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著，孩子，”我說，“你搞錯了。1914年，我們覺得打仗是無比光榮的事。可實際上不是。戰爭是血腥的，要是再打仗，你就該躲著它。你為什麽要讓自己的身體被子彈打成篩子呢？還是把它留給某位姑娘吧。你覺得打仗是英雄的行為，你會得到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可我告訴你，不是這麽回事。如今，端著刺刀往前衝那種事是沒有了，即便是有，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樣。你沒有做英雄的感覺，你知道的隻是三天三夜沒睡覺，身體臭烘烘的，像隻臭鼬。你怕得要死，小便都把書包弄濕了，你的手冰冷無比，連槍也握不住。不過，這他媽的還不算個啥。要命的是戰後。”
當然了，說也是白說。他們隻會覺得你是個老古董。還不如站在窯子門口發傳單。
人們開始走了。烏奇特準備送演講家回家。三個共產黨員和小個子猶太人一起來到街上，開始新一輪的爭論，談到了無產階級要團結一致、辯證法中的辯證法、托洛茨基在1917年都說了些什麽。其實，他們本質上是一樣的。那個晚上很黑，很潮濕。路燈懸在黑夜中，像星星，並沒有把路照亮。遠處，火車轟隆隆著正通過大街。我想喝一杯，可快十點了，最近的酒吧也在半英裏之外。還有，我想找個人說說話，但不是酒吧裏的那種閑扯。我的腦子這一天都想了些什麽啊，想想真是可笑。一方麵是因為今天沒去上班，當然了，還有那副假牙，讓我很是神清氣爽。一整天，我都在沉思過去和未來。我想談談那些可能會來也可能不會來的糟糕日子，想談談口號、五顏六色的襯衫和那些來自東歐的要把古老的英國打得東搖西晃的流線型的人。跟希爾達談是沒有希望的。突然，我想起一個人來，老博蒂斯，他是我的好友，總是晚睡，去看看他吧。
博蒂斯以前是個校長，現在退休在家。他有幸住在一樓，就在老城區那兒靠近教堂的地方。當然了，他是個單身漢，你不敢想象那樣的一個人要是結了婚會是什麽樣：跟書和煙鬥住在一起，樓上還住著個女人。他是個博學的家夥，懂希臘語、拉丁文和詩歌等這類東西。我覺得如果當地的左翼讀書俱樂部代表的是進步，那麽老博蒂斯代表的就是文化。不過，這兩樣東西在西布萊奇利都沒什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