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二有集市。一大早，长着一张张又圆又红的南瓜脸，穿着脏兮兮的工装和沾满干牛粪的大靴子的家伙们就把牲口赶进了市场。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市场里会喧闹不停：狗叫声；猪的尖叫声；赶车人连吼带叫，猛地甩鞭子，骂骂咧咧地穿过拥挤的人群；赶牛的人一边喊着，一边挥舞着手里的枝条。每逢公牛进场，总能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当时我年纪小，可早就知道了大多数的公牛都是无害的、安分守己的畜生，只想着安安静静地走进各自的牛棚中。不过，要不是半个镇的人现身，把它狠狠追赶一番，它就不能被称作公牛了。有时，有些受到惊吓的畜生（一般情况下，是尚未成年的小母牛），挣脱了缰绳，沿着人行道就跑下去了，任何瞧见它的人都会站在街中央，朝身后挥舞着胳膊，就像风车的翼那样，然后大喝一声：“去！去！”据说，这么做会在动物身上产生一种催眠的效果，当然了，这一招着实把它们给吓坏了。
战前和战后，下宾菲尔德一直都是自由党的选区。战争期间，在一次下院的补充选举中，保守党人赢了。当时我年纪太小，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自己属于保守派，因为我更喜欢蓝色的旗子，而不是红色的旗子；还有，我之所以记得这事，是因为一个喝醉的家伙在乔治酒吧外面的人行道上摔伤了鼻子。当时是那么热闹，没人注意到他，就这样，他躺在那儿，让太阳烘烤了几个小时，直到流出的血都被烤干了，血一干，就变成了紫色。1906年大选前夕，我的年纪大了些，或多或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次，我成了自由派，因为别的人都是自由派。人们将保守派候选人追赶了有半英里远，然后把他扔进了一个长满浮萍的池塘里。在那个时候，人们对待政治的态度可是严肃的。在选举开始前的好几个礼拜，他们就把臭鸡蛋准备好了。
父亲和伊西吉尔大伯很不一样。我对我的祖父母知道的不多，我还没出生他俩就死了，我只知道祖父是个补鞋匠，晚年娶了一位种子商的寡妇，这样我们才有了这家种子店。父亲干这一行并不是太合适，尽管他对这门生意了如指掌，总在不停歇地工作。除了礼拜天和少有的几个工作日，我从未见过他手背上、脸上的皱纹里和脑袋上剩下的头发里不沾着玉米粉的。他是三十岁那年结的婚，我记得他的时候，他肯定快四十岁了。他是个小个子，有点灰头土脸的，总穿着一件衬衫，围着白色的围裙，身上总是沾着玉米粉。他的脑袋是圆的，鼻子一点也不挺，胡子很浓密，戴着眼镜，头发是黄油色的，跟我的一样，不过，他的都快掉光了，上面总沾着玉米粉。祖父娶了那位种子商的寡妇，日子好过了不少，父亲在华尔顿中学接受了教育，农民们和家境殷实些的商人家的孩子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伊西吉尔大伯总是吹牛，说他虽然没上过一天学，却总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点着一根兽脂蜡烛自学，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他的脑子要比父亲的敏捷得多，跟谁都能理论一番，卡莱尔和斯宾塞的名言总是信手拈来。父亲的脑子有点笨，书本上那些知识总也学不会，还有，他的英文也学得不怎么样。每逢礼拜天下午，事情都收拾利落之后，他总会踏踏实实坐在客厅壁炉旁，读周日的报纸，用他的话说，是“好好研读一番”。他最喜欢的报纸是《人民报》——母亲更喜欢《世界新闻》，她觉得上面的凶杀案要更多些。此时此刻，过去的一幕我看得清清楚楚。在一个礼拜天的午后——当然了，肯定是夏日的午后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烤猪排和蔬菜的味道，母亲坐在壁炉一旁，开始阅读报纸上新近报道的凶杀案，不过，她总是读着读着就张着大嘴睡着了；而父亲呢，却穿着拖鞋，戴着眼镜，在壁炉另一边，慢慢翻阅那些脏兮兮的报纸。夏季那种柔软的感觉包围着我，天竺葵顺着玻璃爬到了窗户上，远处好像有只鸽子在咕咕叫，我藏在桌子底下和小狗玩，让自己相信桌布就是一座帐篷。然后，等到喝茶的时候，父亲就会一边啃着小萝卜和洋葱头，一边略带沉思状地跟我们讲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东西，什么火灾呀、海难呀、上流社会的丑闻呀、最新研制出的飞机呀，等等；他还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小伙儿（我注意到，时至今日，这个小伙儿每三年就会在周日的报纸上现一次身）在红海中被鲸鱼吞进了肚子里，可过了三天，鲸鱼又把他吐了出来，人还活着，不过浑身上下却被鲸鱼的胃液给漂白了。父亲对这个故事表示怀疑，对新研制出来的飞机也持同样看法，尽管他总是相信自己读到的那些东西。1909年以前，在下宾菲尔德，是没人相信人类能飞的。官方的说法是，如果上帝想让我们飞，就会为我们每人身上装一对翅膀。伊西吉尔大伯对这种说法进行了猛烈反驳，他说要是上帝想让我们坐车走，就会让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长出一个车轮。不过，话虽这么说，他还是不相信这种新研制出来的机器能飞。
从我记事起，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个胖子。毫无疑问，我现在这个胖劲儿都是从她那儿继承来的，因为脑垂体的关系，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发胖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母亲身材高大，比父亲还要高一些，头发也比他的好，爱穿黑色的裙子。不过，除了礼拜天，我从未见过她不穿围裙的样子。还有，我从未见过她不做饭的样子，这话有些夸张，不过并不算太离谱。过了这么久，当你回首往事时，你似乎看到某个人总是固定在某个地方，连脾气秉性都是固定的。在你看来，他们似乎一直在做某件相同的事。这么说吧，当我想到我的父亲时，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坐在柜台后面，头上沾着玉米粉，正在用一个在嘴里润湿的铅笔头算账。还有伊西吉尔大伯，留着可怕的白胡子，站直了身体，用力抽打他的皮围裙。母亲也是这样，总在厨房的桌子旁忙活，前臂上沾满了面粉，正在揉一个面团。
过去人们使用的那种厨房你是知道的。很大，很黑，很低，顶上有根大横梁，石头铺的地面，还带个地下室。什么东西都是大的，至少在我儿时的眼中是这样的。一个宽大的石头做的洗涤槽，没有龙头，有的只是一根铁管子；餐具柜占了整整一面墙，径直朝屋顶插去；一个巨大的炉子，每个月都得烧半吨煤，天知道用石墨把炉壁擦亮要用多久。母亲站在桌子旁，揉一个巨大的生面团。我总爱在周围爬来爬去，胡乱摆弄柴火堆、煤块和甲虫捕捉器（每个角落里我们都会放一个这样的东西，用啤酒做诱饵），不时走到桌子跟前，向母亲要点吃的东西。母亲不让我们吃零嘴儿，她总是说：“走开！这会儿吃了，吃饭的时候就吃不进去了。真是个馋猫！”不过，有时她会赏我一块薄薄的蜜饯皮，但这样的时候实在是太少了。
我喜欢看母亲揉面。看一个人做他能够做得很漂亮的事总是有趣的。看一个女人——我是说，一个真正懂得做饭的女人——揉面就是这样。母亲的气质很特别：严肃而内敛，脸上总透露出满意的神情，就像一位在执行某场神圣的宗教仪式的女教士。当然了，在她心里，她也是这么认为的。母亲的前臂浑圆而红，很壮实，沾满了面粉。做饭的时候，她的每个动作都是那么准确、稳当。在她手里，打蛋器、绞肉机和擀面杖都被驯服得老老实实，做着它们的本职工作。当你看到她做饭时，就会知道此刻她所处的那个世界就是她的，里面所有的事情她都一清二楚。除了礼拜天看报纸时，或者外面偶尔有了点什么传闻，她就会把她那个世界放一放。别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在她看来都是不存在的。尽管在阅读方面，她要比父亲强，而且她不光读报纸，也读中篇小说，可她的无知还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事是我十岁那年发现的。她竟然不知道爱尔兰是在英格兰的西面还是东面，我怀疑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谁是英国首相她也是不知道的。后来，我从书中得知，东方有些国家实行一夫多妻制，还有的女人被锁在深闺中，由黑人太监监视着她们的一举一动。我常想，要是她听到了这种事，不定有多吃惊呢！我几乎能听到她的声音：“啊呀呀！竟然把他们的妻子锁起来！连这办法都能想出来！”其实，她如此大惊小怪，连太监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她的日子就是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过的，这里很隐秘，跟通常说的那种女人的闺房一样。甚至在我们家中，有些地方她也从来没进去过。她从来不到院子后面那间阁楼上去，铺子也极少去。我不记得她曾为哪位顾客服务过。在那些谷物磨成面粉之前，她不知道它们都放在什么地方，也根本说不出小麦和燕麦之间的区别。她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呢？铺子是父亲打理的，这是男人的活儿，女人的活儿只是料理家务，做饭、洗衣、喂养孩子。要是看到父亲或者别的男人正在试着给自己缝扣子，她肯定会大惊失色的。
过去——我指的是1909年以前——父亲还有钱雇个跑腿儿的，常把铺子交给那人打理，然后手背上沾着粉末，走进屋里，和我们一块儿喝茶。每逢这时，正在切面包的母亲就会停一下，对父亲道：“他爸，你来说几句祷词吧。”这时，我们都会把头低下，抵住胸脯，然后父亲便会非常虔诚地嘟囔：“赐予我们食物，上帝让我们真诚感恩，阿门。”后来，等乔大些了，母亲就会说：“乔，今天你来祷告。”每次念祷词的时候乔的声音都是尖声尖气的。吃饭前，母亲从不祈祷：她觉得这是男人的事。
夏季午后，绿头苍蝇总是在嗡嗡叫。我们家没有厕所，在那时的下宾菲尔德，有厕所的人家屈指可数。我觉得这个镇子上起码有五百户人家，可有厕所的不过十家或者五十家。夏天里，我们家的后院总有一股垃圾的气味。每间房子里都有虫子。墙板里有蟑螂，厨房餐具柜后面总有蟋蟀在活动，当然了，铺子里还会有很多粉虫。过去，即便是母亲这样把家里收拾得利利落落的女人也不会觉得蟑螂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厨房里少不了它们，正如少不了餐具和擀面杖。不过虫子也随处可见。在酒厂后面那条肮脏的街上（凯蒂·西蒙斯家那儿）住的那些人的家里，虫子简直猖獗得不得了。母亲或者别的店老板的妻子要是在自己家里发现了虫子肯定会羞愧而死的。其实，这事这么说才对：就是真有虫子出现你也不知道那就是虫子。
绿头苍蝇的个头很大，总是一路滑翔着飞进餐具柜，在盖肉的铁罩子上蹲很长时间。“轰蝇子！”过去人们常这么说，可蝇子是上帝的恩惠，除了弄个盖肉的铁罩子，弄点粘蝇纸，你根本奈何不了它们。前面说过，我想起来的第一件事是驴食草的气味，可垃圾的气味也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每当我想起母亲的厨房，想起那石头砌的地面、甲虫捕捉器、钢制炉围和涂满石墨的大火炉时，总能听到绿头苍蝇的嗡嗡声，闻到垃圾的气味，还有老内勒，身上总带着一股浓烈的狗臊味儿。只有老天知道是否还有比这更恶劣的气味和声音。你是更愿意听到绿头苍蝇发出的声音呢，还是轰炸机发出的声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