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也变样了。
午餐不坏，我吃了烤羊排和薄荷沙司，喝了一瓶白葡萄酒，法国牌子的，让我直打嗝，不过心里挺爽。还有一个人在那儿吃饭，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士，头发很漂亮，像一位寡妇。我想知道她是不是住在乔治酒店，与此同时，心里盘算着，该怎么跟她勾搭勾搭。你的感觉变得混乱了，真可笑。一半的时间，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幻影，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赶集的日子，身高体壮的农夫把腿伸到长条桌子底下，鞋钉在石砌的地板上划着，发出刺耳的声音，吞咽着一大块牛肉和布丁，你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的肚子里能容下这么多东西。如今，长桌子换成了小桌子，白白的桌布，闪着光，上面摆放着酒杯和折叠好的餐巾纸，而假冒的装修和昂贵的消费价格又会把这一切抹杀。我在想：“我有十二英镑，又穿着一套新衣服。我是小乔治·保龄，有谁会想到，我会开着自己的汽车重返下宾菲尔德呢？”酒发挥了效力，从胃开始，那种暖乎乎的感觉一直往上走，我瞟了一眼那位有着漂亮头发的女士，在心里，我已经把她的衣服扒掉了。
下午，我懒散地躺在沙发（也是仿中世纪的风格）上，不过皮沙发椅是流线型的，玻璃面的桌子也是流线型的。我抽着雪茄，慢慢饮着白兰地，觉得挺好。我的眼前仍在出现幻影，不过总的来说，我的感觉不错。说真的，我有点微醉了，盼着那位秀发女士能过来，好让我勾搭勾搭她。不过，她一直没有现身。喝茶时间快到了，我出去了。
我溜达着，走到市场，然后左拐。我要去看我家以前的店铺！真好笑。二十一年前，母亲葬礼那天，我乘马车去火车站的时候经过那儿，当时铺子关着，满是灰尘，招牌也被喷灯毁掉了，我他妈的一点没在乎。可现在，我离它是那么远，房子里有些地方我已记不清了，可一想到马上就要再见到它，我的心里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我从理发店门口走过。还是家理发店，尽管换了招牌。一股温暖、滑腻、杏仁般的气味从门里冒出来。没有过去月桂液和拉塔齐亚的气味好闻。那铺子——我家的铺子——再走二十码就能看到了！啊！
一个看上去艺术味儿十足的招牌——无疑，也是画乔治酒店招牌的那个家伙画的——挂出了人行道：
温迪茶馆
早咖啡
家里做的糕点
茶馆！
我觉得除了种子铺，假如换成了别的店面，如肉铺或者五金店，我受到的震惊也会跟这个一样。就因为你碰巧生在某栋房子里，你就觉得它一辈子都是你的，这想法真荒唐。这地方跟它的名字是相符的。窗户上挂着蓝色的窗帘，橱窗里放着一两个蛋糕，这种蛋糕浑身上下糊着一层巧克力，只在上面插着一个核桃。我进去了。说真的，我不想喝茶，但得看看里面。
很显然，他们把原来的铺子和客厅都改成了茶馆。至于后院，过去是堆放垃圾的地方，父亲常在那儿开一小块地，种点草，如今都铺上了砖，摆着几把木制桌子，木头上还带着树皮，还种着几株绣球花，装饰得挺漂亮。我穿过客厅，更多的幻影浮现出来。钢琴，墙上贴着的经文，两把粗糙而古老的红色扶手椅，每逢礼拜天下午，父亲和母亲就坐在里边，在壁炉两侧，读《人物》和《世界新闻》。他们把客厅装饰得比乔治酒店更古朴，带活动桌腿的桌子，生铁锻造的枝形吊灯，墙上还挂着白镴盘子，等等。他们总是想法设法把这间带有艺术气息的茶馆弄得暗暗的，你注意到这个了吗？我想这或许也是古朴的一部分吧。屋内没有侍者，只有一位穿着粉红色睡衣的年轻女士，她迎接了我，脸上露着不快。我要了杯茶，十分钟她才给我送来。你是知道那种茶的，味道淡得不行，让你联想到白开水，唉，加点牛奶就好些了。我坐的地方，差不多刚好是父亲当年放扶手椅的地方。我几乎还能听到他当年读报纸的声音，他从《人物》上选出一个段落，读着，内容不外乎是新型飞机、一位被鲸鱼吞掉的小伙儿这类东西。我坐在那儿，心中涌出一个很特别的想法，我觉得我在做伪证，他们一旦发现我的真实身份，就会把我踢出去，与此同时，我又有一种渴望，想告诉人家我就是在这儿出生的，我属于这栋房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真实感受），这栋房子属于我。除了我，再没有别的人喝茶。穿粉红色睡衣的年轻女士此刻正在窗前晃**，我能看出来，要是我没在，她准会一直站在那儿剔牙。我咬了一口她为我拿过来的蛋糕。家里做的蛋糕！的确是家里做的。佣人用黄油和鸡蛋的替代品在家里做的。到了最后，我不得不说话了。我说：
“你在下宾菲尔德住的时间不短了吧？”
她吃了一惊，没回答。我又说：
“过去我就在下宾菲尔德住，很久以前了。”
又没回答，或许说了点什么东西，可我没听清。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继续朝窗外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对一位女士来说，跟顾客闲聊有失体统。还有，她可能觉得我要勾搭她。把我在这儿出生这个事实告诉她又有什么用？即使她信，也不会有什么兴趣的。她从未听说过谷物与种子商塞缪尔·保龄。我付完账，出去了。
我晃**着，朝教堂走去。我既担心被过去认识的人认出来，又盼着他们能认出我。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街上那一张张脸我都不认识，似乎整个镇子上的人都换了。
到了教堂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需要一座新墓地。教堂墓地都溢到了边上，墓碑上的名字半数我都不认识。不过，认识的那些很好找。我在墓地中游**。教堂司事刚用镰刀把荒草割完，甚至在那儿，也有一股夏天的味道。他们都死了，我认识的那些老一辈的人都死了。屠夫格莱维特，另一位种子商温克尔，乔治酒吧过去的老板特鲁，还有开糖果店的维勒太太——他们都躺在那儿了。舒特尔和维泽罗尔躺在小路两旁，正对着，似乎两人仍在隔着过道对唱。维泽罗尔没活到一百岁。1843年生，1928年死。不过，还像往常那样，他还是打败了舒特尔。舒特尔是1926年死的。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老维泽罗尔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因为再没人跟他比赛唱歌了！还有老格里米特，躺在一块巨大的大理石下面，大理石的形状就像一个牛肉火腿馅饼，用铁栏杆围着；角落里，几个廉价的十字架底下，躺着西蒙斯一家。一切都已化为尘土。长着一口烟熏牙的老霍奇斯，留着棕色大胡子的勒夫格鲁夫，养着马夫和凶恶家奴的贵妇拉姆普玲，哈利·巴恩斯那个装着一只假眼的姑姑，还有米尔农场的布鲁尔，这家伙有一张邪恶的老脸，就像用坚果刻出来的一样——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一块石板和只有天才会知道的埋在下面的那些东西。
我找到了母亲的墓，父亲的在旁边，维护得都挺好。教堂司事把荒草割了。伊西吉尔大伯的墓稍远。它们要比之前的那些墓高出很多，那些用木头制成的床头模样的旧顶早就没了。二十年后，再次看到父母的墓，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感受：什么感觉也没有。父亲和母亲从未在我的心中消失。似乎他们正在某个地方永远地存在着，棕色茶壶后面的母亲，秃脑门上粘着玉米粉、戴着眼镜、留着灰白色胡子的父亲，就像画中人一样，永远定格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活着。地下躺着的骨灰盒似乎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我站在那儿，只是开始想，当一个人身处地下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是否还会在乎那么多，何时才能不再在乎，可就在这时，一个黑影突然从我头上掠过，让我感到了几分吃惊。
我朝肩膀后面望去。只是一架轰炸机，从我和太阳之间飞过去了。墓地似乎跟它在一起慢慢移动。
我漫步走进教堂。来到下宾菲尔德后，此刻我几乎是第一次没了那种处处见到鬼影的感觉，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种感觉换了模样。因为一切都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除了人们都死了。甚至连祈祷时用的那些跪垫也还是原来的样子。那种灰尘般芬芳的尸体的味道也没有变。还有，天啊！窗户上的那个洞也在，尽管现在已是傍晚，太阳转到了另一边，光点没有爬上通道。还是那些高背长椅——没换成普通的椅子。我们那个长椅在那儿呢，前面就是维泽罗尔的那个，过去他常坐在那儿，朝舒特尔大喊大叫。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珊的王噩！过道上铺的那些石头下面埋着死去的人，碑文还能读个差不多。我蹲下，看我们那个长椅对面的碑文。我还记得能读出来的那些字，甚至连那图案都深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天知道布道的时候我读过它们多少次。
这里……儿子，
这个教区的绅士……他的正直
和诚实……
他的勤勉为他的那些善行增添了
……爱妻
阿米莉娅……7个女儿
……
S字母拉得很长，小时候的我总为此感到疑惑不解。我常想，过去的人们是不是把S音读成F音，如果是这样，那原因又是什么。
我身后有一级台阶。我抬起头，一位穿着黑色长袍的男子正站在那儿，看着我。是教区牧师。
是那位教区牧师！是老贝特顿，过去那位牧师——更确切地说，从我记事起到1904年前后，他一直是牧师。尽管他的头发已经雪白，可我还是立刻就认出了他。
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终于见到了个熟人，为什么不多说两句，拉拉家常？
因为时隔二十年，他容貌上的变化吓坏了我。你猜到了，你可能会想他变得老了。其实，并不是这样，他变得年轻了。我突然对时间有了些许了解。
我觉得老贝特顿现在有六十五岁了。这么算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是四十五岁——刚好是我现在这年纪。如今，他的头发都白了，埋葬母亲那天，他的头发还有一缕一缕灰的，就像修面的刷子。见到他的那一刻，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变年轻了。我本以为他会变得很老，很老，可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老。小时候，我总是觉得，那些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都是糟老头子，他们是那么老，彼此间几乎没有什么分别。在我现在看来，一个四十五岁的人似乎比这位六十五岁步履蹒跚的老人还要老。上帝！当时我就是四十五岁。这吓坏了我。
穿过墓地时，我在想我在二十岁小伙子的眼中又是个什么样子。只是一个糟老头子，快完蛋了。想想真奇怪，一般说来，我对年龄不怎么在意。我为什么要在意？我胖了，可强壮、健康。我想干什么都能干。一束玫瑰，现在闻起来，还是二十岁时的那种味道。哈，可在玫瑰闻起来，我还是原来的味道吗？这时，一位十八岁左右的姑娘从墓地小道上走过来，在她身上你就能找到答案。她必须与我在相隔一两码的地方经过。我看到了她看我的眼神，只是随便一瞥。不，没有惊吓，没有恶意。只是有点野，有点疏远，就像一只动物看到你时显露出的那个样子。
“六月的天气真不错啊。”
这话说得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吧？可跟那句“以前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吗？”不一样的啊。
可这话白说了。她没有回答，只是把手中的报纸放低半秒钟，用足以刺破玻璃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太可怕了，她那双蓝眼睛中射出的目光就像子弹，足以把你射穿。也就是在那一刹那间，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不可救药地误解了她。她并不是那种染着头发，渴望被别人拉进舞池跳上一曲的寡妇。她来自上流社会，很可能是某位海军上将的女儿，毕业于一所带曲棍球场的好学校。我也没认清自己，穿新西装或者不穿新西装，我看上去怎么都不像一位股票经纪人，而只像个碰巧挣了点小钱的旅行推销员。我灰溜溜地走进旁边的小酒吧间，吃饭前先喝了一两品脱啤酒。
啤酒也不是原来的味儿。我还记得过去啤酒的味道，泰晤士谷上好的啤酒，总有点不一样的味儿，因为是用含有白垩的水酿成的。我问女服务员：
“贝西莫斯家族还是酒厂的老板吗？”
“贝西莫斯家族？哦，不，先生！他们都死了。哦，前些年——我们还没搬过来，他们就死了。”
“过去我就在下宾菲尔德住，”我告诉她，“很久以前了，战前。”
“战前？哦，咳！你看上去没那么老嘛。”
“我敢说，有了一些变化。”外卖柜台旁边那家伙插了一句。
“镇子变大了，”我说，“我觉得是因为那些工厂。”
“嗯，是的，人们大部分都在工厂上班。那边是留声机制造厂，那边是特鲁菲特袜厂。当然了，如今他们也在制造炸弹。”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制造炸弹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她跟我说，有位小伙儿在特鲁菲特袜厂上班，有时来乔治酒店喝一杯，是他告诉她厂里既生产袜子也生产炸弹的，这两种东西怎么能一块儿生产呢？个中原因，我弄不明白。接着，她跟我说起华尔顿军用机场的事——怪不得我总看到轰炸机呢？——然后，我们开始不自觉地谈论战争。真可笑。我就是为了不去想战争这件事才到这儿来的。可话说回来，能做到吗？战争的气息就在空气中弥漫着。
我说1941年可能开打，外卖柜台旁边那家伙说这是件坏事。女服务员感到毛骨悚然，她说：
“尽管做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可真打起来，还是没什么好处的，是不？有时候，我晚上躺在**，睡不着，总是寻思：‘咳，要是一颗炸弹刚好朝我脑袋上扔过来该咋办？! ’空袭预防措施做了不少，空军军官塔杰斯小姐也说，只要保持头脑清醒，用报纸把窗户堵上，就会没事，他们还说会在镇公所下面挖一个避难所。可我是这么看的，你怎么能给婴儿戴上防毒面具呢？”
外卖柜台旁边那家伙说，他在报纸上读到，应该洗个热水澡，一直洗到战争结束。公共酒吧间对面小隔间里那俩家伙听到这话，也插了几句嘴，他们说到时候会有多少人在同一个浴缸洗，还问那位女服务员能不能跟她一块儿洗。她让他们别耍贫嘴，然后走到吧台另一头，给每人倒了一品脱混合型啤酒。我啜着我的啤酒，口感真不怎么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苦啤。苦是真苦，有点像硫磺的味道，化学品。他们说如今没有哪个英国人再酿制啤酒了，都变成化学合成的了。也就是说，化学品也可以制成啤酒。我发现自己开始想伊西吉尔大伯，想他当初是怎么说这种味道的啤酒的，想他是怎么说空袭预防措施的，想他是怎么说用一桶桶的沙子制造出铝热剂炸弹的。等女服务员回到我这边的吧台，我说：
“对了，大厅现在归谁了？”
过去我们总这么叫的，尽管它叫宾菲尔德山庄。她一时没明白我的意思。
“大厅，先生？”
“就是宾菲尔德山庄。”外卖柜台旁边那家伙说。
“哦，宾菲尔德山庄！哦，我还以为你说的是纪念厅呢。现在宾菲尔德山庄是梅罗尔医生的了。”
“梅罗尔医生？”
“是的，先生。人们说他在那儿有六十多个病人呢。”
“病人？不会是改成医院了吧？”
“嗯——不是你说的那种普通医院。更确切地说是疗养院。其实，收治的都是精神病人。就是人们说的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可话说回来，你还能对它有别的什么期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