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終你會得到一個更切題的答案，大致如下：“是的，你說的自有一套道理。毫無疑問，強健我們的身體，不要阿司匹林和中央供暖等等，是非常高尚的。但關鍵你看，沒有人真的想這樣。這意味著回到農耕的生活方式，意味著非人的辛苦，你不想要辛苦——懂得辛苦含義的人都不想要。你會這麽說，隻是因為你這輩子根本沒幹過一天活兒。”等等，等等。
某種意義上這是真的。這等於說：“我們安逸——看在上帝的分兒上，就讓我們安逸下去吧！”至少很實際。正如我已經指出的，我們進了機器的五指山，要逃走是千難萬難的。但這個答案實際上還是逃避，因為它沒有說清楚，我們說“想”這樣、“想”那樣到底是什麽意思。我是個墮落的現代半知識分子，如果清早不喝一杯茶，周五不看《新政治家》，我就會死。很明顯，某種意義上，我不想回到更簡單更艱苦的生活，很可能是農耕生活。同樣意義上，我也不想減少喝酒、償還債務、做足夠的鍛煉、對妻子忠貞，等等。但從另一個更長遠的意義上講，我確實想做這些事；或許同樣的意義上，我想要一個不把“進步”定義為讓小胖子們過得更安全的文明。我列出的這些，幾乎就是我向社會主義者——紙上談兵的思考派社會主義者——解釋他們是怎麽把可能的追隨者趕走的時候，我能從他們口中得到的僅有的論點。當然也有老一套，就是社會主義終要來臨，不論人們喜不喜歡，就因為那省事兒的一句“曆史必然”。但“曆史必然”，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對這個“曆史必然”的信奉，也沒鬥過希特勒。
同時，那些有思想的人，智識上往往為左翼，但性情上常常是右翼，徘徊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大門口。毫無疑問，他明白自己應該做個社會主義者。但他首先看到了社會主義者個體的愚鈍，然後觀察到社會主義的理想似乎很軟弱，於是掉頭走了。直到不久前，他們都會自然地轉向冷淡主義。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典型的文人雅士還在寫書討論巴洛克建築，高尚的靈魂不屑於政治。但現在這樣的態度不容易了，甚至不時興了。時局越來越嚴峻，問題越來越清楚，萬物恒常（也就是你的俸祿總是穩妥的）的信念也不大流行了。文人雅士所騎的牆，曾經像大教堂隔間裏的長絨坐墊一樣舒服，現在卻叫他如坐針氈，他越來越顯露出要放棄一邊或另一邊的傾向。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麽多十幾年前還在為藝術而藝術，追求自身價值，覺得連去大選投票都太庸俗、玷汙了文字的主要作家，現在卻采取了明確的政治立場。而大多數較為年輕的作家，至少是那些小有成就的，從一開始就有“政治性”。我相信，到了危急關頭，會有一種可怕的危險，那就是知識分子可能主要會倒向法西斯主義。隻是危急關頭何時到來還很難說，很可能取決於歐洲的事態，但可能兩年甚至一年之內，我們就會走到決定性的時刻。到那一刻，任何一個稍有頭腦或正義感的人，就會從骨子裏明白，他應該站到社會主義這邊。但他不一定會自發地過來，有太多古老的偏見在阻礙他。他需要被說服，人們要在理解他的觀點的前提下說服他。社會主義者再也浪費不起任何時間去對已經皈依的人傳道了。現在的工作是要盡快發展社會主義者，但常常，他們非但沒有這樣，反而在製造法西斯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