在下雨，剩下的三个月是足可以把大西洋吹跑的狂风。在那儿，除了我和普莱维特·利伯德，再加上两座临时军营——一座有两层，瞧上去挺漂亮的，我住——还有那十一罐腌牛肉。利伯德是个脾气暴躁的老恶鬼，从他嘴里问不出太多的话，我只知道在参军前，他是一个市场园林工人。这家伙很快便重操旧业，瞧着也挺有意思的。那时候，我还没来十二英里配给站，他已在一座军营周围开出来一小块地，开始种马铃薯了；秋天，他又开了一块地，足足有半英亩；1918年初，他又开始养鸡，夏天还没过完，鸡的数量已是相当可观了；年末，他突然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头猪。我觉得，这个老家伙根本不知道我们在那儿正在做什么。西海岸国防军是干啥的，到底存不存在，这些他一概不知。就算现在得知他仍在十二英里配给站那地方养猪、种土豆，我也不会感到吃惊。我希望如此。我祝他好远。
与此同时，我在做一件事：阅读。以前做全职的时候没机会，现在有了。
很奇怪，真的，即便是在那时的我看来，这一切还是很奇怪：我成了一名少尉军官，伦敦口音几乎没有了，能分辨出阿诺德·班尼特和埃莉诺·格林。可就在四年前，我还系着白色的围裙，在柜台后头切干酪，盼着有一天自己能开一家杂货店当老板。总的来说，我得承认，战争既给我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伤害。不管怎样，从学问的角度讲，在那个年月，读小说是唯一真正的教育。它让我的思想发生了某种变化，它让我有了一种态度，一种怀疑的态度。要是过普通的日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态度。不过——我想知道你是否能理解——真正改变我的，真正给我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我读过的那些书，它们就像当时我过的那种腐化、没有意义的生活一样，对我的作用不大。
那真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生活。时间是1918年，我在临时营房里的炉子旁坐着，读小说，而在数百英里外的法国，炮火连天，可怜的孩子们四散奔逃，因为恐惧，书包都被身上冒出的冷汗浸湿了。他们被赶进机关枪的射程中，子弹纷纷射向他们，就好像射进炉子里的一个个小煤块。我属于幸运的那类人，高层已把他们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我在一间舒服的避难所里，为一份并不存在的工作拿着薪水。那时候，我总是陷入恐慌之中，生怕他们会想起我，把我挖出来，可这事最终没有发生。官方的表格，印在粗糙的灰色的纸上，每月还是如期寄来，我把它们填好后再寄回去，然后更多的表格来了，我又把它们填好，又寄回去，反反复复，一直这么持续下去。整件事的意义就像一个精神错乱者的梦。这件事，再加上我读的那些书，给了我一种什么都不相信的感觉。
像我这样的不止一个，战争充满了未解决的细枝末节的问题和被遗忘的角落。迄今为止，不夸张地说，光是被这样那样的死水困住的人就有几百万。整个军队都在前线溃烂，人们已忘记了为什么要打仗。这样的部那样的部一个个庞大无比，充斥着成堆的职员和打字员，这些人每个礼拜领着两英镑的薪水，文件堆得老高。并且，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只是在堆文件。没人再相信敌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了，没人再相信勇敢的比利时人民的故事了。当兵的以为德国人是好小伙儿，恨法国人恨得直咬牙根儿。每位下级军官都觉得总参谋部的人个个都是傻瓜。一股怀疑的浪潮席卷了英国，甚至都到了十二英里配给站。要说战争让人们都变得有修养了这是夸张，却让他们一时间都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一般来说，在以后的生活中，人们总会这样想：正是战争让他们变成了反叛者。如果战争没有发生，那我现在何处？如果你碰巧没有在战争中死掉，那么它就会促使你思考。经历了那番无法言说的、愚蠢的混乱之后，你不会再把社会看作是金字塔那样的东西了：不朽、无可怀疑。你明白了，社会就是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