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通过几条简短的杂记，我阐述了我们如今置身于怎样的混乱之中；在第二部分，我尽力解释了在我看来，为什么唯一的补救方法，也就是社会主义，遭到了这么多正常、正直的人的厌恶。显然，接下来几年最紧迫的需要就是赶在法西斯打出王牌之前，留住这些正常、正直的人。我不想在这里提党派和政治手段的问题。比任何党派标签都重要的（尽管仅仅法西斯的威胁就将很快促成某种人民阵线），是将社会主义的要义以有效的形式传播出去。人们必须做好准备，要像社会主义者一样行动。我相信，有无数人，尽管自己并没意识到，但实际上是赞同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的，只要能找到打动他们的说辞，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他们争取过来。凡是知道贫穷含义的人，凡是真心憎恶暴政和战争的人，都有可能站到社会主义这边来。因此，我在这里要做的，就是提议——必然只能泛泛而谈——怎样使社会主义和它那些较聪明的敌人和解。
首先，就敌人本身而言——我指的是所有明白资本主义邪恶而一提到社会主义又会恶心欲吐、不寒而栗的人。我已经指出，这可以追溯到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很多社会主义者个人素质较低，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常常和脑满肠肥的罪恶“进步”观念绑在一起，引起很多爱好传统或稍有审美的人的反感。让我先来说说这第二点。
对“进步”和机器文明的厌恶在敏感的人中十分普遍，但这只能说是一种情有可原的心态，而不足以作为排斥社会主义的正当理由，因为它假设的是一种并不存在的替代方案。当你说“我反对机械化和标准化——因此我反对社会主义”时，实际是说“只要我愿意，我不要机器也没问题”，这是胡说。我们全都依赖机器，如果机器停止工作，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死。你可以讨厌机器文明，很可能也讨厌得对，但是目前根本不存在接受它还是排斥它的问题。机器文明已经形成，只能从内部批评它，因为我们都在这里面。只有不切实际的傻瓜才会大言不惭地说自己逃得掉。就像在都铎风格的农舍里，享用健康舒适的浴室的文人雅士，还有拿着曼尼切步枪和四马车罐头食品跑到丛林里过“原始”生活的莽汉。几乎可以肯定，机器文明必将大获全胜。没有理由认为它会自行毁灭或者自发地停止运作。过去一段时间，很流行说战争很快就要彻底“摧毁文明”，但是，尽管下一场全面大战肯定万分恐怖，足以让之前的所有战争都显得如同儿戏，它却绝不可能终止机械的发展。确实，像英国这样极为脆弱的国家，或许还有整个西欧，可能会被几千颗放置得当的炸弹搅得大乱，但目前无法想象什么样的战争能把所有国家的工业化同时一扫而空。我们可以认为，回归简单、自由、不那么机械化的生活方式，不论多么令人向往，也不会发生。这不是宿命论，只是在面对现实。以反对“蜂巢国家”的立场来反对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蜂巢国家”已然形成。今时今日，不是要在人性和非人世界间选择，仅仅是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选择，后者充其量不过是删去了优点的社会主义。
因此，明白人的要务不是拒绝社会主义，而是要下决心把它人性化。一旦将来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逐渐建立了，那些能看透“进步”谎言的人很可能就会抵抗。实际上，他们这样做有特殊的作用。在机器世界，必须由他们来充当一种永远的反对派，这不同于当碍事者或者叛徒。但我这是在说将来。眼下，任何正直之士唯一可能的路线，无论他秉性上是怎样的保守党还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必须为建立社会主义努力。再没有其他东西能够拯救我们于现在的水火或将来的梦魇。现在，在两千万英格兰人民食不果腹，法西斯主义已经征服大半个欧洲的时候，反对社会主义就是自杀。这就像在哥特人已杀过边境时挑起内战一样。
因此，重中之重是要摆脱反对社会主义的偏见，这仅仅是神经质的偏见，没有任何严肃的反对基础。我已经指出过，很多人不是厌恶社会主义，而是厌恶社会主义者。现在呈现出来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没有吸引力，大部分是因为它看起来，至少在外人看起来，像怪人、教条主义者、高谈阔论的布尔什维克，诸如此类人的玩物。但值得记住，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怪人、教条主义者等占了先机，如果更多聪明人、更多体面人渗入到运动中来，那些讨厌的家伙就不能继续把持局面了。眼下，我们只好咬紧牙关不理他们，等这场运动人性化了，他们的影响就会小得多。而且，他们并不重要。我们必须为正义和自由而战，而剥去那些胡言乱语，社会主义确实意味着公平和正义，只有这些本质值得牢记。因为有那么多社会主义者个人素质差，畏惧社会主义就和因为不喜欢检票员的脸而拒绝乘火车旅行一样荒谬。
第二，就社会主义者自己而言——尤其是那些夸夸其谈、著书传道的社会主义者。
我们现在这个时刻，急需各类左翼分子放下差异，团结一心。实际上，这已经有了小幅度的进展。那么显然，更固执己见的那类社会主义者现在也必须联合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他不愿意这样做常常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看到了危险，害怕把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稀释成苍白的谎言，甚至比议会上的工党还缺乏实效。例如现在，法西斯很可能会促成人民阵线，但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这条阵线可能根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阵线，而仅仅是反对德、意法西斯的一个策略。因此，出于联合反抗法西斯的需要，社会主义可能要和自己最可恶的敌人联合起来。但是要遵循这个原则：只要你正视你运动的核心就不存在和错误的人联盟的危险。那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标志是什么呢？我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希望——不仅仅把这当作好事，而是积极地希望——看到暴政被推翻的人。但我估计大部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接受这个定义，或者只能勉强接受。有时，当我听到这些人谈话，甚至是读他们的书时，会有这样的印象，对他们来说，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不过是一场刺激的围猎异端的活动。就像癫狂的巫医伴着手鼓的鼓点，和着“哟嗬，嘿哟，我闻到了一个右翼分子的血的味道”的调子，蹦来蹦去。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你会觉得，当你走进工人阶级时，更容易成为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就像工人阶级的天主教徒，不擅长教条，一开口就是异端邪说，但他内心明白问题的核心。他确实明白社会主义意味着推翻暴政这个核心事实，要是把《马赛曲》翻译给他，对他的吸引力将远甚于任何辩证唯物主义的博学论著。现在还坚持接受社会主义就要接受哲学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并对俄国谄媚逢迎，就是浪费时间。社会主义运动没有时间做什么辩证唯物主义联盟，它必须成为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联盟。你必须吸引真心实意的人，必须赶走那些拐弯抹角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想摧毁外国法西斯主义，就是为了安心领取自己的俸禄——那种决心“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就是反对老鼠又反对老鼠药的骗子。社会主义意味着把国内国外的暴政统统推翻。只要你始终正视这个事实，你就绝不会过多怀疑谁是你真正的支持者。至于细微的差异留待以后争论吧，和拯救两千万因营养不良而形销骨立的英国人相比，最深刻的哲学差异也无关紧要。
我认为社会主义者不必做任何核心的牺牲，但他肯定将不得不做大量外围的牺牲。例如，如果能消除仍然萦绕着社会主义的怪异气息，一定大有助益。要是能把罗马鞋和淡草绿色的衬衫放成一堆烧掉，再把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和伪君子们统统送回韦林花园城老家，让他们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做他们的瑜伽就好了！但我怕这不会发生。然而，聪明一些的社会主义者别再为愚蠢又不相干的事情疏远可能的支持者却是有可能的。有太多细枝末节的道学框框是可以轻易放下的。就拿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学的乏味态度来说吧。我脑中浮现出很多例子，但这里只给出一个。这听起来是小事，但其实不是。旧版的《工人周报》（《工人日报》的前辈之一）上曾有一个文学对话栏目，就是“编辑桌上的书”这类的，一连几周有一些关于莎士比亚的讨论。一位义愤填膺的读者写信道：“亲爱的同志，我们不想听莎士比亚这样的资产阶级作家。你就不能给我们讲些无产阶级一点的东西吗？”诸如此类。编辑的回答简单明了。“如果你翻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写道，“你会发现提了好几次莎士比亚。”请注意：这就足以让反对者闭嘴了。一旦莎士比亚有了马克思的赐福，人们就肃然起敬了。就是这样的思维把普通的明白人从社会主义运动中赶走了。就算你不喜欢莎士比亚，也会厌烦这种事。此外，还有恐怖的术语，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必须要用。当普通人听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大团结”“剥削者的剥削”这种短语，他不会受到鼓舞，他只会觉得恶心。就连“同志”这样的简单词，也给败坏社会主义的名声做了肮脏的贡献。有多少徘徊不决的人正在社会主义的门槛前犹豫，或许去了某个公众集会，看到社会主义者忸怩着一丝不苟地互称“同志”，于是失望地溜走了，去了附近的廉价酒吧！他的直觉是正确的。究竟有什么道理要给自己贴上愚蠢的标签，天长日久，每每提起这标签都免不了一阵耻辱？让来打探情况的普通人带着社会主义者就得穿罗马鞋、碎碎念着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想法离开，有致命的危害。你必须清楚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有普通人的一席之地，不然就完蛋了。
还有一个巨大的困难，那就是，阶级的问题。不同于简单的经济地位，它必须用比现在更实际的方式来应对。
我花了三章的篇幅来讨论阶级难题。我想，浮现出的一个主要事实是，尽管英格兰的阶级制度已经不再有用，它却依然存在，且没有衰亡的迹象。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假定社会地位完全由收入决定，这就大大混淆了这个问题。毋庸置疑，从经济角度说，只有两个阶级，穷人和富人，但是社会上有一整套阶级等级，每个阶级童年时期习得的行为举止和传统不仅大相径庭，而且通常会伴随一生，这点很关键。因此，你会发现社会每个阶级中，都有个别反常的人物。你发现像威尔斯和班尼特这样的作家，已经大富大贵却还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他们下层中产阶级的新教偏见；你发现有些百万富翁说话不带H音；你发现有些小店主的收入远比砖瓦工要低，却自认为（也被别人认为）社会地位比砖瓦工要高；你发现寄宿学校的男生在统治印度省份，公学里的人们却在推销吸尘器。如果社会层级完全和经济层级一一对应，那么公学里的人，哪天收入降到了一年200英镑以下，就该操起伦敦东区的口音。但他有吗？相反，他的公学派头马上就比以前厉害二十倍。他把校友领带当作**一样抓着不放。就连说话不带H音的百万富翁，尽管有时拜访演说家，学说BBC口音，掩饰的效果也总是不甚理想。实际上，要从文化上逃离你出生的阶级，非常困难。
随着繁荣消退，社会上的反常人物越来越普遍。你没有看到更多说话不带H音的百万富翁，却看到了越来越多公学的人在推销吸尘器，越来越多小店主被逼进了济贫院。大部分中产阶级正在渐渐变成无产者。但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没有，至少第一代人没有形成无产阶级的观念。就拿我来说，我有着资产阶级的教养和工人阶级的收入。我属于哪个阶级呢？经济上我属于工人阶级，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一员。假如我必须选边站队，我应该站到谁那边去，是想压得我活不下去的上层阶级，还是和我习惯不同的工人阶级？就我个人来说，在任何重要的问题上，我很可能会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边。但那成千上万其他差不多有同样处境的人呢？还有那个庞大得多，现在快扩张成百万大军的阶级——办公室职员和各种穿黑外套的打工者呢？他们传统上不明确算作中产阶级，但你要是叫他们无产阶级，他们肯定不领情。所有这些人作为工人阶级，都有着同样的利益、同样的敌人，全都在被同样的制度劫掠欺凌。然而他们有多少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呢？到了危急关头，他们几乎全都会和他们的压迫者站到一起，对付本应是他们盟友的人。很容易想象，中产阶级就算被碾入最可怕的贫穷深渊，感情上也会依旧苦大仇深地反对工人阶级。当然，这就成了一个现成的法西斯政党。
显然，社会主义运动一定要尽快争取到受剥削的中产阶级，以免为时过晚，最要紧的是必须抓住办公室职员，他们数量众多，而且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团结起来，就会威力巨大。同样明显的是，这一点目前尚未做到。最不可能有革命观点的人就是小职员或旅行推销员。为什么？我想，很大原因在于混杂在社会主义宣传中的“无产阶级”套话。为了象征阶级战争，树立了一个有几分虚构的“无产者”形象，一个肌肉发达却形容憔悴，穿着油腻腻的工作服的男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家”，一个邪恶的胖子，戴着大礼帽，穿着毛大衣。人们默认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形象。当然，真相是，在英格兰这样的国家，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处于二者之间。如果你打算喋喋不休地说“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最基本的预备措施就要从解释谁是无产阶级开始。但由于社会主义者倾向于把体力劳动者这样理想化，这个问题一直说得不够清楚。可怜的瑟瑟发抖的小职员和商场巡视员，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比矿工和码头工人境况还差。在他们的大军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他们学到的观念是衣服没领子的人。于是，当你试图大谈“阶级战争”来打动他们时，你仅仅是吓坏了他们，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收入，记起了自己的口音，马上为剥削着他们的阶级辩护起来。
有一个大任务在等着社会主义者。毋庸置疑，他们必须要阐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这又是一个坚持核心的问题。这里的核心点在于，所有工资微薄又不稳定的人，都在同一条船上，必须和衷共济。也许我们可以少说一点“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多说一点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放下那种误导性的习惯，不再假装只有体力劳动者才是无产阶级。一定要让小职员、工程师、旅行推销员、“虎落平阳”的中产阶级人士、乡村杂货店主、低级公务员以及其他存疑的人物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他们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对他们和对挖土工人、工厂工人一样意义重大。绝对不可以让他们认为，这是一场说话带H音和不带H音的人之间的战役。因为那样一想，他们就会加入带H音的阵营。
我的意思是，必须要说服不同阶级共同行动，而暂时不必放下阶级差异。这听起来很危险，很像约克公爵的夏令营。阶级合作、奋发图强这一系列可怕的废话，要么是表面文章，要么是法西斯主义，或者二者都是。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不可能合作。资本家不可能和无产阶级合作。猫不可能和老鼠合作，如果猫真的建议合作，老鼠也傻到同意了，过不了多久，老鼠就会消失在猫的喉咙里。但只要有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就总是有合作的可能。必须共同行动的人，是所有在老板面前低三下四的人，所有想到房租就不寒而栗的人。这意味着，小业主和工厂工人，打字员和煤矿工人，教师和汽修工人必须结为盟友。如果能让他们明白他们的利益何在，就有希望让他们这么做。但有些社会偏见至少和经济顾虑一样强大，如果不必要地挑起了他们的社会偏见，结盟就不会发生。毕竟，银行职员和码头工人的行为举止与传统确实有别，小职员的优越感根深蒂固。他以后会摆脱这份优越感的，但现在不是要他这么做的好时机。所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的宣传中，都包含着毫无意义地、机械地痛批资产阶级的做法，如果能把这部分暂时去掉，将会是巨大的优势。整个左翼的思想和写作，从《工人日报》的领衔文章到《新闻纪事报》的漫画专栏，都全方位地流露出一种反绅士传统，常常乐此不疲而非常愚蠢地嘲笑绅士的习性和绅士的忠诚，或者，用共产主义行话说，叫“资产阶级价值观”。虽然这些痛批资产阶级的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他们写出来的多是谎言，但它危害极大，因为它让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论你干活的工具是钢笔还是十字镐，贫穷就是贫穷，它却将注意力从这个中心事实上转移开了。
再拿我来说，我出身于中产阶级，所有渠道的全部收入大约每星期三英镑。我好歹有些价值，最好把我纳入社会主义阵营而非把我变成法西斯主义者。但如果你不停地拿我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欺负我，如果你让我觉得，因为我从来没用双手劳动过，所以就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低人一等了，那你只能让我与你反目。因为你是在告诉我，要么我生来一无是处，要么我应该改变自己，而这种改变是我无能为力的。我无法把我的口音、我的某些品位和信仰无产阶级化，就算可以我也不愿意。我为什么应该那样？我没有要求任何人说我的方言，为什么别人就该要求我说他的方言呢？让这些令人头疼的阶级烙印显得平常，尽量少强调，要好得多。这可以类比种族差异，而经验表明，人们可以和外国人合作，真有必要时，甚至可以和他们不喜欢的外国人合作。在经济上，我和矿工、挖土工、农场工在一条船上，提醒我这一点，我就会和他们并肩作战。但在文化上，我和矿工、挖土工、农场工不同，强调这一点，你可能就会使我与他们为敌。如果我是个孤独的异类，就没什么要紧的，但对我适用的，对无数其他人也适用。每一个梦到被炒鱿鱼的小职员，每一个在破产悬崖边摇摇欲坠的小店主，本质上都处于相同的境地。这些是快沉没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数还抓着绅士风度不放，以为这能让他们浮起来。一开始就要他们扔掉这个救生圈，并不是好策略。今后几年，大部分中产阶级有迅猛右倾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变得威力强大无比。目前为止，中产阶级的弱点在于，他们从来没学会团结起来，但如果你吓得他们团结起来对付你，你可能就会发现，你唤醒了一个恶魔，我们在大罢工中已经稍稍见识过这种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不能产生有效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不可能匡正我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描述的情况，不可能从法西斯的魔爪中救出英格兰。这必须是一个真正有革命意图的政党，而且必须有足够强大的人力来行动。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普通人认可的目标。因此，比其他所有事都重要的是，要有聪明的宣传。少说“阶级意识”“剥削者的剥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大团结”，更别提那神圣的三姐妹——正题、反题和合题，多说正义、自由、失业者的困境。少说机械进步、拖拉机、第聂伯河大坝、莫斯科新开的鲑鱼罐头厂，这种东西不是社会主义要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会赶走很多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人，包括那些能摇笔杆子的人。只需要把两件事深深灌输到公众意识里去就好：一件，是所有被剥削的人有着同样的利益；另一件，是社会主义和普通的体面并不冲突。
至于阶级之分这个大难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策略就是淡然处之，尽量少吓唬人们。最重要的，别再不遗余力地努力破除阶级。如果你属于资产阶级，不要太热切地跳上前去拥抱你的无产阶级兄弟，他们可能不喜欢这样。如果他们表现出来不喜欢，你很可能就会发现，你的阶级偏见消失得不像你想的那样彻底。如果你属于无产阶级，不论是出身如此还是实际情况这样，不要不由自主地笑话校友领带，它代表着忠诚，如果你知道如何处理，它会对你有用处。
但我相信，等到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大量英国人真心关注的阶级难题就有希望自行解决，而且速度之快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在今后几年，我们要么有了我们需要的那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党派，要么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法西斯就要来了，很可能是虚伪的英国式法西斯，有教养的警察会代替纳粹暴徒，狮子和独角兽会代替纳粹的“卐”字记号。但如果我们有了，将会发生一场斗争，可能是真枪实弹的斗争，因为我们的富豪统治者不会老老实实听命于真正的革命政府。分歧巨大的不同阶级，必然要组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并肩作战后，可能就对彼此有了不同的感觉。到那时，或许阶级偏见的麻烦就会渐渐淡去，我们这些没落的中产阶级——私人教师，半饥半饱的自由记者，陆军上校的年收入七十五英镑的老闺女，没有工作的剑桥毕业生，没有轮船的船员，小职员，公务员，旅行推销员，乡镇里破产了三次的服装商——可能就不再挣扎，而是静静落入无产阶级之中，这就是我们的归宿。很可能当我们真成了无产阶级，会发现这其实不像我们恐惧的那样可怕。因为，毕竟，除了一个H音，我们也没什么可失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