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终你会得到一个更切题的答案，大致如下：“是的，你说的自有一套道理。毫无疑问，强健我们的身体，不要阿司匹林和中央供暖等等，是非常高尚的。但关键你看，没有人真的想这样。这意味着回到农耕的生活方式，意味着非人的辛苦，你不想要辛苦——懂得辛苦含义的人都不想要。你会这么说，只是因为你这辈子根本没干过一天活儿。”等等，等等。
某种意义上这是真的。这等于说：“我们安逸——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就让我们安逸下去吧！”至少很实际。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我们进了机器的五指山，要逃走是千难万难的。但这个答案实际上还是逃避，因为它没有说清楚，我们说“想”这样、“想”那样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个堕落的现代半知识分子，如果清早不喝一杯茶，周五不看《新政治家》，我就会死。很明显，某种意义上，我不想回到更简单更艰苦的生活，很可能是农耕生活。同样意义上，我也不想减少喝酒、偿还债务、做足够的锻炼、对妻子忠贞，等等。但从另一个更长远的意义上讲，我确实想做这些事；或许同样的意义上，我想要一个不把“进步”定义为让小胖子们过得更安全的文明。我列出的这些，几乎就是我向社会主义者——纸上谈兵的思考派社会主义者——解释他们是怎么把可能的追随者赶走的时候，我能从他们口中得到的仅有的论点。当然也有老一套，就是社会主义终要来临，不论人们喜不喜欢，就因为那省事儿的一句“历史必然”。但“历史必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这个“历史必然”的信奉，也没斗过希特勒。
同时，那些有思想的人，智识上往往为左翼，但性情上常常是右翼，徘徊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门口。毫无疑问，他明白自己应该做个社会主义者。但他首先看到了社会主义者个体的愚钝，然后观察到社会主义的理想似乎很软弱，于是掉头走了。直到不久前，他们都会自然地转向冷淡主义。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典型的文人雅士还在写书讨论巴洛克建筑，高尚的灵魂不屑于政治。但现在这样的态度不容易了，甚至不时兴了。时局越来越严峻，问题越来越清楚，万物恒常（也就是你的俸禄总是稳妥的）的信念也不大流行了。文人雅士所骑的墙，曾经像大教堂隔间里的长绒坐垫一样舒服，现在却叫他如坐针毡，他越来越显露出要放弃一边或另一边的倾向。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么多十几年前还在为艺术而艺术，追求自身价值，觉得连去大选投票都太庸俗、玷污了文字的主要作家，现在却采取了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大多数较为年轻的作家，至少是那些小有成就的，从一开始就有“政治性”。我相信，到了危急关头，会有一种可怕的危险，那就是知识分子可能主要会倒向法西斯主义。只是危急关头何时到来还很难说，很可能取决于欧洲的事态，但可能两年甚至一年之内，我们就会走到决定性的时刻。到那一刻，任何一个稍有头脑或正义感的人，就会从骨子里明白，他应该站到社会主义这边。但他不一定会自发地过来，有太多古老的偏见在阻碍他。他需要被说服，人们要在理解他的观点的前提下说服他。社会主义者再也浪费不起任何时间去对已经皈依的人传道了。现在的工作是要尽快发展社会主义者，但常常，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反而在制造法西斯主义者。
我所说的英国法西斯主义，倒不一定指莫斯利和他那些满脸粉刺的追随者。英国法西斯主义可能来得悄无声息、面貌模糊（很可能，至少一开始，不会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而且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带有莫斯利印记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式重骑兵恐怕充其量只是一个玩笑。尽管就算是莫斯利也值得注意，因为经验表明（参看希特勒、拿破仑的政治生涯），对一个政治野心家来说，在其生涯初期不被人当回事，有时是一项优势。但我此刻考虑的是法西斯的心态，他们无疑是在争取见识不高的人。知识界出现的法西斯是一种镜像——实际不是社会主义的镜像，而是一个貌似真实的、社会主义歪曲的翻版的镜像。说穿了，它只是打定主意要和虚妄的社会主义者对着干。如果你展现社会主义的角度不好，有误导性——如果你让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差不多等于在马克思主义道学先生的指挥下，把欧洲文明倒进下水道——你就有把知识分子赶到法西斯主义那边去的危险。你吓得他采取一种愤怒的防御态度，根本不肯听社会主义这一套。这样的态度在很多人身上已经清晰可辨，包括庞德、温德汉姆·刘易斯、罗伊·坎贝尔等作家，大部分罗马天主教作家和很多道格拉斯信贷团体人士，某些通俗小说家，甚至，往深层追究，还有像艾略特及其无数追随者这般高高在上的保守派高雅文人。如果你想要一个明白无误的例证来说明英格兰渐高涨的法西斯情绪，就看看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无数写给报社支持意大利举动的来信吧，再听听法西斯在西班牙兴起时，天主教和圣公会双方牧师们的欢呼雀跃。
要抗击法西斯主义，就必须理解它，也就意味着要承认它不仅有恶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当然它实际上只是一项臭名昭彰的暴政，它获取和把持权力的手段就连它最狂热的信徒也不愿谈及。但隐藏的法西斯情绪，那最初把人们拖到法西斯阵营的情绪，可能没有这么卑鄙。《星期六评论》想让人以为，这种情绪只是对布尔什维克魂飞魄散的恐惧，但有时并非如此。凡是稍稍注意过这项运动的人都知道，一般的法西斯主义者常常心怀好意——例如，是真真正正迫切想为失业大众谋福利的。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法西斯的力量来自各种保守主义，有坏的也有好的。对任何喜欢传统和纪律的人，它已经有了现成的吸引力。听了一肚子社会主义宣传后，你很容易会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欧洲文明所有优秀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就算是法西斯最可恶的标志性恶霸，一手拿着橡胶警棍，另一手拿着蓖麻油瓶时，也不一定觉得自己是个恶霸。他更有可能觉得自己像朗塞瓦尔峡谷口的罗兰，在保卫基督教世界，抵御蛮族。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法西斯在各地高歌猛进，那这大部分是社会主义者自己的错。部分要归因于社会主义破坏民主的错误策略，这是在锯掉你存身的根基，但更要归因于，社会主义者可以说是突出了他们事业中错误的一面。他们从没有说清楚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在于正义和自由。他们的眼睛死盯着经济事实，在假设人没有灵魂的基础上发展，或明白或含蓄地把物质性的乌托邦设为目标。结果，由于人们本能地反感享乐和廉价的“进步”理念，法西斯得以利用所有这类本能，得以扮成欧洲传统的拥护者，诉诸基督教信仰、爱国主义、尚武精神。单单用“集体变态”之类的简单短语把法西斯一笔带过，不只没用，更大大有害。如果你假装这仅仅是一次偏差，不久就会自行过去，那你就是在做梦，等有人用橡胶警棍揍你的时候，你就会大梦初醒。唯一可能的办法是研究法西斯，明白它有它的好处，然后让世界明白，不论法西斯有什么好处，它们也同样蕴含在社会主义之中。
目前的情形非常危急。即使没有更糟糕的事降临到我们头上，也有我在本书前面描述的那些情况，这在我们目前的经济体制下是不会改善的。更紧急的是法西斯有统治欧洲的危险。除非社会主义学说能以有效的形式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否则可能永远无法推翻法西斯。因为社会主义是法西斯要面对的唯一真正的敌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政府，即使自己将遭受掠夺，也不会怀着这样的信念去与法西斯斗争。我们的统治者中明白这个问题的，很可能宁愿把大英帝国的每一寸疆土拱手让给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也不想看到社会主义胜利。若我们以为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之上的，就容易一笑而过，因为显然法西斯国家个个都把自己当成上帝的选民，当成对抗世界的爱国者，所以它们会互相残杀。但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法西斯现在成了国际性运动，意味着法西斯国家不仅可以为了劫掠的目的联合起来，而且正在摸索，或许目前还只是半自觉地摸索一种世界体系。原来集权国家的构想正在被替换为集权世界的构想。正如我之前指出的，机械技术的进步必然最终导致某种集体主义，但不一定非得是平等主义的形式，也就是说，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请经济学家恕我直言，很容易想象这样一个世界社会，在经济上集体化——消除了利益准则——但一切政治、军事、教育权都控制在统治者的小团体和他们的亡命之徒手中。这，或者类似于此的东西，就是法西斯的目标。这当然也是奴隶国家或者奴隶世界，它很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形式。而且，考虑到如果能科学开发，世界将拥有巨大的财富，有可能奴隶们也会吃好穿好，心满意足。通常说法西斯的目标是“蜂巢国家”，这真是大大冤枉了蜜蜂，说是白鼬统治兔子的世界更贴切些。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可怕的可能。
我们唯一能联合起来支持的东西就是社会主义潜在的理想：正义和自由。但形容这个理想为“潜在”，还太客气了。它几乎被完全遗忘了。它已经被埋在了一层又一层教条道学、党派之争和幼稚的“进步主义”之下，简直像一颗藏在粪土山里的钻石。社会主义者的工作就是再次把它发掘出来。正义和自由！必须让这两个词像号角一样响遍世界。过去很长时间，至少十年，魔鬼占尽上风，宣传得最为动听。我们已经到了每次一提“社会主义”脑海中就浮现两幅画面的地步：一是飞机、拖拉机、玻璃水泥造的锃亮的大工厂的画面；另一个是须发凋零的素食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政委（半是恶棍半是留声机）、穿着罗马鞋的严肃女士、头发蓬乱、满口复杂词汇的马克思主义者、漏网的公谊会教徒、控制生育的盲信者，还有工党里鬼鬼祟祟的懒汉的画面。社会主义，至少在这个岛上，不再有革命和推翻暴君的气息了，它有的是古怪、机器崇拜和愚昧崇俄的气息。除非你能消除这种气息，而且要很快消除，否则就可能让法西斯主义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