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的功能是节省人力。在一个完全机械化的世界，所有乏味的劳作都将由机器代劳，我们则得以解放，从事更有趣的追求。这种说法，听起来真是太美妙了。明明可以轻易设计出某种机器，几分钟内就把土铲出来，却看到六个人汗流浃背地挖沟埋水管，真令人痛心。为什么不让机器来干活，让人去做点别的呢？但这下问题来了，让他们去干什么呢？想来，让他们不必“工作”，是为了让他们做点“工作”以外的事。但什么是工作，什么又不是工作呢？挖土、骑马、钓鱼、打猎、喂鸡、植树、伐树、摄影、做饭、缝纫、做木工、弹钢琴、修房子、修帽子、修摩托车，是工作吗？所有这些，对某些人来说是工作，对某些人则是玩耍。实际上，极少有某种活动不能既划为工作又归为玩耍的，全看你如何看待。劳工不用挖土了，你就可能会想把自己的闲暇或者部分闲暇时间用来弹钢琴；而职业钢琴家可能只想出去透透气，在土豆地里挖挖土。因此，把工作视为不可忍受的乏味事情，而把非工作视为某种令人向往的事情，这样的对立是错误的。真相是，无论吃、喝、睡、**、说话、玩游戏或仅仅是闲逛——这些事情可不足以填满一生光阴——人一旦放纵够了，他就需要工作，往往还自己找活儿干，尽管他可能不会称其为工作。只要不是三等四等的智障，人们大部分生活还是要在努力中度过。因为人不像下流的享乐主义者想的那样，是一种会走路的酒囊饭袋，他还有手有眼有头脑。停止使用你的手，你就砍了自己的一大块意识。现在，再想想挖沟埋水管的那六个人。机器让他们不必挖土，他们就要找些别的消遣——比如做木工。但不管他们想做什么，都会发现有另外一种机器让他们不必做了。因为在一个完全机械化的世界中，不再需要挖土，也一样不需要做木工、做饭、修摩托车等等。从捕捞鲸鱼到雕樱桃核，想不到有什么机器不能做的。机器甚至会蚕食我们如今划为“艺术”的活动，它已经在通过摄像机和广播这么做了。将世界尽其所能地全盘机械化，那么不管你往哪儿走，都会有某种机器切断你工作的机会——也就是你生存的机会。
乍一看，这似乎没什么要紧的。为什么你不能不管那些为你代劳的机器而去从事你的“创造性工作”呢？但这不是像听起来这么容易的。比如说，我在一间保险办公室里一天八小时地工作，闲暇时间我想干点“创造性”的事情，于是选择做点木工——例如给我自己做张桌子。注意，这整件事从一开始就有一丝做戏的意味，因为工厂可以给我生产一张桌子，远比我自己做的要好。但即使我做了桌子，我对它也不可能有一百年前的家具木工对他的桌子那样的感受，更不可能有鲁滨孙·克鲁索对他的桌子的感受。因为在我开始之前，机器就已经替我做好了大部分工作。我所用的工具不要求多少技巧。例如，我可以用刨子刨出任何造型，一百年前的家具木工却不得不用凿刀来做，这要求真正的眼手技巧。我买的木板是已经刨好的，桌腿也已经用车床车好。我甚至可以走到木材店里，买齐所有现成的桌子部件，只要组装一下就行，我的工作就被简化为钉几个钉子，磨几下砂纸。如果现在情况就已经像这样，那么在机械化的未来就更甚于此。那时工具和材料都唾手可得，错误也就不可能出现，因此技艺也就没有用武之地。做个桌子将变得比削个土豆还要容易和乏味。这样的情况下谈什么“创造性工作”都是废话。不管怎样，手工艺（需要学徒传承的那类）到时候早就消失了。有些已经在机器的竞争下消失了。随便参观一下哪个墓园，看看你能不能找到1820年以后精雕细刻的墓碑。这门石雕艺术，确切地说是手艺，已经灭绝得如此彻底，要想重振得要几个世纪。
但可能有人要说，为什么不保留机器也同时保留“创造性工作”呢？为什么不作为业余爱好培养一些过时的技艺？很多人都抱有这个想法，解决机器造成的问题看来如此容易。我们听说，乌托邦的市民们每天在西红柿罐头加工厂转两个小时的手柄，就回到家，自愿地回归一种更加原始的生活方式，干点浮雕雕刻、陶瓷上釉或手工纺织的工作，抚慰自己的创造本能。这幅图景为什么荒诞？——它当然荒诞。因为有一个原则，人们有时认识不到，却总是依此行事：只要机器在那儿，人就有义务要用。只要能拧开水龙头取水，就没人从水井里打水。旅行的问题能对此提供很好的说明。所有在不发达国家用原始方式旅行过的人都知道，那种旅行和乘火车、汽车的现代旅行之间的差别，是生与死的差别。那些行李放在驼背上或牛车上，自己步行或骑马的游牧民族，可能遭了各种各样的罪，但至少他旅行时是活生生的人，而对于昂贵的火车或豪华的游轮上的乘客来说，他的旅途是一种中止、一种暂时的死亡。然而只要铁轨存在，人就不得不靠火车旅行——或者汽车、飞机。比如我，距离伦敦四十英里，当我要去伦敦时，为什么不把行李放到驴背上，步行两天呢？因为，当绿线巴士每隔十分钟从我身旁呼啸而过时，这样的旅途会讨厌得令人难以忍受。要是想享受原始的旅行方式，就必须让其他方式都无法办到。从没有人想用不必要的累赘方式办事。因此，乌托邦人用雕浮雕来拯救灵魂的图景是荒唐的。在一个万事皆可以由机器来做的世界，就万事都会由机器来做。自愿回归原始方法，使用古老工具，给自己添加愚蠢的小麻烦，是矫揉造作、附庸风雅的浅薄之举。这就像庄重地坐下来用石器吃饭一样。在机器时代回归手工，就是回到墙上钉着假梁木的老字号茶叶店或都铎风格的小别墅。
那么，机械进步的趋势，注定要妨碍人类对努力和创造的需求。它让手眼活动变得没必要，甚至不可能。“进步”的信徒有时会说这没关系，但你可以指出长此以往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可怕地步，使他哑口无言。例如，到底为什么要用你的手——就连擤鼻子和削铅笔这样的事情，也不必用。为什么还要用手？你肯定可以在你的肩膀上固定某种钢铁和橡胶做的精巧装置，任你的双臂萎缩成两段皮包骨的残肢吧。每一个器官、每一项机能无不如此。真的没有理由让人们除了吃喝、睡觉、呼吸、生殖以外做任何事，其他什么事都可以让机器为他代劳。因此，机械进步的逻辑终点，就是把人类变成瓶中大脑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正在迈进的目标，尽管我们不想到达那儿。就像每天喝一瓶威士忌的人，并不是真想得肝硬化。“进步”的隐含目标，或者说是瓶中大脑并不准确，但至少是某种极度非人的安逸和无助，令人胆寒。不幸的是，在几乎所有人的头脑中，“进步”一词和“社会主义”一词现在已密不可分。厌恶机器的人也自然而然地厌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总是支持机械化、理性化、现代化，或者至少认为自己应该支持它们。例如，就在最近，一位杰出的工党党员有些难以启齿地对我坦承他“喜欢马”，好像这是什么不太光彩的事情。你看，马属于已经逝去的农业化的过去，所有对过去的怀恋都带着隐隐的异端气息。我认为不必如此，但事实无疑就是如此。这本身就足以解释，体面人为何对社会主义敬而远之了。
在上一代，每个聪明人某种意义上都是革命分子。如今，说每个聪明人都是反动分子更贴切些。值得把H.G.威尔斯的《昏睡百年》和三十年后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从这种关系上做一比较。两者都描述了悲观的乌托邦，构想出一种道学先生的天堂，所有“进步”人士的梦想都得以在此实现。仅仅从想象的构建来考虑，我认为《昏睡百年》更胜一筹，但它存在大量的矛盾，因为威尔斯作为“进步”的大教士，写起反对“进步”的文章来丝毫无法使人信服。他描绘了一幅光怪陆离的世界图景：特权阶层过着一种浅薄、怯懦的享乐生活；工人们遭到彻底的奴化和非人的漠视，像穴居人一样在地底洞穴中辛苦劳作。稍稍检视一下这个想法——在《时空传说》，一个短小精悍的短篇集里，这个想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们就会看出它的矛盾之处。因为在威尔斯想象的这样一个无限机械化的世界里，为什么工人们会比现在干活更辛苦呢？机器的趋势显然是要消除劳动，而非增加劳动的。在机器世界里，工人们可能被奴役、被虐待，甚至忍饥挨饿，但他们肯定不会受无尽劳累之苦。那样一来，机器还有什么用呢？你可以让机器做所有的工作，要么让人类干所有的活儿，但二者不可兼得。地下的工人大军，穿着蓝制服，说着含糊的半人类语言，只是为了平添一种“让你毛骨悚然”的感觉。威尔斯试图暗示“进步”可能走上了歧途，但他唯一愿意想象的就是不平等——某个阶级占据了全部的财富和权力，显然出于纯粹的恶意压迫着其他人。稍微拐个弯，他似乎在暗示，推翻特权阶层——实际上，就是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就万事大吉了。机器文明还要继续，但它的成果要平等共享。他不敢面对的想法是，可能机器本身就是敌人。因此，在他其他更加明显的乌托邦小说里（《梦》《神一样的人》等），他恢复了乐观，憧憬着人类被机器“解放”，成为一个智慧的种族，晒着日光浴，唯一的话题就是他们比祖先们优越在哪里。《美妙的新世界》成书较晚，属于看破了“进步”谎言的一代人。它也自有其矛盾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在约翰·斯特雷奇的《即将来临的权力斗争》中有指出），但至少对脑满肠肥式的十全十美做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攻击，尽管有些讽刺夸张，却很可能道出了大部分有思想的人对机器文明的感受。
敏感的人对机器的敌意，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机器已经站稳了脚跟，这是显然的事实。但作为一种心态，却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必须接受机器，但可能最好是像接受药物那样接受它——也就是说，勉强而怀疑地接受。像药一样，机器有用、危险、易养成习惯。人越是屈服于它，就越是被它攥得紧紧的。你只要看看现在你的周围，就会明白机器在以怎样邪恶的迅雷之势将我们收入手掌之中。首先是一个世纪的机械化造成的品位的可怕堕落。这简直太显而易见，太广为接受，都不必指出。但说一个例子，就说最狭义的品位——对美食的品位。在高度机械化的国家，多亏了罐头食品、冷藏食品、合成香料等等，味蕾几乎成了死去的器官。看看任何一家蔬果店，你就会发现，大多数英国人所谓的苹果，是来自美国或澳大利亚的一团涂得鲜亮的棉花。他们愿意大嚼这些东西，看样子还津津有味，而任由英国的苹果烂在树上。吸引他们的，是这种亮光光的、标准化的、看起来好像机器做的似的美国苹果；英国苹果更好的味道他们偏偏注意不到。或者看看随便哪家杂货店里，工厂制作、箔纸包裹的奶酪和“混合”黄油；看看那一排排可恶的罐头，在所有食品店，甚至乳品店里侵占了越来越多的空间；看看六便士的蛋卷或两便士的冰淇淋；看看人们以啤酒的名义灌下喉咙的那些肮脏的化学副产品。不论你看向哪里，都会看见味同锯末、华而不实的机器制品战胜了依旧美味的老式货品。食物如此，家具、房子、衣服、书籍、娱乐，组成我们环境的所有其他东西概莫能外。现在有好几百万人，对他们来说，比起牛羊的低哞和百鸟的欢唱，广播的呜呜隆隆不仅更易接受，而且是更加正常的声音背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年年还在增加。世界的工业化要长远发展，品位，甚至舌尖上的味蕾，就不可能不堕落，因为那样的话，大多数机器产品就没人要了。在一个健康的世界，没人要罐头食品、阿司匹林、留声机、钢管椅、机枪、日报、电话、汽车等等；另一方面，会不断需要机器生产不了的东西。但是同时，机器就在这儿，它的腐化效果几乎不可抗拒。人们痛骂它，却继续使用它。哪怕是赤条条的野蛮人，若有机会，也会在几个月内学会文明的恶习。机械化导致品位败坏，品位败坏导致对机器制品的需要，因此导致进一步机械化，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不论我们愿不愿意，世界的机械化似乎还有自动发展的趋势。这是由于，现代西方人的机械发明能力已经被培养起来，已经几乎到了本能的水平。人们几乎在不自觉地发明新机器，改进现有机器，犹如梦游者在睡梦中也会继续走路一样。在过去，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星球上的生活是艰苦的，至少是劳累的，似乎命中注定要继续使用先辈们笨拙的工具，只有少数百年一遇的怪才会提出创新。因此，漫漫千百年，牛车、犁耙、镰刀这类东西基本毫无变化。据记载，螺丝钉从远古时代就有使用，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有人想到做个尖头，之前好几千年都是平头螺丝钉，必须先钻出孔，然后才能插进去。在我们的时代，这种事情无法想象。因为几乎每个现代西方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发明能力，西方人发明机器就像波利尼西亚人游泳一样自然。给西方人派份活计，他马上就开始设计机器为他代劳；给他一架机器，他就会想法改进它。我完全理解这种习惯，因为我自己就有这种思维，虽然不太奏效。我既无耐心，也无机械技艺，设计不出什么管用的机器，但我眼前始终浮现着，可以说是可能出现的各种机器的鬼影，想让它们帮我省掉用脑用力的麻烦。更有机械天赋的人很可能就会造出些机器运转起来。但在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下，他造不造它们——或者说，别人能不能受益于它们——取决于它们有没有商业价值。因此，社会主义者有一句话不假：一旦社会主义建立起来，机械进步的速度会突飞猛进。有了机械文明，发明和改造的过程将一直持续，但资本主义却倾向于拖慢这个速度。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不承诺即时收益的发明都被无视，实际上，有些可能降低收益的发明还会受到无情压制，就如佩特罗尼乌斯提到的弹性玻璃一样。又如，几年前有人发明了一种能用几十年的留声机针。一家大型留声机公司买断了这项专利，此后再没消息了。建立社会主义，消除利益准则，发明者就能甩开膀子干了。世界的机械化已经够快了，但至少还可能大大加速。
这真是个略显不妙的前景，因为显而易见，即使是现在，机械化的进程就已经失控了。机械在发展仅仅是因为人类养成了这个习惯。化学家完善合成橡胶的新方法，或者机械师设计活塞销的新样式。为什么？没有什么清晰明了的目的，仅仅是源于发明和改进的冲动，这如今已成了本能。安排一个和平主义者去炸弹厂工作，不出两个月，他就会设计出一种新炸弹。因此出现了像毒气这样就连它们的发明者也不认为对人类有益的邪恶之物。我们对毒气这类东西的态度，应该是大人国国王对火药的态度，但因为我们生活在机械和科学的时代，我们养成了这个观念：不管别事如何，“进步”必须继续，知识永远不能受到压制。毋庸置疑，我们口头上都赞同，机器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机器。实际上，任何对机器发展的反思审视，在我们看来都是对知识的攻讦，因此是一种亵渎。即使全人类都突然反对机器，决定逃回更简单的生活方式也难如登天。像巴特勒的《埃瑞璜》那样，砸掉某个日期之后发明的所有机器是没用的，我们还必须砸掉那种思维习惯，不然刚刚砸完旧机器，马上就会几乎不自觉地发明起新机器。而我们所有人都至少有一丝这样的思维习惯。在世界上每个国家，科学家和技术员的大军，还有紧紧跟随他们脚步的我们其他人，都在沿着“进步”的大道，像一列蚂蚁那样盲目地固执前进。希望此事发生的人相对较少，很多人积极地希望这不要发生，然而这就在发生。机械化的进程本身已经成为一架机器，一列巨大的闪光列车载着我们呼啸向前，我们无法确知是奔向哪里，但很可能是奔向软绵绵的威尔斯式世界，奔向瓶中大脑。
那么这就是反对机器的思路。它有没有道理无关紧要。关键是，每个敌视机器文明的人，都会重复这套说辞。而且很不幸，由于“社会主义—进步—机器—俄国—拖拉机—卫生—机器—进步”这条逻辑关系存在于众人的脑海之中，同样的人往往也会敌视社会主义。讨厌中央供暖和钢管椅的人，同样也是一听你提社会主义，就嘟哝一声“蜂巢国家”，然后带着痛苦的表情走开。据我观察，很少有社会主义者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甚至不知道是这样。把那些夸夸其谈的社会主义者拉到角落里，把我这章说过的话给他复述一遍，看看他会如何作答？实际上，你会得到几个答案。我实在太熟悉了，差不多快背下来了。
首先，他会告诉你，不可能“回去”，或者不可能“推回进步的大手”。好像人类历史上，进步的大手没被猛力推回过好几次似的！然后他会指责你是个中世纪遗老，并开始历数中世纪的恐怖之处，麻风病、宗教法庭等。实际上，大多数现代主义信徒对中世纪及整个历史的攻击都不切题，因为他们根本的招数是把一个现代人——他的洁癖，他对舒适的高标准都投射到一个根本没听说这些东西的时代。但是注意，不管怎么说，这算不上答案。因为讨厌机械化的未来丝毫不意味着对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推崇。D.H.劳伦斯比中世纪遗老聪明，选择以埃特鲁里亚人为理想，而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但甚至没有必要以埃特鲁里亚人、佩拉斯吉人、阿兹特克人、苏美尔人或任何其他销声匿迹的浪漫民族为理想。人们描绘一种令人向往的文明时，只是把它作为目标来描绘的，没有必要假装它曾在何时何地出现过。说清楚了就是，你一解释说自己希望让生活更简单、更艰苦而非更安逸、更复杂，社会主义者就常常假定你想回到“自然状态”：某个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好像在刀耕火种和谢菲尔德的钢铁工厂之间，在兽皮小艇和玛丽皇后号之间，就别无他物了。